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印记

丰庆老树

青海高原在我脑海里有着特殊的印记，那里的天很高很高，那里的天很蓝很蓝，那里有我奋斗的足迹，是我人生旅途的重要驿站。多年以来，只要想起青海高原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心灵深处总有一份深深的眷恋和向往。

（一）

1972年初冬，刚满18岁的我应征入伍踏上了西行的列车，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要被开到什么地方，接兵的同志只说是兰空部队，驻地似乎十分神秘，我们也不敢多问。

第三天清晨，列车到达青海西宁。那天，天气特别晴朗，一轮朝阳刚刚从东方升起，空气格外清新。正值部队补兵季节，车站候车室里军人特别多，整个大厅看上去一片军绿色，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军人，心情特别激动，满以为部队驻地就在西宁或者西宁附近，谁知在车站候车大厅滞留了一个多小时后，几辆蒙着篷布的军用卡车把我们拉到西宁东站又登上一列闷罐子列车继续西行了。

在闷罐车上，我拿出地图仔细查看，反复揣摩我们要去的部队驻地会是哪个地方？迷离困惑间看到距青海湖不远有个叫“海晏”的地方，想起了父亲曾于六十年代中期三次赴青海为家乡引进良马，每次到青海在海晏一住就是几个月，我一声惊叹，部队驻地该不会就是海晏吧！于是，我信口向接兵干部刘排长求证，只见他讳莫如深，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只是神秘兮兮地笑着说：“你怎么知道是海晏？”

傍晚，列车真的在海晏车站终点了，几辆蒙着篷布的解放牌卡车早已在站台上等待着我们的到来。看来此生我命中注定与海晏有着不解之缘，从登上卡车的那一刻起，这里便成为我军旅生涯的第一站。

　　海晏距青海省会西宁市约100公里，属于海北藏族自治州，这里是高原牧区，平均海拔3100米，年平均气温不到零摄氏度，气压低，氧气稀薄，开水只有80多度，煮饭半生不熟，霜冻期长，经常风雪交加、一年里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我们走下火车的那天晚上，大风呼啸，沙尘弥漫，吹得人眼睛都睁不开。

部队就驻扎在海晏县城旁边一个被称为“乙区”的地方，走进军营，我们的第一感觉是这里的一切似乎十分神秘，这个“乙区”和海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虽地处海晏，通信地址却是“青海省西宁市580信箱”。保密教育告知我们，部队驻地是严格保密的，不能向家人在内的任何人透露，严禁到海晏县地方邮局办理邮寄业务。于是在写第一封家信时，我提心吊胆地给父亲暗示说“我们部队就在你当年给家乡买马的地方”。此后不久，我惊奇地得知这里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生产基地，难怪这么神秘！

这里周围是一片广袤肥沃的草原，一条小河从中间穿过，北岸草滩上盛开着一种叫金露梅的金黄芳香小花，故称金滩；南岸草滩上则长满了洁白如银的银露梅，谓之银滩，因此这片草原得名为“金银滩”，新中国建国初期有一部国产故事影片《金银滩》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西部歌王王洛宾的著名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唱的也正是这片美丽的大草原。

1939年秋，王洛宾受邀协助电影艺术家郑君里在青海湖畔拍摄纪录片《民族万岁》时，认识了藏族姑娘卓玛。美丽深情的牧羊女，辽阔富饶的大草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创作激情和灵感，产生了不朽的音乐作品《在那遥远的地方》，这支脍炙人口的歌曲从金银滩诞生，从青海湖畔传出，传遍了整个中国，并风靡海外，远播异国他乡。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面对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我国在海晏建设了第一个核武器研制生产基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都是在这里诞生的，从此美丽古老的金银滩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成了国家级军事禁区。

那时，这里对外称“国营二二一厂”，也称“青海矿区”。矿区分为甲、乙两个区，在海晏县城附近的乙区是生活区，甲区则是政治、科研、生产、文化中心，这里有“禁中之禁”的办公楼、科研楼，有当时堪称西北第一的影剧院。有一条30多公里的铁路专用线和海晏火车站连接，每天有一列四节车厢的小火车在甲区和乙区间运行。

甲区生活区称为十八厂区，周围还有十七个厂区，分别负责供电供热，核物理及放射性化学研究，加工铀部件和无线电控制系统，爆轰试验和核武器总装，商业服务和卫生医疗等等工作。这些地方都是被严格警卫的军事禁区，周围有6个哨卡，特别是位于红山嘴的6号哨卡是除了火车外最方便进出甲区的通道，哨兵盘查非常严格，没有特别通行证，任谁也过不去。

　　这里自然条件虽然艰苦，但学校、医院、邮局、文化宫、图书馆、电影院、洗澡堂等一应俱全，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商业局、粮食局、文教局、卫生局等自成体系，几乎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社会。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里享受国家特供，很多紧俏商品在这里都能买到

　　核武器研制属于国家最高机密，因此，整个海晏地区是当时军队重点保卫的战略要地，不但配备了一个专门负责警备执勤的警卫团，还驻扎了一个高炮师，一个地空导弹团（早期还有一个探照灯营）负责要地防空，我所在部队就是驻扎在这里的空军某地空导弹团。

那时，地空导弹是一种新型的尖端防空武器，“全营一杆枪”。五十年代末，我国从苏联进口了三套“萨姆―1”防空导弹，装备了三个营，保密代号为“五四三”， 因此，地空导弹部队被称为“五四三部队”，番号为“空军第二高射炮兵”。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民党台湾当局经常派遣先进的美制高空侦察机窜入我大陆纵深战略要地上空侦察，曾几次进入京津地区和青海海晏上空。这种先进的高空侦察机飞行高度一般都在2万米以上，故一般的战斗机、高射炮对它都无能为力，敌机如入无人之境。

　　1959年10月7日，即中国地空导弹部队成立第366天，我地空导弹二营在北京通县上空一举击落了国民党空军RB-57D高空侦察机，一战成名，开创了世界防空史上用地空导弹击落飞机的先例。此后，三个地空导弹营采取我军传统游击战法，在全国范围内机动设伏，先后又击落了美国U―2高空侦察机5架。地空导弹二营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营”光荣称号，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六十年代初，美国先进的高空侦察机被我军击落成为世界舆论的热门话题，西方和港台舆论震惊的同时，难解之谜，纷纷猜测。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外国记者问我军是靠什么武器把U―2打下来，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笑哈哈而又机警诙谐地说：“我们是用竹竿把它捅下来的。”

六十年代后期，随着地空导弹部队的发展壮大，为保卫原子城的空中安全，我军在海晏部署了地空导弹部队，七十年代初，我有幸走进了这个部队，成为保卫共和国这块神秘土地的一名士兵。

（二）

驻扎在这里的地空导弹部队番号为“空军第二高射炮兵独立第八团”，团部驻海晏乙区，下辖的两个营都驻扎在青海湖边。走下火车的那天晚上我有幸被分到了团部。

步入军营，首先要经过两个多月的新兵训练。当时，团部在这里没有自己的营区，房子都是借住221厂乙区的家属楼，在新兵连阶段，我们80多个新兵先是搭通铺住在乙区食堂的大厅里，后来又搬到了乙区的一个小学校里。新兵连四个排，每排两个班，我被分配在二排四班，还被任命为副班长，心里十分高兴。

初到部队，一切都十分新鲜,新兵连首长个个和蔼可亲，特别是那个名叫刘光荣的指导员，一口湖南腔，特像电影《柳堡的故事》里那个指导员，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新兵训练十分紧张，时令正值深冬，青海高原的气温一般都在零下二十多度，我们每天在“九一中学”的操场上站军姿、踢正步，进行队列训练，凛冽的寒风就像小刀一样，吹的人脸蛋通红，耳朵生疼。晚上，时不时的还要搞点紧急集合。夜半朦胧间，只要一阵急促的短哨音响起，我们一个个像小老虎似的翻身跃起，手忙脚乱地穿衣服，找鞋子，打背包，整个宿舍乱成了一锅粥。

每次紧急集合，洋相百出的大有人在，有没找到鞋子光脚跑出来集合的，有集合后背包散了抱着被子跟着队伍跑的。当时，有个西安兵叫郑宪立，是个机灵鬼，紧急集合动作特快，这家伙爱搞恶作剧，每次下床后都把睡在他旁边的农村兵任建平的鞋子踢到床下的最里面，老实巴交的任建平下床后到处找不到鞋子，搞得狼狈不堪，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新兵训练虽然紧张，但让我们这些小老陕最难受的是饮食的不习惯。陕西愣娃爱吃面，初到部队，食堂每天不是米饭馒头、就是馒头米饭，大家苦不堪言，偶尔吃上一顿面条，就像过年似的，高兴的不得了。当时，有个叫马会员的战友因吃不惯米饭而两次哭鼻子，闹情绪拒绝用餐，搞的领导好气又好笑。训练期间，同班偶有病号，炊事班便特意做一小盆面条作为“病号饭”让带回宿舍，生病的战友一般没有胃口，吃不了多少，于是，陕西乡党们便一哄而上，争抢病号剩下的面条汤，当时我们高兴地调侃为“喝病号汤”。

倏忽间春节到了，这是我走出家门在军营度过的第一个春节，心情格外激动，除夕夜晚，我们在汽车连食堂会餐，会餐后，以班为单位包饺子，老兵们包的饺子个个小巧匀溜，我们新兵包的饺子大的大小的小，爷爷孙子老兄弟，乱七八糟，第二天早晨下到锅里几乎成了面片汤。那天晚上，连队还组织了茶话会，大家一直闹腾到凌点以后。气氛好不热闹。

第二天大年初一，我在哨位上迎来了农历癸丑年的第一缕阳光。清晨五点半我到油库重地接岗执勤，本应六点半下岗，但由于连队起床后，班长忙于组织大家到食堂下饺子，忘记了安排白天的第一岗接哨，于是，我在哨位上一口气站了近四个小时，直到上午九点多钟。那天，望着东方的天空渐渐泛出鱼肚白,直到云层的夹缝里透出红色的光芒，周围家属区的爆竹声此起彼伏，我脑海里不时地联想浮现出在家里过年的情景，虽然又冷又饿，但也丝毫没有委屈和辛苦的感觉，咱是农家子弟，也没那么娇气，相反，内心深处还有一种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新兵训练终于结束了，春节后的一天下午，我们八十多名新兵在操场整装列队等待分配。当时，大家都想能够分配到汽车连或修理所从事技术工作，最怕被分到警卫排站岗。站在队伍里，我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迎接自己的会是个什么命运。分配开始了，连长在队前呼点，我眼巴巴地望着战友们一个一个被呼点出列，一批一批的被指挥连、汽车连、修理所来的干部接走了，却始终没有点到自己的名字，最后只听得连长宣布道：“其余同志全部到警卫排”，我心里郁闷极了。

走进警卫排的当天下午，我一直闷闷不乐，很少说话，晚上熄灯后，躺在床上思绪万千，难以入眠。刚刚走进军营怎么就这么背！给家里写信怎么说呢？在警卫排会有什么出息？这些问题就象一团乱麻萦绕在脑际，似乎理不出个头绪，但最终却还是理出了头绪。我突然觉得，自己不能消沉！既然走进了军营，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既然已经到了警卫排，就应当面对现实，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事在人为，只要自己肯努力，在警卫排未必就没有出息，出水才见两腿泥。于是，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我便调整情绪，振作了精神。

　　警卫排是司令部的直属分队，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主要任务一是站岗执勤，二是担负团机关的公差勤务，平时的训练科目不是队列训练，就是刺杀投弹，射击训练，虽然枯燥，但我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在日常的学习、训练和生活中，时时处处注意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在各个方面都走在前面，很快便崭露头角，成为班排里的骨干，并被推选为司令部团支部委员，“五四”青年节那天，作为优秀团员代表，光荣出席了部队首届团代会。

五月的青海高原风和日丽，每天清晨，不等起床号响我们都提前起床，到营区旁边的草地上练投弹。每到周末休息日，战友们争先恐后做好事，掏厕所、捡牛粪，在开垦的菜地里备耕种菜。有一次，我和两个战友到驻地旁有个叫“三角城”的土围子捡牛粪，这里实际是汉代西海郡的遗址，建于王莽秉政时期，民国时期还曾出土了一尊西汉时期的“虎符石匱”。当时知识贫乏的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土围子还蕴含着古老的历史。

　　诗人艾青说过：“人生的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却只有那么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六月初，命运之神突然给了我一个佑助， 我被调到了通信班成了团首长的通信员，这次调整无疑是我军旅生涯紧要的一步。

通信班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团直机关的报纸信件、机要文件的发送，同时也是团首长的公务员，每周还要轮流住在团总值班室配合机关干部值班。通信员特有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们的接触面比其他士兵要宽一些，日后的机遇自然也就多一些，因此从到通信班那一天起，我似乎就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通信班编制5人，配有一辆长江—750三轮摩托车，班长赵军同志是陕西安籍老兵，我们其余4个都是当年的新兵，班长赵军同志对我特别器重，让我跟他学习驾驶摩托车负责机要通信，不遗余力地进行传帮带，我们俩很快就互为知己，这让其他三个战友既羡慕又嫉妒。

　　倏忽间时令进入了初冬，部队组织野营拉练，团直机关拉练分两批进行，赵军班长参加第一批拉练，我被确定参加第二批拉练。第一批拉练还未出发，我奉命要把一份机要急件直接送到军区空军司令部，这是我入伍后第一次单独出远门执行任务，心情特别激动。军区空军机关位于兰州市东五十多公里外的夏官营，这里虽地处偏僻，但高楼林立的大院，让我这个农村籍新兵感到特别森严和气派。那天，我把密封完好的机要件送到有关部门后，专门到西楼招待所看望了正在这里参加团以上干部读书班的王俊彬政委（后来任成都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空军少将）。那时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十几年后我也能成为一名团职军官，到这里参加军区空军团以上干部读书班。

从兰空送交文件返回部队第二天，参谋长又给我布置了一个新的任务，到导弹十二营送一份急件，当时该营按照团里野营拉练的部署，已于两日前机动转移到刚察县种羊场驻训，团直机关第一批拉练的队伍也同步拉练进驻到了种羊场三大队。

刚察种羊场距离海晏上百公里，那时候交通很不发达，我领受任务赶到海晏汽车站时，通往刚察的唯一一趟班车早已开过去了，我站在路边，无奈地向过路的各种车辆招手求助。终于有一辆解放牌卡车见我招手停了下来，司机独身行车，问明情况后便让我坐进他的驾驶室。那个年代，司机这个职业虽然很牛，但人们的职业操守好，大家都乐于助人。

　　多年以后，我常回想那天，汽车沿着青海湖一路西行，颠簸在搓板一样的石子路上，望着远方的湖光山色，我和那个司机边走边聊的情景还真有几分惬意。大约下午四点左右，我发现公路左侧不远处好像有几个穿蓝裤子的军人，远方还有一大片房子，估摸着这里可能就是部队拉练驻训的地方，便下车和司机告别。

在导弹十二营驻训地交付机要文件后，恰逢在此检查工作的团长要从该营返回，我便跟随团长的北京吉普车顺利到了团直机关拉练驻训点——种羊场三大队， 我的突然到来让拉练到此的领导和战友们高兴的不得了，相互分开仅三几天时间却像久别重逢似的。

我本打算住一宿后第二天返回海晏，谁知拉练部队正准备和驻地搞一次联欢活动， 编排文艺节目正需人才，主管司令部政治工作的郑协理员知道我在这方面有些特长，于是，当晚便电话请示参谋长让我留了下来。

每个人一生中对自己有影响的人有很多，这些有好的影响的人都是自己的贵人，虽然人生的路要靠自己走，但关键的几步能有贵人相助，到达目的地的路会走得顺畅一些，回首青海三年的成长历程，郑协理员应该是我士兵生涯遇到的第一个贵人，他一直对我非常器重，其知遇之恩我永生难忘，只可惜老领导过早仙逝，深恩未报常感痛心。

拉练驻训期短短二十天时间，活动丰富，苦中有乐。学习训练之余，我和战友们争先恐后做好事，在驻地附近到处捡牛粪供炊事班野炊烧火，到农牧民家里家访慰问，第一次品尝到了酥油茶的美味，特别是编排文艺节目和驻地群众进行联欢，由我编导并和老班长赵军等四名战友演出的表演唱“四个老头学毛选”深受大家喜爱，其情其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三）

我学会了驾驶摩托车以后，赵军班长慢慢地就懒的动车了，送取机要文件任务大都由我完成，每周我至少要骑着摩托车往返二十多公里外的矿区邮局机要科两趟，兴趣盎然，十分惬意。新来的和尚爱念经，时间长了才知道驾驶摩托车并不是什么好差事。

青海高原常常风沙弥漫，摩托车没有挡风玻璃，吹的人眼睛都睁不开，特别那漫长的冬季温度很低，骑摩托车执行任务更是苦不堪言。苦是苦但苦中有乐，那辆长江750三轮摩托车还真给我留下了很多浪漫的记忆。

当时，摩托车除了保证机要通信，还要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七四年初春的一个晚上，部队放完电影刚准备就寝，指挥所通信线路故障，参谋长指示我们出动摩托车配合查线排故，班长把任务交给了我。于是，我穿戴整齐立刻出动，拉着指挥连外线排的两个同志向夜幕挺近，谁知，跑了十几公里后，他们突然急呼停车，说忘记了带爬杆用的脚扣，我“咳”了一声只好掉头。

取了脚扣再次出发，在快到矿区附近时我把摩托车停在路边，他们便走进旁边的山坳里去查线，看着他们消失在夜幕深处，我孤零零地抱着冲锋枪坐在摩托车的边斗里守候，等啊！等！不知不觉的进入了梦乡。大约凌晨四五点左右，迷迷糊糊的我似乎听到了他们返回的脚步声，便赶紧振作精神，发动摩托车拉着他们返回了营区。回营后我们一同在他们连队食堂下面条吃夜餐，面条还没吃完，东方的天空已露出了鱼肚白，起床的号声响了！

青海湖畔的草地戈壁上有很多道路是汽车长期碾压自然形成的，坑洼不平，三轮摩托车在这种道路上速度跑不起来，经常会遇到被狗追咬的尴尬。有一次我奉命到位于青海湖畔的514雷达站送人，返回途中，左侧不远处的一片板房里突然窜出一条猎狗，当那猎狗以90度的前置角斜插着向我扑过来时，我加大油门企图摆脱，谁知在那种路面上三轮摩托根本跑不过猎狗，只见那猎狗疯狂的扑上来一个跳跃便咬住了我的大衣角，情急间我突然来了个急刹车，猎狗便丢开我的大衣退了回去，在距离五六米远处对着我张牙舞爪地汪汪直叫，我刚起步要走，它便又追咬上来。我突然想起了狗有追跑的习性，你越跑它追的越欢。

　　无奈，我便把车定在那里，任凭它汪汪直叫，我只不断地空轰油门不起步，用时大时小的发动机声音与狗对峙，那狗叫了一会便无趣地渐渐后退，显然没了刚才那份激情。这时，我踩动离合慢慢起步，渐渐与狗拉开了一定距离后便突然加速，走了，胜利大逃亡。

第二次驾驶摩托车被狗追咬是我从团部新址温都口到矿区送机要。221核基地在美丽金银滩草原的西南方向分布有好多个小型核爆试验场，这里人烟稀少，水草丰盛，偶有藏族牧民赶着羊群和牦牛在这一带游牧。那天我从温都口军营向北翻越崎岖的山路，刚下山坡，就看见路边不远处有一顶游牧的帐篷和羊群，没等靠近就有一只牧羊犬直接向我扑了过来。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我从容应对，机智周旋，轻松摆脱了狗的追咬。

那时候，每次驾车到矿区和海晏，大都有战友搭乘，回到营区第二天，我突发奇想，找了一节棍子放在摩托车的偏斗里，在遇到牧羊犬追咬时，我在前面开车，坐在后座的战友挥舞棍子，对着扑上来的狗头一顿乱抽，那场面至今想起我都忍俊不止。

　　摩托车逗狗似乎还有点乐子，半路故障又无法修复可就郁闷了。海晏向东50公里的湟源县是个农业县，这里的公路边和山坳里散落的村庄可以买到鸡蛋，我曾两次开着摩托车到这里为机关灶买鸡蛋，但两次都很不顺利，甚至可以说是十分狼狈。第一次是赵军班长带着我一同出车，第二次是时隔不久我独立出车拉着机关灶给养员到湟源。蹊跷而颇具滑稽的是两次狼狈经历十分相似，都是未到湟源摩托在半路抛锚，整上午都在公路边抢修排故，中午勉强买了鸡蛋，下午返回途中车辆再次故障，最后以单位派卡车接应而告终。

我单独出车那天更是苦不堪言，返回途中，摩托车走走修修，最后连挡位都挂不上，眼看着天色已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想给单位打个求救电话都找不到地方，无奈之下，我和那个给养员只能把笨重的三轮摩托车在夜幕中艰难地推着向前走，走啊！走！走了五六公里，终于看到前边路边有几盏亮光，走近才知这里是海晏巴彦人民公社，郁闷的心情才豁然开朗。路边的小院子铁门紧闭，我们刚一靠近，正欲敲门，里面突然窜出一只凶猛的藏獒隔着铁门对着我们汪汪直叫，我们在门外再怎么喊话，里面的主人也很难听到。

于是，我打开摩托车前灯对着门内的藏獒使劲按喇叭，终于引出了院内的主人，一看我们是带着帽徽领章的解放军，问明情况后便拉走了藏獒，打开铁门让我们进院给部队打了求救电话。

那次湟源返回后，摩托车一直瘫痪了大半年。第二年春，我申请把摩托车送到西宁邮电机械修理厂大修了一次，我把修好的摩托从修理厂里接出来后，住在团里位于西宁德令哈路的招待所。在招待所工作的战友赵金文邀我开摩托车出去兜风，盛情难却，便带着他到西郊公园游玩了一圈，谁知，返回途中却因违反交规被交警给扣住了。

当时西宁西门十字口有个大转盘，按交规左转车辆应绕大圈，而不懂交规的我却抄近道直接左转行车，只听交警岗亭的喇叭了喊了一声“摩托车”，我还不知怎么回事！到了下一路口“大什字”被交警拦住了才恍然大悟，刚才违章了！交警过来询问并让我出示驾驶证，我哪有证啊！便一个劲的道歉承认错误，告诉交警“部队就从未给我们办过驾驶证”，“没有驾驶证开什么车，你是不是驾驶员？”交警质疑说，并要我交出车点火开关钥匙回部队开个证明来。我无奈地告诉他，我们部队在海晏，离西宁一百多公里呢！这时，我只能说好话讨好交警，慢慢磨叽。

那时的交警素质真好，虽然把我的摩托车扣在了那里，态度却十分友善。磨叽了一会儿，没想到一个偶然的对话打破了僵局，交警听说我们部队在海晏，问我认识不认识苏建军，我赶紧说认识！认识！苏建军是我们十二营的一个陕西大荔籍老兵，我虽不熟悉但知确有此人，便以此为话题和交警聊了起来，越聊越热乎，但他却仍然没有放我走的意思，我灵机一动，向他提出能不能在岗亭给部队打个电话，让部队证明我是驾驶员，没想到他居然同意了。

于是，我走进岗亭抓起电话，通过青海省军区总机十分顺利地接转到了我们团指挥所总机并接通了管理股，我赶紧叫那交警同志进来接电话，谁知，电话声音很小杂音很大，根本听不清楚。无奈，我只能陪着他继续聊天，直到下午六点半的时候，交警换岗他要下班了，便对我说：“走吧，到我们中队去吧！”于是，我赶紧发动摩托车把他送回了交警中队。到了他们办公室我们又海阔天空地聊了很大一会，才给部队领导打了电话，在确认了我的驾驶员身份后，我便向他告别，没想到握别时他十分客气，像老朋友似的对我说：“走吧！以后没事来玩啊！”

出了交警队大门， 天色已晚，花灯初上，我驾驶着摩托车一溜烟回到了招待所，如释重负，一身轻松。

（四）

一九七四年秋，团机关从海晏县城旁的乙区搬迁到了青海湖畔一个叫温都口的山沟里，这是某高炮团移防后留下的营区，距海晏县城大约三十多公里，地理位置偏僻，交通很不方便，条件十分艰苦，大家戏称“温都尔汗”（913事件林彪驾机叛逃在蒙古国境内坠毁的地名）。

那年刚一开春，团里就着手对温都口营区的房子进行全面维修和改扩建，同时还在乙区的小学校旁边还专门修建了一个家属院。部队搬迁前，先把随军家属们搬到了自己修建家属院里，搬家当晚，十二营参谋长（当时地空导弹营为独立营，编制有司政后机关）的妻子在新房里煤气中毒不幸身亡，消息一传出，人们议论纷纷。这是部队组建以来第八个因故死亡者，前七个死亡者都是男性军人，这次是个女性家属。于是，有人调侃戏称“第八个是铜像”（当时正热播的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名）。

温都口营区四面环山，海拔3700多米，地平呈梯形，房子一栋比一栋高，厕所都在营区两侧的半山腰，上厕所要爬二三十个台阶，由于海拔高，每次上去后要先站在厕所外面喘会气才能进去方便。营区基本都是平房，只有一栋二层楼房，为团司令部和政治处办公楼，楼对面是个大礼堂兼作机关饭堂，中间有一个篮球场。楼的右侧有一排平房是几个团领导的办公室和寝室，楼后并排有两栋小平房是招待所，我们通信班就住在里面，这三栋房子都是我们的工作区域（管理招待所也是通信班的任务之一）。

　　当时，部队入住比较仓促，很多设施还不完善，房前屋后坑洼不平，一有空闲，我们几个通讯员就主动拿起铁锹对团首长那排房前的土地进行平整，天天干的满头大汗，但却乐此不疲。为了增加美观，有一天我们用红砖围了两个小花坛，又到旁边的山上挖了一些小黄花载在里面，工间操休息时，王政委看到我们在门前搞了两个小花坛，高兴地直夸赞！

部队进驻温都口后很快就入冬了，营区没有暖气，取暖是烧火墙。每栋房子都有内走廊，每两个房间中间都夹着一道火墙，生火后我们发现这里的老房子虽然外表修旧如新，但很多火墙的烟道却被以前的烟灰粉尘堵塞了，很难烧热。于是，我们自己动手把团首长房间的火墙逐个搬开清理，一道火墙里竟然能掏出一大堆的烟灰粉尘，掏完后先用砖和泥巴把洞补好，再用白灰刷白，确保不能漏烟。每次掏完火墙，我们都灰头土脸，活像煤矿的井下工，特别是那年入冬不久，兰空司令部樊副参谋长带着二炮处的领导莅临我团，领导让我们赶紧打扫准备房间，提前生炉子烧火墙，谁知炉子烧了一下午火墙却热不起来，显然是墙内烟道灰尘淤塞。于是，我们连夜晚开膛破肚，清理淤灰，疏通烟道，然后又补洞刷白，重新生火，几个人忙活了大半夜，搞得狼狈不堪。

倏忽间新年钟声敲响了，新年伊始，地方州县政府和二二一基地的领导相继到部队走访慰问，特别是海北自治州新年春节慰问团精彩的文艺演出使温都口这个偏僻的军营一片沸腾，战士们一个个像打了鸡血似得，欣喜若狂。那几天，我们几个通信员负责服务接待，跑前跑后忙的晕头转向，但却乐此不疲。

　　元月中旬的一天上午，驻兰某部有位领导到访温都口，团里几位领导聚集在张副政委房间里等待客人，我在其外间为领导们做就餐准备，突然听到领导们在里间似乎议论起了我，只听政治处贾主任对参谋长说：“老张啊！通信班这个小张不错，调给我们电影组吧！将来可提个电影组长。”顿时，我激动地心都要跳出来了！谁知，这件事没过几天就化为泡影。虽然只是空欢喜了一场，但领导们的议论评价给了我很大激励。进入新的一年，我还真是喜事连连， 二月初，我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成为同期战友中最早的党员。春节过后不久，老班长赵军同志退伍了，我接替他担任了通信班长，但此后的经历一波三折，依稀难忘。

这一年是我士兵生涯的第三年，经过两年多的历练，我在思想、作风和日常工作的各方面都比较成熟了，团直机关上下都很认可。但我并没有骄傲自满，内心深处有那么一丝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却又懵懵懂懂，没有什么明确的奢望，只是本能的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奋发向上，期盼着能从眼前踩出一条长远的路。

六月下旬的一天，郑协理员找我谈话，经司令部领导研究，让我代理警通排副排长，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我还真是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既激动又茫然。激动的是这表明领导在重点培养自己，梦寐以求的提干曙光已经离自己不远了，茫然的是对自己能否胜任副排长心有余悸，毕竟排里还有兵龄五年的老班长。于是，在向老首长表达感激之情的同时，我十分坦城地表露了自己的心悸。

随后，在一次管理股系统士兵晚点名时，当协理员宣布我为代理警通排副排长时，立刻引起了大家的轰动，战友们都为我感到高兴，但我却始终心有余悸，便借故迟迟没有上任。过了大约两三周左右，郑协理员又找我谈了一次话，根据警卫排和我实际情况，组织上改变了原来的决定，让我先到警卫二班任班长，并要求我迅速到位，协助排长组织手榴弹实弹投掷。于是，我愉快地服从组织决定，恋恋不舍离开了工作了两年的通信班。

　　这次工作调整是我士兵生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从任警卫二班班长到后来被保送上军校，虽然只有半年多时间，但这半年我收获颇丰，军事素质和组织管理能力得到很大的锻炼和提高，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手榴弹实弹投掷完成后，时令很快进入了八月，这时，排长奉命带着大部分同志到海北农场劳动，我带着三四个人在家留守。这段时间，我们几个除了担负正常的警卫执勤，还在机关灶的后面修了两个猪圈，并到青海湖畔打了很多猪草。

青海湖畔最美的是云的光影，这里的云，无穷的形态和纷繁的层次都是海拔较低的地方难以比拟的。平日里我们整天在军营里忙于学习和训练，似乎无暇欣赏高原美景，那段时间有几天，我们天天都活跃在湖畔戈壁草滩上，在打猪草的同时，看到云缎在山峦和草原洒下细碎光影的瞬间就像油画一样让人陶醉，那份惬意至今仍令我回味无穷。

十月中旬，团里又从各单位抽人到农场劳动，警卫排大部分同志前不久刚从农场劳动回来，这次自然轮到了我。农场位于海北门源县青石嘴镇附近，那天清晨，我们在干部股乔长青股长的带领下，乘解放牌军用卡车，从温都口出发一路向东，经省会西宁然后北上，过大通后又翻越了青海有名的大岅山。之前，只听从农场回来的战友们说大板山山高路险，这次身临其境还真有命悬一线的感觉，每当汽车在盘山路上急转弯时心似乎都提到了嗓子眼上。那时候，路况很差，交通不便，解放牌卡车整整跑了一天，下午六点左右才到达农场。

　　这里地处祁连山南麓，沃野百里，农场众多，既有地方农场，也部队农场，农作物主要是油菜和青稞，八月份油菜和青稞收割后并不能像内地那样立刻碾打归仓，而是要放在地里风干，入冬前才开始碾打，有点像东北的“打冻场”。我们这次劳动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已经风干的油菜和青稞从地里拉回场里碾打归仓。咱是庄稼娃，不怕干活，前后二十天时间，我心无旁骛，每天似乎都都有使不完的劲。

农场的条件很差，大家搭通铺住在一个黑黢黢的房子里，也没什么业余生活，每天晚上我们都早早地躺在床上，你讲一个故事，他说一个笑话，相互逗一会乐，很快也就都进入了梦乡。

农场劳动结束回到温都口，很快就到了年末，这个时候班里曾发生的一件事情，多年以后，我每每想起都有些后怕。

晚上十点左右，大家正准备就寝熄灯，班里两个战友不知为了什么发生口角，一个是我的同乡，叫穆建涛，一个是当年的北京籍新兵刘金生，两人没说两句居然就大打出手，瞬间就相互揪住了头发扭成一团，旁边的战友赶紧上前去拉，怎么拉也不开，顿时整个宿舍里一片混乱，这时，我也急眼了，冲着他们大吼了一声：都不要拉，让他们俩打！这一声吼还真把他们给镇住了，二人怒目相视却都不敢再动手了，接着我又骂了一句“你们俩他妈打呀，怎么不打啦！”然后气势汹汹的过去把灯熄了。

打架的这两个家伙都没什么文化，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我这个同乡穆建涛，平时吊儿郎当，作风稀拉，每周班务会上我没少收拾他，这家伙是个典型的二皮脸，对什么都满不在乎，打架住手后见宿舍熄了灯也就上床睡了。新兵刘金生长相又黑又丑，平时就心胸狭窄，性格有些古怪，刚才相互摔打时可能也有些吃亏，熄灯后坐在铺边一直发呆，怎么催都不肯脱衣服睡觉，这会儿不但不睡，还老瞅着枪架子，时不时的还翻自己的子弹袋。

　　当时，我们警卫排每个人都配有一杆半自动步枪和三个实弹夹（30发子弹），班长配一杆冲锋枪三个实弹夹（90发子弹），都放在各自宿舍的枪架上。刘金生的床铺在门口，枪架就在他的床铺旁边，其反常的举动不得不引起了我的警觉，于是我赶紧爬了起来，陪他坐着安慰了一番，又借故上厕所去向排长报告了情况。当我敲开排长房门时，发现他虽然手里捧着一本书，旁边却放了一把手枪，心理也立刻明白了几分。回到宿舍后，我把棉衣垫在了枕头下面，趁刘金生上厕所时，我迅速取了冲锋枪并押上实弹夹放在了被窝里，以防万一。

我的床铺在最里面单独的一个角上，头枕的又很高，随时都能看到刘金生的举动，当时，我心里打定注意，今晚一定不能睡死，防止刘金生想不开铤而走险，一旦发现他从枪架上取枪，不等他装上子弹，我就撩开被子举起冲锋枪先冲他腿部打一梭子出去。前半夜，始终不见刘金生脱衣服，我躺在哪里也只能闭目养神，似睡非睡，他稍微有点响动，我就睁大眼睛看看，直到后半夜不知什么时候见他拉开了被子睡了，我才稍有松懈迷糊了过去。

度过了那个不眠的夜晚，没有发生事故真是庆幸，谁知，没过几天刘金生犯病了，癫痫症！我们赶紧把他送到了卫生队抢救，第二天又转到了二二一矿区医院。这时，我们才知道他入伍前就有癫痫病，只是体检未能查出而已，出院归队后，战友们都对他十分照顾。

倏忽间又到了春节，大年初一早晨，我们从灶上领回了面和饺子馅，全班高高兴兴的在宿舍里包饺子吃，饺子吃了一半，我撅着屁股正在收拾剩下的面粉，只听到有人喊道；班长，快看！我转头一看，刘金生坐在床边只翻白眼，口吐白沫，双手颤抖，大家都楞住在一边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我对着离他最近的战友大喊了一声：快！翟安明，快把他按住，掐人中！说时迟那是快，旁边的人一起都扑了上去，有的掐人中，有的掐虎口，气氛骤然紧张的不得了。掐了一会儿，只见他长出了一口气，浑身像软了似的倒在了铺上，我当机立断，让大家轮番背着将其送到到了卫生队，并安排穆建涛留卫生队专门陪护。此后，这对冤家竞成了好朋友。

　　春节过后，一年一度的补兵退伍工作就要开始了，走留前途未卜，大家人心慌慌，我自我感觉已被列为提干对象，心里倒是挺平静的。可是，一则小道消息打破了我的平静。

有一天，我到通信股收发员老覃那儿去玩，闲聊间老覃告诉我：“小张，你要有退伍的思想准备，听说X副团长盯着要让你走。”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我一头雾水，百思不得其解，X副团长怎么会对我有如此大的成见？虽半信半疑，但内心深处还是忐忑不安。此后不久，我奉命被抽到新兵连训练新兵，这证明老覃的消息纯属子虚乌有，让我虚惊了一场。

这一年部队征的是春季兵，新兵未到前，军务部门把班长集中到一起进行集训，由于新兵连的干部接兵未归，集训由我负责，除了按《队列条令》统一动作，还要为新兵收拾打扫房间，到军需库为新兵领取毛毡、褥子、皮大衣等物品。当时，军需发给新兵的皮大衣有新品也有旧品，物品领回后，一些战友们便纷纷找我为他们调换新大衣，现场一度混乱，当我再次清点物品时皮大衣莫名其妙地少了一件，那个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让我惶惶然不知所措，很担心会影响自己的进步。

晚上，温都口天空下起了鹅毛大雪，我和战友李强朝、马得团三人闷闷不乐地坐在房间里为丢失军大衣的事发愁，他们两个是我的同乡又一起带新兵，自然有难同当。李强朝出主意说，军需旧品库后面有个小窗户不严实，他们外线排在库后面的山坡上爬杆训练时曾经用杆子伸进去挑出过胶鞋，建议从那里钻进去偷出一件旧大衣充数。当时，我和小马都觉得办法可行，于是，三人冒雪出门，准备铤而走险。走到半道，我突然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个十分错误的行为，便拉着他们返回了房间。我告诉他们，丢失大衣是工作失误，因此到军需库去偷，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一旦败露后果不堪设想，盗窃的罪名会把我们这辈子的锅砸了。

第二天，我如实向领导汇报了丢失大衣的情况，军需股长让我写了份报告经团首长签字后补了一件大衣了事。此后几十年，每每想起这件事我都非常庆幸自己当时头脑清醒，否则真可能就此毁了前程。

　　二十年后，父亲告诉我说，前不久他在老家路遇一个自称我的战友告诉他，那件皮大衣是和我一起共事的老乡李强朝趁机偷走的，我听了回想当时情景这才恍然大悟，但时过境迁，也就当故事说说而已，蹊跷的是，在我知道事情真相后不久，那个监守自盗又勾引我差点毁了前程的家伙暴病离开了人世。

二月下旬，温都口军营迎来了来自辽宁建昌和陕西安康的新兵，当时的新兵连干部大都是搞技术的，对共同科目训练不擅长，对我这个来自警卫排的班长特别倚重，我带领的一班常常是全连训练的示范班。时令虽已进入三月，青海高原上仍然是冰雪世界，我带领新战士顶着凛冽的寒风在操场上训练，嗓子哑了，人黑瘦了，脸上的红二团几乎和藏民没什么两样，但由于内心深处有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每天都乐此不疲。

孟子曰：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三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喜从天降，新兵连指导员到操场通知我：“小张，团里决定送你去空军二炮校上学，你们司令部郑协理员找你谈话，你赶快去吧！”听到这个消息，我激动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三年前，参军离家的时候，父亲一直跟着队伍把我送到县城，临别时殷切地对我说：“到部队好好干，争取上军事院校”。入伍几年来我一直梦寐能有这样的机会，今天，这个梦想终于变为现实了，真是按耐不住心中的喜悦，兴冲冲地直奔协理员办公室。

郑协理员是团直机关和警卫分队负责政治工作的直接首长，对我一直特别器重，谈话中协理员对我入伍几年来的思想和工作表现给予了充分肯定，对我到军校以后提了很多要求，特别叮嘱我说，军校要求很严，一定要有吃苦的思想准。第二天上午，我抓紧办理了各种手续，又去向参谋长道别，老首长语重心长地给了我很多鼓励。由于陕西同乡的缘故，我内心深处对这位老首长似乎有一种特殊感情，在我离开青海后不久，参谋长也离开青海调到了驻陕某部，几年后，我与其从北京部队复员回陕的长女结识成婚，老首长便成了我的岳父，今天，回想起这段经历不由感叹人生际遇之奇妙。

那天晚上，协理员让机关二食堂准备了一桌菜肴，新兵连的领导又拿出自己珍藏的上海曲香酒分别为我祝贺饯行。从晚上6点到12点，连续两场酒喝的我酩酊大醉。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醉酒，醉的终生难忘。4月1日早饭后，我在团总值班室门口登上汽车离开了温都口，郑协理员和战友们都来为我送行，在向他们挥手告别的时候，我心里一阵酸楚，热泪夺眶而出。

汽车缓缓地驶出了营区大门，颠簸在崎岖的山路上，我穿着军大衣站在车厢板上恋恋不舍地望着渐渐远去的营房，心里一直在默默地念叨，再见了，我的老首长！再见了，我的战友们！

2016年7月与妻回访青海，在海晏县民族中学（原乙区九一中学）前留影。

2016年7月在原二二一厂影剧院前留影

图为：原二二一厂乙区行政楼，右侧拐角一楼为八团措挥所

图为：八团曾在二二一厂乙区居住的楼房

　

2016年八一前夕，孩子们带我们驱车千里，到阔别40年的青海海晏故地重游，回到自己当年人生启航的故地，触景生情，激动不已，热泪盈眶，特作诗以记之：

（一）

魂牵梦萦四十秋，

眼前街景熟又生。

驱车徘徊寻故地，

忽见当年九一中。

（二）

车到海晏泪潸然，

手牵孙女话从前。

乙区老楼今犹在，

不见当年导弹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