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认罪认罚，不能捆绑辩护人的辩护权

张友明律师•刑辩演武堂

【友明分享：当事人认罪认罚，不能捆绑辩护人的辩护权】

在认罪认罚的条件下，一旦被告人本人认罪认罚后，被告人的辩护人的辩护权，便会受到根本性限制。

具体的表现情况是，在认罪认罚的法庭上，一旦辩护人对案件的事实、性质发表不同意见，公诉人便以撤销认罪认罚相威胁，法官最多能宽容到可以接受辩护人就量刑提出从宽意见。甚至，某些法官还会向被告人施加压力：你是否认同你的辩护人继续辩护？如果被告人一旦认同辩护人的辩护，则认罪认罚从宽具结书将失去意义。同时，被告人面临的，可能会是从重处理——尽管法律规定的是依法处理，也就是一般处理。

这种情形，实际上是将被告人的认罪认罚的态度，来绑架辩护人的独立辩护权。而通常的理由，一是，可以节约司法资源，否则有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立的初衷；二是，被告人作为当事人，其辩护权是基础性的，而辩护人的辩护权，是属于派生性的；三是，国家不能让被告人得了便宜又来卖乖。

看起来，很有道理。

可是，这样的理由真的能成立吗？我的看法是：不能。

首先，法律设立律师制度的目的，本来就是帮助被告人获得专业的法律辩护。在被告人由于专业能力不足而聘请律师的情况下，律师基于其法律知识、执业经验和便利的阅卷权，对案件的判断、把握，无疑远高于被告人。在被告人对某个问题因为能力不足而选择放弃辩护的时候，让律师独立为当事人辩护，正是辩护制度来到人间的核心理由。这个理由，和被告人本人是否有罪、认罪，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恰恰，允许律师在被告人认罪后，依然独立为被告人辩护，才能体现设立辩护制度的中心意义。

其次，律师的辩护权来源于被告人的辩护权，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是这并不是被告人放弃辩护后律师辩护权就自然消失的理由。实践中，死刑案件的被告人求死心切时，司法机关依然要为被告人指定辩护，说明了律师的辩护权虽然来自当事人的授权，但也同时来自于法律的授权，两者缺一不可。只有当事人拒绝律师继续提供辩护，法官和二审、复核法官才是最后的守门人。因此，认罪认罚案件，只要被告人不拒绝辩护人做出无罪、罪轻辩护，司法机关就不应该剥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独立决定，更不应当以此为理由，变相捆绑，从而剥夺辩护人的辩护权。

第三，有人认为，被告人认罪认罚之后，并不是司法机关就一定按照认罪认罚做出判决，而是法院有独立的审查权，如果认为认罪认罚是错误的，法院可以直接径行做出判决，这句话看起来很有道理，但实际上经不起推敲。法律设立辩护权的目的，恰恰有让律师和公诉人通过对抗辩护，对法官司法形成一种监督的原理。如果因为任何案件最终都是法院说了算，那么刑事司法，就只需要侦查机关和法院就够了，根本不需要什么公诉人和辩护人。辩护人作为法庭独立的一方，在法庭上发表意见，无论是否为法院采信，其意义都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不少案件的纠错，恰恰是辩护人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这些意见，法官当初审查时并未看到，或者没有完全看透。也就是说，法官是人而不是神。让辩护人和公诉人在法庭上进行论辩，有助于法官看清案件的全部，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最后，被告人认罪认罚和律师独立辩护，会不会让被告人得了便宜又卖乖呢？当然可能。但是，关键的关键，法律应不应当让被告人“卖乖”？答案是应当的。因为，作为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本为强势一方，而被告人作为被追诉者，无疑希望司法机关对自己判决时，能够保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应当做到宁可放过一千、不可冤枉一个的。这是现代司法的重要价值。存疑利益归被告人，也是现代司法的重要内涵。不仅仅如此，不少的错案告诉我们，对被告人导致错判，往往是辩护不充分、或者是蔑视辩护的结果。也就是说，司法机关本身，也是完全有可能出“乖”的。既然司法机关可能会出乖露丑，被告人自然可以保证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卖乖”的，否则就有可能导致错案，让被告人陷入一种只能被动接受条件，而没有任何自我保护、自我救济的渠道。

以上分析，仅仅是基于现代刑诉理论下的理性探讨。而我们实际情况是，远没有这样的理性。实践中，侦查阶段证据取得经常是混乱、非法，逮捕起诉阶段常常是有罪思维和极限试压，审判阶段照葫芦画瓢做出判决。整个过程，如同绞肉机一样，被告人深陷其中，无可奈何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个时候，如果再不允许辩护人进行独立辩护，将处于无力、无能、无计可施的被告人置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而做出的违心认罪认罚，作为限制甚至剥夺辩护人的辩护权，必将对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和辩护制度，对中国司法的公平公正和防止和减少冤假错案，有百害而无一利。

当然，如果我们就是要实现这样一个有违现代司法理论的错误目标，那就另当别论了。

——202109061318于演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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