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歌的美篇（七）

君歌

我是“七一届”初中毕业生。

1968年9月至1971年8月，在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中学渡过了三年中学时光。对我来讲应当是四年更准确，因为1971年8月，大部分同学毕业分配陆续离校后，我们极少部分同学到1972年9月才分配去了近郊农村插队，在学校多待了一年。

今年是毕业50年的日子，“奔七”的我，回想起中学时光，即模糊又清晰，思绪、感慨万千。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家实施“一五”计划，把发展纺织工业作为重点。从1953年到1957年，在东郊朝阳门外先后建起三座大型棉纺厂（京棉一、二、三厂）和印染厂。我们的父辈就是创建者，他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而来，为首都建设和国家纺织业奉献了毕生，结束了北京有布无纱的历史。

1954年或1955年，我的同学们大都出生在此，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乐在厂区中”的一代。

生活在纺织厂的宿舍区，从小就接受着“爱国爱党、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红色教育。大国企“艰苦奋斗、勇往直前”的精神，父辈们“吃苦耐劳、包容大度”的传统，为我们的成长种下了良好的基因。

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起，“停课闹革命”的风潮使我们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就不到校上课了。除了在家疯玩儿，也旁观着社会上“破旧立新、游行造反、串联辩论”等革命行动，产生了些许不解和茫然。直到1968年9月，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水平的我们草草完成学业，一锅儿端的进入了中学。

面对整个社会的动荡、浮躁，本应求学的我们，心静不下来，学到的文化知识很少。以至于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时，我们这届初中生能参加的寥寥无几。

中学三年虽然没能系统的学习文化知识，在毛主席“五七”指示指引下，学校组织“学工、学农、拉练、挖洞、游行、阅兵”等，使成长中的我们得到了磨练，从接触社会中、从劳动和训练中，强健了身体，学到了处事的经验和做人的道理。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审阅军委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被简称为“五七”指示。信中有这样一段：“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学工”：是在京棉三厂的织布车间。难忘那宽大的厂房、轰鸣的机器。当我穿上白色的围裙、戴上套袖，把辫子塞在帽子中，防头发卷进机器（是有血的教训的），跟着师傅游走在一排排织布机间，观察机器上穿行的梭子是否有断线，观察织出的布匹有无不平整和瑕疵地方时，心情是即紧张害怕、又兴奋愉悦。

害怕被转动的机器中偶尔飞出的梭子击中（确实有被打到的），愉悦也像纺织女工一样的美丽。累计干了两个月，得到了几元钱夜班费，劳动所得让人惊喜不已。“学工”更加体会到了父辈们的不容易，如今那挥之不去的机器轰鸣声尤在耳边。

“学农”：是指每年的“三夏”时节（夏收、夏种、夏管）到近郊农村参加劳动。学校组织我们连续三年分别去过“东坝中阿友好公社康营大队、金盏公社雷庄村、通州宋庄公社”。我们住在老乡家中，劳动主要是做些麦收季节的农活。

有一幅画面一直在脑海中：夕阳西下时，迎着落日的余辉，女同学们排着整齐的队伍，高唱“打靶归来”，赤足走在田埂上，那一幕的英姿和浪漫……。参加农村劳动，体会到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真实意境。

“拉练”：是军队里训练士兵体质及战斗力的项目，即负重走几十公里路来磨练人的意志。

1969年底，学校组织我们拉练，有心细的同学记下了行走的路线，并形象的称为“十四岁的长征”。深冬季节，从八里庄中学出发，经过朝阳区南皋村，顺义区天竺村和木林镇，密云县金叵罗村、太师屯黄各庄、北庄村和墙子路村，返回时经过密云县巨各庄，顺义区杨镇和朝阳区东坝16中学，最后回到学校。

近半个月，大约走了300多公里，最长的一天步行约60华里。我们背着行李，住过老乡家，住在学校教室中，师生同吃同住，一路上伴着革命口号和毛主席语录歌曲声，欣赏着农村景色，呼吸着新鲜空气，赶走了疲劳和寒冷。拉练即练红心、练意志、练守纪，还练就了铁脚板儿。

“挖洞”：是1960年代初，中苏两党发生分歧，中苏之间边界冲突不断升级，毛泽东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全国进入挖防空洞、准备打仗的时期。

学校组织我们在附近的空地上也干了起来，抡镐挥锹、运土和泥，手上磨出了茧子，胳膊酸疼。记得放学后，我们还往返10几里的路，车推肩背过砖和白灰。不记得防空演习搞过没有，但防空洞真没用上。

“游行”：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现象。每当毛主席发表重要指示和一些重大事情发生，学校就组织游行。有两次规模较大：一是1969年3月 苏联军队入侵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珍宝岛，造成严重流血事件。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击退苏联军队入侵，此战打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尊严！

在珍宝岛的战役中，中国获得了胜利，而在这场战役中，有一个人也一战成名，成为了著名的英雄，他叫孙玉国。

为强烈抗议苏联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学校组织我们步行到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前，高呼口号，示威游行。据报道不足十天的时间里，参加示威游行的军民已达4亿人次以上。

二是1969年4月1日－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当时全国共有党员约2200万名。九大通过的新党章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把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写入了党章。

我们手持花束高歌游行，唱着歌：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深情迎九大，我们放声来歌唱，我们放声来歌唱。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并一致通过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对党的九大作出了明确结论：“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和自我革命，使之赢得民心、江山永固。

“阅兵”：是指1970年的国庆，我们代表首都民兵师通过天安门广场。当年的暑期，在军人的指导下，我们集合在京棉三厂的大操场上，顶着烈日练站姿、踢正步、走队型，训练中时有同学因中暑而晕倒。一个暑期下来整个人晒得脱皮儿、倍儿黑，绝对是晒黑了皮肤，练壮了身体！

国庆那天我们手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英姿飒爽的正步通过天安门，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那是我一生的荣耀。

这其中有个小插曲，我险些没能参加阅兵。经过了那么长的艰苦训练，眼看要持真枪接受检阅了，却告知我只能作为预备队员，原因是政审没通过。（我父亲的“走资派”身份还未平反）预备就预备吧，哭了一夜，早上红肿着双眼还是去了训练场。但就是这么戏剧性，因为队伍通过天安门前是踢正步，在正步起走线前要踏步等待口令。工宣队的领导找到了我，让声音好的我来率先喊出口令。老天眷顾我啊！

可敬的老师

中学三年经历了两位班主任。最初是周燕语老师，1964年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来到八里庄中学任教。她有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和温婉柔和的声音，特别是那一手漂亮的板书，让我羡慕不已。

记忆最深的有两件事：

一是开学前的家访。那天已是傍晚时分，老师来到我家，关切的询问家中的情况，特别问到了我父亲是否天天回家。刚好那天正是母亲去接被打成“走资派”并在单位关押了半年之久的父亲还未到家，我想反正父亲就要回家了，就回答老师：天天回家。如今还望老师不要怪罪学生当时没有说出实情，谅解还是孩子的我对“文革”给予父亲不公正待遇的一种逆反和委屈的心理。

二是1969年的一次教室外的全连活动，那时周老师已经是负责全连6个班级管理工作的主任。在阳光的照射下，老师白里透红的脸上露着甜甜的微笑，两只水汪汪的眼睛满含着柔情，沉稳干练的身姿和气质，让我感觉那天她格外的漂亮。记不起是哪位同学悄悄告诉我：老师结婚了。老师的言行举止、一颦一笑，给我留下了美好、深刻的印象。

1981年老师全家定居香港，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到退休。20多年里，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担任教学生们说普通话的任务。

2012年我们和老师重逢，如今80高龄的老师容颜未改，还是那么年轻，时常和学生们通话交谈，每天在微信群里转发新闻消息、逸闻趣事，关心着祖国的建设和发展，满满的正能量。

第二位是李秀芬老师。入学的第二年因周老师担任全年级的管理工作，班主任就换成了李秀芬老师。她高高的个子，白皙的皮肤，严谨的教学态度和明亮的讲课声音，是李老师给我的印象。特别是她讲授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的那堂课，令我至今不忘。由于她的细致分析和动情讲解，使我眼前展现出了雪后北国气势恢宏的壮美画面，领悟到毛主席博大的胸襟抱负及改造世界的壮志。以至于我最爱唱的一首歌就是《沁园春.雪》。

（2012年6月18日，

同学们看望李老师）

两位班主任和我们朝夕相处，在我们成长的关键时刻，辛勤的指导、点拨，扶送我们迈入社会的大门。

几十年过去了，还能记得老师们的容颜：教政治的李爱琴、吴孟权，教数学的孙传娣，教物理的张万福，教地理的吴桐柱，教化学的许佩瑜，教英语的李占瑞，教音乐的郝灵芝，教体育的栾凤仪，教美术的姚文，学生管理处的闻富兴，负责待分配学生管理的郝之广老师。

说到体育老师栾凤仪，当年在他的指导下，不少纺织厂的子弟进入体育专业队，如：“杨玉忠、黄明杰、张云琪、王磊、法亮庭、高新生、邵宝林、谷大泉等”，都是活跃在足球、排球场上的健将。

（栾凤仪老师和同学们合影留念）

还有郝之广老师，在我们等待分配的日子里，组织我们参加“学校教育成果展览”解说工作。为后来我在“主持、演讲、文字”方面能力的发挥奠定了基础。

　　（郝之广老师和我们

在展览现场合影留念）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老师们是真不容易。那时的学生不懂事，课堂上不认真听讲、嬉笑打闹，甚至还有对老师不敬的行为。

真诚的感谢老师们！您们辛苦啦！向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致敬！

不忘的同学

1968年入学时，“老三届”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奔向了广阔天地，没多久六九届毕业生也整体去了生产建设兵团。校园里只剩下“七零届”和“七一届”及后来的“七二届”学生。

在军宣队和工宣队的领导下，学生管理实行部队的团、营、连、排、班编制序列。学校的秩序也得到了恢复。1968年首都制定了《红卫兵章程》，红卫兵组织的管理严格、规范，红卫兵袖章样式也进行了统一。

能加入红卫兵组织可是最光荣的事情。当年，因为父亲的“走资派”身份等因素，我一直不被批准加入，直到毕业在校等待分配的日子里才实现了心愿。戴上红袖标那天，冯宝华、黄国权同学特地陪我去拍了照片。

我所在的二连四排，50多位同学大都是学校周边京棉一、二、三厂和印染、水泥砖瓦、白灰厂及二建公司等国企的职工子弟。

从最先认识的张桂荣（她和老师一起来家访）、陈金凤（是我通知她开学的时间）、郑秀英（每天老师一进教室，她喊起立、坐下）、蒋淑英（开学第一天我俩同桌，后来她去了上海），到经常一起串门玩耍的冯宝华、赵春莲、黄国权、张凤芝、杨维平，还有陈宝新、朱贵珍、刘淑珍、贾立新、徐芬娣、刘桂珍、王玉英、王素英、赵莲花、刘凤霞、段国营、李双娣、孙连芳、康云志、陈颖、孙露霞……

想起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跳皮筋，一起表演节目……那情景几十年一直留在脑海中。

“聪明善良的冯宝华临毕业送给我一本小相册，写着美好的祝福话语。我把同学们的照片都贴在里面，保存至今 。每每翻看时心里荡起温馨的涟漪。

豪爽直率的赵春莲，在红领巾公园参加劳动时，她“蹬着三轮车，由于失衡、车头翘起，将我们像卸白菜一样的倒在地上，座椅上的她高高腾起又重重落下，惊呆的我们瞬间又不约而同发出爆笑”的那一幕，想起来就忍俊不已。

（一排左起：冯宝华、杨维平

二排左起：赵春莲、我、黄国权）

美丽热心的杨维平，每次唱歌表演，她都会将她母亲的军装给我穿，又合身、又精神，圆了我当文艺兵的梦。

我插队去农村那天，学校用大轿子车送我们。张凤芝、黄国权同学搀扶着我老妈坐着运送行李的卡车一直送我到知青点儿，我永远记在心间。

还有一位女同学叫桂绍枝，她不是我的同班，但我俩很要好。她家住在后河大坝铁道桥方向的小村子里，我常去串门儿。性格爽快、体格健壮的她教会了我从井里打水和用扁担挑水，我插队干农活就得益于那时的所学。毕业后再也没有见过她，挺想她的。

1971年8月毕业，同学们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1996年12月，在热心的关少华、王国庆、魏茂法三位男同学的策划下，分别20多年的同学终于见面了。

分别时我们是17—18岁的稚嫩青年，再见面已进入不惑之年。在那个改革开放的年代，同学们在岗位上拼搏奋斗、成家立业，各自的孩子也已是中学生了。

自此，大家几乎每年都聚聚。退休后时间充裕了，还一起郊游、打牌、喝点儿小酒儿。

（2001年游览凤凰岭）

（2009年1月孟德明同学带我们参观“中南海”——他工作的地方）

2012年11月即将进入“花甲”之年的我们与分别41年的周老师见面了。白发上头，皱纹增多，但在老师面前我们仍是孩子。师生见面激动不已，嘘寒问暖，回忆当年，怀念青春。

到场的四位老师

　　以上是聚会当天

同学们和周老师的合影

2017年8月，二连六个排的同学们与老师大聚会，纪念入学四十九年，请来了9位老师。分别四十六年的师生再见面，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总有说不完的话！

（我们班和9位老师合影留念）

（ 2017年10月19日

与周老师在通州聚会）

　　师恩难忘，学友情深



上中学时有件遗憾的事情，就是没能实现当文艺兵的愿望。从小就爱文艺，特别想当文艺兵，中学期间参加过几个兵种的文工团考试，清楚的记得每次都唱《见了你们格外亲》，但基本上都因为我父亲的问题，政审通不过。最受打击的两次：一是考上了朝阳区文艺宣传队，半年多的时间常在朝阳区工人俱乐部和文化馆演出。队里的三十多个队员，都来自朝阳区的中学，都是七一届的。临近毕业分配，基本上留在了队里，（后来都在文化馆工作），只有我和另两位家庭出身不好的被退回了学校（一个出身地主、一个出身资本家）。

二是大概1972年等待分配的时候，多年未招生的文艺团体恢复招生。不再抱希望的我，在工宣队领导的劝说下，（现在的形势转变了，不唯成分论）再一次参加了考试。

真的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几轮筛选，我和七二届的一位女生考过并安排到宣武医院通过了体检。当时，带我们体检的同志说，回去等通知吧（好像是人艺或青艺话剧团）。几周后，七二届的那位女生等到了曲剧团的录取通知，我还是政审不过。当时想：第一关安排政审多好，也让我的心灵少受些煎熬！

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现在想想：没能走上从艺的道路也未必是遗憾！

（ 第一排中间坐着的是周颂老师）

还特别要感谢周颂老师，好像是1976年，她派学生到我家送信，介绍我到二炮文工团考试。那时我已有了稳定的工作，就婉言谢绝了。周颂老师的声音像歌唱家韩之萍 ，当年她演唱的“焦裕禄，我们的好书记”至今余音绕耳。



大事情

（1968至1972年）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随之，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据记载“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一千六百多万，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一百亿元。

1981年11月，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

1968年刚入学，正是在校的老三届学长们离校。学校在京棉三厂大礼堂组织欢送会，负责人知道我在小学时主持过联欢会，就把主持节目的重任交给了我。其实也很简单，报幕词基本上就是：请大家欣赏xxx，请下一个节目xxx做准备。记得报幕时我把下一个节目“笛子独奏”说成了“独子独奏”做准备，台下一片笑声，我还不知道是为什么。最后，表演笛子独奏的男同学，笛膜破了几次未能完成表演，不知是否和我的报幕有关，感觉很对不住他。

二、我国自行设计的长江大桥：

1968年12月29日南京长江大桥提前全面建成通车。这是当时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最大的铁路、公路两用桥。铁路桥全长6700多米，公路桥全长4500多米。是继武汉长江大桥、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之后，第三座跨越长江的大桥。

记得当时唱的一首歌是：中国工人有骨气，哎嗨，中国工人有骨气。架桥完全靠自己，一拳打倒洋奴才啊洋奴才，敢想敢干创奇迹，唉嗨唉嗨中国工人有骨气！

（1969年发生的“珍宝岛之战”和“党的九大”召开之事，前面已叙述过，此略。）

三、“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1970年4月24日 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开创了中国航天史的新纪元，使中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记得卫星绕地球时播放着《东方红》乐曲，全世界人民都能听到中国卫星的声音。发射成功那天夜里，有人喊着发“号外”的声音好像还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四、兴建“葛洲坝”：

葛洲坝水利枢纽，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坝，是长江上第一座大型水电站。大坝于1970年12月30日开工兴建，1988年12月竣工，具有发电、改善航道等综合效益，是世界上最大的低水头、大流量、径流式水电站。

“葛洲坝”从根本解决了洪水威胁，实现了毛主席“高峡出平湖”的理想，造福于民。我曾两次走过三峡，过大坝观其宏伟，叹其精典。不能忘记那些为了大坝建设而移民，作出了巨大奉献的三峡人家。

五、林彪叛逃：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刺杀毛泽东阴谋败露，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仓皇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林彪集团的余党或自杀毙命，或束手就擒。一场反革命武装政变被彻底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灭亡，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此事震惊国人，让人不寒而栗。当时让人不解：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接班人也会谋杀毛主席，太可怕了！

六、尼克松访华：

1972年2月21日－28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此前，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于1971年4月应邀访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分别于1971年7月和10月两次访华。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标志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尼克松游览长城时，由于天降大雪，为了圆尼克松的长城梦，周总理动员八十万群众连夜奋战，扫雪开路。

尼克松很激动，感慨说道：“中国人民硬是靠双手扫出了一条通往长城的路。在美国，根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动员那么多人。中国人的整体观念、纪律、献身精神和巨大的潜力，这是绝不能低估的。”

清楚的记得，见到报纸上尼克松的照片时，我还想：看上去也是个和蔼的老人，和美帝国主义战争狂魔相差甚远啊。

另外，学校也组织我们在朝阳路上清除厚厚的积雪。

回忆了大事情，我感觉这段话说得好：“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时代的印记，每个人都是时代塑造的结果，有时候时代对人的影响超过家庭与个人的努力，所以记录个人也是记录时代”。

我们和时代同行，时代给了我们生存的自尊。您同意吗？



中学生活有欢乐有痛苦，有付出有收获。感谢经历过的岁月和事情，那些“学习劳动、风波苦难、人情冷暖”丰富了我、锻炼了我、成就了我，毕竟阅历也是最好的老师啊！

回望初中时光，那是我们人生旅途上的重要节点，回味无穷！

如今我们“七一”届都是“奔七”的人了，在祖国繁荣昌盛的怀抱里，享受着儿孙绕膝的快乐，过着幸福的退休生活。

愿我的老师和同学们

阖家欢乐、幸福安康！

本文参考借鉴了“书生”写的《纪念七一届毕业50年》，文中照片部分来自网上。

周燕语老师、郝之广老师、屈凤芝老师和陈保新、关少华、沙家平、马元英、杨熙清、晏瑞京等同学提供帮助和照片。在此，一并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也谢谢您耐心阅读、关注！

202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