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 rgb(47, 47, 47);">我的老父亲——张玉树,微信名:玉树临风,是一位非常优秀、非常受人尊敬的农村小学教师,生于己巳(1929)年冬月十七, 今天九十大寿了。老父亲最近几年基本没有生病吃药住院治疗的情况,参加单位组织的体检,没有大疾,没有三高,耳聪目明,走得动、吃得香、拉得爽、睡得沉。整个晚年生活充满了幸福感、快乐感、满足感!祝老人家生日快乐!寿比南山,福如东海!</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 rgb(47, 47, 47);"> 九十年风雨历程,九十载沧桑岁月,老人家见证了国共两党的政权更迭,跨越了新旧两个社会,饱尝了战争烽火、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文革浩劫的生活磨难,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的严峻考验,阅尽了世道沧桑,尝遍了人间酸甜。当然也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友情的真挚、亲情的厚重。晚年欣逢祖国盛世,分享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得已安度晚年,乃人生之幸也、福也、值也!</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 rgb(47, 47, 47);">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父亲的老家洛碛镇解放了,老爸的二哥(时任洛碛镇伪镇长,任伪乡镇长近三十年)和三哥(时任沙地乡伪乡长兼沙地小学校长)因积极组织镇上群众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入洛碛镇、配合共产党组建新的人民政府、主动把家里位于镇上的资产交给人民政府等,解放后没有像其他伪乡长、伪镇长那样被镇压,但还是被无产阶级专政判刑入狱了,他们的父母也被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交给群众管制,家里的土地和住房等在土地改革时都分给了穷人,家就这样坍塌了。父亲在他们七弟兄中排行老五,当年才二十岁,父亲和他的四哥刚刚初中毕业,两兄弟就主动申请到农村小学去当小学教师,组织上把我父亲分配到位于洛碛公社高堰大队的鹅公堂小学教书,在那里没有工作多久就调到颜家黄桷树小学了(后来的高桥小学),这个学校位于洛碛经龙兴至县城的一条青石板大路旁,出洛碛镇一路上坡到马骝坎后就一直往下走,直到最低处的高家大桥,然后青石板大路转而一路向上延伸,在一个桠口处有一个三湾大塘,往上看大路的尽头,又一个桠口处矗立着一栋木穿斗结构的三合院,面朝太阳升起的东方,其中正房及右侧箱房是平房,左侧箱房是三层楼房,右侧平房住着两户村民,正房及左侧箱房一楼是教室,正房与左侧箱房转角处是师生食堂及上二楼的楼梯间,远道的学生中午在学校蒸钵儿饭吃,二楼是老师的办公室和宿舍,三楼是晒楼,晒楼四周只有木柱头,没有墙壁,柱头之间是半人高的木栏杆,晒楼有四间教室大,主要用于教师凉晒衣服等,学校的建筑很向阳、很洋气、视野很开阔,给人以居高临下之感!距洛碛镇约六公里。可惜在八十年代中期学校改扩建时被拆除了。操场在学校后侧六七百米处的青石大路旁一棵古老黄桷树下,所以称其为颜家黄桷树小学,操场有一个足球场大,主要用于上体育课,每周的早会还是在教室外的坝子内举行,操场四周都是学校的菜地(在七十年代文革后期复课闹革命时,利用操场边上的部分菜地修建了教室用于办戴帽中学),那棵古老的黄桷树很有特色,树干中心是空的,还有被火烧的痕迹,其中一根很粗的树枝横着平行于操场伸向操场的正中央,学校在树枝上套了一根很粗的麻绳让学生们去攀爬,黄桷树还有一条很粗的树根横卧在青石大路上面几十公分高的土坎之上,裸露在外的树根就像一根天然的长凳,过往行人走累了就坐在树根上休息,长年累月,树根被坐得油亮油亮的。这个学校的规模比鹅公堂大得多,当时的高桥、狮子、新桥、山轮等四个大队的孩子都在这里上学,从初小到高小六个年级是齐全的,是当时农村少有的完全小学,那时农村孩子都是10多岁才上小学,小学高年级的学生都是20岁左右了,也是在这里我父亲与他教过的学生结婚了,我和大妹妹都是在这个学校出生的。1958年党和政府发出号召:“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我妈妈响应号召带着我们两兄妹到舅舅所在的高桥大队第二生产队落户,这个生产队基本上都姓向,全生产队的人,我们不是喊外公外婆就是喊舅舅舅娘,或者表哥表弟、表姐表妹。当时没有住房,其中一个我们称为二外公的在下湾借了两间房子给我们住,我们在那里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我的一对双胞胎弟弟就是在那里出生的,由于生不逢时,两个弟弟出生不久就夭折了。后来我们的大舅舅、二舅舅共同借了两间房子给我们,我们的家又搬到了水井湾,我二妹妹是在水井湾出生的。1962年父亲向亲戚朋友借了460元钱在高桥大队第一生产队的高家桥大湾买了木穿斗结构一丈三顶八的七柱三间住房,次年我们的家又搬到了高桥一队的高家大湾,但要把我们一家四个人的户口(父亲是非农户口)从二队迁移到一队去是非常困难的,首先是一队要求二队划拔相应的土地过去,好在二队的社员都是我妈妈的娘家人,二队不仅将处于两个生产队边界上的一块大田和一块大土划给了一队,后来一队的社员自发地用我妈妈的名字命名这块田和这块土,称其为“向锡英大田、向锡英大土”,一直到现在都未曾改变;还批准我们在二队砍了很多根柏树在一队的新家修建了猪圈屋。其次我家新买的三间住房必须借一间给生产队作保管室,主要用于保管生产队的粮食种子。在上述条件满足后我们才把户口迁入高桥一队,我们的家才算真正地在农村安顿了下来,我爸感恩戴德地在镇上供销社的馆子里请客感谢了有关人员。生产队借用那间房子直到80年代初才还给了我们,我家幺妹就出生在高桥一队的高家大湾。改革开放后,由于我们四兄妹先后参加工作离开了农村,父亲退休后也与母亲一道随子女离开了农村,位于高家大湾的房子在九十年代初才卖掉了。</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 rgb(47, 47, 47);"> 父亲早在1960年就从高桥小学调到更边远的廖家桥(新屋小学)去教书了,这个学校是为解决边远地区的孩子就近入学而新办的,只有两个班,除我父亲外还有一个女老师。当时狮子大队在大山里面还办了一个混合班的学校,一个学校一个老师一间教室,其实教室就是老师家茅草房中的一间,几个年级的十几个学生混合在这间屋里里上课。廖家桥小学离我家比较远,父亲在土瓦钵上缠了一圈铁丝并做了一个活动的便于携带的提手,就像现在的便当,每天去学校上班就随手提一钵包谷羹到学校作午餐,冬天天气冷,就在学校院子里一个叫何廷明的农民家热一下吃,我8岁那年到廖家桥小学上学了,父亲就是我的启蒙老师,我家距廖家桥不仅很远,而且路不好走,特别是要经过一个叫梭山沟的地方,没有人家,很偏僻很荒凉的,还要爬很高的一个山坡才能走出梭山沟,毎天去上学都是我爸手上提饭钵(父子俩的午饭),背上背着我爬上山坡的,一是我走不动,二是怕我走慢了要迟到。我在廖家桥小学读了一年,确实路程太远,加上大妹也到就近的高桥小学上学了,为了有个伴我就转学到高桥小学二年级插班了。那时候农村人家烧火煮饭的燃料很难解决,除生产队分的粮食桔杆(包谷杆、黄豆杆)及荒山上砍下的薪柴外,主要还是靠自己到十多华里外的大山上砍柴及山边的公社煤厂买煤,老爸经常利用早上或中午的时间到公社煤厂去买煤,把煤挑到学校后继续上课,下午放了学才把煤挑回家,星期天又要到山上去砍柴,很辛苦的,当然我们几兄妹稍大一点也上山砍柴和去煤厂买煤。好像是1966年父亲生了一次大病,由于他带病坚持工作把病拖的很严重,实在撑不下去了,才独自一人利用星期天从洛碛乘船到长寿县医院去检查,在船上巧遇高滩岩医院(现在的西南医院)到长寿县医院搞四清运动的工作组,其中有好几个是专家型的医生,在船上一眼就看出我爸病得不轻,在船上就为他做了初步检查,到了长寿后工作组的同志就直接把我爸带到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当即确诊为严重的肝脓肿,已导致肝化脓,医院当天就向单位和家里发出了病危通知书,由于病情严重,高烧一直压不下来,几乎每隔一个星期就有一次病危通知书,严重的时候每天要从肝脏里抽很多浓,在长寿医院住院治疗了一年多,我妈妈先是带着一岁多点的幺妹到医院去护理父亲,后来幺妹都顾不上带了,把几个妹妹全都交给我,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带着几个妹妹过日子,什么状况可想而知,我记忆最深的是背着幺妹去上学,一进教室她就哭,我只有把她背出教室站在教室外的窗户边上课,这段时间生产队分粮食我们是拿不回来的,好在生产队好人多,每次分粮我们去与不去都有社员帮我们送到家,生产队的邻居和舅舅、几个姨妈、幺爸等亲戚经常来看我们、帮助我们。一年后父亲基本痊愈回家继续疗养,但是由于长时间的高烧,大脑严重损伤,记忆力一度丧失,父亲生病那段时间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父亲本来月工资只有36.50元,按有关规定生病半年后就被列入了编外,发70%的工资作生活费,我家每年还得向生产队补交口粮款100多元,但组织上不仅全额报销了医药费,还给我爸解决家庭困难补助,免除我们读书的学费,领导、老师和学生们经常到医院和家里慰问,每次慰问都会带着物质的和精神的慰问品,我印象最深的是很多老师都带上他们自己用毛笔在各种颜色的纸上写的毛主席语录,并且亲自张贴在我家的墙壁上,内容都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等,把我们的家装扮得像单位的会议室一样,使我们全家人深深地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也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力量。老爸在家调养半年后身体才基本达到上班的要求,组织上为了尽量解决我们家的困难,就把我父亲调到离家最近的高桥小学,父亲重新工作后工作责任心更强了。</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 rgb(47, 47, 47);"> 1972年前我们年年都是生产队的第一补钱大户,一家除父亲外的五个人都在生产队分口粮,只有妈妈一个半劳动力挣工分,每年都要补口粮钱100多元,现在大家觉得100多元不是一回事,但那个时候一个小学老师的年工资才400多元,一个大男人在生产队干一天的工分才值两角多钱(有的地方是7、8分钱),所以我初中毕业后的1973年3月(5月才满18岁)就到高桥小学去当代课老师了,月工资虽然只有26.50元,但每个月交生产队12元后,还有10多元贴补家用,而且生产队还要按当月全生产队工分最高的一个社员的标准给我记工分,我家才从补钱户转为了进钱户,但我们家庭经济条件的根本好转,还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兄妹四人陆续工作后的事。</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 rgb(47, 47, 47);"> 父亲从事农村小学教育几十年,始终坚持"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在教学上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很多家长都非常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他的班上来,在高桥、狮子、新桥、山轮四个大队,有很多家庭两代人都是老爸的学生。在做人方面,总是以自己的言行教育影响学生。这里仅举三件事例:一是在廖家桥教书期间,由于廖家桥小学前面有条河沟,廖家桥其实没有桥,人们靠跳蹬石过河,一下大雨,河沟就涨水,学生过不了那条河,我爸总是到河沟那里去把河沟对面的学生一个一个地接过来,河水涨大了,他就一个一个地背,河水实在涨大了他背都有危险了,他才让同学们回家去,待水退下去后再来上学。二是在高桥小学教书期间,有一个学生在距学校约一公里处的三湾大塘游泳溺水了,听到呼救声,他是飞一般地奔向出事地点,纵身跳入水塘救人,待其他老师和附近的村民赶到时他巳将溺水学生救上岸了,当然他也精疲力尽瘫倒在塘坎上,好一会才恢复过来,事后大家都说他不知从那里来的那股劲,比年轻人都跑的快,水塘边有块水田,虽然不是很宽,平时没有那个人能跨过去,没想到当时父亲纵身一跃就飞越过去了,当然那个溺水被救的学生,几十年来坚持经常来看望我父亲。三是有一年寒假期间,他一早去洛碛镇赶场,刚刚走到洛碛场口,看见几个人从洛碛完小的围墙上一张一张地往外面搬学生书桌,他突然大吼一声:“抓贼啊!有人偷学校书桌”!几个人见势不妙,趴腿就跑了,有效地保护了公共财产。</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 rgb(47, 47, 47);"> 几十年来父亲非常关心政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特别是在五十年代的大鸣大放时期,有人专门来启发鼓动他“要敢于鸣放”,我父亲当时既不摇头也不点头,一个微笑就过去了,事后我爸说:“我们这种人在那种政治环境下,只能吃补药不能吃泄药,只能装傻”。当年那些敢于鸣放的人大多被打成了右派,包括启发鼓动我父亲的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不参加任何红卫兵组织,也不参加辩论,更没有参与派性之争,学校停课后他就在家养信鸽,但是灾难还是降落到了他的头上,一次他去领工资,那时教师的工资已经无法按时发放了,一般都是学区的事务老师(会计)收到上面拨来的钱后,才通知老师们去领工资,一次要领几个月(包括前几个月拖欠的)的工资,途经洛碛镇新湾大队的毛草坪时遭遇了“反到底”的武斗人员,误把他当成“八一五”的人围着就打,好在被当地蔬菜队集体干农活的社员发现了,社员们举起锄头就冲了过去,赶走了武斗人员,把父亲从武斗人员的钢钎下救了下来,但身上多处受伤,住院治疗了好长时间才康复。</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 rgb(47, 47, 47);">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平时说话做事都是小心翼翼的,稍不留神就要出政治问题,记得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为了给妈妈抢占一个麻包谷不晒太阳的位置,在掌管保管室钥匙的社员还没有到时,我同几个发小一道从生产队毛草房保管室大门上面的缝隙翻进了保管室各自抢占了一个位置,没有占到位置的一个社员不依,直接跑到大队书记、治保主任那里报了案,称生产队有阶级斗争新动向,添盐加醋地描述了案情,书记听后责成治保主任、贫协主席和生产队长处理,在处理过程中,其他几个孩子(农村干部家庭的孩子)陈述事实时,报案者说他们是好心办坏事,而轮到我说话时,报案者就呵斥:你这个兔崽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没有发言权,破坏农业学大寨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好形势是你们的阶级本性决定的。我妈妈听后气不打一处来,当场就与其大吵了起来,好在其他社员相劝,几个干部也是好人,最后生产队长发话:谁都不要说了,几个娃儿占个阴凉处,不准上纲上线,一场风波才基本平息下来,但我父亲放学回家听说后还是专程上门向人家陪礼道歉,其实不是这个社员有多坏,当时她根本就没有搞清楚是那几个娃二翻进去的,特别不清楚除我之外的全是生产队干部家的孩子,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处境迫使她只有把矛头对准我,不然下不了台,后来队长发了话后她也没有再追究了。 在改革开放前,像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在社会生活中是很难受的,升学、参军、参加少先队、红小兵、红卫兵、基干民兵、入团入党都是很困难的,因为那时的政审,要审查祖宗三代,因此我们几兄妹升学、入团、入党都受到了严重影响。1977年我参加高考就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后来入学后根本不敢申请入团,都快毕业了,我们班上只有我一个人不是共青团员,班主任王彤老师亲自找我谈话:你很快就要毕业了,出去就是国家干部,不入团是不行的,我知道你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如实写出来吧!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出身不能选择,道路是可以选择的,你各方面的表现都不错,团组织会接纳你的。所以我入团时都快25岁了。参加工作后,1982年我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就因为我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问题,特别是我二伯、三伯是伪镇长、伪乡长,我填写社会关系时都是写的解放后入狱劳改去了,可是组织上不相信,认为伪镇长、伪乡长一定是被枪毙了的,外调人员在法院又查不到档案,直到1986年在县长的亲自过问下才解决了我的入党问题,当时我已任副局长两年多了。</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 rgb(47, 47, 47);"> 我父亲在八十年代初就因病提前退休了,父亲常常对人讲:“共产党好啊!我一辈子领的退休费比工作期间领的工资都多”!父亲退休后与妈妈一道帮助儿女料理家务、带孙辈,享受天伦之乐,如今四世同堂,孙辈们都成家立业了,曾孙辈都有三个了,即将迎来第四个曾孙,老父亲一生不喝酒,年轻时抽叶子烟,退休不久就戒烟了,也没有克意锻练身体,一生乐观大度,不计得失,喜欢开玩笑,偶尔还同儿孙辈玩微信抢红包,善于与人交流,包括摆地摊的、卖菜卖肉的。可惜妈妈患癌症经一年半的治疗后,还是于1994年离开了我们,妈妈的离去,是妈妈的遗憾,爸爸的泪,更是我们兄妹心中的痛。我们兄妹一定倍加孝敬父亲,照顾好他老人家,让他始终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让父亲的晚年生活充满幸福感、快乐感、满足感!绝不让他有半点的孤独感、失落感、被嫌弃感。这是我们做儿女的对父辈应尽之责!</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 rgb(47, 47, 47);">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几十年来,爸爸、妈妈含辛茹苦,栉风沐雨,把全部善心和爱心都倾注在了我们晚辈身上,把全部心血和精力都无私地奉献给了我们。 我们的父母,从来不说累、不叫苦、不叫穷,正直坚强,为人宽厚,与人为善,乐于助人,她们勤劳朴实的生活品质,息事宁人的处世之道,宽严相济的良好家风,族群和谐的传家之宝,是我们享之不尽的宝贵财富。</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 rgb(47, 47, 47);"> 几十年来,尽管社会风云变幻,老爸及我们全家都得到了单位领导、同事、亲朋好友、街坊邻居的关照和帮助,使我们一家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组织的温暖、友情的真挚、亲情的厚重铭记于心,终身不忘。在此一并致谢!</span></p> <p class="ql-block"> 晚年自有祥光照,鹤舞夕阳分外红;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祝老爸福入东海,寿比南山,健康快乐,平安幸福!期盼十年后的今天,邀请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共祝我老父亲百年华诞!</p><p class="ql-block"> 祝老父亲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p><p class="ql-block"> 戊戌年冬月十七</p> <p class="ql-block"> 后记</p><p class="ql-block"> 老爸于2022年12月新冠疫情管控解封后感染病毒,与病魔抗争了40多天,最终还是回天乏术,于癸卯年正月初二(公元2023年1月23日)06:30驾鹤西去,享年94岁。</p><p class="ql-block"> 这个寒冬太难、太无奈、太纠结、太紧张、太恐惧。万恶的新冠病毒带走了太多本不该走的老人。老爸一向身体很好,2023年12月10日(冬月十七)是老爸93岁生日,由于疫情防控刚刚解封,为了保护老爸,我们四姊妹四家人四辈人都没有聚在一起为老爸过生,只是通过群视频、抢红包等形式为他祝寿。结果12日老爸出现思维反应混乱现象,我们还以为是老年痴呆的前兆,给他做抗原检测,显示阳性,好在症状很轻,不咳不疼不发烧,到15日晚餐时手有点颤抖,体温37.6度,吃了点药。16日早上起来体温39度,颤抖加重,我们比较紧张,紧急联系医院准备住院治疗,医生在电话上听了病情介绍后说:由于目前医院新冠病毒感染病人较多,住院治疗也是服用相关药物,陪护的家人更易感染,建议老爸先居家吃药调理,有胸闷气短的情况才送医院为好。于是老爸早餐、服药后睡了一觉,醒来体温恢复正常——36.5度,颤抖明显减弱。17日早上起来36.7,精神状态进一步好转,只是饭量略有减少,思维迟钝。18、19日老爸体温36.3,手也不抖了,思维、饭量也基本恢复正常,情况越来越好。20日早上老爸自己起床、上厕所、早餐后自己打开电视看,但午饭吃了一口就不吃了,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他说:是。再问:是不是心里不舒服,他也说:是。于是我们紧急送到医院,医院全面检查后告诉我们:老人家的病情很严重,肺部感染新冠病毒了,医院一定尽最大努力医治,但你们也要有思想准备,毕竟这么大岁数了,这段时间感染新冠病毒的老人一般都没有几天时间。医生还说:好在他没有贫血和基础性疾病,不然难过元旦,医生也满有信心的,还一再询问我们,老人家体质这么好,你们是怎样照顾的?于是我们同医生一道,共同研究医治方案,前期医治效果很好,我们还很高兴。时间到了2023年1月5日老爸病情再次加重,医生再次调整优化医治方案后病情再次好转,特别是1月14、15日医生和我们及老爸本人都有信心出院回家过年了。16日也就是腊月26,老爸还问我们好久回老家烧香,我们说腊月28,他又问:你们全部都去吗?我们说留一个陪你,他说:要得。腊月27老爸的病情再次加重,可以说是严重恶化,血氧饱和度降到80左右,医生一边调整优化治疗方案一边嘱咐我们:准备后事,估计过不了春节,于是我们取消了腊月28回老家烧香的决定。从腊月27开始,我们几姊妹由轮流陪护调整为白天四姊妹集体陪护在老爸身边,晚上至少有两姊妹陪护在床前,其他儿孙辈和曾孙辈代表也频繁到床前探望,腊月三十19:30老爸剧烈疼痛,其间血氧饱和度从90多一路下降至61,呼吸频率也从24升到了60以上,非常危险了,医生为老爸注射止痛药后逐渐好转,到23时血氧饱和度恢复并稳定在94、95之间,呼吸频率也恢复到24左右,我们悬着的心才放下来,老爸还对我们说:刚才痛得我要命。当晚我们留下3姊妹陪护,其他亲人直到晚上12点后才回家休息。第二天是癸卯年春节(正月初一),回家休息的儿孙辈早餐后先后赶到医院陪护,老爸精神状态也很好,各项监测指标都很正常,所以初一晚上深夜我们留下两姊妹陪护老爸,其余亲人还是回家休息。初二早上5:40老爸呻吟两声后血氧饱和度极速下降,我们立即呼叫医生到场,我们用一只手握住老爸的手,另一只手分别抚摸老爸的头部和胸部,2023年1月23日(癸卯年正月初二)06:28血氧饱和度降至68,曲线成了直线,06:30心脏停止跳动,老爸驾鹤而去。老爸生病期间得到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救治和悉心护理,尽最大努力为老爸减轻了痛苦;老爸本人也主动配合,入院后食量一直很好,也尽力了;我们几姊妹始终坚持最贴切的安慰和最亲密的陪伴,特别是病情恶化后的最后一个星期,我们4姊妹尽量坚持集体陪护在老爸身边,晚上也至少有两姊妹陪伴在老爸床前,老爸是在我们分别握住他的双手、抚摸着他的头部和胸部的情况下驾鹤西去的,虽然走得不舍,但也走得安详、从容。老爸一路走好,天堂没有病毒!亲爱的老爸:如果有来世我们还做您的儿女!</p><p class="ql-block"> 当然在老父生病期间和处理后事过程中,也真正体会到我们的儿女辈已经长大了、成熟了、懂事了,能担当了。</p><p class="ql-block"> 为了不影响亲朋好友春节期间的好心情,加之疫情未除,老父亲的后事从简,除直系亲属外,没有通知其他亲朋好友,请谅!老爸已于2023年1月26日(癸卯正月初五)与先期葬于老家——渝北区洛碛镇张关墓地的妈妈合葬在了一起。</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