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松石的也说《小兴安岭的雪飘呀飘》

苗松石

也说《小兴安岭的风雪飘呀飘》

2020年夏天，新冠疫情稍稍缓解，程路去北戴河休假。程路是大忙人，平日难得闲暇，此时浮生偷得半日闲，格外思念远在哈尔滨的各位老同学。有一天晚上与我通了长时间的电话，怀念我们幸福的高中时代，问询各位同学的近况，盼望疫情过去大家欢聚一堂。

这次程路以《小兴安岭的风雪飘呀飘》诗一样浪漫的题目，无限怀恋的情感、细腻无华的文笔把我们带回了那个既充满火红亢奋，又充满青葱青涩的年代。饱满的情感如同李冀老师给我们讲《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一课时说的话，"作家的笔上蘸满了阶级感情"，细微末节的描述让我惊叹老程的记忆力。都说央视的倪萍是煽情高手，老程不差分毫，老程对同学的情感炽热如初，让我唏嘘不已。

《小兴安岭的风雪飘呀飘》也勾起了我的许多回忆，也许年代久远许多情节模糊了，也许我的记忆力比不上程路，只是想起了一些片断，用现在的网络语言是记忆的碎片。碎片多了就是好事，碎片多了就能恢复一个完整的记忆，希望同学都想起一些"记忆的碎片"，大家凑在一起，把它完整起来。

记忆之一:《十月金秋我们踏上了小兴安岭》。 1966年十月初，同学们的大部队先行去了"十一农场"，可能是因为串联去了，我们一行三人晚去了几天。只记得我们三人有我和王春雷，经苦思冥想，又询问了林振学，另一位同学是谁？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只记得我们傍晚在铁力火车站下车，铁力县是一个林区的小县城，不算小的火车站广场，稀少的人口，四周全是低矮的平房，只有一个火车站的水塔突兀的站在那里。离广场不远是农场的招待所，当晚我们住在这里。

这里免费吃住，白白整洁的被褥，大大的白面馒头，我们三个人住一个单间，暖暖的一铺小火炕，房间里有洗手盆和盆架，还有一个漂亮的暖水瓶几只老式的玻璃杯，有个中年女服务员给送开水，这一夜我们睡得相当香。

第二天一大早，吃过早饭，我们要翻过一道山步行去生产队，恰好有一个农埸的职工与我们同行给我 们带路。

出城不远，我们开始翻山。那人说，我们脚下就是小兴安岭。那天阳光明媚，草叶、树叶都是金黄色，虎尾草饱满的籽粒在逆光下灿烂辉煌并呈现美丽的光环，一幅秋高气爽、丰收在望、谷满仓粮满囤的景象。

突然，那人说:"你们看、你们看，树上结的猴头菇。"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见长在树上的猴头菇。

一会儿，那人又说，"你们看，这是熊瞎子的脚印。"果然有一片草被压倒了，半湿的泥地上有一个很大的大脚印。我害怕了，一阵毛骨悚然，真的遇上熊瞎子该怎么办！

我好奇的问"脚印这么大?"

那人说"这是后脚印，除了脚还有后腿一块踏上去的，所以脚印这么大。"他又说，秋天的熊瞎子一般不会咬人，只要你不惹它，它不会攻击你。

那人又说，你看这树上是熊瞎子钻树趟子挂的毛。果然树上有一撮一撮的熊毛。

那人还说，山上有蘑菇、有掉在地上的野梨可以拣着吃，但千万别吃"没有把的梨"。

我又问"为什么?"

那人说，"熊瞎子粪跟野梨一样，就是没有把。"

我深深地"噢"了一声。

我们都有些害怕了，怕熊出没，缩着脖子，快步下山。

大约走到中午，远远看见一个小村庄，我们走了一个上午，第一次看见村庄、看见人烟。

那人说，我们开荒时这里没有路，野猪是走平路的，所以有野猪脚印的地方都是平坦的。我们延着野猪的脚印开辟道路，每隔30里地建一个村庄，大约步行半天时间，为的是休息打间联系方便。那人还说，中午我们就在这里吃饭。我们到地方了，吃完中午饭，剩下的路你就自己走吧，只有一条路，你就顺着路走吧，再看见屯子就是21队了。

我记不准了，当时我们同学可能不在一个生产队，可能后来合在一起了。王春雷他们到了，下午我自己还要背着行李再走30里路。

我自己背着行李走路，没有人唠嗑说话，只剩下了无穷的孤独和寂寞。走啊，走啊……总觉得这路永远走不完。十月的小兴安岭天黑得很快，越走越看不清路了。后来发现稍微有点亮的、有反光的地方就是路，只能顺着有亮光的地方走。

那时是沙石路，走起来沙沙作响，声音还很大，总觉得后边有一个无形的人跟着我走，我走他也走，我停他也停，怪害怕的。

走着走着光亮没有了，四周漆黑一模一样，真是伸手不见五指，不知向哪里走了。我想"坏了，听说这里经常有狼出没，找不到屯子要迷路了，今晚要喂狼了！"这时还想"怎么同学都不在身边，有个同学壮壮胆也是好的。"

越走越怕，后边沙沙响，我不时回头看看，好像有一只狼跟着我……。

忽然，觉得前边有一点点、昏昏黄黄的光。是看不清，还是产生错觉了？我用手摸着往前走，突然手摸到了硬硬的东西。

啊，那是土牆，我摸到了土牆。靠近细看，那昏暗的光原来是一个小小的窗户，窗户里边有小小的，蚕豆大小、晃晃悠悠、忽明忽暗的小油灯。

哇噻，我心里一片释然，原来我已经进屯子了。这里不通电，还是点煤油灯。我顺着牆摸到了门，敲门问路。

屋里出来一个人，矮矮的、胖胖的，一个十足的车轴壮汉。那人白色的军衬衣、黄色的旧军裤，打着一个大号手电，踏着十分泥泞的道路，一呲一滑地把我送到同学的住处。一进门，昏暗的油灯下，一片欢呼声，我找到了同学们！

记忆之二:《马耳茬和长趟子》。1966年文革刚开始，李明启、刘玲玲等一批同学响应号召，以邢燕子、侯隽为榜样，先于同学们两年上山下乡去了铁力"十一"农场。他们的行动对同学们影响很大，因此秋天我们去"十一"农场劳动锻炼。李明启、刘玲玲等几位同学还去看望了我们。

这次下乡劳动不同往常，时间长、地点远、劳动强度大，我记得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十一"农场的垅很长很长，看不到头。我们的任务就是割黄豆，一上午累死累活只能割一条垅，当地农民叫这样的大垅是"长趟子"。

王灿同学像个"打头的"，每天割地他都抢在前边，抢在第一集团的有王松林、程路、张大忠等同学，我属于落后"打狼"那伙的，我总是远远的看他在前边。这"长趟子"总是割不完，总是不到头。王灿远远地在前边，他把大家落远了就躺在地上休息，有时还拔棵黑々的"甜星星"吃。割着割着，有时王灿前边的地里会窜出一只傻狍子，窜出几步站在那里回头傻傻地瞅着我们，同学一片欢呼声！

我总是撵不上，刚刚撵上大队不等休息，王灿又腾地站起来，又跑到前边去了，我只好又得撵。

好不容易盼到了地头，草地上结了一层亮晶晶的、显得有些美丽的薄霜，累得不行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管地上有霜没霜了，躺在地上就休息。别看这薄霜有些美丽，但对人是毫不客气的，这层薄薄的霜让我受了风寒，腰疼了。游走不定的腰疼是典型的风湿症状，这个毛病让我带了一辈子。

那时我们不会干农活，但我们不会偷懒、不会藏奸耍滑，拼命的干活，真的想与工农兵相结合，改造自己、锻炼自己。据队上的干部说，当时我们全班平均每人每天割二亩二黄豆，可见当时的劳动强度。

"十一"农场的伙食很好，白面馒头、白面豆包、糖三角，有时早晨是油条、豆浆，白糖随便吃。由于劳动强度大，我们的饭量成倍增长，半斤一个的豆包我一顿吃三个。记得每天天黑才收工，大约还要趟黑走半小时的路回食堂吃饭。我饿得有些走不动了，所以每天午饭偷偷揣半个大馒头，下工回来的路上趁天黑别人看不见偷偷吃几口。我还偷偷的向潘云超传授经验，让他中午也揣半个馒头。

21队的那个队长，我已忘了他的姓名，只记得他很壮、很朴实，40多岁，一口山东腔，没完没了的给我们开会讲话。

"马耳茬、马耳茬"，一天王灿一口山东腔地学队长讲话。"马耳茬"是说割黄豆时茬口留高了，落下两个豆荚像马耳朵一样，当地农民叫"马耳茬"。队长每天没完没了、絮絮叨叨地讲"马耳茬、马耳茬……"，不让我们留"马耳茬"。

不管 王灿搞恶作剧还是开玩笑，我们男生也就一口山东腔的"马耳茬、马耳茬"不离口了，大事小事、见面吃饭，甚至上厕所都是"马耳茬"了。直到现在王灿的山东腔的"马尔茬"还经常响在我耳边。

记忆之三:《胜利大逃亡》。我们在"十一"农场劳动一个月了，体力不支了，同学们越来越疲劳。天气也由深秋进入初冬，下雪了，天越来越冷了，我们带的衣服也不够用了。

面对这没有时限、没有归期的下乡劳动，大家有些躁动了。记得徐文君分析:虽然学校同意，但我们是自己要求来的，谁也没规定什么时候回去，回不回去我们自己说了算。因此同学们一致要求回去。

当时李老师寡言少语，也不怎么管我们了，只是跟着我们一块下地干活。李老师讲课时声音铿锵宏亮、余音环绕，漂亮的楷书一笔一划苍劲有力，金丝眼镜，一副人民教师形象。但这时李老师憔悴了，冷眼一瞧身体也单薄了许多。由于文革师生关系有些疏远了，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心里一阵阵觉得说不出来的滋味。

当时道路翻浆泥泞，为了保护砂石路面，按规定是不允许走车的。文革时期，学生是惹不起的，队里只得派了两辆马车送我们。

这道路翻浆很泥泞，马车确实不好走。车老板不停地甩着长鞭子，打着辕马和拉旁套的马 ，马也四蹄着地很卖力，一点也不缓套。但走了不长时间，还有大半的路没有走，车老板说:"马走不动了，再走马就要炸肺了，马就废了。"并用手指头抹了抹马的鼻孔给我们看，我看见了淡淡的血丝。

因为履带拖拉机对路面损坏太大，21队希望我们返回去，再帮助队里割黄豆，等道路封冻了再用拖拉机送我们。

还是徐文君有主意，道路封冻了还要等一个月，我们不能等了。我们就站在这里，一定会派拖拉机的。

队里怕事情闹大，果然派出了东方红54履带拖拉机，拉着一个大拖车赶来了。这时天已快黑了，大家匆匆登上拖车。我坐在车尾，看见迟云增上车有些困难急忙拉她上车。车上没有地方了，她只得挤吧挤吧坐在我旁边。天很冷了，车上有块大苫布，大家钻在苫布下御寒。折腾了一天，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记得怎么到的火车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