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蒋顺和

第一部分 背景资料

一、共产党宣言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1921年4月，一个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海归陈望道，完成了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合著，发表于1848年2月21日的《共产党宣言》其中译本的翻译工作。同年8月，第一种中文全译本正式出版。这个“幽灵”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游荡后进入了中国。

　 《共产党宣言》一经在中国问世，就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广大进步知识分子竞相购买，以至一版再版。正是在《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影响下，催生了中国第一批共产党人。

　　三个月后的1920年11月，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宣言》清晰地阐释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尤其是宣告中国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党组织领导劳苦大众，开展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明确亮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表明了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新型政党已经孕育成熟并即将诞生。

《中国共产党宣言》在全国各地的传播，极大地提高了早期共产党员及其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觉悟、政治水平和理论素养，对促成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起到了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导作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虽然还十分弱小，但站在它身后的却是越来越多的正在将目光投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中国人。

　　可以说，正是《宣言》影响和培育了无数先进分子积极投身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从根本上说，没有《宣言》的引领，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二、共产国际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并没有成立，苏联是1922年成立的，在这5年多的时间里，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们遭到了西方疯狂的围殴。沙皇退位后，布尔什维克当权，俄罗斯劳苦大众被贵族欺压了几百年，在翻身农奴做主人后，积累的仇恨就跟山崩似的，不可遏制，工人农民自发把贵族、资本家、地主老财全消灭了。这种毁天灭地的气势，把欧洲的贵族和地主老财们吓坏了，如果不刹住俄国这股风，一旦欧洲的穷人们被发动起来，那欧洲的贵族和财主们有什么后果。

这场战争战线很长，从欧洲到亚洲远东都在打，有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参与了围殴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当时的北洋政府也派兵参加了干涉行动，段祺瑞当时想着浑水摸鱼，把海参崴抢回来，给中国人挣点光，可惜实力太弱，最后还是被赶回来了。

　　当时在北京、上海、湖南这些地方，自发的成立了一些共产主义兴趣研究小组，比如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毛泽东等人都开始自发的宣传共产主义，吸引了很多青年学生的注意。但这时候的研究小组，还仅仅是分散的兴趣小组，并不是一个有统一纲领和严格纪律的组织。

　　俄国在1919年成立了一个非政府国际组织，叫共产国际，专门帮助别国的无产阶级闹革命，让对手家里搞乱，这样俄国也就相对安全些。列宁当时面临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对共产国际报以很高期望，派出大量人员前往世界各国，接触考察各国的革命组织，找到其中比较有前途的，先进行培训，然后提供资金和军事支持。

　　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个正式代表叫维金斯基，通过在北大俄文系上班的俄国人，找到了李大钊和张国焘，李大钊当时是北大教授，著名学者，张国焘是北大学生会主席，天之骄子，通过李大钊又认识了陈独秀。在吸收了维金斯基的俄国经验后，陈独秀很快就完成了党纲的草案，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工作。维金斯基在中国呆了就十个月的时间，1921年1月便回国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去了。

　　接替维金斯基工作的人是马林，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当时马林就坐在那条红船上。

马林刚到中国就发号司令，他坚持两个原则，首先是明确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个支部；第二点是中共太穷，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起初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是坚决反对，陈独秀的想法也很正常，中国革命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必须要独立自主，但是独立自主实在太难成事了，最后陈独秀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同意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支部并且接受经济援助。

　　为了直接培养更多熟悉俄国革命模式的领导人员，共产国际从1925年开始，陆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始培养中国留学生，比较出名的有王明、博古、王稼祥等，这些人将共产主义理论学的滚瓜烂熟，被称为“留苏派”。

　　马林在中国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中国共产党太弱小了，就那么几百号人能干啥？还是国民党人多，并且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相近，值得培养和改造。于是马林和孙中山一拍即合，马林便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改造国民党上，还力促国共第一次合作，建议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陈独秀认为国共毕竟是两伙人，大家的理想信念还是有很大区别，于是又坚决反对。为了让陈独秀同意，马林专门回共产国际一趟向领导汇报，共产国际最高指示下来了，让陈独秀按照马林的意见办。

　　1923年10月，马林被调回国，但他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实在巨大，因为他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促进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完成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

　　马林回国后，维金斯基又来了，和他差不多同时期来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叫鲍罗廷。维金斯基负责指导中国共产党，鲍罗廷负责指导国民党。维金斯基作为一个老党员，一看情况不对啊，中共党员都加入国民党了，都去忙国民党的事情去了，这段时间，帮助国民党建立基层党支部，国民党得到迅速发展，中共基本还在原地踏步。最关键的是在苏联的大力支持下，国民党军队的实力已经急剧壮大，正规军也建立起来了，把陈炯明也打垮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内实力派已经和国内大资本家眉来眼去了。经历过俄国残酷阶级斗争的维金斯基明白，和大资产阶级站在一起的国民党右派迟早会和共产党翻脸，这个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到时候就会血流成河，至于翻脸的具体时间，这个就没法预测了。 维金斯基和陈独秀都看到了这点，但是他们都认为暂时还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在1926年的时候也就同意了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

　　其实真正促成这件事情的应该是鲍罗廷而不是陈独秀，鲍罗廷这个人学识渊博又极其自信，孙中山对其非常信任，任命其为国民党顾问（可惜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英年早逝）。鲍罗廷觉得自己有能力控制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是他一手参与创建的，他完全能够右右蒋介石，直到1927年4月12日的反革命政变之前，他都还自信满满，让中共对蒋介石步步退让，因为他深信只要自己在，蒋介石绝对不敢胡来。但事实告诉他太自作多情了，在更多金钱的诱惑下，蒋介石和苏联翻脸了，投向了英美的怀抱，4.12反革命政变后，鲍罗廷从国民党顾问瞬间变成了国民党的通缉犯。

　　鲍罗廷非常痛苦，陈独秀不但痛苦，简直伤心欲绝，自己领导的中共遭到重大挫折，同年7月4日，自己的大儿子被蒋介石抓住杀了，次年1928年6月6日，自己的二儿子也被国民党杀了。

　　共产国际一看，鲍罗廷和维金斯基在中国把工作开展得一团糟，看来这两个家伙水平不行，就提拔一个叫罗易的人给他们当领导。

　　早在1926年的时候，罗易就看出了蒋介石是个危险分子，还专门向中共提醒过要高度警惕蒋介石，并且对陈独秀提出严重警告，不要离蒋介石太近。罗易对蒋介石充满警惕，但是对汪精卫又非常信任。共产国际投资国民党失败后，觉得哪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靠不住，还是要依靠工农，必须搞打土豪分田地，于是将这一原则作为最高指示发给了罗易。可罗易为了拉拢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居然将这一最高指示直接给汪精卫看了，还十分贴心的给汪备份了一份。这充分说明一点，罗易不太了解中国的国情，汪精卫手下的那群军官，家庭出身非富即贵，要他们支持土地革命，斗自家爹娘分自家田地，怎么可能？

　　汪精卫看蒋介石不爽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蒋介石反共，而是因为他受到蒋介石排挤，所以蒋介石反共，他汪某人就支持共产党，反正要对着干。现在共产国际这伙人居然要自己支持土地革命，一旦自己表态支持，手下这群人还不把自己给吞了？还怎么和蒋介石斗？那就不犹豫了和蒋介石和解，和共党撕破脸皮。于是汪精卫在武汉就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继续遭到暴击。

　　拿着大把钱，结果给苏联培养出一个敌人来了，斯大林把罗易、维金斯基、鲍罗廷全部被调回苏联，又派了一个叫罗明那兹的过来。

　　既然合作有问题，那么斗争肯定就没问题了，本着这一原则，罗明那兹在武汉筹备召开了“八七会议”，决定了中共武装斗争的方针。

中国革命工作搞得一团糟，共产国际作为领导机构，肯定不会背这个锅，谁来背呢？陈独秀肯定最合适，陈独秀书生意气，哪里受得了这种黑锅，于是直接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从此脱离中共。陈独秀被免职后，从苏联留学回来的瞿秋白被共产国际任命为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任实际领导人。

　　既然武装斗争的方案已经确立了，那就开干吧。于是在1927年，中共领导的三大武装起义相继爆发，分别是“八一南昌起义”、“九月九日秋收起义”、“12月11日广州起义”，结果全部失败。

　　共产国际一看，武装起义也被搞砸了，对罗易的工作能力产生强烈怀疑，便被拆回了国。但让共产国际没想到的是，虽然这些起义全部失败了，但参与起义的部分人员，已经如星星之火散布在中国的各地，在失去共产国际指挥的情况下，反而绝境重生，趁着国民党内战之际，很快就发展成燎原之势。

　　瞿秋白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在任期内武装起义全部失败了，肯定要担责，1928年3月、4月的临时常委会上，瞿秋白两次都做了深刻检查，也正式结束了全国范围内的武装暴动。根据共产国际安排，瞿秋白在1928年5月到1930年春天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长住莫斯科。

　　从瞿秋白下课后的两年时间里，国内实际领导中共的是向忠发。向忠发是工人出身，作为武汉工人罢工运动的领袖，1927年5月被选进中共中央。1927年11月，苏联举行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活动，邀请中共派领导人参加，当时中共领导人都在负责搞武装起义，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去，就把向忠发派过去了。向忠发一看就是个老工人（42岁），很对苏联人的胃口，苏联人对工人阶级有莫名的好感，向忠发在莫斯科代表中共做了几次演讲，让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他好感倍增，随后在1928年7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届一中全会，向忠发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1928年9月回国后，在周恩来的协助下，工作开展倒也中规中矩，苏区面积和党员人数都出现稳定增长。

　　1930年6月，李立三接替已于3月初奉中央指派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和解决中共中央与远东局之间矛盾的周恩来的工作，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推行“立三”路线。李立三是搞工人运动的一把好手，成功组织安源路况工人大罢工后声名鹊起，他自大的认为中国才是世界革命的核心，建议苏联应该立即停止所谓的社会主义建设，将全部资源和精力用来支持中国革命。中共所有武装力量应该集中进攻大城市，并定下“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目标，他认为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要只争朝夕，结果是可想而知了，没能占领大城市，红军却伤亡不少。他的这番言论和做法让共产国际都惊呆了，马上想办法把李立三给调回共产国际，1930年底李立三到达莫斯科，接受思想改造，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才回国。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在斯大林和米夫的支持下，刚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学成回国，基本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王明成为政治局常委，成为事实上的领导，这一年王明才27岁，这个时候向忠发受到王明排挤，心灰意冷，已经基本不管事了。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党中央遭到严重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总书记王明又要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也要离开上海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不到半数。在当时的局面下，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1931年9月成立了以年仅24岁的博古为首的六人临时中央政治局，此前的博古连中央委员都不是。

　　1933年3月，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瑞金，到中央苏区可是要打仗的，博古知道自己对打仗一窍不通，于是就把德国人李德给带上了，并在1933年9月正式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顾问 。

　　在博古到来之前，毛泽东已经指挥中央苏区的红军打退了国民党三次反围剿，在根据地声望极高，但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一声令下，他也只能乖乖靠边站，过上了他自己所说“三年鬼都不上门”的日子。

　　李德在当上军事顾问之后，博古因受其影响，奉行“左倾”的军事冒险思想，让革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后成立军事“三人团”，军事上完全由李德负责。李德照搬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严重脱离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主张与敌人硬碰硬的作战方针，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巨大，逼迫不得不做出战略转移，开始了艰难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共产国际从1919年3月成立，到1945年5月解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走向，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极其深远。

第二部分、第五次反围剿

一、敌人的强大

蒋介石在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经过半年多的准备，调集100万大军和200架飞机，并自任总司令，于1933年9月25日开始向我各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兵力达50万人。蒋介石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政治上进一步加强法西斯统治，经济上实行封锁，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保垒主义的新战略，企图达到消灭红军和摧毁中央根据地的目的。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苦战，终未取得反围剿的胜利。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主力红1、红3、红5、红8、红9军团和中央、军委直属队共8.6万余人，开始向湘西实行战略转移。留下的红二十四师和十多个独立团等共1.6万余人及部分党政工作人员，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在中央根据地坚持继续斗争。

二、战略战术问题

开战初期红军并没有采用阵地战，按照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红军采取一贯的战略原则，在敌人两翼开展运动战，在敌后开展游击战。这听起来挺正确的，而且前四次反围剿就是基于这一方针胜利的，可在第五次却行不通了。因为蒋介石这次使用了堡垒战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用当年曾国藩打呆仗的方法，压缩红军运动战的空间。

当时毛泽东提出了外线作战的思想，就是主动放弃苏区，深入敌后，将运动战放在全国考虑的。这一思想在当时的确过于大胆，风险过高，深入没有群众基础的国民党纵深地区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无奈之举。当形势还没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时，中共中央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同时苏区高层之所以选择在内线作战，不考虑毛的外线突围，除了对局势持谨慎乐观态度以外，还有一大法宝——“短促突击”战术。

所谓 “短促突击”, 即以一部防御吸引敌人, 同时将主力埋伏在附近, 当敌军出现在我前沿阵地时, 以埋伏之主力部队 “施行短促的突击及袭击, 以便于堡垒前瓦解敌人”。简言之就是要吸引敌人于堡垒之外, 集中优势兵力, 迅速对敌人实施包围、速决歼灭。这一战术包含了当时中共用兵的几个基本原则：迅速、突然、机动、集中兵力。

李德从德国带来的“短促突击”算是当时十分先进的战术理念，带有明显的一战德军风暴突击群的战术痕迹。但是，这一战术的成功应用依赖装备，靠的是发起突击时的大量火力支援和装有自动武器的突击分队。以当时红军的落后装备，土枪梭镖，汉阳造都算先进装备，这种工业化战争的打法是完全无效的。尽管这种打法让红军频繁寻找战机打了几次歼灭战，却被国军用雄厚的兵力极为扎实地推进所化解，最终既没有消灭多少国军，又失去运动战的空间。结果就是只能在战略要地和国军硬碰硬，打攻坚战，阵地战。兵力与装备处于绝对劣势的红军自然会陷入极端被动的局面，最后全盘崩溃的结果也是可以预料的。

三、失败的原因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五次反围剿与前面的反围剿是有区别的，这是一次拥有各自疆界、政权和社会组织的两个政权之间具有总体战性质的战争，是两个政权在军事资源、组织能力、社会体制的全方位比拼。总体战的胜负是多方面决定，而直接体现在军事。

（一）军事原因

1、主观原因：（1）因李德、博古等人的错误领导，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错误。特别是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失效后不知所措。（2）军事能人毛泽东又被排挤出领导核心。

2、客观原因：（1）是双方实力悬殊。国军吸取教训，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导致红军作战已不适用诱敌深入战法，而运动战也难觅战机。（2）失去了国军高层情报来源。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各部大都在苏区周围相对固定的位置作战，主要靠有线电话而不电台指挥，红军便难以全部掌握敌军的指挥和部署情况。

3、其他：（1）战前准备不足，仓促应战。（2）1933年11月20日驻福建省的国民党军第19路军发动了反蒋介石的福建事变，而中共临时中央坚持关门主义，没有和第19路军结成统一战线，联合反对蒋介石，将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进攻国民党军的堡垒阵地，从而使红军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

（二）经济原因

1、人力枯竭：苏区的领土在一年比一年大的情况下，总人口仅 300 万人左右，连年战争消耗经济情况可以说是一年比一年差。人是经济之本，人力资源是决定战争成败的重要一环，苏区人力枯竭可以说是经济崩溃的关键。

2、粮食告罄：第五次围剿开始后, 苏区区域日渐压缩，兵员却仍在不断增加，粮食问题更形严重。加之国民党方面对苏区实施粮食封锁，实际上从1933 年春就已经出现严重缺粮问题，到1934年最艰难的时候，红军战斗部队甚至每天只能吃八两至十两。

3、物资匮乏：和粮食的严重局面比，一些依赖输入的日用品更形紧张, 苏区的食盐、布匹、煤油、药材等不能自产的生活必需品极端匮乏，尤其是食盐供应异常紧张。

4、弹药奇缺：由于国军采取稳扎稳打战术，各部不轻易跃进，红军擅长的诱敌深入打歼灭战战术难以发挥，无法缴获到大批武器弹药，这使红军主要的武器来源受到限制。红军兵工厂本身的制造能力、技术能力、管理能力与材料储存又十分有限。

（三）政治原因

1、1933年前后“左”倾领导人在苏区中央逐渐掌握控制权，苏区开始推行一系列过左的社会、政治、经济政策，如查田运动、肃反扩大化这些政策相当程度上损害了中共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共对民众这一政治资源的拥有和发展。

2、中共在早期政权建设过程中经验不足，行政体制和监督机制不健全，在一部分人中初期理想主义的热情逐渐消退, 各级政权中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现象滋生, 也影响到了中共政治力量的发挥。这些问题在军事紧张的特殊形势下, 更进一步被暴露和放大。

四、长征

红军刚刚从苏区突围时，全军上下认为这只是一场机动作战，前往湘西与红二十六军团汇合建立新的根据地。就连毛泽东也说：在中央苏区周围转个圈，把敌人调开就回来。可是大家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一条长达一年多（1934年10月10日—1935年10月19日），辗转二万五千里的艰难之路，是充满牺牲的辉煌之路。这些年轻的红军还不知道，他们将经历数不尽的险阻，谱写一段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即将在接下来最残酷的战斗中走到生命的尽头。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向西突围，国民党军队紧追其后。长征起始时采取“搬家式”转移，部队携带大量辎重，导致行军速度缓慢，严重影响作战。

　　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忙命令湘军组织新防线，企图切断红军西进道路，把红军包围在遂川以南、桂东曲江以东的湘南地区。但当时何键的湘军正分散在各地“清剿”，来不及组织大规模兵力，湘南只有一些地方部队驻守。1934年11月5日至8日，中央红军从汝城、城口之间，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此后，再一鼓作气，于1934年11月13日至15日，由郴州、宜章、良田间打开缺口，突破第三道封锁线；15日占领宜章，18日兵分两路向道县、江华挺进。但是当接近湘江时，却面临严峻考验，蒋介石在那里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

湘江战役

随着中央红军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蒋介石调整部署，意欲把红军主力围堵在湘桂交界处，阻止其进入贵州，或者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为达到此目的，蒋介石命令何键的湘军、李宗仁的桂军广泛地构筑碉堡、壁垒，并调集40万的兵力设置第四道封锁线，企图一举歼灭红军主力于湘江边。

11月25日，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发布《野战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抢渡湘江的政治命令》。命令指出，红军目前即将进行决定命运的渡江作战，要利用敌人尚未完成合围之时渡过湘江。同时也指出，敌人以逸待劳，而且武器装备占优，红军要做好遭受极大伤亡的准备。

27日，湘江之战开始。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打头阵。28日，红三军团为掩护军委纵队，在新圩和国民党军浴血作战三天两夜，待撤离战场时红五师仅剩下不到1000人。

红一军团在战斗打响后，攻占脚山铺，夺取了湘江渡口。湘军集中3个师的兵力反攻，企图夺回渡口，把红一军团赶到江里去。红一军团拼死抵抗，此时红八、红九、红五军团尚在百里之外。为了加速渡江，红八、红九军团不得不扔掉一些辎重，在后卫红五军团的掩护下，红九军团20余个小时急行军上百里，连夜过江。

红八军团在途中和国民党军遭遇，耽误了时间，赶到湘江渡口时已经第二天清晨。桂军第四十师赶到江边，猛烈地攻击，红八军团损失惨重，只有一小部分渡过湘江。此后，因为所剩人员不多，红八军团建制撤销。

红三十四师作为全军殿后部队，边打边撤，但是等赶到江边时，渡口已经被国民党军攻占。红三十四师只能转战湘江东岸，进行敌后游击战。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进行的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与国民党军展开的最为激烈的恶战。尽管红军英勇作战，部队仍然损失惨重，全军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

通道会议

按照博古等人的计划，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应该北上湘西，寻找红二、红六军团。为阻止中央红军与贺龙、萧克两部会合，蒋介石调集20余万兵力，在湘西南以及黔东一带部署防线，沿用“围剿”中央苏区的办法，广泛地构筑碉堡。

既然目的地已经暴露，如果再按原计划进军，那中央红军面对五六倍的敌人，就势必会陷入死地。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攻占湖南通道县后，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博古、李德坚持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湘黔川三省交界地带创建苏区。但毛泽东认为北上无异于自投罗网，当前形势危急，应该放弃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设想，改为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争取在战略上取得主动。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会议最后决定西进贵州。

黎平会议

12月15日，红一军团攻占贵州黎平县城。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召开。会上就中央红军的下一步行动再次发生激烈争论。李德仍坚持原先的计划，即在黔北和国民党军打一场硬仗，甩开敌军，然后北上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前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两种意见激烈交锋，在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下，毛泽东的建议被采纳。

猴场会议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瓮安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博古、李德又一次提出希望不渡乌江，掉头北上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师。但这一主张受到与会领导同志的强烈反对，会议决定强渡乌江，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随后，红一军团强渡乌江；红三、红九军团也在茶山关、回龙场等渡口渡过乌江。1月6日，红军主力全部渡过乌江。1月7日，红六团里应外合拿下遵义城。1月9日，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进入遵义城。至此，长途跋涉的中央红军终于得到暂时休整，中央机关也有机会召开会议总结此前的军事教训。这就是后来的遵义会议。

第三部分、遵义会议

一、召开会议的条件

遵义会议之所以能顺利召开，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军队将士普遍对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表示怀疑。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败，使得一些前线指挥员对当时的指挥产生不满，随着长征中的不断失利，这种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第二，领导人之间的认识趋向一致。张闻天和王稼祥早在苏区时期，就对“左”倾路线表示怀疑，长征出发后，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行军，彼此交换意见，使他俩认识到李德、博古等人在反围剿时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因此他俩提议在遵义召开中央会议，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朱德、周恩来对张闻天、王稼祥的提议也都表示支持。

第三、红军主力进入遵义城后，暂时可以得到短期休整。

二、会议时间和地点

时间：1935年1月15—17日

地点：贵州遵义

会议级别：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三、参会人员(20人)

（一）中央政治局常委（4人）

1、秦邦宪：又名博古，27岁，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中央“三人团”团长。

2、周恩来：36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中央“三人团”成员。

3、张闻天：又名洛甫，34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

4、陈云：29岁，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二）中央政治局委员（2人）

1、毛泽东：41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2、朱德：48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

（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

1、王稼祥：28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2、邓发：28岁，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

3、刘少奇：36岁，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4、何克全：又名凯丰，28岁，共青团中央书记、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四）参加会议的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10人）：

1、刘伯承：42岁，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

2、李富春：34岁，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3、彭德怀：36岁，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

4、林彪：27岁，红一军团军团长。

5、聂荣臻：35岁，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6、杨尚昆：27岁，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7、李卓然：35岁，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8、邓小平：30岁，中央秘书长。

9、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33岁，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10、伍修权：26岁，翻译。

四、遵义会议的主题

首先，是下一步的战略方针问题。是否继续执行黎平会议决定，即要不要留在黔北建立根据地，以及如何摆脱追兵、取得战略主动。当时蒋介石已经派薛岳率中央军尾随进入贵州，配合黔军前后夹击，形势十严峻。刘伯承、聂荣臻首先提出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会议讨论后决定，不再执行黎平决议，改为渡过长江向川西发展。

其次，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进行讨论。会上博古作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朱德、聂荣臻、彭德怀等先后发言。讨论的最终结果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不当，负责人指挥失误。

最后，是领导班子成员及分工调整。1、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2、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3、会后不久常委重新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由此，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实际上树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

五、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第一，在没有共产国际参与的情况下（因无法取得联系），第一次自主解决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问题。

第二，从组织路线上讲，经过长期的革命探索，中国共产党人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尽管遵义会议并未明确表示由毛泽东负全党总责，但他被选为政治局常委，逐步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

第三，从矛盾处理上讲，遵义会议成功地解决了党中央内部的分歧，树立了党内解决矛盾纠纷的范例。一方面，遵义会议对犯错误的领导同志进行了批评，并在组织上进行职务调整。另一方面，遵义会议没有单纯对某个人进行批评和斗争，而是主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第四，从成果上分析，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伟大转折。中央机关撤离遵义后，2月10日，向纵队科以上干部传达了决议内容，后来各军团又逐级下达，使红军战士充分了解遵义会议的内容。此后，红军四渡赤水，接着兵临贵阳，直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实现了北上川西的战略设想。

　　从中国共产党在一条船上诞生开始，这条航船就是按照马列主义所绘制的图纸并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建造的。在大革命后期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中共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考验时，陈独秀没有掌好舵，随后的瞿秋白的“左”倾盲动、向忠发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王明和博古的“左”倾教条等错误，几乎每次都让党的航船遭受灭顶之灾。一直到遵义会议，找到了能够驾驭航船的舵手毛泽东，才使这条航船驶入正确的航道，并最终取得革命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