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靠谱的妈妈

行摄无限

想象中的妈妈是这样的

每年母亲节，打开微信全是对母亲的各种歌功颂德长短文章。我从来没有加入那个宣传大军。一来是我不善于像大家这样对妈妈热泪盈眶地表达感情；二来，我的妈妈的确非常与众不同，她既没有长着一张慈母的脸（她漂亮得不像妈。大学同学说她像姐，男朋友说她像我妹，我自己说她是我女儿），也不会做慈母的事。她一辈子只会做两个菜：红烧肉和大白菜汤，还做得很难吃。红烧肉就是肉加酱油烧到熟为止，大白菜汤更简单，水加白菜烧到烂加盐。而且这两道菜她也不常做，一个月顶多两次。周一到周六工作日我们在她工作单位的食堂吃，每月四个周日食堂关门，她有一半时间让我们自由吃，胡乱吃，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她有情绪了，才上演那两个保留节目。

妈妈与公众标准的慈母丝毫挂不上勾。如果让我唱一首她的赞歌，肯定走调得厉害，因为，她本身就是个特不靠谱的妈妈。

实际上的妈妈有点象毕加索的画

1. 独立

如果你看到过母鸭带领一队小鸭回巢的图片，你可以想象一下每天晚上我妈，8岁的我和6岁的弟弟三人晚饭后排着队从单位食堂回家的画面。只不过我们三人手上，各自拎着一个开水瓶。

我爸妈婚后因为政治原因分居两地22年（搁在现代人，肯定散伙了）。刚开始，我们一家4人分居4地（好像超前实现了远程虚拟家庭的设想）。后来由于我弟弟病重，生命力顽强如我，也已经到了病魔的手边，我们实在无法再各自寄人篱下了，妈妈就把我们领回来养。

我们家不开火。两个原因：1.我妈不喜欢做饭，觉得那是浪费她宝贵的时间，她是作家，工作之余时间都用来看书和写作。2．她也不是巧妇，做不了无米之炊。70年代一人一个月一斤肉的定量供应，让她实在不知道怎么每天变出肉来养活一只无肉不欢的小老虎（我）和一个吃什么都挑剔的小怪物（弟弟）。所以这道难题还是留给机关食堂去解决吧。

她每个月买好饭菜票，分给我们一人一份。定下规矩：每顿饭，必须是一荤一素一饭。具体吃什么她不管（其实我和弟弟都常常把规定要吃的青菜乘她不注意偷偷倒掉）。另外，每人每天必须打一壶开水回家，晚上在家喝水和洗洗弄弄，全靠这壶水。没打水的就自己想办法，不准喝/用她的开水。

毕加索《双臂抱胸女子》

其实，我妈的“放养”是从我4岁多就开始了。那时，她找到了一个全托幼儿园，把刚刚接到她身边的两个孩子托了进去。

这个全托，离我们家还隔着两个行政区，从我家走到公交车站要穿过两条街和两条巷子，乘坐公交车有18站，下了车还得爬一个山坡才到托儿所。每周六晚回来，周日晚上再去入托。第一次是她送我们去的，第二次她就让4岁半的我带着3岁的弟弟自己回校了。

我现在每次看到4－５岁的小小孩，就觉得这事非常不可思议。现在的妈妈们母爱爆棚，送独生子女去上大学，还担心他们不会洗衣服叠被子怎么办。我妈当时就完全没有这种担忧和烦恼。

我记得我也错过两次。一次是人太多，到站挤不下去乘过了头；另外一次是下了车，回家走反了方向。直到看到市中心的一棵巨大的榕树地标，我才发现错了，又掉头拖着哭哭啼啼的弟弟走回去。

毕加索《两个小孩》

大概因为从小被放养，我的脾气和主意也变得特别大。5-6岁时我就告诉我妈，我不喜欢她给我买的衣服，不好看。

她说，行，那你自己挑，自己决定…… (我大概是同龄孩子中最早获得民主权利的)。

等到我30岁她来美国探亲，我又批评她穿的不好看，她说，你比我幸运，见识广，审美观一直比我好，那今后你给我买衣服吧。从此我就成了她的妈。她的衣服全部由我买，出门旅行我还得帮她打包衣服鞋帽，她什么也不管，九十年代她还曾经假冒过我公司的副总，蹭我出差之便去欧洲各国旅行，连牙膏牙刷都得我帮她带，让我这总裁瞬间被贬为“总裁妈助理”。

我长的特别快，小时候衣服鞋子基本上是只能穿一季就穿不了了。下面又是弟弟，不能接收。那个年代，一般人家都是老大穿了老二穿，一直接班到老四老五。要不就买那种特别劣质，便宜的，扔了也不可惜的。我妈总是被别人批评：太浪费，给孩子穿皮鞋，穿好衣服，真不会当家！我妈辩解说，便宜没好货。我没浪费啊，他们穿不了了，送给别的孩子穿嘛。

这点倒是造就了我们对品质的追求。从来不喜欢不美、不好的东西，再便宜也不要。

别人的妈妈规矩挺多，生水不能喝，会拉肚子。油炸的东西不能吃，会上火。我妈没事，你爱吃爱喝啥都可以。依她看来，上火也没关系，我们嘴对着自来水龙头咕嘟咕嘟喝下去的凉水不就正好灭火吗？

结果可想而知。我肚里老有虫子。虫子肥肥的，人瘦瘦的。有一回，我肚子里的蛔虫吃饱了到处乱逛，跑错了地方-胆道，疼得我满地打滚。几个大人把我抬到医院去抢救。

我妈来了，只说了一句：坏了，今年我忘了给他们吃宝塔糖。

如今已经消失的宝塔糖打虫药

总之，她的想法和其他妈妈差十万八千里。我妈是株奇葩。

在我妈的心目中，人就该那么独立。她说：你看，所有的动物，生下来就能自己找吃的，能跑会跳，人为什么不行？ 就是给惯出来的毛病！

再后来，我上大学时，邓小平复出后，给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摘掉了“帽子”，我才第二次见到了我姥爷。他也是刚刚被摘掉“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从湖南老家搬到我们家来住。我才知道了这“被动独立”和“主动独立”的真正原因。姥爷说：“我养你妈妈到12岁，你妈妈养我到82岁！了不起啊！”

原来，解放不久，我姥爷就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被没收了所有的家产，和我姥姥一起被遣送去强制劳动改造了。所以我妈12岁也就结束了白天锦衣玉食，晚上史书戏文，被人捧在手心含在嘴里的生活，要自食其力了。她因为从小跟着爱看戏的姥爷泡戏院，几乎所有的老戏张口就能唱，台词也倒背如流，所以自己跑去参加了一个文工团，到处去演出。工作后，每个月坚持给我姥姥姥爷寄二十元钱，直到他们摘帽，妈妈把他们接到我们家。（这部分以后再细说）。

毕加索《心型脸女人》

2 粗心

机关食堂周日不开火，我们必须自己解决。这就是我妈做红烧肉和大白菜汤的日子。有时，她读书读迷了，实在不想做，就把钱塞给我，让我随便去买点什么做点什么，只要不吵她就行。我和小弟，就开心地把一整瓶油倒进锅里，把面捏成各种怪物，一边喊着：让地富反坏右，全部下油锅，一边扔进去油炸。有甜有咸，吃的蛮开心的。没有想过那油锅里就有我们的爷爷和姥爷。
那个年代没有玩具，我们最大的玩具就是机关大楼的扶梯，老楼房扶梯很宽，楼层也高，趴在5楼的楼梯上一口气依次滑下来是5-6个小孩乐此不疲的游戏。通常的规矩是，谁滑的快谁领滑，以免半路上卡住后面滑下来的一串小人人。我自以为是滑得最快的那个。总是领滑，结果有一天，我刚上去，几个孩子就推推攘攘，说，凭什么总是你先上，我们也要领头。推攘间，就把我从楼梯扶手上推下去了，我直接在扶手缝间做自由落体，还听到上面惊叫：她掉下去了，掉下去了！要死了，要死了！

就在这千钧一刻之时，我不知怎么的突然在空中张开了我的胳膊和双腿，一下子从自由落体的“一根棍子”变成了一个“大字”。然后“大字”就卡在了一楼和二楼之间的缝隙里，翻跌到一楼半的木板楼梯上。巨响、巨疼。紧接着，这帮小兔崽子全咚咚咚咚地跑下来准备给我收尸，一看我疼得抽搐，就大叫: 还活着，还活着。

然后，七手八脚，把我半拖半抬到4楼我们家宿舍门口。胆小的一溜烟全跑了，胆大的一个，重重捶了捶门，然后也溜了。

我妈开门出来，看到坐在门口地上的我，皱着眉头说：不是跟你们说了，自己去玩，不要吵我吗？怎么坐在地上？我刚开口说：他们把我从五楼推下来…… 话都没说完。门已经在我面前神速关上了，她回去写作了。

毕加索《书写的女人》

我不知道自己在门外坐了多久，总之，我也没哭，因为从小我妈就不喜欢我哭。她说小时候哭算练练肺活量也就罢了，上学了还哭，简直是丢人。过了好些时候，我大概缓过劲来，一个人坐地上又很无聊，就爬起来找其他孩子玩去了。

晚上洗澡的时候，我妈惊讶地发现：屁股怎么全黑了？

我说：上午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小怪物他们把我从五楼楼梯上推下去了……

我妈吓得眼睛睁圆了：真的啊？我以为你骗我呢。那我明天要请个假带你去医院看看有没摔断骨头。

明天？

第二天，她忘了，竟然忘了，完全忘了！

妈妈脑子里装着什么呢？

然后，我也忘了，直到若干年后，我因为工作出差多，老得飞国际航线，腰疼到直不起身，去医院看专家，医生做过一堆检查后，看着我的CT图问，你的尾骨怎么是裂开的？我又不是猴子怎么会有尾骨？医生说，人是猴子进化来的，尾巴消失了，尾骨还在的。我才告诉医生，8岁时，我从5楼摔下来过（老楼层高等于现在的8楼）。可以想像一下医生有多惊讶，我妈居然忘了带我去医院检查治疗。我也居然不治自愈了。

医生就追问了一句：你亲妈？

估计不是！这是我从小到大的真实心理活动。因为我妈和我们的互动只有两件事：一是每周要给我们讲一部她读的世界名著故事。二是根据我们的成绩单决定我们每个月的零花钱是N+ 还是N-。

我妈的奖惩体系极不合理。在那个学习无用的年代，她居然认为考90分是常态（不奖不罚），完美的100分零花钱翻翻，95分小奖50%。低于90分扣50%的零用钱，低于80分扣100%的零用钱。70分以下，可以直接圈铺盖走人，爱上谁家上谁家，反正她是不能接受的。而且，不知道她从《参考消息》上看来的哪个国家的歪理，大人对小孩只能负责到18岁，成人以后，与她无关，没出息别找她。即使是要饭要到她门前，她也不会开门的。 听起来好无情啊！为了我的每月一元的零花钱和那叠饭菜票。我也只好认了她的理。但心里总觉得她不如别人的妈妈好。

毕加索《阅读》

3．酷拽

我妈虽然不合格，但我倒是不讨厌她。因为我觉得她很聪明、很酷。她总有各种与众不同的想法和做法。她不家长里短，不穿红，不穿花，衣服只有黑白蓝三色。夏天多个苹果绿和天蓝蓝。

毕加索的《知性美女》

我小时候就读的小学是城里最好的小学，叫实验小学。那个小学名副其实，特别喜欢搞各种革命实验。比如，把学校的大操场隔出一条百米跑道给猪去跑，开了一个“红小兵养猪场”，让文革前的老校长去养猪，让我们红小兵每天带点剩饭剩菜来喂养这些“红小猪”。有时，你会看到一个小男孩在围墙外和一只猪在围墙里赛跑，很可笑的。

学校还开了个“红小兵广播站”，在变声前，我曾经自豪地做过广播站的女主播（上初中变声后，被我妈嘲笑是“男中音偏低半格”，就退休另谋他业，加入了航模小组）

另外一个小操场，被学校改造成了“红小兵草药圃”。 由隔壁班的语文老师主管，种上各种中草药，贴上标签，让学生学习，做个小小赤脚医生（隔代读者请自行百度这个时髦的职业术语）。

我小时候好奇心太强，什么都想要参加，在参加了地震测报小组，大半年都没有测到地震后，我大失所望地转向了。对红小兵草药圃产生了三分钟的热情，跑去学习认识中草药。

现在常有人挖苦人说：你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吧？其实，让语文老师管草药圃也是把人推到高危岗位上。
这位教语文的陈老师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和最崇拜的老师之一。他虽然不教我们班语文，但特别吸引小朋友。他圆脑袋大眼睛，很会讲故事，讲起故事来，摇头晃脑，挤眉弄眼，五官会在脸上快速跑来跑去，表情非常夸张。长大后我再去看望他，有点不习惯他那么夸张的表情，但那会儿，他那张脸对我来说就是个很有趣的故事。我可羡慕那个班的同学了。没有机会成为他的学生，就找机会成为他的实验对象也好。

我每天下课就跑去东问西问那草药的事。果然引起了陈老师注意。他盯着我的小脸看了一会儿说：你皮肤长癣啦。要不要老师给你治一治啊？我喜出望外。又蹦又跳：要要要。

然后，他打开了一本赤脚医生手册，按里面的图，找到一种药圃里的植物，摘了几片叶子，开始捣浆。他又想起他自己班上有个小姑娘也长癣，就把那个同学也叫来了。

我们俩糊了一脸绿色药物面膜，呆了半小时，昂首挺胸无比自豪地回家了。赤脚医生虽然没当上，至少做了赤脚医生的病人吧，感觉也很了不起。
很快，我的脸开始发红，冒泡，第二天早上醒来，满脸的奶茶珍珠，脸已经肿得比“红小猪”的头还大了。我妈问了问情况，不以为然地说，可能是有点过敏，没事，过两天就好了。真是的，和我从五楼掉下来相比，这真不算什么。

结果我刚到学校就发现出大事了。另外那个女同学的爸爸是个工厂厂长。厂长和厂长老婆，雷公电母般，一个电闪，一个雷鸣，毫无声光时间差。他们一手指着哭哭啼啼的小姑娘，一手指着低头认罪的陈老师，对着时任校长大吵大闹。说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需要彻底查查陈老师家庭出身，是有什么样的阶级仇恨，能对革命接班人下这样的毒手。全校师生都在围观。 我的出现实在不合时宜，火上浇油，厂长太太眼尖，看到我从人群后面冒出来的“珍珠奶茶广告脸”，兴奋地一把把我揪进来，当作柴火，添进正在燃烧的熊熊怒火中。

校长腿都吓软了，不停地道歉，当场就宣布对陈老师的停职审查。并让我转告我妈，等候对陈老师的进一步处理结果。

我把这事和我妈一说，妈妈当时就气炸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她马上跑到街上找了一个卖锦旗的店，订做了一面大红锦旗送到学校去给陈老师。全校再次轰动

如今看来这种评价实在是太夸张了，但效果达到了。回首往事，我妈也算是深谙那个时代的斗争策略。抑或她自己的特殊背景和成长经历教会了她不按常理出牌。我记得她那时候填写“干部履历表”，在家庭出身那栏就填：农民。可我听到有个邻居有次骂她“历史反革命后代”。我吓坏了，问她：姥爷到底是历史反革命还是农民？ 她说：你跟我去过湖南，你也看到了，姥爷现在不就是在乡下当农民吗？（ 长大才知道，姥爷其实是被遣送去劳动改造）然后小声嘟囔了一句：我看看哪个有本事爬20里山路去外调！......

我妈逼着校长撤销对陈老师的处罚。她说陈老师是个大好人，这是学雷锋做好事，不能惩罚。否则就打压了所有的善良。小孩子的皮肤换得很快的。过两天脱层皮长长就好了。

还真被她说中了，我那张当时看着怪吓人的脸，过了两周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陈老师躲过一劫，和我妈从此也成了好朋友。妈知道陈老师家庭生活困难，老婆是农村人没有户口 (当年城市里的人口是按户口派发的粮票布票的)，所以经常让我把家里的粮票布票和衣服什么的，送给陈老师的小女儿。
现在回头想想，我挺感谢上帝的：幸亏没派发给我那个上纲上线批斗老师的妈，也没给我那种过于溺爱孩子，出点事就揪着人要赔偿的妈。我这个生活上不靠谱的妈对后代的三观影响倒是挺靠谱的。

如今很多家长，非常重视胎教，怀孕期间，就开始各种食物药物营养和文化修养的补充，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其实，正确的三观应该才是最最重要的起跑线！

（作者补充：关于奇葩妈妈的精彩故事有很多，应该是一部长篇小说。如果大家喜欢看，请给我留言，也许我会摘选部分文章后续发表在公众号，也许它们会以一本书的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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