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渠——我的伊甸园

徐长玉

　　老家的脑畔山是一座近乎全裸的沙石山。每逢下大雨， 从石山四周汇聚而来的水流便会顺着距我家近在咫尺的石崖奔涌而下，形成一道极为壮观的、然则也是昙花一现的白色“瀑布”，煞是好看。

　　脑畔山上的沙子被雨水经年累月地冲刷下来，沉积在位于我家硷畔下坡的一条通往公路、长度不足500米的沟壕里。随着沙子越积越多，这条名不见经传的沟壕逐渐演变成方圆几十里少有的堆着厚厚沙子的渠道。于是，这个沟壕所在的只住着四五户人家的小小居民点便被周围的乡民们取了一个颇为精准的名字：沙渠。

　　沙渠的沟掌有一片小小的平地，地上稀稀疏疏地生长着十来棵有些年代的杏树、杨树和槐树。树干高大，树冠茂密，是夏天纳凉的好去处。沟掌的三面被石崖和石崖两端陡峭的山坡呈180度包围着，令小小的沙渠显得格外幽静和安全。

　　沟掌悬崖的根部至今遗存着上世纪五十年代人工开凿、半途而废的水渠，水渠底部有一个被雨水冲刷而成的浅窝，俗称“涝坝”。说是“涝坝”，平时并没有水，只是在下雨的时候，才会聚满从悬崖上流下来的山水，且过不了多久，就会被贪婪的沙土喝得一滴不剩。

　　儿时，每逢下大雨的时候，不等雨过天晴，沙渠的娃娃们便会迫不及待地奔到沙渠后掌看“瀑布”。胆大的娃娃会径直跑到“瀑布”下“洗澡”，胆小的娃娃只好站在不远处好奇地张望。待石崖上的“瀑布”断流后，所有的娃娃们便会趁着涝坝里积存的水，各显其能、各尽所好地玩“打坝”、“灌溉”、“打灶房”、“扣馍馍”、“烙饼子”等饶有趣味的游戏。

　　即使平时不下雨的时候，沙渠照样是沙渠乃至整个新集庄娃娃们玩耍、嬉戏的乐园。记得农业社的时候，大人们通常都要集体上山劳动，中午也不回来。奶奶便义务充当起她的八九个孙子的“保姆”职责。嫌娃娃们七嘴八舌地吵得她头疼，在给孙子们吃了各家带来的剩饭后，奶奶便把孙子们尽数赶到沙渠后掌，任由娃娃们自由地玩耍。玩累了的孩子们索性以地为床，睡在沙渠里，两三个小时也不醒来。所以，我们这代沙渠的六零后人，便被大人们说成是从沙渠里耍大的一代人。

　　沙渠不光是娃娃们玩耍、嬉戏的乐园，也是长大念书了的学生们看书学习和做梦的好地方。记得不管是在杏河上小学和初中时每天放学回家，还是在延安上高中和大学时每次放寒暑假，在做完妈妈布置的没完没了的家务活和给奶奶担过水、扫过院以后，我便或同发小一道，或独自主动来到沙渠后掌，背课文，念公式，读英语。在学累了的时候，则或静静地观察着眼前的风景，或久久地直视着遥远的地方，或默默地做着白日梦，幻想着“丑小鸭变成小天鹅”或者“乡巴佬变成城里人”的美妙时刻……

　　沙渠不只是我们这一代六零后耍大的地方，沙渠的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乃至零零后虽然比我们那时的生活学习条件不知好多少倍，但到沙渠后掌尽情地玩耍，同样是他们儿时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

　　常言道：人杰地灵。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我爷爷第一家住到沙渠以来，包括后来陆陆续续搬迁来的三四户人家在内的沙渠的子孙后代们，即便当了农民的，也多半是极为务正的，光景个个过得红红火火；至于恢复高考后，考出去当上公家人的更不在少数，而且大部分混得有头有脸：光紧挨我家的一家李姓人家就出了3个正处级；与我家一家之隔的另一家李姓人家则出了一个校长、一个剧团团长、一个大夫、两个市委秘书……；至于我父亲的儿孙们，也出了全镇第一个本科生，第一个教授，博士，外加5个研究生、4个本科生、3个专科生和一个中专生……

　　岁月如梭，时过境迁。上世纪70年代后期，我家的硷畔及坡下的沙渠，被公家或挖平，或填起，变成了梯田，分配给了河对岸的村子。改革开放初，父亲用自家承包的土地同邻村的几户人家进行置换。从此以后，我家硷畔下坡被挖平的地方及沙渠被填平的地方便成了我家的土地。

　　如今，那条沉积着厚厚沙子的沟壕虽然消失了，但那个寄托着我无数梦想的沙渠后掌依旧在那里。因此，不管后来有多忙，出门几十年来，只要每次回到老家，我就会情不自禁地独自来到这里，走走，停停，看看，想想……哪怕每次在这里呆上一小会儿，那些由工作和生活带来的所有不快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而那些被岁月吞噬地几乎要被放弃的儿时的理想，则又会被重新焕发出来，激励着我百折不挠，继续前行，登上一个又一个人生的高峰。

　　啊！沙渠，我的伊甸园，我永远热恋着你！

　　作者:徐长玉，陕西省志丹县杏河镇人，1964年10月生，延安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