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 越 生 命

周建莹

忆我国杰出的眼科病理专家、复旦大学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终身教授倪逴

周 建 莹

题记：生命在于它的深度，而不在于它的长度；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断地攀登和追问，而不在于坐享其成。

在他走完人生之旅时，安详、坦然而超脱，没有因虚度光阴而自愧，没有因荣誉卓著而自傲。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珍惜生命：加倍地使用它，使它产生超越生命本身的能量和思想。他，诠释了生命的全部意义。

我国杰出的眼科病理专家、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终身教授倪逴，出生于1921年12月15日。他的一生，可谓坎坷而命运多舛，非凡而屡获殊荣。坎坷，造就了他刚正不阿、百折不挠的性格和洞察世事的犀利之目；非凡，来自于他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和勤勉、踏实、严谨的工作作风。

他的一生，是不懈学习和追求的一生，即使晚年身患重病，为了自己钟爱的事业，还是没有停下已经蹒跚的脚步……

求 学 

倪逴6岁开始发蒙学习，在私塾，读三字经、念论语、学四书五经、背左传，那段时间为他以后的国文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1934年，母亲病逝，13岁的他永远失去了母爱。远在上海的父亲忙于生意无暇照顾他，他只能离开安徽阜阳老家，去蚌埠投奔至亲，指望得到他们的呵护，然而事实并非如他想象的那样。

他来到距蚌埠25里远的教会中学附小——淮西小学插班读6年级，开始在“洋学堂”学习数学、地理、历史等从未接触过的课程。

在蚌埠的那段时光，他是那样羡慕同学们的家庭温馨，那些家距蚌埠几百里地的孩子经常有家人去探望，而近在咫尺的至亲对他不闻不问。有些家庭经济条件远比不上他的孩子物质生活却比他优越，他们可以花几毛钱买一瓶墨水，而他的墨水是几分钱一瓶的。临近毕业，他用父亲给的、省下的零花钱买了几尺布，在小店里做了件长袖衬衫，算是为进中学准备了件新衣服。

孤独而苦难的生活，造就了他坚韧不拔和不屈不挠的性格。

1936年，他只身来到南京，报考当时名闻中外的金陵大学的附属中学。应考那天，人山人海，考生们由父母陪同着从江苏、安徽、山东等地慕名赶来，而他，只有父亲托付的金陵中学的一位在读高中生相伴着找到了考场。发榜那天，他在榜上找不到自己的名字，心里凉了半截，知是落榜了。陪他看榜的那位高中生对他百般安慰，他生平第一次感到人间还有比亲情更可宝贵的友情，这种感激他一直铭记在心，影响了他的一生，在他以后的从医生涯中，他始终对病人充满同情，越是没有地位的普通百姓，越是处处要为他们着想。

15岁的他经历了这些挫折后，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关键时刻，该自己拿主意！他决定：离开南京，去上海。金陵附中再好，已无缘。

来到上海，与父亲商量后，决定报考上海的沪江大学附中。沪江大学的知名度不及金陵大学，但在上海的大学中为中上水平，中学也较一般中学好。有了考金陵附中的经验，他考得很顺利。谁知体检时查出患有严重沙眼，被拒收。经历了这一连串的打击，少年倪逴已经成熟，坚信：“天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路，是人走出来的。”其实挫折有时并不是一件坏事，倒是锻炼意志的机会。

最后，他进了一所学习成绩不怎样而篮球比赛一直夺冠的中学。在那里，他遇上了一位教国文的好老师，授课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不仅讲鲁迅的短篇小说、周作人的散文，也谈司马迁、韩愈、欧阳修的文章，这正是倪逴喜欢的。由于有在私塾打下的深厚古文基础，所以作文总被作为范文在班上讲评，这更激发了他学习的潜力，各门学科成绩都在80分以上，得到免缴学费的奖励。同时，受学校环境影响，他对体育产生兴趣，参加了学校篮球队。这项爱好伴随了他的一生，直至晚年，只要有上海、全国和世界的篮球赛，还有足球、拳击比赛，他都要观看。体育为同场竞技，不进则退，少年时代的爱好，塑造了倪逴不断进取、勇于挑战的精神。

1937年，淞沪战争打响，初中没毕业的他从上海回到老家借读阜阳中学。

“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春，他随学校一同流亡到了湘西。学校设在山区，飞机来扔炸弹，警报一响，大家隐蔽在山洞里，飞机走了，继续上课。三年的高中是在湖南山区度过的，生活极其艰苦，正值生长发育期的孩子，一星期吃不上一次肉，穿得更是破破烂烂，很多吃不起苦的学生中途辍学回家，从小经受坎坷的倪逴坚持读到高中毕业。他深感在上海读初中时没把数学和英语学好，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他更加发奋读书：清晨的大山，特别寂静，趁日本飞机没来轰炸之前，每天比其他同学早起两小时，捧着英语词典抓紧时间背单词，三年高中，硬把一本英文词典翻烂了，英语基础扎实了。艰苦的求学生涯特别是英语的学习使他一辈子获益匪浅。

1941年，他高中毕业考大学了。那些从大城市来的考生，衣冠楚楚，而他，流亡中学的学生，穿得寒酸破旧，他在别人鄙夷的眼光中走进考场，最后却以优异的成绩同时被三所当时在国内极具知名度的大学录取：中央大学、湘雅大学、武汉大学。

他走进当时尚在后方成都的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医学院，开始了他选择的一生为之奋斗的医学生涯。大学期间的学习十分紧张，四年的山区流亡中学生活，使他体质极差，期间终因患肺结核和痢疾，不得不断断续续休学了三年。待走出大学校门时，已是1949年，近30岁了。高中时的战乱，大学时的休学，他比同龄人起步晚，他深感时间的紧迫与珍贵，对未来、对人生、对事业，他必须慎重认真选择，时不我待。

 

以上两张照片，倪逴教授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香港。

起 步

倪逴毕业时，因为学习成绩优秀，得到了北京协和医大著名病理前辈的邀请函，任病理科助教。但因中央大学地处华东地区，大学毕业生必须为华东地区服务，机会与他失之交臂。于是他在南京鼓楼医院华东精神病防治院做了两年精神病科住院医师。他一直渴望到大城市工作，既然北京去不成，上海便成为他首选的城市。

1951年，他只身来到上海，为求职一家家医院询问，最后，在中山医院眼科任职。

1952年，中山医院和华山医院的眼、耳鼻喉科合并建立上海医学院眼耳鼻喉科医院，他任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住院医师。

1954年，在著名眼科专家、眼科主任郭秉宽教授的倡导支持下，眼耳鼻喉科医院建立了国内最早的眼科专业病理室，他与吴本茀教授成为创建者，这是他曾经心仪已久的专业，其时，他已33岁。他与那些刚毕业的眼科临床医生相比，年龄明显成为劣势，因为眼科开刀是一项十分精细的手术，职业寿命相对他们而言自然要短；而病理的研究是经验的长期累积，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经验也就愈加丰富。同时，他又干过三年眼科临床，熟悉眼部组织的结构和解剖，搞眼科专业病理应该更加得心应手。对于这一次的选择，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认真慎重的，数十年后的事实证明，这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一次成功的选择。

当倪逴决定眼科病理研究为自己终身事业时，便开始了废寝忘食的工作，他一旦决定了做一件事，便会全力以赴、持之以恒，不做出结果，决不罢手。

他分别在第二军医大学、上海医科大学及肿瘤医院师从专家权威林文秉、谷镜研、顾绥岳等教授处学习病理诊断之道。

他在显微镜前一坐就是一整天，他的心静得很，可以说“心如止水”，要成就一项事业，需要的是耐得住寂寞，没有半点功利之心。星期天的午饭，是自带的几个冷馒头和一瓶水。为了事业，他已无休息日工作日之分。那会儿没有取暖设备和电扇，无论是滴水成冰的隆冬，还是赤日炎炎的盛夏，他都是在显微镜旁，边翻书边读片。他说：“这就叫十年寒窗，其乐无穷。”他把枯燥的研究当作快乐，这就是人生的执着吧？一个人选择了这样一条人生之路，并无怨无悔、坚定不移地走到生命的尽头，这需要有怎样的毅力啊！

学习结束，他半天做临床，在门诊接诊病人；半天在病理科读片，书写病理诊断报告；为了病理报告的准确性，抽空还要去病房查看肿瘤手术患者；白天遇到的疑难病例，晚上回家边翻书边思考，有时为了一个问题，很晚了他又会回到医院，在显微镜前坐到深夜，不弄清楚，他这一夜将辗转无眠。

为了了解眼的结构，他千方百计搞到兔子眼球，一瓶瓶地带回家，解剖后做成标本进行研究。他还设法购买照相器材，甚至自己出资选购配有翻拍镜头的照相机，翻拍资料，为撰写病理书籍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的《眼的解剖组织学及其临床应用》一书就是在进行了大量的眼球标本研究后写成的，也因为他在做病理的同时，从未放弃过临床，所以他才能首次将眼科临床和病理结合在一起著书立说。此书出版发行后，受到全国各地临床眼科医师和病理医师的称道，购者踊跃。

他写的科普文章既有专业性，又有文学性和趣味性，深受大众喜爱，为此，1959年，他应少年儿童出版社之邀，为《十万个为什么》第一版撰写了100余篇眼科方面的科普文章。

1961年~1962年，他翻译出版了《眼科病理诊断学》。

那段时间，他事业有成、生活充实，如果不是文革，他的人生也许会一帆风顺……

劫 难

1966年，文革开始了，大字报铺天盖地，口号声此起彼伏，政治风暴席卷中国大地。倪逴对眼病理的潜心研究终于在1968年被迫中断——他因莫须有的所谓“特务”罪受到冲击被隔离审查，原本每天在临床看门诊、在病房查房、在显微镜下读片、在图书馆翻阅外文书籍资料和在灯下编著学术文章那平静而有条不紊的工作却被没完没了的书写交代材料所替代。失去了自由、无法见到家人、自尊被践踏、人格被侮辱，这一切对于秉性刚烈耿直的他，忍无可忍！

那天，他站在窗前，看到一群小朋友背着书包打打闹闹地去上学，他想到了3个年幼的儿子，对亲人的思念突然不可遏止、对自由的渴望变得如此强烈，他真想回家，回家看看妻子、看看儿子，哪怕一眼。造反队的“看守”发现他没在写交代材料，粗暴地对他大声呵斥。积蓄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了：他拿起蘸水钢笔向“看守”眼睛扎去，那人侧身躲过，逃到屋外，反锁房门。倪逴见状，自知厄运难逃，旋即从二楼窗口跳下。

他被送进医院时，血压为零。许是倪逴的幸运，接诊的是一位与他一样正遭受冲击被审查、医术高超、心地善良的外科大夫，凭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当即诊断为腹腔大出血，大夫果断地亲自为他手术：打开腹腔、清除淤血。在输了数千CC鲜血之后，终于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病危期刚过，因大量输血，他又被感染爆发性黄疸肝炎，GPT 2千余，医院再次发出病危通知。他凭藉着顽强的意志配合医生治疗，GPT从几千下降到几百，两周后终于恢复正常，连医生都感到难以置信，死神再一次与他擦肩而过。

这一次，他真的是吃尽了苦头，骨盆、双脚跟、右手腕均骨折，用气垫平躺着差不多恢复了近一年，最终还是留下了走路不便的“终身遗憾”。

还在恢复期，每天，他在儿子的陪同下，拄着拐杖又到门诊为病人看病去了。那段时间，他接诊了一位被红卫兵押送着的特殊患者——四十年代顶尖的英语大师、曾被公认为战国学派的核心人物、五十年代翻译了四部莎士比亚戏剧的才子、复旦大学教师林同济，其时，林同济被红卫兵批斗时间过长，支持不住而送往医院。林同济的四弟林同光与倪逴曾是中央大学医学院的同班同学，他从姓名上猜出了眼前这位病人的身份，于是不顾自己正在接受审查，决心要救他。倪逴告诉押送其来的红卫兵：“此病人必须立即住院，接受治疗！”因为倪逴的一句话，林同济躲过了一劫。事后，他感激地说：“是倪逴救了我一命！”倪逴遭难病危时，受到正遭受冲击、富正义感的大夫所救；今天他以同样方式庇护了一位受人尊崇的知识分子。“同情弱者、侠肝义胆”，是倪逴性格的真实写照。

倪逴每天还是拄着拐杖到门诊为病人看病，对于精神肉体的折磨，他一辈子都会刻骨铭心，但他心里最放不下的还是那些患者，还有自己选择的事业。

下 乡

1971年，倪逴随医院为期一年的巡回医疗队到青浦县金泽人民公社卫生院为当地农民防病治病。

当时农村医疗条件很差，当地患者对防病治病意识不强，小病能拖则拖，实在拖不下去才到上海市区求医，此时，往往已酿成大病。尤其是眼部肿瘤，如果恶性程度高，势必发展凶险更不能耽搁。他希望所有患者尤其是肿瘤患者都能在第一时间内得到治疗。

他，又开始了废寝忘食的工作：一批批病人接踵而至，放弃休息为他们诊治；有些病人住得远，交通不便，他不考虑自己曾经的脚伤，行走不便，上门医治；傍晚走在街上，只要有人求诊，会当即停步，不顾忌蚊叮虫咬；一个手电筒、一支眼底镜随身携带，为患者治病成了他不能推卸的责任，这种责任于他已是一种乐趣。

他对初诊病人，特别重视，仔细询问病史并详细书写，他说，这是最宝贵的原始资料。因此，他诊治一个病人的时间特别长，他说，病人信任我，我决不能有负于病人。对术后病人，他这样讲：“术后关心是治疗过程中不可缺失的，精神关怀同样是帮助病人解除痛苦的一味良药。”因此他对他们非常关心，嘘长问短，经他诊治的病人，很多后来都成为他的朋友，这些朋友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百姓，没有显赫的地位。

乡村医生医学基础薄弱，要发展农村医疗，必须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倪逴意识到，巡回医疗防病治病固然重要，但帮助当地医生提高医疗水平，在巡回医疗队离开后，他们能独当一面地开展工作，这应当更加重要。因此，他的带教做到了尽心尽责。遇到典型病例，他从病情讲到治疗方案，告诉他们如何进行鉴别诊断。他打比方、做比喻，把深奥的医学理论化解为通俗易懂最直观的知识，在他深入浅出的讲解下，当地医生的业务水平得到极大提高。30余年后的今天，由他带教过的医生已在当地成为业务骨干，他们至今不能忘怀倪逴独特的授课方式，给了他们最大的帮助。

即使下乡，倪逴对学习毫不松懈，他还是像当年读高中时那样，在太阳还未升起时，捧着中英文版的书籍、资料坐在卫生院门前的石凳上，心无旁骛地阅读着；晚上，其他人出去散步聊天，他一个人躲进蚊帐学习。在这知识无用、“臭老九”靠边的年代，已受过冲击被审查、尚未“平反”的倪逴，仍坚持研读外文书籍，不在乎再次“获罪”，这需要何等样的勇气！心有所求的他始终坚信：知识永远有用，事业不言放弃。

 

1988年在美国南加洲Carmel参加美国Verhoeff年会期间。

1988年在美国费城。

家 教

1976年，十年动乱结束了，医院工作走上正轨，倪逴终于可以在一个宽松宁静的氛围中进行着自己钟爱的事业。

1977年，在邓小平提议和决策下，中国恢复了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那年冬天，570万考生走进高考考场，多少人的命运由此改变，中国的教育事业也迎来期待已久的春天。

倪逴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同时也想到了文化荒芜、知识贫乏年代中成长的三个儿子，他为他们的前途深深担忧。在他的督促下，三个儿子挑灯夜战，温习荒废了许久的学业。

1978年，他的次子从工厂的隆隆机声中走进上海医科大学；同时，外地的长子也被安徽某所大学录取，然而倪逴果断决定：放弃，来年再考，考复旦，要考就要考最好的。1979年，长子果真如愿，从外地考入复旦大学；幼子亦进入卫生学校。那段时间，是他最快乐的时光，有种劫后逢生的感觉。

每到周六，他就盼着住校的儿子们早早归来，晚上餐桌上的团聚融洽温馨。孩子们回忆起他讲述过的这样一个故事：祖父少年时想做生意，决定卖草帽，结果遇到大风，草帽全被吹到河里去了。祖父醒悟：做生意并不是一件想当然的轻松事，趁着年少，应该老老实实多读书。他以这个故事教育孩子，年轻时，要脚踏实地多学习、多长学问。

周日的一天，三个孩子各自交流着学校里发生的一切，然后是海阔天空的畅谈：从世界国内政事谈到市井民俗风情，从中国的诗词辞赋、现代白话文说到法国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从政治、历史讲到医学、生物，由电影、戏剧聊到书画、音乐，从足球、篮球侃到围棋、拳击，孩子们在与父亲的谈吐中得到启示和引导。他的爱好同时影响着孩子们，譬如古典文学，历史悠久、积淀了深厚的内涵；譬如好的字画，难得的耐看，每回观赏，总会有新的发现；譬如国粹京剧，须长期的精雕细刻，不同于流行歌曲的昙花一现；譬如竞技类的体育，可以使人明白人生如同战场，永远要接受挑战和竞争。他创造了浓厚的家庭文化氛围，熏陶着孩子们的情操，不经意间指点着孩子们人生的追求方向。

孩子们小时候做错了事，他十分严厉、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不可以。他不同他们讲道理，因为讲了也不懂，太小。一次，儿子与同学打架，尽管是对方先动手，他还是狠狠地打了儿子一巴掌，儿子身上当即五条红印，从此，儿子记住了，再没与他人打过架。长大懂事后，倪逴与他们不像父子更像朋友，常常是在谈天说地的交流中循循善诱着他们。他会带着已成人的孩子们走访他的老朋友，有外宾来访，他私人请客、游玩，也会带儿子一同前往，太太不理解，他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与有学问的人交往中，他们能学到何为待人接物。” 他告诉孩子：读书并不单纯读学问，其实是学人生，人生的学问和修养是长期熏陶出来的。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他可谓用心良苦。儿子去美国启程前，他告诫他们：不要轻易向人借钱，也不要轻易借钱给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应该带有金钱色彩；但是，在知交极度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倾囊相助，拿出你身上所有的钱。

在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孩子们修身养性、情操高尚、爱好高雅。他的博学、多才、能力、阅历、知识、兴趣给了孩子们极大的帮助，赢得了他们对他的尊敬。

如今，三个儿子都在美国工作，老大在金融界搞软件开发；老二子承父业，任病理科主任；老三做电脑硬件联网。三个孩子都没有辜负父亲当年的期望。

以上三张照片均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国外访问交流。

出 国

1979年，紧闭的国门终于打开。

倪逴作为中华医学会眼科代表团三位成员之一，应邀赴日本，参加日本全国眼科年会。那次会议，令日本对首次走向世界的中国刮目相看。他精深的专业、流利的英语、生动幽默的讲演，博得世界眼科界同行的赞誉。回国后他自豪地说：“我要让日本人知道，世界上不仅仅只有美国，更有我们中国！”

1980年，他飞赴美国波士顿哈佛大学医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对两国眼部肿瘤的临床和病理特征进行为期两年的合作研究。他要好好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珍惜这有限的时间，如饥似渴的学习、争分夺秒的工作：抓紧读片、查阅资料，多出成果。强烈的民族感、自尊感和责任感令他要使中国令世界瞩目。

在美国的三年，倪逴有幸与NIH的 David G. Gogan 和AFIP的Lorenz E. Zimmerman相遇相识。David G. Gogan毕业于哈佛，任哈佛眼科主任30余年，以眼病理和眼神经研究见长，在哈佛及全美不仅学术地位高，人望也极高。Lorenz E. Zimmerman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毕业，是AFIP的眼病理主任，任职30余年，为全世界培养出许多眼病理专业医师，仅在美国就不下50人，有的还成为卓有成就的眼病理学家，许多美国名牌大学的眼科主任，在眼病理方面都出自于他的门下。而今，Lorenz E. Zimmerman被公认为当之无愧的美国眼病理之父。倪逴与他们在大会上和会下的交谈中，学到了很多知识，他们与倪逴一见如故，对他的才华和学识十分赞赏。

Daniel M.Albert是Schie的学生，师从Zimmerman修读眼病理，亦是Zimmerman的得意门生，由Zimmerman推荐任哈佛眼病理主任，此前，他在老牌的耶鲁大学任眼科主任。他的英文功底深厚，文字流利。与他老师Schie合著的《眼科学》为全美少有的畅销眼科教科书，多次再版，供不应求。他经常能在眼病理的常规检查中，敏感地发现问题，写出很有价值的论文，他的文章思路清晰，条理分明。他的学术报告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很受听众欢迎。1982年，美国有名的Friedenwald眼科巨奖就被授予了他。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哈佛的荣誉。以他的年龄能写出三百余篇有价值的眼科论文，获荣誉大奖，在美国眼科史上可谓史无先例。倪逴在美国的三年中，每周有2~3天与他一同读片讨论，学到了很多新东西。他们一同合作，在美国眼科杂志《Intemational Ophthalmic Clinic》出版了两期专辑。这两期专辑详细论述和比较了中美两国眼部肿瘤发病规律和临床表现，为世界各国眼科医师进一步认识眼部各种肿瘤提供了理论基础。

为出这两期专辑，倪逴作了大量的详尽的工作：对建院近30年来所有眼部肿瘤进行分门别类，再对各类肿瘤的临床表现和病理特征进行总结。这项工作十分耗时，所谓眼部，细分可达10余个部位，而肿瘤的类型更是形形色色，这10余个部位可以因长有不同类型的良、恶性肿瘤而分别进行归类，如此烦琐的事情，倪逴却是乐此不疲，一工作起来就不知何时休息，常常带两片面包作为午饭。有时为了一个疑问，多次与国内医师通电话、写信，反复核实，一丝不苟。

在国内时，他曾长期对睑板腺癌进行研究，以自己丰富的临床、病理经验，在美国大胆提出睑板腺癌可作5类分型，这在国内是首创的，他的创说得到美方赞同。为此，他应Daniel Alber教授之请，用英语撰写了40万字的《眼肿瘤学》，由美国小布朗出版社出版，在全世界发行。

他还应邀对哈佛眼科住院医师进行眼病理方面的教学，他的讲课生动、有趣，充满启迪，引人入胜，以至时隔20余年，曾听过他课的一位美国眼科医师与我国眼科教授相遇时，谈起倪逴的讲课仍记忆犹新，赞不绝口。

倪逴在哈佛还组织临床病理讨论会，研读病理切片，互相切磋。在与那里轮转的青年眼科医师的朝夕相处中，他感到了他们各方面的能力都很强：一书在手，一般常见病都能独立做出诊断，很少需要作大修改；不仅眼病理专业知识好，有关的生理生化知识也很丰富；特别令他惊讶的是，他们的英文文学基础也好，这可能跟他们在医学前期每人都需选1~2门外国文学有关，所以毕业后成长很快，写起文章来得心应手，与他们谈起世界名著，有的还能背诵。由此他想到了中国的教育，是否应该借鉴。

他以自己的学识才智和对眼科病理独到的见解赢得哈佛大学医学院眼科、病理科醫生對他的尊敬，遇到疑難病例，他們都會请他会诊、向他求教。

他在美国的两年，生活十分清贫，从来没有娱乐活动。一星期去一次市场买些蔬菜和水果，烧一大锅鸡爪吃上几天，以致回国后，一见到鸡就想吐。为了省钱，他与同去的教授相互理发，不会，琢磨着练，忍着被推子夹头发的痛楚，渐渐地理得很像回事了。两年后回国时，别人都带“八大件”，因为当时国内家用电器都要凭票供应，而他却用省下来的钱购置了一台其时国内还没有的“双人对看”示教显微镜，他想着可以方便教学。

1982年倪逴教授在美国波士顿哈佛大学医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对两国眼部肿瘤的临床和病理特征进行为期两年的合作研究。

1982年在美国波士顿图书馆留影。

1982年美国白宫前纪念塔留影。

授 道

倪逴的授道早在60年代就开始了。由于他的英语基础厚实，一些五十年代毕业的年轻住院医师在英语上遇到难题，都会向他请教。为了提高年轻医师的英语水平，他主动邀请他们每周1~2次利用早晨上班前的时间到他家中，为他们辅导英语，并指点他们应该阅读哪些英语版读物。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几乎没有什么交往，但他已意识到，作为全国重点医学院校的医师，应该熟练掌握英语这一语言工具，因为它可以了解世界医学动向、理解原版英语医学论文真谛，它的重要性显而易见。那些受他教诲的年轻医师中就有现在国内最负盛名的视网膜玻璃体手术专家王文吉教授，她深情地回忆说：“倪逴老师为我们辅导英语，让我们学基础理论、病理、胚胎，使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谁能预料到20余年后的中国大地英语会如此风靡？倪逴预见到了。

眼科病理室在倪逴从美国回来后的十年，达到了鼎盛时期，学员满座：由他培养的50余名病理进修医师遍布全国各大医院和医学院，一年一批；凡在眼科进修的医师都必须在病理室学习两个月；本院的眼科研究生、住院医师要在眼病理室轮转两个月；还有他自己带的研究生；为全国眼科临床、病理科医师举办了三届全国眼科病理学习班。他为每一位来眼病理室的学习者都会制定一份详细的学习规划，要求他们一开始阅大病理切片，而后读眼科病理典型切片，最后做巨检、书写病理诊断报告。

那段时间，他很忙很忙。每天上午9点，所有眼科病理室的本院医师、进修医师、研究生济济一堂，进行读片，他提问，大家解答，无论对与错，他都要求解答者说出理由，最后他对大家的发言进行总结。每天的读片就像是一场考试，没有谁敢掉以轻心，往往隔天下午一拿到制好的切片，医师们便抓紧阅片，晚饭后还在继续，病理室经常灯火通明。

倪逴看到一位年轻的住院医师天资聪颖、勤奋踏实、为人大度，是位可造之才，于是单独为他“开小灶”，每周一次下班后两个小时，常常到晚上八、九点钟结束。在倪逴的悉心教授下，进步神速。如今，这位青年医师已是教授，任眼科副主任。他深有感触地谈起那段经历：“倪老师的病理教学引导了我的思维方式，特别是‘病理与临床结合’这独特的观点，直接影响着我，在以后的眼科临床工作中，我学会了更全面、更深层次地考虑问题，思维有了‘质’的变化。那段时间的学习，我终身受益。”

众多学习者得到他的认真教诲，走时都携带着记录着密密麻麻的几大本病理笔记满载而归，他们以在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病理室学习为荣，以自己是倪逴弟子为耀。

对病理的诊断，他决不允许模棱两可，他说：临床医师等着这份病理诊断书决定手术范围，你不能给他们一个明断，他们如何定夺治疗方案？同时，他对病理报告的书写格式、谴词造句讲究规范：送检病史要求详细，如不详细，他会亲自到病房查询；巨检标本必须标注颜色、质地、尺寸；镜检书写更规定条理清楚、简明扼要、无遗漏。这样做要花费很多时间，但每一位学习者都认认真真打好草稿后，才仔仔细细正式誊写。多少年过去了，至今只要翻开装订成册的当年的那些病理诊断报告单，应对着切片，便犹如在读一本本病理教科书。他留给后人的是他毕生的经验和敬业的真实写照，真的是睹物思人！有的人活着，未必会有人想得起他；有的人不在了，却永远的令人怀念！

每次举办眼科病理学习班，他提前数月开始准备：拟大纲、设课程、请老师，包括食宿、返程票，他都一一落实。设置的课程，他要让大家学有所获；请的老师要业务精深、讲课精湛，他不能让听者稍有微词。很多学员慕名而来，他们曾经是或者将来是这里的进修医师：曾经进修过、今重来听课的，是渴望从他这儿得到新的知识；以后来进修的，是为他今天的讲课所折服而希望在他指导下，通过系统学习有所收获。

他对眼科年轻医师和研究生的求教均热情指导，他们经常拿着写好的论文找他，希望得到他的指点，他都一丝不苟地替他们修改，并附上自己的意见。一位研究生毕业多年的副教授怀着感激之情回忆倪逴对他的帮助。那时，他为写不好论文而苦恼，于是特地向倪逴求教。倪逴娓娓而谈：首先，选材要新，这样才有价值；开头要吸引人，所谓的“龙头”；讨论时亮出的观点一定要独特，要结合临床谈病理；结尾的总结须简明扼要，一语洞察；通篇论文必须逻辑清晰，行文切忌罗嗦，“英文摘要”用词确切达意。在倪逴的指导下，他写下《视乳头的黑色素瘤》一文，结果在全国病理年会上，得到高度评价：病理与临床结合，有价值，不同于其它纯病理论文。这就是倪逴力主的病理要给临床最大的帮助，也是他一贯提倡的病理要与临床结合的观点。

倪逴可谓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几乎全在国外，他对年轻医师今后的发展方向给予积极地指导和剖析，因为他的阅历、他的能力、他的前瞻性使年轻人对他的忠告特别信服。经常有人求他写推荐信，只要他认为是优秀者，必会写，他曾先后推荐优秀医师去美国哈佛、哥伦比亚及日本等名牌大学进修，慧眼识英才，其中就有著名的王文吉教授；反之，则坚辞，有人觉得他“不近人情”，他说：“我这样做，是对优秀者的负责，否则我再推荐，谁还信？”在他的刚正直率前，不求上进的虚假者退避三舍；踏实聪慧的勤勉者得到他的青睐。

以上三张照片为眼科病理室工作人员与每年轮换的进修医生们合影留念。

敬 业

以他的学识、资历和名望，吃老本足矣，然他仍在学术上孜孜以求，他看到了科学的飞速发展，他要把数十年前已作过病理诊断的那些切片重新翻检进行复查。他白天因忙于带研究生、进修医生，完成常规病理工作，于是“复查”这一巨大工程便放在下班后进行。夜深人静，他一个人在显微镜前一坐数小时，一例例重检，一经发现错误，既在原诊断报告后附上新的复查意见，并工工整整地签上名，注上日期。他不能姑息当年科学水平滞后而发生的错误，非得让错误昭示于人，这正是他对科学的尊重和胸怀坦荡之处。

他对事业痴迷到只要白天没搞明白的事，即便回家吃晚饭了还在继续思考，突然心有灵犀时，会又从家里跑到医院再接着读片。眼病理室有3个房间，资料切片分放各处，因为他对读片的过于投入，结束回家经常忘记闭锁其中的一扇门。第二天同事们上班，只要发现少了显微镜或书，知道倪逴晚上又来过了，忘了锁门，东西让巡夜的保安拿走，被“教训”了。

为了提高病理诊断水平，他主张与国内各医科大学，省、市级医院定期进行病理切片交流，切磋探讨疑难病例。多年来，收到邮寄的全国各大医院请求会诊的病理标本和疑难病理切片3300余例。遇到特别疑难的病例，他备妥资料连同切片邮寄国外，与外国同道共同探讨。他经常带着切片和资料，骑车去上医、肿瘤、华山、中山、九院等，与同道一起会诊，他不能放过一丝疑点，一定要有了明断才能放心，“大概”这两个字绝不允许出现。

他的敬业，还表现在对病人的态度上。那年巡回医疗结束回到上海，他仍记挂着那些肿瘤术后病人，关心他们有否复发，经常去信询问，让他们定期来沪复查。当地病人慕名到上海找他时，他热情接待，为他们诊治，联系住院，甚至亲自携带生活用品到病房探望。其他一同住院的病人以为这些病人是当大官的或者与倪逴是亲戚，孰不知这些病人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同倪逴就是医生与病人的关系。他曾带教过的一位当地医生30年后这样说：“他是我人生起点的一位启蒙老师，他的教诲使我懂得了做人的基本道理，明白了堂堂正正做事、正正派派为人、真心诚意助人、脚踏实地工作，他是我最敬佩的师长。”

倪逴英文功底深厚，记得有研究生说他已不是研究英语之“语法”，而是在讲究“修辞”了。即便如此，当笔者女儿请他修改一篇英文演讲稿时，他竟“认真”到在电话里与这位初二小女生共同探讨。他说“大智若愚”，这“愚”又显示了他的谦虚。

1982年倪逴教授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带教过的眼科医生现为南加州大学Sebag教授在中国学术交流访问时，特地带着礼物到倪逴家中探望老师。

图左为眼科主任王文吉教授。

辉 煌

眼耳鼻喉科医院的眼科病理室在他与他的同事的精心操持下，积累了约10余万张病理切片、数万份病理资料和大量标本，年代之久、病种之多令人叹为观止，弥足珍贵的是，其中还有世界上稀有的特殊病例。作为专科病理，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这，在国内是罕见的、在国际上也是少有的，为中国在世界眼科病理界确立了瞩目的地位而享有盛誉。这一“罕见”、这个“少有”、这种“盛誉”是他数十年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和对学问的潜心研究的结果。一个人只有能够耐得住寂寞、静得下心来从一件件平凡的事情做起，才能够成就一项伟业。倪逴做到了，从他决定学医那年起、从他踏进眼耳鼻喉科医院那天起、从他选择了眼科病理那时起，近五十年的不断攀登、近半个世纪的不懈追问，终于创造了辉煌。

他曾分别被聘为哈佛医学院眼耳学院眼科病理室客座教授；美国Verhoeff Phoaogy Socreth特邀代表；美国Schepens Society世界眼科学会会员；全国肿瘤疑难病理会诊专家组组员；中华医学会眼科病理学组长；上海医科大学专家委员会委员；眼耳鼻喉科医院终身教授；获上海市“老有所为”精英奖……

因为他在世界眼病理界的名望，经常被应邀出国讲学；同时，世界各国的同道也频繁访问中国，进行学术交流。1987年，他作为中国唯一的一名代表应邀参加日本眼科病理年会，并在日本各地交流、讲学；1988年应邀参加美国Uerhoeff眼病理年会作学术报告和交流，世界眼病理的讲坛前留下了他叱咤的风采，声名远播。每次临行前他必认真作大量准备工作：骑车去上医查阅资料，一趟趟跑；撰写英文讲稿，一次次改；摘编数百份病例，一份份选；拍摄整卷显微胶片，一张张挑；制作的幻灯片，不满意，重做。他对科学一丝不苟，对自己要求甚严，因为当他站在世界眼病理讲坛上时，他代表着中国，他必须这样，才能让世人瞩目。

1988年由倪逴教授主持的第三届全国眼科病理学习培训班在上海医科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举办。

1991年9月全国眼科病理会议在青岛召开，倪逴教授与他的与会学生合影，其中两位博士研究生、两位硕士研究生和一位医生，共五位现均在美国工作。

1991年9月青岛全国眼科病理会议上，笔者与倪老师和一位硕士研究生一起合影留念。

外宾（前排中）来我院眼科病理室参观访问，前排左一为眼科主任王文吉教授，合影留念。

美国眼科专家来我院眼科病理室参观访问合影留念。

眼科病理室部分医生等合影。

为 人

倪逴对工作严肃认真，与同事、学生、他人相处时却是一位温和谦恭的长者，风趣幽默、善于交流。

几位与他同龄的教授，在文革中曾受过冲击，也可以说是曾经的“难友”吧，后来都成为业务上的权威，他与他们成为无话不谈的密友。其中一位善国画，以 “梅”、“兰”、“竹”为长，那位教授每完成一幅作品，即邀懂画的倪逴同赏，倪逴赞叹之余，总不忘揶揄两句，两人互相打趣、诙谐幽默。

眼病理室一位青年医师与耳鼻喉科病房的一位护士谈恋爱了，不知他从哪儿得到的消息，看到这位青年医师有事离开，就故意问大家：“小王医生呢？”随即又自己回答：“噢，去耳鼻喉科会诊了。”引来笑声一片。那位护士来电话找青年医师，如果正好是他接的电话，便笑着要人家付传呼费，还说，帐先赊着，将来一起总付加利息。

笔者曾与他共事多年，配合默契，往往他一个眼神，便能心领神会。笔者仰慕他的才干，他欣赏笔者的悟性，于是结下了忘年交。他那洞察世事的犀利之目，为人处世的经验之谈，成了笔者最好的人生教科书。

他经常向笔者介绍一些名家名作，笔者每完成一篇文稿，请他过目，他总谦虚地说：学习学习。每当他看到笔者的散文在报刊、电台发表或获奖，他比自己获奖还高兴。他常告诫：文章完稿，别急于投寄，反复看，看它10天半个月，每看一遍，都会有新的发现，这样文章才会越改越好。他对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一丝不苟，包括他的写作作风。

家中的电话是他维系国内外新老朋友、学生，儿子、媳妇、孙子女的通道，有时他与笔者一通电话就是半小时，笔者就在电话里静静地听，听他的“新闻透视”、听他的喜怒哀乐、听他的风趣幽默，于是笑称他“教授不出门，便知天下事”。

那年他去美国探亲，差不多每月都会给笔者来信，他在信中谈在美国的生活和观感，询问医院中发生的一切，关心笔者的工作生活近况，常常四、五张信纸。直至有一次，他的太太在其中夹了张信纸，笔者才得知，其时他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接到信，笔者不禁潸然泪下。他对自己病况只字不提，他这是不想让别人替他担忧啊，在他身心最需要别人关心安慰的时候，却始终关爱着远隔重洋的他人，他的心中只有别人而无自己。

他一生爱书，赠人礼物也是书，能与他成为知交的，不是“文友”也是“书蠹”。只要他获悉有大型书展的消息，总想亲临，有时因为住院，无奈只好开出清单，请同事朋友替他采购，其实他是多么希望能亲自去看一看，但身不由己。风和日丽，他会拄着拐杖，在家附近的书报亭浏览，选一、两本好书。书报亭老板知他爱书，常会留着他喜好的书，如长久不见，知他又住院了。他同谁都能成为朋友。

他对保姆从不以“下人”待，每天他吃早饭时，会给保姆留着不是点心、就是茶叶蛋或水果，上午，保姆一踏进家门，他招呼：“骑车过来，先歇一下，把东西吃了，再忙不迟。”午饭和晚饭都与保姆同桌而吃。他病中直至去世，一直是这位保姆尽心尽力地照顾。在他去世的三年后，保姆特地从外地农村赶来上海，为的是给“爷爷”送葬，哭着送“爷爷”最后一程。这是因为“爷爷”对她的好，才赢得她对“爷爷”的亲。

无论你的职位是高还是低，不管你的职业是“贵”还是“贱”，他都一视同仁，他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人，就是要有一技之长，这是立身之本，是最重要的。”他同干任何一行的人都能相谈甚欢：“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重要的是能发现别人的长处，补自己短处，这样才能不断提高。”他不仅在工作中，即使是为人之道，也是在不停地追寻。

在工作生活中，他认为你德才兼备，则对你和善如朋友；认为你品质低劣，歪门邪道、弄虚作假，那绝对是嫉恶如仇，不管你身居何位，照样让你当面下不来台。他的秉性就是这样泾渭分明，没有中间色。

病 中

1991年，倪逴身患白血病，从此经常化疗、卧床、住院。即便住院，仍随身携带40年代的外光源单筒显微镜，就着病房窗台前和煦的自然光作病理研究，他已割舍不下心爱的事业，与显微镜终身为伴了。

因病，他再不能到单位上班了，许多无法明断的疑难杂症，在家中那台1982年从美国回来时自己出资购置的双人对看示教显微镜下，他都认真地给予解决。在国际眼病理界享有盛誉的他对慕名前来会诊的各地患者均免收会诊费，对那些农村患者，更是倾注了极大的同情。他，更是倾注了极大的同情。他宁愿过清贫淡泊的生活，而绝不趋炎附势，索取利益。

1999年12月，眼耳鼻喉科医院聘他为终身教授，当他接过聘书时，十分高兴，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为自己钟爱的眼病理事业力所能及的做点什么。

为了提高眼科医师临床诊治水平，眼科主任多次请他组织主持临床病理讨论会。会前他总要做大量准备工作：挑选病例、撰写讲义、拍摄照片、制作幻灯片。会上，他启发式地发言，引发大家热烈的讨论，而富有余味的总结给与会者留下无尽的思索。他谈笑自若，根本看不出是一位身患绝症的老人，由他主持的临床病理讨论会，给众多医师尤其青年医师留下深刻印象。

也许倪逴感到生命的时光已经不多，便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著书立说上，他要总结眼病理——这毕生钟爱的事业，以给后人多留点经验。他的床头堆满了书籍、资料；桌上摞叠着高高的文稿；茶几上摊放着病理照片。由他撰写的《眼的解剖组织学及其临床应用》《眼科临床病理学》《实用肿瘤学·眼科部分》《眼结核病》等著作受到专家好评；《现代肿瘤学·眼肿瘤部分》1993年出版，经修改1999年再版；用英语撰写的40万字的《眼肿瘤学》在全世界发行；数10篇论文在国内外医学杂志上发表，其中有的发表在相当有地位的《中华医学杂志》外文版上；10余篇科普文章在《抗癌》《康复》《科学生活》等著名科普杂志上发表，因文笔优美，稿约不断。当他把最后那本《眼科解剖病理基础与临床》手稿交给出版社时，编辑惊愕了——那堆砌近1米高的80余万字的稿件因无人帮他用电脑打印，竟是用笔一个字一个字认认真真自个儿抄写而成！也许他太爱他的事业，这事业成了他心灵最后的慰藉，对这样一位白发苍苍、身患绝症、体质虚弱，但勤勉踏实、认真刻苦、严谨敬业的老人，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惟有敬意！

他在华山住院时，俯瞰鳞次栉比的楼房、繁华的上海新貌，叮嘱在美国的儿子们带着孩子回来看看，看看改革开放后的祖国是怎样日新月异地迅猛发展，他为中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倪逴教授患病后，有时在家中显微镜下会诊疑难病例，著书立说。

身体稍好些便来医院眼科病理室工作会儿。

1996年，倪逴教授与夫人在美国儿子家中。

去 世

2000年5月，他连续高烧，再次住院，血像很不好。即使这样，他还是让太太带去大本的学术专著和大叠的外文资料，还有不少文学名著，精神好些时，就半躺着看，他这辈子与书结下了难解之缘。那段时间，他常常与笔者谈起弘一法师李叔同，钦佩他的多才多艺、认同他的人生追求、敬服他严肃、认真、恪守信约的为人，并且无数次地念李先生的《送别》词，也许倪逴已预感到了这次住院可能再不会回家。

保姆悄悄问他：“想儿子们吧？”他说：“想！”太太同他商量，让孩子们比原定的回国探亲时间提前吧？他坚决反对：“他们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一切自有安排，千万不能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他遏止住盼望见孩子们的强烈愿望，不愿给他们已经计划好的事情增添麻烦。他的一生，是极有计划性的一生，他在为自己规划好了的人生之旅中，成功的一步一步从少年、青年、中年走向老年。

2001年孟夏，80高龄的倪逴教授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那么安详、坦然。

他，留给后人的是无尽地思念：桌上是他让笔者描绘的病理插图，没来得及用；送到出版社的80万字书稿清样已回到笔者手中，然他等不及看到装订出版了；伴随着医院走过了49个春秋的他，却未能亲历50周年院庆，如果他在天之灵真有感应的话，那么一定会与大家同庆。天边的夕阳，就像倪逴生命的最后时光，即使日落，火红的晚霞仍然满天，他曾无数遍吟诵的李叔同先生的《送别》词在无声地萦回：“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杯残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生命在于它的深度，而不在于它的长度；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断地攀登和追问，而不在于坐享其成。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珍惜生命：加倍地使用它，使它产生超越生命本身的能量和思想。他的一生，可以说诠释了生命的全部意义。

 

谨以此文献给我尊敬的师长倪逴教授。

完稿于2004年9月9日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