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老郑州》老城旧事之二十一 “文明戏”杂忆

一日一议

作者/史金腾

　　

辛亥革命后，新生事物不断出现，往往都冠以“文明”二字，如“文明棍”、“文明镜”、“文明头”等。

1910年后，新剧盛行于上海、汉口等大城市。新剧既新，当然也冠以文明的头衔，叫“文明戏”。文明戏用京腔或方言，是以对话的方式表现戏剧。1928年，经著名戏剧家洪深提议，将这种主要运用对话、动作、表情，传情达意的戏剧，定名为“话剧”。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会员刘瑞璘先生，是郑州花园口人，1904年曾赴日本考察。辛亥革命后，他发起“郑州通俗学社”，从上海等大城市引进“文明戏”，宣传进步思想，“文明戏”一时在郑州兴起，一直延续到解放后。

1927年，冯玉祥将军第二次主豫，积极倡导新文化，活报剧盛行。活报剧是以时事性为特征的戏剧类型，为政治、军事以及民众教育服务。当时，正值大力推行男子剪辫、女子放足，冯玉祥经常派司令部剧团来郑州，演出破除迷信、禁毒的剧目。活报剧宣传深入人心，妇女放足的社会风尚逐渐形成。

抗日战争期间，位于东三马路的铁路扶轮中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自发成立了戏剧社，自编自演小型“活报剧”在街头演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

1937年11月，上海著名戏剧家田汉、洪深率领抗日救亡话剧团在郑州演出。金山、王莹、欧阳红婴、宋元等演员在扶轮中学礼堂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新仇旧恨》《九一八》《到明天》《塞上风云》等话剧一时轰动郑州，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抗日救国热潮。

同年12月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开封孩子剧团”应邀来郑演出。在陇海礼堂公演《保卫卢沟桥》《杀鬼子》《八百壮士》《死亡线上》等抗日救国的新编话剧，被誉为“全民抗战的先声”。

郑州解放后，为庆祝淮海战役和抗美援朝的胜利，配合“三反五反”运动，街头活报剧、短话剧盛行，起到了发动群众的作用。

钱塘路上的普乐园大光明影剧院（现已建成二七纪念堂），是当时郑州条件较好的剧场。我小时候家里来了位远房姑姑，年轻有文化，喜欢看电影和话剧，她晚上去看戏，常带着我做伴，使我从小对话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二十世纪50年代，上海著名喜剧明星韩兰根先生来郑州，在大光明影剧院演出《雷雨》《秋海棠》《家》等进步剧目。韩先生是我国早期电影戏剧笑星，长得瘦高单薄，常与胖子笑星关宏达搭档。

有一次我去看他演出，那天晚上观众爆满。我记得当时韩兰根先生坐在前排正中陪人看戏，可能是一时兴起，没有化妆，他直接从座位上台，饰演一个仆人：只见他正在清扫房间，看见桌子上摆放了一碟点心，顺手吃一块，感觉很好吃。看看四下没人，犹豫了片刻，索性将碟子里的点心全部倒入自己的衣袋里。后来他发现碟子里的点心所剩无几，似乎又觉不妥，又将口袋的点心一块一块不舍地放回碟中。

整个演出没有一句台词，却把那个仆人的心理活动演绎得惟妙惟肖，逗得观众捧腹大笑。

六十年代我在武汉同济医学院读书，有一次路过武昌首义广场，见武昌剧院门口，有郑州话剧团演出“平型关大捷”的海报。

我从没有听说过郑州有个话剧团，出于热爱话剧和对家乡的情怀，我决定购票一看究竟。

那天晚上郑州话剧团的演出非常成功，我觉得演出水平不亚于武汉话剧团，特别饰演逃难的演员，演得逼真，十分感人。她精疲力尽，一屁股坐在地上说：“死了算了，我走不动了。”

后来我才知道，郑州话剧团前身是北京实验话剧团（曾叫北京民艺话剧团），怪不得演的那么好，原来是京城的水平啊！

后来我听说，郑州话剧团的丁一女演员，演过许多电影，如《黄山来的姑娘》，获得过金鸡奖最佳配角奖。还有喜剧演员陈裕德，1987年上过春晚，曾获第九届和十三届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他的表演事业正如日中天时，不幸患鼻咽癌病逝，令人惋惜。

前些时我去河南艺术中心，观看北京人艺演出老舍先生的著名话剧“茶馆”。舞台融入LED显影技术、旋转舞台等高科技，使人耳目一新，提高了现代话剧舞台表演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