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的我们（四）

姗姗来迟

　　每年春节一过，我们就要离开家按期返乡了。

莲花区的知青都是教育系统的子女，我们是第二批知青。高桥林场就是由我们16名知青和6名社员组成的一个集体。

所谓林场，是培育、管理、采伐工作的地方，但我们林场的劳动内容与这个定位完全不符。我们的山坡上有茶树、棉花树，地里有红薯（地瓜）、打籽西瓜，场里还有十几头猪……虽然对我们进行再教育的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但我们都尊称他们为师傅。

（部分知青在当年知青点女寝室前合影）

　　平时，我们就在林场集中生活和劳动，但一年中有三个阶段知青要分别下到各生产队去与贫下中农同吃同劳动，晚上再回到知青点。

第一个阶段是“春插”。清楚地记得那时的口号是“插完早稻迎五一”，也就是说，春插是有时效性的。

我们三个女生和一个男生分配在同一个叫阎家弯的生产队。这个生产队姓阎的最多，姓莫的其次。

（昔日的水库，今日旧貌变新颜）

　　插秧前的准备工作既是力气活又是技术活，轮不到我们去做。我们真正的接受再教育是从拔秧开始的（当地叫“扯秧”）。

为了抢时间，我们清晨就要下田。公历的四月是农历的三月，当年的清明和谷雨都在这个月份里。常言道“清明断雪，谷雨断霜”，虽说清明一到，气温升高，但早晨的气温还是相对比较低，即使上身穿得厚厚的，双脚一踩到冰冷的水田里，身上的热气仿佛一下就被抽干了。

当年，因为化肥用得比较少，所以育秧的水田里蚂蝗特别多。当地的俗语“蚂蝗听不得水响”真是来自生活。从拔苗、洗去根部的泥土到捆扎秧苗，动静很大，吸引嗜吸人畜血液的蚂蟥蜂拥而至。它体前端腹面有一前吸盘，后端腹面有一后吸盘，吸附力极强。第一次抬腿看到粘在腿上的蚂蝗时，我忍不住大叫起来。有社员嚷着叫我扇自己的嘴巴，说使劲扇，它们就会掉下来。幸亏我觉得其中有诈，没有照做。身旁有好心的社员教我用捆秧苗的草绳从蚂蝗咬住的地方往下刮，还真管用。但也有例外，一次怎么刮那条蚂蝗就是不下来，慌乱中我只好用手使劲拉，蚂蝗越拉越长，可就是不松口。一个社员看到我急得快哭了，用手往我腿上使劲一拍，蚂蝗就掉下来了。从叮咬处顺着小腿流下的鲜血再一次吸引了蚂蝗……很快，我变得麻木了，见到蚂蝗就用手拍；拍不下来的就权当它是块泥，它吃饱了会自动掉下来。

　　捆成一束束的秧苗由专人收集起来，一担担送到修理得平整并打好格子的水田旁，再将秧苗往田里扔。一眨眼功夫，田里均匀的布满了秧苗。下一步就是插秧了。

每块水田大小不一。最小的，一个人刚好可以躺下去；大块的，横向望去都看不清靠最边缘的人的眉眼，纵向望去这头喊话最前面的人听不到。长时间的弯腰，那种腰酸背痛难以忍受。好不容易到了水田的顶头，僵硬的腰猛一下还直不起来。到了第二天，屁股和胯骨比腰还痛。记得一次，三个社员见我插秧速度快就商量好要关住我。也就是他们在我的两侧，同时开始插秧。他们要赶在我的前面，横着再插过来，将我三面围住。不服输的劲头促使我一直弯着腰以最快的速度松秧、分秧、插秧。到头了，当我第一个爬上田埂时，便累得一个侧卧倒在地上……

在大田插秧时，男社员内急，就直接尿在田里。每到这时，就有人突然大喊：“你们看，那是什么”，我们知青反应最快，顺着喊叫的人手指的方向望去，结果是引来一片笑骂声。有过两三次受骗上当的经历后，不管谁叫喊，我们坚决不抬头。

　　春插时期雨水特别多，田埂又窄又滑。一场大雨来临，同样赤着脚，社员们快步如飞跑上去躲雨；我们走在田埂上头都不敢抬，身子像扭秧歌一样，还时不时摔倒，弄得一身水一身泥十分尴尬。有个别社员还故意使坏，让我们把十个脚趾翘起来走，使得我们摔跤的次数更多。后来经过观察，知道要把脚趾勾住，而且加快走路的速度。接受再教育，我们从走路学起。

（在大学恢复高考前夕，部分留守知青在知青点的合影）

　　到了七月中上旬，是我们下生产队的第二个阶段。这是一年当中最忙的“双抢”，我们要赶在八月一日前同时完成抢收、抢种。

记得第一天的“双抢”，完全没有经验，我穿了件短袖下田。烈日下，脖子上浸透了汗水的毛巾都能拧出水来，而衣服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此时来读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才能感受诗中每个字沉甸甸的份量：“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热得实在受不了，索性把草帽摘下，让自己完全暴露在烈日下。就大半天的功夫，胳膊晒起了一个个水泡，火辣辣的疼，再过了些日子，硬是脱了一层皮。

　　插田我是快手，可割稻子我却始终比不上社员。因为被镰刀伤过好几次手，总是心有余悸。割稻子需要技术与体力结合。技术上讲究的是双手的协调性。握镰刀的右手要先勾住稻子的根部，左手再握住稻子，右手一使劲划拉，稻子与根部脱离了。体力上割稻子比插秧辛苦多了。首先，两腿分开的跨度大，胯骨和腰部更容易酸痛；其次，右手臂要用力。一天下来，拿筷子吃饭手都发抖。

“扮禾”一般由社员操作，他们得借助扮桶把禾穗上的谷粒摔打下来。那是一种很累的活，完全靠体力，没有借助机械。后来有了一款半机械的打谷机，也得手脚并用。打下谷粒转动的齿轮靠单脚不停地踩动，双手握住的稻子也要不停地上下翻动，做到颗粒不剩。之后， “扮禾”这个词在打谷机脱粒机出现之后，就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话语舞台。

我们所做的是把割下的稻子从地里搂起再传递到扮禾人手中，再把剩下的禾把子进行捆扎，以后用来作柴火烧饭或作饲料喂牛。看似简单的一个农活，不光是机械地重复弯腰、起身的动作，稻子的叶片还把小手臂割出了一道道划痕。出汗后，皮肤又痒又痛。

　　这个阶段我们几个知青就由生产队安排轮流到社员家吃饭，每家一天。

每天清晨睡得正香的时候，我们就得极不情愿的起床，睡眼朦胧地走向各生产队，然后下田。大概四个小时后，我们才能吃上早餐。深入到社员家中，才真正看到了封建社会的陋习在农村的根深蒂固。餐桌上只有男人在坐，女人一律不能上桌；等我们吃完了，剩下的饭菜才轮到家中的女人接着吃。当时的农村真苦，而女人更是苦中苦。

才过了几天，我们就因为整天弯腰又喝水过量，脸部浮肿得变了形，以至于碰到最熟悉的社员姐妹竟没有认出我们来。

　　第三阶段是十月份的收晚稻。这是我们最喜欢的季节。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看着“麦浪滚滚闪金光，棉田一片白茫茫”，真有一种说不出的心欢畅！当我们唱起这首《丰收歌》时，那种快乐的源泉还真不是来自丰收，而是为一年的辛勤劳作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我们知青点的门前就对着一大片茶树林。一年中的采茶时间也在四季中，即为春茶、夏茶、秋茶和冬茶。

做茶叶是件很辛苦的事。每次做茶都是由场里的两名社员带着几个知青通宵达旦地进行。到现在我还没想明白为什么当年做茶都在晚上。

做茶叶最难的是控制火候，明火会把茶叶烧焦，只能用烟熏。茶叶均匀铺在一个超大的簸箕里，下面是有一定温度的土灶。隔十几分钟时间，我们就得爬到灶上用手将茶叶一边翻炒一边揉搓。两个小时左右炒至茶叶变深色出锅，然后倒出摊凉。

整晚不能睡还能忍受，就是土灶里冒出的黑烟不光让嗓子难受，最要命的是眼睛被熏得刺痛。唯一的办法就是跑到外面透一下气。到了第二天，个个眼睛肿得像水蜜桃似的。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虽然也品过不少名茶，但奇怪的是喝不出当年我们自制的茶叶中那种淡淡的清香里揉进去的烟熏味。这种特殊味觉记忆是那个年代留给我的最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