犹在林中

戴钟伟

犹在林中

多数人被召唤，少数人被选择，这好像是《圣经》里的箴言。进入中学校园的第一天，我们就被隆重告知，成为了幸运的“天选之子”——来自五湖四海，从各个小学鲤鱼跃龙门考入那所省重点中学的我们，被编入了首次开设的俄语班——整个年级五个班级，其中三个班级学英语，两个班级学俄语。

新认识的班主任黄老师很庄重也很神秘地说，国家在北方各省市，精挑细选了二十所重点中学，每个学校在初一年级开设两个俄语班，未来我们将会成为国家重点培养的外交人才。幼小的心灵，瞬间被宏大的远景震荡得五彩斑斓。但兴奋之后还是很困惑——那个说俄语的邻国，好像和我们国家关系不怎么亲近，难道是要……？我们不由联想起了当年火爆一时的电视剧《敌营十八年》。有同学坚决地拒绝了学校的分配方案，执拗地转学到了隔壁的英语班，毕竟改革春风吹拂下，太平洋的浪涛阵阵拍岸，出国潮方兴未艾。但绝大多数同学选择留下了，使命召唤的魔力，很难抗拒。

后来才知道，我们这四十个班级，是为了中苏友好邦交正常化进行的战略人才储备，黄老师并不是信口开河。高三那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两国隔阂30年后首次握手。看着电视机里的新闻，我们的心潮格外澎湃，感觉我们也是一个伟大工程的建设者，起码是预备役。但当年的焦点，却不在那个头顶有幅欧洲地图的改革者身上了，这让我们难免有些失落。凭借我们当时的想象力，怎么能想到两年之后，那个说俄语的巨大实体，竟然以超音速夕阳西下，消失在历史的风陵渡口。我们未竟的外交官理想，也跟着无声无息跌入了尘埃。

但在初中时代开启之初，作为“天选之子”的我们，还是获得了许多意料之外的馈赠，除了外语课程的特殊化设置，我们也被选为了全国语文教材改革的实验班，全国范围内，据说总数比俄语班还要稀少——其它班级的语文书只有一册，我们是三册，除了主课本，还有两册课外阅读教本，一册是古代文学，一册是现代文学。教材发到我们手中时，厚厚的三大本让我们兴奋又忐忑。两册阅读教本且不去说它，就是主课本，也比其它班级的多了很多内容，单纯从课文的数量上看，压根儿不是一个量级。都说改革是破冰之旅，那时我们面对的，不啻就是一座冰川。

第一次上语文课，我们都特别惶恐不安地看着讲台上的语文代课老师——那个穿一身洗得有些褪色的灰蓝色涤卡上衣和裤子，脚上一双黑色平底布鞋；脸色略微有点儿苍白，只简单用两个铁丝发卡将花白短发别在耳侧；额头皱纹如刀刻斧凿，微笑时眼睛眯成一条线，神情举止有点儿像邻家姥姥般慈祥和蔼的老太太——与高大帅气，肤色黧黑的俄语王老师以及干练严肃，黑边眼镜背后的目光直刺人心的黄老师相比，素净、平和的她确实是显得太家常了。

老太太仿佛看出了我们仰望的眼神里的不信任，笑一笑，拿起讲台粉笔盒里的一支粉笔，回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大字“李文林”。笔划秀丽中带着遒劲，说不出地好看。多年后我在上海看到著名女书法家周慧珺的书法，不由地就想起了当年那一刻下意识的赞叹。只是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三个汉字将对我的一生有那么深远的影响，我后来赖以傍身修心，乃至安身立命的那些微薄本领，最初也是最重要的修行，都从那个早晨，那个课堂开始了。

李文林老师籍贯北京，是建国初期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在欣欣向荣的开国年代，像她这样学历的毕业生堪称凤毛麟角，理应留在某所高校或研究所里工作。但世事难料，经过十年动荡，她随着丈夫一路颠沛流离到了大西北，辗转多地，终于在我们那座古城扎了根，做了一名中学语文教师。那一年她已经过了退休年龄，是因为教育部在全国选择部分中学推行语文教材改革试点，被特聘回来专门带我们这个实验班的语文课。全新的教材体系，超纲的课程内容，一般的语文老师都望而生畏，学校只能三顾茅庐，请她这个特级语文教师再度出山了。

特级语文教师李文林果然让我们感受到了非一般的语文课。我们的第一堂语文课，不是像小学时那样，先由老师划出整篇课文的中心思想，然后讲重点词语和修辞手法，最后布置课堂作业，而是首先从朗读课文开始。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亲自领着我们，一句一句地读，而且要求我们每个人必须大声读出来。如果当年你经过我们班级的门口，一定会有点儿讶异，因为一堂课几乎有一半时间，我们班级都在大声地朗读课文。或齐诵，或独吟，高山流水，此起彼伏。等所有人都将课文读得滚瓜烂熟后，李老师才“轻描淡写”地讲一下文章作者和写作的背景，偶尔提醒注意哪些词语是新词汇，新成语。我们的课堂作业，少到让我们不知所措。

李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也很特别。她要求我们每天必须背诵一篇课外阅读教本中的文章，古文和现代文各一篇。从语气中我们听得出，她对实验教材一主二副的编辑思路还是很认可的。（那种认同，很多年以后，我看到一套民国时期的小学国文教材时才恍然大悟。）回课的节奏，是第二天早自习抽查古文背诵，下午自习课抽查现代文。为此李老师和班主任黄老师商量，将早自习提前半小时，下午自习又延长了半小时。在那时，我们才真正领略到了李老师的严谨认真——背诵检查，根本不是抽查，而是全班逐一站在讲台前“过堂”。每天最早和最晚与我们见面的，都是她。暮鼓晨钟，她一直带着和蔼的微笑，像棵白杨树一样，笔挺地站在教室的讲台上，一动不动。她的眼睛看着我们，安静而毫无侵略性，但却自带威严，就像平静辽阔，但却让人心生敬畏的大海一般。记忆中李老师从来没有发过脾气，连高声的语句都没有，但她身上有种气质让人禁不住就沉静下来，后来我才懂得，那种气质，叫作从容。

开始的时候，我和同学们一样，都因每天高负荷大容量的背诵作业叫苦不迭，也因早晨和黄昏的背诵检查头疼不已。一个月下来，好像没有正儿八经地学过课文，我们都几乎忘了怎么总结中心思想了，天天念诵着那些我们一知半解的文字，难免对李老师的教学方法产生了怀疑。那么多新课文，特别是古文，好多文章的含义我们都还一知半解，基本就是囫囵吞枣式的死记硬背呵，会不会“误入歧途”？我禁不住向同样出身于北师大，身为大学中文系老师的父亲抱怨。父亲之前一直默默关注着我每天关在房间里的背诵，听我连叹苦经，却笑笑说，你遇到了一个真正懂中国语言文字教学原理的好老师了。“文读千遍，其义自现”，别小看这每天看似枯燥乏味的朗读和背诵，它的作用比你们想象得要大得多，以后你一定会感激李老师的。

大学三年级，教授中国古典文学课程的老师别出心裁地要求我们这个戏剧影视写作专业的班级，尝试用古文写作，从个人自述到文艺批评。很多同学产生了畏难情绪，他们能娴熟地掌握悬念和情节的写作，但遇到古文，完全不知所措。而我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作业，还拿了最高分。那时我才发现，少年时日日夜夜的朗读和背诵，那些千古流传的，经典的遣词造句和叙述结构，已经成为了我的肌肉记忆，甚至是情感记忆乃至基因记忆了，不思量，自难忘。我也深深体会到了父亲当年的欣慰，中国的文脉如长河一般，慌慌张张、轻描淡写地取一瓢饮的，永远不会体会到被河流长久浸润的河床所感悟到的宽广和深邃。

仅仅是背诵，已经让我们应接不暇了，可李老师却又提出了新的实验性学习目标，我们的随堂作业加码了——每天不仅背诵课本上的经典文章，还必须要完整写下来。而且，不是简单潦草地麻木抄写，是要用钢笔工工整整地书写在李老师发下来的那种带有横隔线的练字本上。每人每天必须上交一篇练字作业，李老师会逐一评分。每天早自习的检查内容，就成了先挨个背诵课文，然后上交练字作业，到了下午自习课的最后，以李老师公布全班练字成绩收尾，而且，是公开讲评。李老师讲得特别仔细，从偏旁部首到笔画顺序，从字形结构到字与字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仿佛回到了“人生识字糊涂始”的童年，再次蹒跚学步，一路摔打但却带着满心欢喜。

很奇妙，不知怎么地，一种课程教育之外的同龄人之间的好胜心迅速弥漫在班级里，笔迹成了我们每个人的第二张面孔。当时随着各门课程深入，班级里的同学们在不同课程领域的优劣势已经开始渐渐凸显出来，考试的榜单上也有了相对固定的阵营区隔，但只有在李老师的练字课上，进入了一种奇特的公平竞争状态——不管其它功课成绩如何，在这里，把字写得好看，成了一个简单而执拗的评判体系。也许是出于对需要逻辑思维的课程初显钝感的缘故，对于练字，我产生了格外的兴趣。开始练庞中华，后来觉得庞的字体过于丰满甜腻，又自己去新华书店买了其他名家的字帖临摹。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我的练字作业被李老师经常拿出来，作为优秀的范本讲评。少年心气的满足，往往和虚荣心相伴，并不那么实际，但那一次次点评，确实鼓舞着我，改变着我。

其实，被改变的何止我一人呢？在看似枯燥重复的每日一篇练字作业的淬练下，在我们浑然不觉的磨砺中，我们那个班几乎每个人的钢笔书法水平都有了质的飞跃。这种改变不仅仅体现在班级同学相继在区里和市里举办的中学生硬笔书法比赛上获奖，就连同时带我们年级各个班级其它课程的老师也惊奇地发现，我们班的考试卷成了一种特殊的存在：出现在每个考题下的答案，凡是有中国文字出现的空白处，笔迹或娟秀，或硬朗，或端庄，或明快，各擅胜场，个性鲜明但隐隐可以感觉到有着相通的气韵，说不出的赏心悦目。很多年后，中学同学聚会，还会异口同声地缅怀那些练字的日月，回忆起最初反复临摹的《白杨礼赞》。在信奉“字如其人”的社交时代，能写一手好字，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助力。少年的我们哪里知道，那一张一张累积，越来越好看的字迹，今生将是我们身上一双隐形的翅膀，伴随我们飞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在晨诵暮课的循环中，日子过得充实而飞快。但李老师特立独行的语文课锦囊里，依然有着出乎我们意料的新花样。初二刚开学，李老师在课堂上倡议，在班级里开办一本由全班同学作为编辑和作者的班内刊物，名字叫做《竹头木屑》。之所以取名“竹头木屑”，李老师说是希望我们不必像考试作文一样讲求完整和意义，要关注自己生活中的感想、感动、感悟、感怀，把那些日常生活中容易被忽略的点点滴滴，用文字随时随地记录下来。成年后的我偶然在翻阅资料时发现，“竹头木屑”其实是则道地的成语，典故出自《晋书.陶侃传》。了解了出典的缘由，我对于李老师的深意，终于有了更完整的领会。只是，我再也没有机会兴冲冲地奔进那座苏式的楼房，向她高兴地说一声，李老师，我开始懂了。

对于这本学生自创自编自发行的刊物，温和从容而严谨认真的李老师破天荒地放弃了屡试不爽的评分激励手段，而是完全放手，编辑小组由全班同学轮流值日。我因钢笔字还写得不错，又是语文课代表，被李老师选为了作为组织者的“主编”——因为主编不仅要收稿子，还得手写每期的刊首语。那时条件有限，一本刊物全凭我们几个编辑手写之后装订成册，为了美观，每期还需要设计封面，那大概算得上是我的媒体生涯的启蒙了。《竹头木屑》的“出版”周期是每周一次，每个周六截稿（那时还没有双休日），我们用周日时间加班完成编辑和装订工作，周一交给李老师审看后，就在班级里传阅。

那时，大街小巷最风靡一时的刊物是甘肃兰州出版的《读者文摘》，可在我们班级里，《竹头木屑》的受欢迎程度远远超过了它。每一期里都是熟悉的同学们有感而发的文字，那种亲切感和贴近度无以伦比。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那本用文稿纸装订而成的简陋的刊物，就是我们班级自己的BBS——因为在传阅过程中，经常会有观者有感而发的留言。李老师是带头留言的那一个，而且她的留言出现频次最高，在某些段落，或某些词句边上，她会毫不吝啬地写下直接了当的赞语。那赞语不是分数，在我们心里，却是比分数更珍贵的隐形勋章。看似平淡无常的日子，在我们集体的共同观察之下变得趣味盎然。写作文，对于我们这个班级忽然不是难题了。我们发现了生活的另一面，生活也发现了另一个我们。我就是在那时开始，参加一些区里和市里的作文竞赛，渐渐地也拿了不少奖状回来。写作，不仅让我愉悦，还带来额外的荣光。一些看似无用的材料，在不为人知的时刻，发挥了意料之外的作用。这是“竹头木屑”成语的本质涵义，只是当时的我们还惘然不觉罢了。

也许是看到同学们的文字水平见长，为了表示对我们的褒奖，初二下学期，李老师给《竹头木屑》改了一个名字，叫《零金碎玉》，意思是我们写的那些文字，已经可以称为文章了。我们的班级内部刊物，传阅的范围也开始走出教室，在整个年级里成了一个相处流传的传说。有一天，学生会的负责人找到李老师，点名要这本刊物的主编团队加入学校学生会。学生会有份会刊《潮声》，原来的主编因升入高三毕业班主动请辞，编辑部出现了真空。我反而有些犹豫不决。在班级里，我的综合成绩常年处于中游，班长都没当过，一跃进入学生会成为校学生会干部，我有些不自信了。

那天放学后，我特地留下来，去李老师家里找她征求意见。李老师的家就在中学校园东北角一幢五十年代建造的苏式三层楼房里。楼房的年份久了，青色的外墙面斑斑驳驳地，有的地方都露出了青砖的底色，好在墙上凌乱地纵横着茂盛青翠的爬山虎，整幢楼有种历经沧桑的淡然自若。那种苏联风格的大楼，屋顶比一般楼房要高，楼道也宽得多，刚刚建成时一定是相当气派的，但经过几十年风刀霜剑，人世沧桑，楼里的住户也换了不知多少茬，无数次消磨，里外都露出了破败之相。我穿过幽暗曲折的楼道，绕过各家随意堆积在楼道里的家具杂物，根据依稀可辨的门牌号，找到了三楼一角李老师的家，惴惴不安地叩响那扇高大的灰色木门。

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个和李老师年龄相仿的老头儿。问清我的来意，回头叫了李老师的名字，也是一口京腔。李老师热情地招呼我进去。那是我第一次去李老师的家，那个开门的老头儿就是她的先生，当时是陕西师范大学的老师。家里还有一位老人，是李老师年近九旬的母亲。三个老人居住在一间三四十平方的房间里，确实有些局促，但屋内的凌乱，甚至杂乱无章还是让我有点儿意外——两张床，一张桌子和一个柜子就是主要家具了，房间里四处堆放着书籍、杂物和一些年代久远的藤条箱和木箱，墙上挂着大大小小的一些照片，算是仅有的装饰品了。在我印象中，李老师一直是挺拔整洁、条理清晰的样子，但那天在她家中，我第一次觉得她有些掩饰不住的狼狈。

李老师的先生知道我是她的学生，就指着房间里到处堆放的书籍，半是嗔怪半是抱怨地说，李老师一辈子走遍大江南北，就只会一个带课教书的本事，语文教到了特级教师，家务活儿却始终是小学生水平，连做饭也不会，家里的家务活基本都是先生承担了。李老师听了也不恼，也不争辩，只是呵呵地笑着。天色渐暗，李老师打开了书桌上的台灯，叫我坐在身旁，问我的来由。在暖暖的白炽灯光下，我将自己的担心一五一十地说给她听。李老师笑了，没有直接回答我的疑问，而是反问我，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哪个更重要？我不自信地回答，应该是读万卷书吧？我想起每天超量的朗读和背诵……

李老师轻轻摇头。她说，人生不过百年，天地万物其实是一本更大的书。我现在让你们尽量多读一些书，是因为你们现在年纪小，要抓紧行动能力有限但时间还算充裕的时候，通过书本多增长一些对世界的了解。知识知识，先知而后识，“知其所以然”固然重要，“识其何以然”才是本义。“知”在学校里，“识”在生活中。所以，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向远处看，要敢于尝试自己没有尝试过的事情。不要怕失败，不会失败的人，也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成功。我当时其实并没有完全听懂李老师所有的话，但我从她的眼神和语气里，获得了足够的勇气。

那天从李老师家告别时，我无意瞥见了挂在墙上的一幅老照片，照片的主人公是一对仿佛从老电影里走出的青年男女，男子身穿深色西装，女子身着阴丹士林旗袍，两人的眉眼，看上去有点儿眼熟。李老师笑了，说那是他们夫妻俩解放初在北京一家老字号照相馆拍摄的订婚照。文革时有“四旧”之嫌，一直压在箱底，这几年才敢拿出来。挂在墙上，偶尔看看，作用就是提醒一下自己已经不再年轻了。我禁不住又多看了两眼，那张照片上的意气风发的俊男靓女，和眼前凌乱的房间，强烈的反差让我沉默无语。往事并不如烟，很多年后一个作家的书名这样感慨，而那时的我的词汇量，以及人生的能见度，还看不到这样深刻的话语，只是内心直觉感受到一种悲凉中的暖意。

我终于鼓起勇气，成为校刊的新任主编。如果说我们的《竹头木屑》、《零金碎玉》的编辑设备是旧石器时代，那校学生会的就相当于铁器时代了——《潮声》报是采用刻版油印技术制作的，所使用的设备和小说《红岩》里印刷《挺进报》的应该是同一水平的。我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第一次学习用刻版笔在油印纸上刻字时，兴奋到手忙脚乱，一连刻坏了好几张，狼狈不堪的样子让编辑部的同学们忍俊不禁。不过好在有前面两本班级内部刊物的编辑经验，我很快就熟悉了新的岗位。从撰稿开始，到刻版、制版、印刷，直到分发到各个班级，没有经过多长的适应期，我很快成了一名身兼多职，还算合格的校刊主编了。

李老师说得没错，当我面向前方，不断向未知眺望，一个新世界就在我面前徐徐打开了。因为校刊主编的身份，也因为我时不时在校刊上夹带私货，发表自己写的诗歌，我被提名担任了学校新成立的新竹朗诵艺术社副社长。在那里，一班终生难忘的伙伴，还有一段神奇的人生旅程正在等待着我。然后，在那段旅程中，我终于选定了今生要走的方向。虽然一路走来并不是一帆风顺，但我始终记得李老师的那句话：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向远处看，要敢于尝试自己没有尝试过的事情。不要怕失败，不会失败的人，也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成功。

拜惊鸿一现的教育改革浪潮所赐，在李老师别开生面的教学里，我们愉快地度过了另类的初中三年语文课程。看似不务正业：我们朗读文辞华丽的语句，我们背诵风华绝代的典籍，我们观察生活中细微的美好与感动，再用自己的方式，建造一个属于我们的花园，让它们自由自在地开成了花。现在回想起来，那一个个书声琅琅的早晨和一个个认真念诵的黄昏，每一秒都浸透了分量十足的愉快。而那几年因作文、书法、朗诵所获得的奖状，反而显得轻飘飘的。

从容的李老师，直到初三中考前夕，依然不改大师风范——我们班居然没有组织过针对语文考卷的任何一次模拟考。李老师说，语文考试，无非是文学知识与作文，这两样东西，这三年我们每天都在练习，那些都早就储存在你们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里了，不必紧张。果然，那一年，我们整个班级的中考语文成绩创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不是捧出了作文状元，也不是发射了单科成绩的卫星，而是全班的语文平均分远远超过全市当年的平均水平，那年满分是150分，我们班的平均分在135分左右。后来听参加阅卷的老师说，教育局的相关部门反复检查了试卷，百思不得其解，整整一个班级，就算知识题全部作弊，但作文是没法作假的呵，怎么会有一个初三毕业班，每篇作文都那么出色，有几篇还破天荒地拿到了满分！后来我们当地的报纸记者还特地赶到学校，给我们和李老师拍了一张照片，刊登在报纸的教育专栏里。

因为语文成绩的拉动，我们班的总体表现也很不错，几乎全班整建制升入了高中部。那个暑假成绩单公布后，我们几乎玩疯了。好不容易收心回到学校，高一开学第一天，心情却跌到了谷底。带我们高中语文的，不是李文林老师了，而是一个也说一口北京话，圆脸的老太太，据说也是特级教师。一节课下来，我们内心翻江倒海，口音虽相似，但我们所感受到的太寡淡了——原来我们早就适应了李老师那润物细无声，但频次极其高密的化骨绵掌。

为什么李老师不带我们了呢？放学后，我们不约而同地涌到了李老师的家中，把那本来就局促的空间几乎填满了。李老师依然很从容，云淡风轻地告诉我们，因为自己是退休返聘教师，上了年纪，学校领导考虑到李老师的身体状况，可能无法适应高中三年级的高强度，所以还是请她继续带一届初中的语文。我们几乎出离愤怒，三年下来，晨钟暮鼓相伴相随，李老师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我们的精神支柱，在我们的意识中，从未想过有一天可以和她分开。有感情脆弱的女同学禁不住开始抽泣起来。李老师安慰着我们，说都在同一个校园里，还是可以经常看到大家的。而且，你们总有一天要离开中学校园的，要学会长大了。那是我们第一次了解到长大和别离是那么纠缠不清，很无助，也很伤感。

高中三年，我们确实还时不时在放学后去李老师家坐坐。李老师一如既往地关心我们的语文课学习，也会兴奋地分享在新班级里的收获。记得有一次去她家，李老师很兴奋地拿出一个厚厚的本子给我看，说这是她在班级里发现的一个写作苗子，叫高羽。那个厚厚的本子，是高羽自己的练笔本。我默默地翻看了很久，不得不承认，那孩子的灵气，远超当年的我。我至今记得那篇文章叫作《流云》，开始的第一段确实文采飞扬：我躺在草地上，看天上的云……我下意识地，有些难以抑制的嫉妒，为后生小辈的才华，也为李老师溢于言表的喜悦和欣赏。也许是赌气，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李老师家。直到有一次，同学说李老师生病了，我们一群人心慌意乱地赶去看望她，借着同学们的群体关切，我才将那段意难平悄悄抹了过去。后来想起，那时自己虽然已经是高中生了，在李老师面前，还始终是个幼稚可笑的孩子啊。

后来因为高考意外失手，我实在无颜以对江东父老，就选择了一个距离原中学很远的学校复读。一年后，考入了南方的一所著名艺术高校，远远地离开了故乡。那是又一段未知的旅程了。大学期间，乃至工作后很长一段时期，我也许是心结未消，觉得自己未能达到在校园里对自己的期望值吧，即使放假回家探亲，也下意识回避和当年中学的同学老师见面，因此也很久没有回到那所曾经度过六年晨昏的校园，自然，也没有走近那幢爬满青藤的苏式楼房，没有叩响那扇灰色的门。但每次回到家里，父亲都会提起李老师，说你应该去看看她，你能有今天，全靠李老师呵。

是啊，如果扪心自问，独自细数，一路走了千里万里，那些给我带来些许骄傲和荣光，带给我安身立命能力的最基本的本事，哪一样不是那三年李老师言传身教的呢？即使到了如今这个墨水绝迹，钢笔生锈，连语言文字也被火星文污染的年代，在这样一个教师节，我静静地在千里之外，怀念着那个从容淡定，一生经历荣辱坎坷，却始终微笑的老太太，依靠的还是文字这个平淡无比，又充满神奇的东西。可我那不合时宜的又卑微又强大的自尊和骄傲，终于还是成了自己很难跨过去的封锁线。自中学毕业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李老师了。

李文林老师走进我们生命的第一天，笑着对我们所有人说，我其实已经退休了，是临时聘来教你们语文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才发现，她在我们的生命里，从未退休。她教会我们的，是我们这一辈子最珍贵的课程，值得我们不断地复习。终有一天，我们希望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像第一个清晨时一样，问心无愧地仰头望着她，回答那无数个早晨和黄昏，她问过我们，我们问过时间的问题。

风过耳，我闭眼倾听，如重返当年，犹在那片永恒青翠的森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