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回首（初中、文革篇）

慧心

六十年代校园体育课。

　　初中阶段

1963年我考入初中，在太铁二中46班就读，学籍编号是以入学成绩排列的，我在班里是1号。

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位刚从南京师范学院毕业的年轻女教师，名字叫吳桂荣。她也是就业后第一次正式带我们的班主任。（之前临时带过一年班）

吳老师是一位忠诚教育事业的优秀教师，责任心很强，当时大概也就是23、24岁吧！第一次与同学们接触时，班里的几个调皮的男孩子想“考验”一下她，让她出出糗。有人到臭水坑捉了一只癞蛤蟆，在她上课之前，趁人不备扣在了讲桌上的粉笔盒下，想着当她拿粉笔翻过粉笔盒，一定会惊的跳起来。年轻女老师吓出的窘态，一定会让人很开心呐！

上课铃响后，同学们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师生互相问候后，老师自我介绍，并拿粉笔在黑板上书写自己的姓名。我们的心好激动呀！好戏马上要开场了。

当老师一翻开粉笔盒，被扣了很久的癞蛤蟆一下爬了出来，令人没想到蛤蟆没跳，老师也没惊叫，而是一把把哈蟆抓在手中，端详了一下就笑了。“你们谁知道它的官名叫什么吗？它叫蟾蜍，俗称癞蛤蟆，两栖纲，喜欢吃昆虫。它是一种有益于农作物的小动物，耳后腺和皮肤腺的白色分泌物可制成蟾酥，入药用，常做试验用动物。今后我们上生物课时要专门讲到它，还要做解剖实验”。吴老师处世不惊的风度和渊博的知识顿时让我们对她肃然起敬。事后，她也没有追查谁是恶作剧的始作俑者。自此，我对她刮目相互看了。

初中是令人留恋的时代，是人生的一个里程碑。进入这个阶段的孩子，求知欲极其旺盛。中学老师的管理也变了，不会像老母鸡呵护小鸡一样看护、督促学生，而是开始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注重依靠班干部的管理，培养学科代表。我上中学时喜欢理科，（虽然我们那时文理不分）。尤其喜欢代数、几何，对数学难题特别感兴趣，因此，老师选择我担任几何课代表。对老师的器重我感恩不已，主动帮老师拿教具、擦黑板、收、发作业本等等，所以数学老师也很喜欢我，经常给我吃点“偏饭”，找点难题让我做。遇到了实在解不开的题，我主动找到老师办公室讨教，不论老师手头正忙什么，都会停下来，帮我答疑解惑。老师诲人不倦的师德不知不觉潜移默化的影响了我，当老师为学生解惑而忙不过来，推荐我给同学解答，我常常感到荣幸并乐此不疲，耐心讲解，看到同学恍然大悟时我不由自主的沾沾自喜。当然，也常有越抹越黑，不能自圆其说的时候，抓耳挠腮，再去找老师。看到老师循序善诱，条理清淅的解惑，我更加佩服老师的魅力。通过这样的过程，我感觉自己提高很快，理解和记忆的更加深刻。

初中是我系统学习文化知识收获比较扎实的阶段，学了代数、语文、政治、俄语、物理、化学、生物、几何、历史、世界地理等课程。这一阶段的我很贪玩，学习成绩虽然常是在前十名内，但不知道用功。老师上课时，前半堂课注意力还能集中，后半堂课就开始玩小动作了，或者与别人说话，传纸条，要么用皮筋和纸叠的子弹袭击别人，影响课堂纪律，屡屡被任课老师罰站并反映到班主任那里。我偏爱数、理、史、地，因此，这几门考试成绩就总是优秀，其他的课程是拉分较多，所以也总当不了学霸。班主任吳老师是一位既教书又育人的好老师，耽心我学习片面发展，就找我谈话，提醒我全面掌握各科知识，合理分配学习时间，遵守课堂纪律，苦口婆心讲述做人的道理，并到家中家访，。老师辛勤地耕耘着我，使我有了全面的发展。

六十年代的中学生是很封建的，男、女生之间不来往，如果哪个同学与异性同学单独谈话，那怕是在大厅广众下，其他同学是要起哄的，更不要说中学生早恋了。老师们为了课堂秩序和纪律，刻意将男、女生搭配排位，因为那时男女生坐一张课桌，同学之间自已就把课桌中间刻一条分界线，谁也不许越雷池半步，班长评判同桌之间矛盾也是常以谁过线判谁无理的。那时的男生根本不知道谦让女生，甚至男、女生也打架，有时男生并不一定能打过女生的。

老师们刚散了会。

　　1964年下农村劳动，是我第一次过集体生活。那是个以粮为纲的年代，每年麦收期间，各个中学校都要组织学生到近郊农村帮助农民夏收。我们班分在黄陵乡郑村大队五龙沟小队。

这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离我们学校有20多公里，学校联系的解放牌大卡车把我们送到大队，我们再背上行李步行到小队。到达时该吃中午饭了，同学们排队到小队部灶房打饭，教我们俄语的王茂才老师己经带着“先谴队”在老乡的配合下做好了饭，吃的是窝头、南瓜小米稀饭和生拌小葱。伙食不很好，吃的挺香，因为第一次吃大锅饭都感到很新鲜。吃完午饭后开始分配住处，女同学分的好一些，比较集中在村子中心地带，男同学住在外围，大多都是住在老乡家闲着的窑洞里。我们小组分的老乡家做库房的窑洞里，有一口大棺材，开始时吓的我们谁也不敢进去，后来还是老师批评着老乡解释劝着，大家一块进去住了下来。最初都不敢单独在窑洞里呆，后来一两天后习惯了也就不怕了。

第一次劳动是锄玉米苗。麦收一过农民便赶种秋玉米，刚下过一场透雨，苗子长的有半尺了。锄苗的目的是为了保墒，人为锄松苗子周围的表层土壤和杂草，阻断水分蒸发，保留底层水分供苗子享用。

带队的老乡把大家领到地头，先讲解示范后，把人一字排开，每人三垅，从这头锄到那头。小孩们好奇心强，还没讲完就动手干开了，不到一个时辰，兴趣没了，疲劳上来了，头顶是烈日，脚下是烫土，弓着腰，撅着腚，一会儿就累的腰酸背痛，汗流浃背的，蹲着锄也累，弯着腰锄也累，跪下锄还累，直起腰歇会儿吧，别人又锄到前边去了，于是赶快往前赶。一个上午下来都叫苦连天，就昐着快到中午收工。吃午饭时，小队长问大家累不累啊？班长说：“不累，接受农村再教育好”。大家心里说，真虚头巴脑的，明明累的不行却说不累，不就是怕人家说娇里娇气，小资产阶级嘛！

初中三年，其实挺快的，玩着玩着就过去了。

文化大革命

初中三年过的真快，转眼到了1966年，面临毕业升学。父亲终日忙于工作，根本顾不上管我的事。母亲家庭妇女没文化，管养不管教。大姐建议我继续升高中，希望家中出息一个大学生。当时我很犹豫，因为前段时间省舞台美术学校有老师到我们学校录取新生，通过测试图画看中了三个学生，其中有我，是继续考高中还是上美术技校？自己拿不定主意。一晃到了6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揭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批、改运动，运动很快波及全国的各个学府，纷纷开始了停课闹革命，运动自然地波及到了我们学校。开始的时候，学校还一边上课，一边发动学生写大字报，后来工宣队进驻后，造反派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索性课也上不成了，闹革命的学生们开始了到首都高校串联取经活动。毛泽东主席8月5日发表了《炮打司令部》为标题的亲自写的大字报，并于中旬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到北京串联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政府以及交通部门免费为串联的红卫兵小将提供生活和方便，这种形势下，一场全国性的大串联开始了。

当年大串联完全是各地学生组织自发的，许多同学们都先走了，我和候顺平同学商量好，就伴一起去北京，去北大、清华取经去！我把想法向母亲谈了后开始她不同意，不放心出去怕出事，后来经不住我的缠磨，只给了10元钱和一星期时间，并让我保证只准去北京，按时回家。我高兴的不得了，马上跑到候顺平家约定出发时间。

我们是9月1日晚上岀发的，那天晚上，我俩约好提前到火车站在一站台等车。车底还没到，站台上的人已经摩肩接踵了，到处都是穿绿军装带红袖章的红卫兵，我俩就站在风雨棚下等车，这时，从东面过来了一群人，走近了才看清是几个红卫兵押着一群“牛鬼蛇神”，距离我们十几步的地方停了下来，这些人都被剃成了阴阳头，在红卫兵的喝斥下跪在地上，其中有一个人可能是腿疼跪的晚了，被身后的红卫兵兜头抽了一皮带，骂道：你妈的！不听话就得打，革命就是专你的政！看到这儿，我俩都挺紧张的，心里也不是滋味，不约而同地说，“咱们走开吧”。车底进站后，人群蜂拥而上，当我俩挤上车后，车内己挤满了人，我们就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块油布铺在风挡处挤着坐了下来，一晚上没敢挪地方，昏昏沉沉默默无语熬到了北京。

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北京，一下火车就像到了圣地一般。北京丨站真气派，雄伟的建筑，古香古色；宽阔的广场上车水马龙；到处人声鼎沸，身在其境，心旷神怡，目不暇接，真好像是红楼梦里面的刘姥姥到了大观园，不知所措了。但是，我们没忘记自己来北京肩负的“革命使命”，直奔接待站联系住宿和取经行程。我俩被安排在“北方交通大学”，坐地铁，转公交，住进了位于西直门外的北方交大的教室里。没有卧具，只有课桌能拼个床，已经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串联学生先于我们住在这里了。听他们说，就在两天前，毛主席刚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了红卫兵，可真把我们后悔死了，要是早来两天不正好赶上？哎……，没命呐！

第二天一早，食堂吃了早饭后，坐公交一番周折来到了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位于北京市的西北郊区，交通挺方便，不论去哪儿都免费乘车，也记不住坐了多少站。校园里到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处处都贴着大字报。我俩开始认真地阅读大字报的内容，并认真地记录着。大字报的内容涉及面很广：有中央文革政令和导向评论的；有给校方提意见的；也有揭发某某人经济或生活作风方面问题的；反正是林林总总，方方面面，繁杂零乱，永无止境。尽管我们也看不懂，但记录的挺认真的，记着记着好像明白了，“两个傻小子累死在这里也记不完呀”！算啦，走马观花地看吧，反正是河蟆跳水——“不懂”。看厌了，咋办？去清华看看。之后又转场来到清华大学，胡乱抄了些自己也不懂的记录，感觉任务完成的差不多了，自行结束了取经的使命。

首都这么大，既然是来到了皇城脚下，也得让自己开开眼吧，逛逛北京也算是学习吧？于是，后几天我俩参观了历史博物馆、天安门广场、军事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等名胜和古迹。最后一天我俩去北京动物园游览时，也不知是哪里的两个女学生，手里拿着扩音器喇叭，跟在我们的身后，一边走一边喊着：“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稚。”有的人来到北京，不是参加革命活动，取经学习，而是游山玩水，……。这俩女生好像是说咱们的吧？我俩心虚嘀咕，加快脚步，远远离去。第二天就回太原了。

我们这次北京“串联”，一共呆了一周，生活费支出了7元，全国粮票用了6斤，还给我妈剩回3元。可见当时的物价是多么便宜，消费水平是多么的低。人们手里没钱呐！

回到学校后，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造反派们己经夺了校领导权，并把政治上有点所谓问题的老师打成了牛鬼蛇神，游街、批斗、搞卫生，还隔离审查搞逼、供、信。俄语老师王茂才就是被专政对象，受尽折磨，含冤而死的受害者的典型。其实，王老师是一位很敬业又有极高业务水平的外语教员，曾经是铁道部的一名俄语翻译，因为直言不讳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中学教俄语，他的太太是日俄混血后裔，在太铁职工中心医院当眼科医生，因为这他被诬陷为右派，苏修特务。造反派先是停止他教课，让他和其他的牛鬼蛇神们劳动改造，搞校园卫生。后来又组织学生们批斗他，让他交待特务组织和活动情况，有几名造反派老师发动学生，在校园内游斗他，品质不好的学生打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条蛇缠在他脖子上，吓得他都尿了一褲子。有人把大铁牌子用细铁絲挂在他胸前，逼着他一手拿脸盆，一手拿条帚，边走边喊：我是右派，我是苏修特务，我有罪，我该死。不让他吃饭，不让家属探望。后来听说他忍受不住非人道的折磨，趁看守不备上吊自尽了。有人看到他在吊死的树下留下了一堆烟头。太可怜了！

运动持续不断的深入发展，各种群众自发的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夺权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学校停课，工厂停工，政府瘫痪。抄家、游街、誓师大会、层出不穷。到处都是刷写的大字报，随处可见批斗大会现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向xxx开火！”高音喇叭广播天天喊叫着，随便是哪个组织，带上红卫兵袖章，便可以到任何人家搜查。有一次，一个叫“革命造反委员会”的红卫兵组织抄了五龙口一家，我跟过去看了，红卫兵小将们把这家翻了个底朝天，衣服杂物、书籍字画、锅碗瓢盆，翻的屋里屋外，满地都是。主人一家站在一旁诚惶诚恐、垂手哈腰、任人宰割、不敢言语。抄走的东西也不敢问去哪儿了。

受“革命形势”的影响，我们几个要好的懵懂少年也投身于运动中，自发成立了一个红色联络站，成员有张炳祯、王云文、张殿臣、董健慧、张春梅、和另一个初二的女生（忘记姓名了）。没有宗旨，没有纲领，不知道上级领导是谁，也没有下级组织，更没有行动计划，实际上就相当于建了一个群。站址就在铁二中的传达室。也不知道张炳祯从哪儿弄来了一台油印机，开始翻印社会上流传的各种消息，印好传单后骑上自行车上街上散发。很可笑的是搜上来的不实消息转发后，又马上印发“造谣可耻、传谣可恨、信谣可怜、辟谣可嘉”的自搧耳光的传单。再后来，找不到纸墨了，又跑到大马路上刷写标语。折腾的没意思了，总得找事干吧！于是从学校的仓库里翻出来几件乐器，一天到晚吱吱扭扭的，“高雅”了起来，哪怕传出的像是像鬼哭狼嚎，但自我感觉良好，兴致勃勃的。

到了1967年，整个社会成了无政府状态，群众组织也分化成了两派，以“红联站”为首的一派自称为造反派，而以“红总站”为首的一派被对方称为保皇派。两派的斗争愈演愈烈，后来武斗了起来，局靣己无法控制。中央文革派出了部队进驻骚乱严重的单位，叫三支两军，结果是部队也分裂成了两派，动起了刀枪等作战武器。学校里也有少数人参加武斗去了。我们的家长胆子小，死活不让我去学校了。他们参加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们的接触少了。

1968年秋季征兵开始了，我想去当兵，自信家庭出身好，身体没问题，报名体检也过了，满怀期待地只等着录取通知书了，谁知道政审不合格被刷了下来。接到消息犹如五雷轰顶，怎么可能呢？自己的家庭出身贫农，父亲是革命干部，历史清白，本人又是红卫兵，根正苗红，怎么会政审不合格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母亲倒看得开，劝我说：去不了就不去了呗，老话说“好铁不打钉，好小子不当兵”，他不要，咱们还不去呢！我一听就火了，你就是老落后，老封建，啥也不懂的！

我不甘心，想去公社征兵办讨个究竟。我妈怕我惹事，又耽心我跑出去参加了武斗，于是就和我商量，态度坚决地要我回老家农村去陪伴我那孤鳏的老舅舅。终归我还是孝遵母命，回到了河北束鹿老家避难去了。1968年冬到1969年夏的这一阶段，我是在农村度过的，替舅舅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挖河、送粪、播种、灌溉，学习了很多农业技术，当然，也参加了农村的政治学习和批斗活动，当了毛泽东思想宣传员。这段生活很安祥，对母亲来说很安慰。我是下过乡的。

后来，家中出事了，父亲被抓了。我是从炳祯父亲口中得到的消息，他是跑济南车的列检，我妈让他给我捎一袋面粉，因为我的口粮在太原。接车时他悄悄的告诉我：你爸爸被隔离了，人家说他是“铁联”分子，详细情况我也不清楚，你也别太着急了，待我打听到详情下趟来时告诉你。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乱极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妈怎样了？我已经无心在老家呆了，就买了一张火车票返回了太原。看到母亲时，她憔悴了好多，但还是镇静地告诉我，别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该诈办就诈办呗！

父亲被隔离审查后，我们兄弟姐妹们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出了门就有孩子们“铁联、铁联”的叫个不停。我们也不敢计较，初尝到了被统治阶级的滋味。好在母亲为人纯朴，与人为善，左邻右舍相处和睦，相安无事。父亲的工资还给开着，两个姐姐尚未出嫁，工资补充家用，日子还过得下去。只是我、弟弟、大妹妹，因为父亲的问题就不了业，所有压力都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孩子们忽然都特别懂事听话了。

一天，吴桂荣老师来到我家，她现在又是我大妹妹的班主任了。家访中她说起铁一中计划招收一期师范班，建议妹妹报名师范班吧，这样可以减少点家里负担。我非常感激吳老师对我家的关心，表态请她帮助。后来我大妹妹走上了铁一中英语教师的岗位，吳老师鼎力相助，恩泽我门，是我们兄妹两人的大恩人。

我和弟弟的就业处处碰壁，原因都是政审不合挌。我去父亲的单位询问，一个造反派的小头目不屑一顾的说，你爸的问题也没定性，也没定案，老老实实的等着吧！

同学们一批一批的都走了，我别提多么难过了，又不愿在母亲面前落泪，又不愿在家吃闲饭，有一次煤矿来招工人，我回家和母亲商量，母亲无论如何不准去，说宁愿下乡也不许下窑。真是走投无路呀！1970年3月，国家出于备战需要建设三线战备铁路，要招收大量民工，指标下到了居委会，我马上报了名，这次母亲同意了。5月便踏上了修建京原线铁路的征程，我的人生开始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