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克刚：北京的最后一位病人

老丁2024

一、北京.夜奔

1981年冬，中国北京，某部招待所。

外出晚饭后，我闲闲地踱步返回客居。进得大⻔即感到出奇地安静，没有往日的喧嚣，工作人员个个轻手蹑脚。有人告 诉我有客来访，已在收发室等候我一个多小时。 收发室内坐着一位老者，边上站立着一位中年汉子。老者，被招待所领导称为“某书记”，岿然地默坐着，露着戚然的表情。

中年汉子说，老者的夫人患晚期食道癌住在协和医院，将于明早手术切除，现在想请我到医院出诊，看看能否想些其他办法。此时，老人开口说，须拜托你和我们一起乘公共汽车，我自己就是坐公交车来的。因为今天我听到有关你的介绍和消息 时已经比较晚，司机下班了，而且这是我的私事，不方便动用公家配给我的小车。但你的车资由我出。

公交车拥挤，三人站立着，摇摇晃晃，一路无话。我暗自思量，晚期食道癌患者在协和医院明天手术，我去有什么用呢?应该是对患者与家属多作精神支持，鼓励他们与医院配合，并没有其他事情可做。

三人一行，步履匆匆，几经转车，到医院时天色漆黑。一间平房，是单人病房，周围花木扶疏，环境清幽，问口一盏灯，灯下有一张纸，依稀辨认出写着患者姓名、确诊病名、明天手术时间和医生名单。房内已有多名探望者，一位身着病号服的年长妇女和我交谈，介绍了她的病史，展示X光片 上显示的硕大肿块。

望闻问切，循例进行，但切脉时却发生了十分离奇的事情，这位老妇人的脉象表达出食道非常健康，根本没有食道癌，这不禁让我大吃一惊，当然，也让我立刻精神一振，要搞清楚这个匪夷所思的古怪事。当此情景，相信没有任何医生会掉以轻心。再三再四地望闻问切，屏息，凝神，仔细地用心地体会着指下脉搏所表达的细微信息，代表食道的脉象部位的确毫无异常，说明食道健康正常。 两千年来的中医学一再告诫我们，不能仅仅依靠脉象来判断疾病，但是，一个晚期食道癌竟然在脉象上毫无反眏，天下 绝无此等事理，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例误诊！我遽下断定。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解释X片上那个硕大的食道肿瘤呢? 患者的脉象指示：这是一位贲门炎患者。此时我已豁然明瞭：一位严重的贲门炎患者，因为吞咽困难 而接受食道检查，拍照时需吞食钡剂，以致贲门受到刺激而引发贲门与食道的严重神经痉挛，食道抽搐、扭曲、变形， 就可以拍出这样一张貌似食道肿瘤的照片。

当我把我的诊断告诉大家时，病房内所有的人都以惊愕的目光看着我，一言不发，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唯独那位老妇 人情绪振奋，一再说她没有癌症，一定是医院搞错了，表现得精神矍铄，中气十足。

在这个病例的诊断过程中，我虽然应用了中医的基本方法“望闻问切”，但在病理分析中，中医的“阴阳五行”“八纲辨证”却毫无用武之地；现代医学的影像学检查，清晰地显示出病灶部位和形态，但却无言且冰冷地引导着你误入歧途。而我作为西安交大力学专业毕业生，当时任西安交大“生物力学”的主讲教师，对于固体材料在受力状态下的各种变形，早已司空见惯。这张X光片，是一根粘弹性厚壁管—食道的扭曲与畸变，作为活着的人体器官，它承受着痛苦与磨难，但却无人能够听懂它的哀泣，唯有我。我用短短的三十分钟廓清了这个病例，但却完成了中西医学与工程力学千年难遇的相逢，在这个偶然的机遇中，力学承担了关键的角色。

我在一张纸上写下我的诊断和治疗意见，随即告辞。夜已渐深，还是那位中年汉子送我到住处，并代付车资。他告诉我，这位老书记刚刚听到别人讲我的故事，没有顾上吃晚饭，立即带着他直奔公共汽车站，因为听说我即将返回⻄安，索性就等在大门口。我这次北京之行是专程到部里办理赴美手续，1981年，出国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所幸手续完成，明早返家，整理行囊，出发在即。

二、西安.小酌

在学校有一件工作需要扫尾，就是为我自己编写的《生物流变学》作最后一次校对。这天傍晚从印刷厂返家，见苏庄校长家的阿姨等在门口，告诉我说，苏校长想喝酒，她炒了几碟小菜，但今晚校长是一个人，想叫我去陪陪，说说话。

我在交大上学时苏庄校长是学校主要负责人之一，后调任天津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文革期间被打成走资派，文革后重新任命为⻄安交大党委书记，其时我的父亲戴希圣也回到⻄安，两位老人时有来往，不时在一起小酌聊天，但我从不参加，有时会为两位老人传话，那个时代电话还不普及。而这 次老校长是叫我去，不太寻常。

苏庄校长刚从北京开会回来。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刘导生是他久未见面的熟人，专程兴冲冲地赶到会场告诉他说，你们⻄安交大一位教师昨晚到协和医院为其夫人看了病，并请校長转告我，我的意见完全正确，病人第二天早晨就出院回家了。苏庄校长本就是慈眉善目，这时更是笑得合不拢嘴，看得出来他很得意。

我在想，如果那晚我不出现，会是什么结局呢? 在当时，那可是要锯开后背，永久去除至少两根肋⻣的大手术啊!

苏庄校长好奇的是，他们如何能在北京市茫茫人海中发现我。其实，是教育部工作人员将我的消息通知给多名大学校長和一些部委首長，让他们来看病。另外，我猜想与前一晚发生在招待所的事情也许有关，那晚，一个女人的哭声震惊了整栋大楼，我在下文会介绍这件事情的始末。但让我注意的是，这位市委书记，“一二·九”运动的北京大学学生领袖，文革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主要领导人，为什么会毫不迟疑地去教育部出国人员中找一位年轻的大学生物力学教师、中医师，那时他绝对不可能期盼这样的结果。

当时，我从老人的眼睛里看到了几近绝望的巨大悲痛。从残酷的战争到文革遭罪，夫妇二人生死与共，此时，老伴被医院宣布为不治之症，他要抓住任何一丝可能的希望，要为老伴拼命做到一切可能的事情，哪怕最终是无用的。

夜晚的冷风中，一位年老的北京市委书记带着他请的医生，在偌大的北京市奔波，疾行，挤公车。这样一幅画面，已不可能再在今后的历史中重复出现了。

而正是由于他这种在绝望之中不言放弃，尽最大努力到最后的坚持，直至找上了我——一个教着生物力学的中医师，这种几率实在太小了，最终却引发出了所有人都不可能预料得到的喜剧结局， 在千钧一发之际，使他的夫人免于成为刀下冤魂。冥冥之中，老天注定，命也，运也!

三，午夜.女人的嚎哭

这本来只是一例疑难病症的治疗，但是因为患者在情绪激动时的冲动行为，上演了只有在老电影和旧小说中才能出现的情节，成为街谈巷议的谈资。

那天访客盈门，大都是北京各高校和各部委文革后复出的老年人，送走最后一位时已经晚上十二点了，这时有人告诉 我，门口还有一位患者，在传达室里间的值班床上躺了四个多小时，在等着我。这是一位中年女医生，就住在这个家属院，是教育部一位职工的太太。她患严重的眩晕症已经好几个月，其严重的程度已到不能睁开眼睛，一旦睁开眼睛，便天旋地转，更谈不上走路，只能扶着墙壁慢慢地站起来。经过数月的检查和治疗毫无结果。检查是认真的，已经把所有可能引起眩晕的疾病都做了排查，没有任何发现，最后怀疑患者是否有脑瘤，脑瘤可以引发眩晕，这应该是合理怀疑。 医院下一步的做法便是开颅检查，但是，这有一定的危险， 病人必须签署生死状。

几个人将她扶出坐到了我的对面，她面色苍白，形容憔悴，双目紧闭，须别人扶持方能坐住。望闻问切，循例进行，脉象指示此人项部不适，使我想起颈因性眩晕，常常是因颈部神经及软组织发炎而引发眩晕，不反眏在血液检查或眏像检查中，主要依靠医生的经验，用双手在患者颈项肩部仔细触压来检查，有经验的医生往往可以在很短的时间获得结论，而这类病人被耽误多是因为主治医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

当我触压到颈部一个特定点时，指下有异常感觉，用力压下，患者有强烈反应。接着，她慢慢地睁开双眼，慢慢地转动脖子，向四周张望，然后喃喃自语说我不晕了，再接着， 她慢慢地站起来，慢慢地移动脚步，由于几个月卧床，她显然已经惧怕走路了，我鼓励她大胆，看着她在房间里走了几 圈，大家都为她高兴。

然而，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这位女医生忽然仆倒在地，对着我连磕响头，嚎啕大哭，那是午夜一时左右，整栋大楼的客人全被惊醒下楼，传达室和走廊挤满了人，幸好这栋楼的住客是各地高校的出国人员，没有小孩和老人。这样一闹，大家睡意全消，索性集聚聊天，人们说这 情节只在小说上看到过，想不到会真的发生。大家索要了我的通讯地址，有的人长期和我保持书信联络。

后来，教育部一位处长告诉我，这位女医生经过一段理疗后，安然痊愈。

戴克刚，中国生物工程学的开拓者之一。1944年出生于西安，自幼师从其父、名医戴希圣研习医籍并接受严格训练。大学毕业于西安交大数理力学系并留校任教，后应美国“生物工程之父”冯元桢院士邀请赴美，在加州大学从事血液循环学研究，创立了血流的非对称流理论，该理论被载入美国大学研究院教科书中。有《生物流变学》、《生物力学》、《生物动力学·血液循环》《美国FDA风云史》等著作和译著问世。曾在美国纽约、洛杉矶等地设立戴克刚医院、诊所，医术精湛，享誉海外。现居美国加州洛杉矶。 

文、图/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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