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潮

凡夫

作者：杨建新

题记：我二十二岁到工厂工作，競競业业干到了退休。特别是在企业濒临倒闭的时候，我带领部分下岗职工重启生产经营。虽然企业不滿百人，业绩也算平常，总算闯了一番事业。现将在工厂的这段经历记录下来，取名为《弄潮》耳。

第一章

一

1998年六月的下旬，老天爷仿佛漏了一般，梅雨总是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早晨起床的时候，云层里还不时射出缕缕阳光，谁知没到中午又下起来了。正如一首诗中所说：“晨霞暮雨轮番过，翻墨浊波浸翠台。”

一天上午，任锁平来到我的办公室，他通知说：“师傅，请你下午一点钟，到会议室参加会议。”

任锁平顶替他爸爸到厂里工作后，曾分配到我所在的机物料仓库，现在是厂里负责技术的副厂长。

“一天到晚开没用的会，有什么意思呀。”我不无牢骚的答道。

任锁平笑了笑，说道：“这次会议是市供销总社领导提议开的，成主任也要来厂里，你还是参加吧。”

我们搪瓷厂的生产经营活动，春节后就没能再启动起来。无奈之下，将生产一线的工人全部放了长假，留下部分行管和供销等相关人员，处理企业债权债务等善后事宜。

职工同志三番五次跑到厂里，询问什么时候来厂里上班，一直得不到明确的答复。既不能来厂里上班，又看不到一分钱工资，工人们急了，一些人把厂领导堵在了办公室里讨说法。可是工厂已到了这个地步，厂领导除着说一些不痛不痒的安慰话，开一些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许多职工在与厂里交涉无果的情况下，急得跑到南通市供销总社上访去了。他们的诉求很简单：“哪怕每个月发个百把元钱生活费，让我们能够买些米和蔬菜之类的，先把日子过下去呀。”

工人们的诉求是不高，也很通情达礼。可是，发生活费的钱又在哪里呢？供销人员催收回来的一点货款，到了帐户就给银行扣走了。贷款到了期还不上，已被银行告上了法庭。

一些原辅材料的供应商，跑到厂里催要所欠货款。这些人要不到钱，说什么难听的都有，甚至有人在我办公室里拍桌子瞪眼睛的。其实难怪，有的客商连做生意的本钱都倒贴进去了，怎么会不急得和你拼命？

我虽然很同情这些客商，可厂里除了可以拿一些库存产品抵债之外，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我对这些客商说：“要拿现款是根本不可能的，厂里还有一些面盆、烧锅、洗手碗的库存，你们拿回去马上就能变钱。如果现在不拿，以后连产品也可能拿不到了。”

厂里现状令人几乎看不到希望，估计起死回生希望很渺茫了。今后该怎么办呢？这是所有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我想到自己从二十多岁就到了厂里，为企业尽心尽力奋斗了二十几年，可以说把青春都奉献给了她。没料想到头来，也许还要再到社会上去寻找工作、自谋职业，不由地地感到阵阵酸楚。

市供销总社领导这次召集部分厂里骨干开座谈会，还是讨论厂里摆脱目前困境，重启生产经营问题。

成学良主任在会上说：“现在迫在眉睫的，就是想方设法把生产经营启动起来。一方面可以解决职工就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工厂才有可能在生产经营中探索出新的出路，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希望大家谈谈自己的看法。”

如同窗外乌蒙蒙的天气一般，会议室里气氛也是沉闷闷的。同事们垂头伤气的耷拉着脑袋，好一阵都没有人发言，只听见窗外传来的风雨声和一阵阵闷雷。

我望着大家阴沉着的面孔，不由叹了口气。我理解大家的心情，辛辛苦苦工作这么多年，把工厂搞成了这个样子，搁谁心里也不会好受呀。我们连做梦都想把生产经营重新运转起来，然而，重启大门的钥匙又在哪里呢？

有人在会上议论：“现在市场上的铝制品、不锈钢、塑料等产品对搪瓷销售的冲击太大了……。”

我对这种推卸责任的说法并不认同，却也懒得去反驳。心里想着：为什么不去找找自身存在的问题？难道其他搪瓷厂不是一样的市场？为什么人家可以搞得红红火火的？

我实在熬不住了，在会上放了一炮：“要想重启生产，必须改变现有的管理模式。生产经营就像在战场上打仗，市场机会是瞬间即逝的。遇到一点事情就开会研究，还没等我们研究出结果，市场机会就失去了。”

我说这番话是有所指的：我看到厂里产品库存积压越来越严重，生产资金周转越来越困难，真是心急如焚呀。我忙找到王厂长，对他说：“不能再只盯国内市场了，只有拓展外贸业务，才能扭转目前被动的局面。我们厂和省外贸公司有过业务关系，安徽外贸公司订单比较多，商些信誉也很好，建议和这两家外贸公司联系联系。”

王厂长对我说：“好吧，你去和他们谈谈吧。”

我立马准备了一些搪瓷样品，立马就去了南京、合肥等地。我与江苏省外贸公司刘经理有过业务的来往，他知道我的来意后，高兴地说：“你来得太巧了，我们公司正在筹集样品去广交会布展呢。正好将你们厂样品一起布展，看看广交会上的效果吧。”

我来到合肥安徽轻工进出口公司，负责搪不铝销售旳聂经理，也表示了与我们厂合作的兴趣，并承诺在广交会上推介我厂的产品。

那年秋季广交会结束不久，刘经理给我来电话说，省公司在广交会上拿到了一些外贸订单，要我去南京签订相关购销合同。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兴冲冲的向王厂长汇报。王厂长说：“我们开会商量一下吧。”

在讨论此事时，遭到了一些同志的反对。有人说：“我们厂的技术水平做外贸肯定不行，产品发了出去，外商索赔还来不及呢。”

我反问：“为什么不加强管理，把产品质量搞上去呢？”

“工人的技术素质这么差，质量怎么能搞得上去。”

在会上，你一言我一语的扯了半天皮，结果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我回想起这些事，心里觉得很憋屈：如果当时采纳了我的建议，工厂兴许也不会走到今天的地步。只可惜过了河的牛也拉不回来，再纠结这些也没意义了。

在这次座谈会上，许多同志都发了言。大家在讨论中认为：工厂已经负债累累，又无法筹集到流动资金，即使能通过某些渠道注入资金，也可能被沉重的历史包袱消耗掉。能够重启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大家在发言中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只有将厂里历史包袱进行分离，由投资者采用租赁厂房、设备或由骨干承包、资产重组等方式，轻装上阵的来启动生产经营，才有可能取得实际效果。

成主任在会议总结时说：“我们可以用一块牌子，两套班子解决这个问题。一套班子负责处理厂里的债权债务，一套班子轻装上阵的搞生产经营。也可以由厂里骨干领头承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要千方百计想办法，把工厂重新转动起来。请在座的各自提出相关方案，欢迎厂里的骨干毛遂自荐、勇挑重担，带领职工把我们的厂盘活。”

散会了，我和任锁平一起缓缓的走出会议室。重启生产经营这个话题，在我迷茫的心中出现了一线曙光。成主仼说的“带领职工把我们厂盘活”那句话，也使我有所触动。有个声音在问自己：我能不能站出来试试？

任锁平看到我有心事的样子，转过身来问道：“师傅，你在想什么呢？”

“哦，我在想会上说的事情呢。”

“你有什么想法？”

我望了望锁平，轻轻摇了摇头：“厂里要想重新运转起来实在太难了，不好弄呀。”

“你是说没有办法了？”

“也不是绝对的。不过，要想搞上去也是如履薄冰呀。”我顿了顿，转身对锁平说，“走，我们到别处转转去。”

走到没人的地方，我对锁平说：“厂里现在实际上已经资不抵债，所面临的困境比两年前的状况更困难、更复杂了。”

刘厂长在两年前任期快满了，市供销总社领导曾找我征求意见。说是市社有意向让我来“组阁”，挑起管理工厂这付担子。询问我有什么要求，并要我提出管理企业的相关方案。

我认真考虑了市总社的意见，那时也征求了任锁平等同志的意见。觉得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虽然很多，前景并不乐观，想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企业需要我的时候应该挺身而出。

我总结了许多有利条件，自己一直在销售线上打拼，对市场销售情况比较熟悉。觉得只要把握好市场动态，积极掌握市场的主动权，认真促进内外销并举，达到我们厂产、供、销的平衡是完全可能的。

我厂的职工特别能吃苦，他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学习掌握搪瓷生产技术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厂曲折的经历，使职工们真正明白了“厂兴我荣、厂败我耻”的道理，我觉得这是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另外，厂里有任锁平、彭学军、袁缕柏等一批有事业心和管理能力的好同志，大家拧成一股绳来管理好工厂，共同把工厂搞上去，我对此还是有信心的。

我当时也有许多顾虑。未被“组阁”的个别同志，肯定会对我心存隔阂，如在背后使拌该怎么办？他们曾是我的领导，我怎么对他们管理或者分配适当工作？如能将这些同志调离，就会省了许多麻烦。于是，我提出了“干部有选择使用，如未被聘用，请市社将他们调离本单位。”

市总社原则上同意我的管理工厂的相关方案，但对免职人员调离本单位的意见不认同。社务处黄坤明、顾锦坤等人对我说：“将本单位落聘人员调离是不现实的，你可以安排他们适当工作嘛。”

我当时觉得，工厂已经困难重重，容不得再有半点闪失，固执坚持自己的意见。市总社最终没有同意我的方案，调来了王承新同志担任厂长。

我对锁平说：“现在用原体制来重新启动生产经营已经不可能，但靠个人自筹资金来搞，压力也太大了。这笔钱从哪里来？万一经营失败了，造成亏损又该怎么办？”

“资金确实是个大问题。”他接着问：“在经营上会有什么问题吗？”

“要想做到产、供、销的平衡，我还是认为外销为主内销为辅比较靠谱。不过，外贸产品价格太低，也不知我们的生产成本能不能适应得了，搞企业总得考虑经济效益嘛。”

任锁平点点头：“如果没有经济效益，又怎么能搞得下去？”

我们又议论了一会儿，看看快黑下来的天，我对锁平说：“时间也不早了，还是回家吃晚饭吧。这么大的事情也不是我们能考虑得了的，也只是瞎议论议论罢了。”

二

夜深了，我躺在床上却没有一点点的睡意，滿脑子都是重启生产的话题。嘴里虽然在和任锁平说“瞎议论罢了”，心里却不停问自己：我该怎么办？不停的胡思乱想，搞得我真是头昏脑胀。

宿舍那台老掉牙的吊扇不紧不慢的转动着，扇出来的风却感觉不到丝毫的凉意。“支呀、支呀”的噪音，反而搅得我心烦意乱的。

蚊帐里不知什么时候还钻进了蚊子，在耳边“嗡嗡”的叫着，我用手一招，蚊子没招着，身上却被咬了个包，急得我翻身坐了起来。

睡着的妻子被我的折腾醒了，她睁开惺忪的眼晴，问道：“你这么晚了还不睡，在干什么呀。”我回道：“床上有蚊子。”连忙打开电灯拍打蚊子，手掌上都沾上了鲜红的血。

房间里闷热得很，刚才这么一折腾，我竟被折腾出了一身臭汗。想着反正睡不着，还不如出去转转呢，就对彭云说：“房间里太热了，我出去转转。”

我翻身起了床。跑到在水笼头旁又冲了一把凉水澡，顺手拿了一把芭蕉扇，走出了房间的门。

厂区内没有一点灯光，一片乌黑乌黑的。浓浓的乌云笼罩着整个夜空，偶尔从云层间隙里露出点点星光。沉闷的夜空中没有一丝丝风的气息，天远处不时划出一闪一闪的闪电。我抬头望了望天空，嘴里嘟囔着：“估计今夜可能还要下雨呢。”

我们厂原来是家轧花厂，厂区内有十几亩地大的棉花堆场。那时到了棉花接收旺季，堆场上挨个个的棉花垛，仿佛是一座座高耸入云的银山。而现在，道路旁的缝隙和原来棉花堆场上，都长满了高过人头的蒿子草。萤火虫在草丛中飞来飞去，发出一闪一闪惨淡的白光。看到眼前的破落景象，我不由深深地叹了气：唉，原来兴旺发达的场景到哪里去了？

1972年的9月3号，我就到当时的“南通县通海轧花厂”工作了，第一天到厂报到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当我把招工介绍信和党组织关系转移证明交给厂革委会陈主任时，他抬起头朝我笑着说：“小杨，不错不错。中共党员，年轻有为，我们支部又增加了新生力量啦。”陈主任非常爽朗和热情，亲自把我领到厂里的职工集体宿舍，还对路过的职工说：“这是新来的仓库保管员小杨。”

我刚从农村来到工厂，看到什么都觉得很新鲜。那时浑身仿佛有使不完的劲，份内份外事情都抢着去干。在做好仓库管理工作外，到堆场上去拾散落的棉花，有司磅员休息了，顶上去过磅棉花。我揽下了厂里出黑板报的事情，还向厂部建议开办起了小图书室，并自荐担任了图书管理员。

有一次，厂里正在紧张的装卸棉花时，我正在棉花堆场上参加义务劳动。只见一阵阵的大风席卷而来，乌云快速弥漫扩散，一会儿就笼罩了整个天空。有人在喊：“不好，要下雷阵雨了。”只听见“轰”的一声炸雷，紧接着雨就“哗拉拉”的落下来了。

当时堆场上到处都是散落的棉花，棉花垛都敞在露天没有遮盖。眼看国家财产正在被雨淋湿，我和在场的职工什么也没多想，全部投到拾散落在地上棉花，用油布遮盖棉花垛上的棉花上来。

由于处置及时，棉花没有受到多大损失，而在场的职工全被淋成了落汤鸡。我在拉油布时用力过猛，不慎脚下一滑，被摔了个四脚朝天。屁股和手臂都磨渗出了血。几天过去了，还一拐一拐的痛了好几天。

我们那时虽然干得很辛苦，看到运输棉花的船舶将河道挤得水泄不通。厂区内车水马龙，棉花堆垛高耸得仿佛直插云端。锯齿轧花机、锯齿剝绒机、油压打包机欢快的歌唱着，厂里一片繁忙欢乐的景象，我的心里也乐开了花。

1981年，我厂的八项主要经济指标全部超额完成了任务。我还写了一首诗登在厂里的黑板报上：“八子登科”捷报飞，群英辞岁展双眉。飞尘变宝回春力，“龙口”喷珠显巨威。“瀑布”飞流连扬子，“雪峰”高耸胜峨眉。轧机齐奏迎春曲，更庆壬戌又摆擂。

1982年，我被选拔到厂业务科负责人的岗位上。随着农村粮棉种植面积比例的调整，棉花种植面积正逐年减少，我厂所在的通海地区，已基本上不种植棉花了，原料短缺成了企业生存的大问题。作为负责棉花接收、调拨、储运的职能部门，这个时候到业务科主持工作，也算是受命于危难之时。

厂里曾经测算过，每年籽棉接收量如少于八万担就会面临亏损。而周边乡镇的棉花生产的总产量最多也只就在五、六万担左右。供需失衡的矛盾如何化解呢？我心里的思想包袱很重。

那年的九月初，南通县供销社召开了棉花收购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积极做好棉花收购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统一棉花收购的品级标准尺度，划分各轧花厂接收棉花的范围等。我和棉检员张武俊同志一起参加了这次会议。

我想着，如果厂里接收不到足够的棉花加工量，怎么去面对厂里的父老乡亲？仗着我爸爸曾在县棉麻公司工作过的这层关系，我在会前找了县供销社和县棉麻公司的几位领导“开后门”。

我对领导们说：“我在厂里是立了军令状的。如果不给我们厂调拨足够的棉花加工任务，怎么向厂里交待？这个任务只有靠你们了。”领导们都哈哈笑了起来：“你这个小东西，鬼点子还不少呢。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兼顾的，放心吧。”

南通县当时共有五家轧花厂：实验、石港、金沙、三余和我们通海厂，分别负责棉花加工全县西、北、中、东、南部地区的棉花。如要保证我厂棉花的接收量，势必要跨地区调拨过来。其他轧花厂棉花接收的矛盾虽没有我厂突出，也面临着原料逐年减少问题，谁也不愿意将自己原来的“势力范围”拱手让给别人。

会议在讨论棉花接收范围议题时，大家争论得很厉害。也许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吧，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说：“大家都是县供销社的儿子，手心手背都是肉。总不能其他儿子吃干的、穿好的，让我们连饭都吃不上吧？”

最后，县供销社和县棉麻公司考虑到我厂的具体情况，决定将金沙西边的兴仁、兴东、正场，金沙南边的金乐、袁灶、二甲，县东部的忠义、东社，县东北部的北兴等乡镇收购的棉花全部解交我厂。我在会议上还将县北部的十总、纱场等乡镇棉花解交任务也争取过来了。会后，金沙轧花厂的业务科长拍拍我的肩膀说：“小杨，真厉害呀。”

在棉花种植面积减少的背景下，我们厂还能争取到十多万担的棉花加工任务，厂里的干部职工都很高兴。我觉得，在原料日趋紧张的情况下，棉花接收工作更不能有丝毫的放松，把各项工作做细做实，才是做好棉花解交、接收工作的关键。

将棉花从收购到原棉接收在等级、长度、衣分、水杂等的误差率降到最低，是牵涉到保护农民切身利益，也是能否顺利完成原棉接收任务的首要问题。我和张武俊商量，采取我们走出去和把各收花部棉检员请进来，通过统一目光来减少误差的问题。

在听到其他厂棉花分堆核算经验的相关介绍后，我觉得这是搞实籽棉加工后的实际误差的好办法，建议我们厂立即实施这项工作，并从车间里抽调徐洪元同志来担任专职的分堆核算员。

棉花搞分堆核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不容易。棉花进厂后要堆垛，只要有一件棉花包堆混了，就可能会造成整个分堆核算的失败。棉花垛堆满后，船上剩余的棉花要分堆到另一个堆垛，这就需要将船上没卸完的棉花分开过磅和记录，绝不能搞混。

在整个收购旺季，统计结算员彭学军和徐洪元几乎一直坚守在现场。分堆核算最难的是在生产环节，一个班在加工生产过程中，总会遇到当班加工量不够，用另一个堆垛的籽棉补足的问题。而两个堆垛的棉花放在一个车间里极易搞混淆，万一有哪个职工搞错了一包，就会前功尽弃。每当这个时候，我们都派专人去把关，确保同堆垛棉花加工完毕清场后，才加工另一个堆垛的棉花。

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扎实，分堆核算搞得很成功。县棉麻公司肯定了我厂的做法，还组织了其他厂的同志到我厂开现场会，向我们学习、取经。

那年找厂虽然打了一个棉花接收的漂亮仗，而棉田逐年减少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心里都明白，工厂要转产那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那是我们经常思索的问题。

厂党支书范成家、厂长黄允法多次召集人事科长刘灿祥、财务科长郑光祖、生产科长季平和我，一起来商讨转产的课题。而在计划经济的摇篮里过惯舒服日子的轧花厂，当时不管是陈旧的思想观念，还是厂里的生产硬件以及工人技术素养等，都跟不上发展的形势。上什么项目，怎么去搞，大家的心里并没有数。结果研究来研究去，也都是纸上谈兵而已。

三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乡镇企业犹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发展。在我厂的周边，“南通玻璃器皿厂”、“南通精制棉厂”、“南通电力线材厂”等一批乡镇企业不断崭露头角，这给我们的思想受到极大的冲击。面对厂里原料短缺的严峻现实，使我们的头脑逐步清醒起来。

厂部管理层的同志经过多次思想上的交锋，逐步达成了共识：农民兄弟在没有资金、没有项目、没有技术、没有市场的情况下，都能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而我们本身就是搞工厂的，在相关配套资源上有着相应的基础，为什么不能主动去接受市场经济的挑战？

大家决心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之道、发展之路。厂部发动全体职工来献计献策，动员职工亲朋好友中有实力的社会资源，来我厂来投资兴业，以解决厂里目前的困境。

我们厂附近的竹行镇，有家“南通县钢丝绳厂”，是钢绳行业中的龙头企业。我厂得知该厂正在扩展生产规模，但受到生产场所制约的消息后，积极和对方联系合作事宜。

该公司资金实力雄厚，有钢丝绳制作的专业技术和固定的销售渠道。他们愿意和我厂洽谈，只是看中这里是一块水陆通行的宝地而已。我们知道并没有什么资本和对方讨价还价，可是对方连接收我厂所有职工，保持原有人员性质及工资待遇不变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不愿意接受，那还怎么能谈了下去？双方谈了好久，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俗话说“天无绝人路”。正当厂里束手无策的时候，棉花机械行业的龙头企业“南通棉机厂”，需要一家轧花厂作为棉花机械的试验基地。南通市供销总社在与县供销社讨论此事时，县供销社提出把我们厂原摊移交给市供销总社，并同意每年调拨七万担的棉花给我们厂用于棉花机械的试验。

市供销总社、南通棉机厂以及我们厂都认为：每年有七万担棉花的加工费，棉机厂再调拨一部分外协加工件任务给我们厂生产，养活一个厂是没有问题的，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1984年，“南通市棉花机械试验厂”挂牌营业了，南通棉机厂调来厂办负责人朱文章同志担任试验厂厂长。我们厂由县社直属厂升格为市社直属厂，身后又有了南通棉机厂强有力的后盾，我和许多同志都在心里想着，工厂这下子有救了。

所谓试验厂，就是新型的棉花机械在完成设计和制造工作后，再通过棉花加工的实践过程，来检验机械的效能，发现和改进设计中存在的某些缺陷。

南通棉花机械厂来我厂试验的这台设备是400型油压打包机。这种型号机械的技术在国内当时处于领先地位，可以将二百公斤皮棉的体积压缩至0.5立方米内。

400型油压打包机的成机刚制造出来，新疆等地就订购了四套。为了使该型号的机械迅速达到批量生产水平，我们厂立即投入到紧张的试验任务中来。

全厂各科室都动员起来了，业务科的任务是负责运输拆装下来的老设备。那时没有什么吊装设备，全靠人们肩抬、手搬、扳车运，每天都是干得腰酸背痛的。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同志们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心愿：一定要圆满完成这次棉花机械的试验任务。

在运输机架的过程中，我负责在拖车后面向前推。因为道路不平，运输机架的拖车一颠簸，铁块压了我的小指，当时就血流滿地。厂医疗室一看创口太大，叫我去通海地区医院去治疗。通过拍片检查，我小指的末端被压成骨折，我在医院包扎治疗后，把医生要我注意休息的嘱咐抛在脑后，一回到厂里又来到了机械搬运的现场。

然而，人们对工厂未来发展美好的希望，在现实面前被无情的打个粉碎。在完成了400型油压打包机试验任务后，再也没有了其他棉花机械试验任务的下达。虽说棉机厂有许多的外协加工配件的业务，可以让我厂来生产和装配，但我们厂一没有专用设备、二没有生产技术，除了绞龙这个品种可以勉强生产外，根本不具备其他配件的生产能力。

没有棉花机械的试验任务，没有生产机械配件的技术，我们厂该怎么办呢？还有要命的是，当年棉花收购季的时间已过去大半了，我们厂仅接收了四万多担的棉花。我们到解交棉花到我厂各基层供销社收花部去摸底，根据统计上来的数字，估计最多只有一万担左右的棉花。

我把情况向厂部作了汇报，大家都觉得情况很棘手，派我去县供销社和县棉麻公司交涉，请县里增加一些棉花的加工任务。

我心里明白，县里在棉花收购前，已经决定了各轧花厂的接收范围。现在要求增加棉花的调拨任务，实际上是在其他轧花厂的“地盘上”抢饭吃。而且只有在基层供销社收购的棉花还没解交其他轧花厂前，我们才有可能增加接收量。我知道这次任务非常艰巨，但为了厂里的生存，我也豁出去了，火急燎燎的赶到了金沙。

谁知，县供销社和棉麻公司的态度却有了变化。无论我怎么好说歹说，他们就是不点头。领导们说：“同意给你们厂调拨七万担棉花，是根据当时棉花种植面积决定的，谁也没有想到各棉花种植面积缩减得这么快呀。”

我说：“请领导们帮帮忙，从其他的收花部调剂两万担棉花的任务给我们吧。其他几个轧花厂并起来只少了这么一点点，影响也不会太大，却救了我们一个厂呀。”

“小杨啊，你是不了解情况还是装傻呀。今年各个乡镇都缩减了棉花种植面积，其他的轧花厂都在为棉花原料短缺而发愁呢，你们有南通棉机厂的支持，日子要比他们好过多了。”

我满怀希望的跑到县社争取加工任务，结果却碰了一鼻子灰，当时的心情真是糟透了。

厂里真是一点辙都没有了。厂里职工大多数是季节工，通常每年都要到厂里工作八个多月。现在由于没有生产任务，只好在春节前就提前将他们放了假。

朱厂长到南通棉机厂又争取了一些绞龙配件，将厂里的固定工分成几个组来磨洋工。生产绞龙所挣来的加工费，连发工人的工资都不够。我想到厂里还有一些滞销的棉短绒，能不能销售出去变钱呢，就和县棉麻公司取得了联系。

棉短绒属厂里的自销产品，通常由棉麻公司代为调拨销售。但棉麻公司同志说，目前三类棉短绒滞销，暂时还没有客户来联系要货。他们告诉我，江西九江桨粕厂是使用三类棉短绒作原料的，建议我去试试看。病急乱投医，我又急急忙忙的赶赴江西九江去推销。

我厂附近的“南通精制棉厂”，接到了一批精制棉出口的订单，需要高密度打包机来压缩成件。了解到我厂有400型打包机，想请我厂帮助该厂包装成件。我们正在为生产不能为续发愁呢，自然是求之不得。

散装的精制棉运输到厂里来了，业务科没有了任何的业务，成了厂里的搬运组。精制棉每件都在二百多公斤以上，南通棉机厂虽给我厂调来了一辆电动铲车，但将它放到堆垛适当位置也只能靠人力移动。业务科的人员大多没有从事过重体力劳动，也没有移动打包件的技巧，许多同志的体能根本吃不消。

我看到这种情况，建议将一些体力较小同志调到车间搞喂精制棉，再从车间调派一些体能好并有经验的同志来搞搬运，谁知，那位领导竟然说：“现在到什么时候了，干工作还挑精拣肥的？”

我说：“谁挑精拣肥啦，安排工种也要根据具体情况嘛。”

“不想干的回去得了。”

工厂已经搞得不像个工厂，本来心情就糟透了。现在听到这种不负责任的批评，我真觉得委屈极了，一时忍耐不住，就和他争执起来。

事后想来，大家为了工厂的前途都像得了焦虑症，谁能有什么好心情？两人事后也心平气和的交换了意见，相互作了自我批评。其实，产生一些误会，受到一些委屈都是小事情，工厂生存和发展的路在何方，仍是全厂上下一直忧虑的问题。

我和季平的关系很好，他和我同时被提拔到厂里中层管理岗位，平时和工作上的交流自然会更多。季平脑子很活点子也多，交际能力很强。有一天，他找到我说：“你说，我们生产外墙涂料怎么样？”

“这能行吗？”

“怎么不行？现在到处都在搞基本建设，建了房子都需要做外墙装饰，市场大得很呢。”

听季平说得是有道埋，我说：“那好啊。”

厂里在研究后决定上这个项目。说是项目，实际上是在上海某研究所搞了个“乳胶漆”的配方。将各种化工原料和水按比例投放到搅拌池里，通过充分搅拌后，“乳胶漆”就制成了。我们将这种涂料涂在墙上搞试验，附着率还行，没有发现脱落等情况。推销给几个客户后，他们使用的效果还算不错。但其生产过程并不需要几个工人，也不可能进行连续的生产。产品经搅拌即成，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生产成本又高，高出市场价许多的“乳胶漆”，使我们的推销四面碰壁。

我厂后来又搞了个“微型轴承”项目。买了十几台二手的仪表车床，派几个工人车制加工微型轴承面板，再购来钢珠等材料装配起来，微型轴承就算组装成功了。这种轴承精密度很低，只能使用在儿童玩具上，自然也没有多大的市场。

我们厂到底何去何从？前途又在哪里？成了全厂上下一直纠结的一道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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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87年的春节后，我刚回到厂里，季平神秘兮兮的跑来了。他给我递了个眼神，说：“过来说句话。”我俩走到一个没人的地方，他兴冲冲的说：“我们厂有希望了。”

我问：“怎么回事？”

季平告诉我：“我妹夫的叔叔钱景石，是上海搪瓷七厂的党委书记。我利用他今年春节到妹夫家的机会，说了我们厂里的情况。钱书记建议我们办搪瓷厂，在工人的技术培训、设备安装调试，产品开发等方面，他都可以提供帮助。”

也许好消息来得太突然了，我竟一时没有反映过来，问道：“不会又像外墙涂料之类的项目吧？”

“你说什么呀，搪瓷在市场上吃香得很呢，是个大项目。”季平介绍了相关情况后，对我说：“朱厂长已向市总社的领导汇报了。市社领导指示：一定不能让这个机会跑掉。”

我听到这个好消息，恨不能把他抱了起来。连声说：“好，好，你是我们厂的大功臣呐。”

季平伸出一个手指放在嘴边，说：“嘘，注意保密，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呢。”

我对搪瓷的工艺流程一窍不通，听了季平介绍一时也是似懂非懂的，心里还是有些不放心。下班后对季平说：“走，找个地方聚聚，我请客。”

我俩在厂附近经常聚聚的“大桥餐馆”，搞了两斤米酒边吃边聊了起来。季平介绍了搪瓷制品的生产流程、投资和市场前景等方面的情况，说得我的心里也越来越亮敞，连声说：“好，好。”

两人憧憬着工厂发展的美好未来，议论筹建要做的工作，话题越说越多，竟然忘记了时间。快到夜里十一点了，餐馆的老板还在等着打烊呢，才依依不舍的离开了餐馆。

临别前，季平对我说：“我和朱厂长要去上海一趟，你有空也到市场上看看，了解一下搪瓷的销售情况。”我连忙回答：“好，好，那是一定的。”

到了南通百货站，该站负责销售地方产品的张经理听说我厂要投资搪瓷项目时，他说：“这是好事情，我们百货站全力支持你们。”

张经理告诉我：“现在搪瓷产品非常紧俏，前不久我去上海采购德胜面盆，原想订500件的，磨了半天嘴皮才拿了100件。”他还对我说：“现在机会很好，上这个项目得赶紧啊。”

我和厂里其他同志将相关信息反馈回来后，大家搞搪瓷项目的热情更加高涨，各项筹备工作也有序的向前推进。

市计委批准成立“南通市搪瓷厂”的文件下达了，搪瓷的生产设备也陆续到了厂里，搪瓷炉开始在打造，厂里选派了一批工人赴崇明的江口搪瓷厂去了学习搪瓷生产技术……

面对跨行业从事搪瓷生产全新的课题，工人们没有一个人退缩，纷纷向厂部要求去崇明县江口搪瓷厂学习搪瓷的生产技术。沈景德、陈建香、张小兰等工人当时都是五十岁多的人了，也积极报了名。沈景德说：“工厂是我们大家的，每个人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你们别看我年纪大了点，一定虚心向老师傅们学习，把技术不折不扣的学回来。”

经过一年多紧张的筹备工作，各项开工前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搪瓷生产线正式生产的那一天，大家看到只有薄到零点三毫米的冷轧板通过机械的拉伸，一只只面盆的毛坯就成型了，看到通过搪烧、喷花等工艺，一只只面盆的成品鲜亮的呈现在的眼前时，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

我带着面盆样品兴冲冲的去了南通百货站。张经理对我说：“产品做得不错嘛，马上送一车货过来。”

第一次装货送南通百货站的那天，科室的同志，一些休息的职工都自发的加入了装车行列，大家喜悦的神情溢于言表。

1989年是我们厂的黄金蜜月，产品购销两旺、供不应求。有的公司拿不到正品的货，连等外品也成了抢手货。许多客商慕名来求货源，甚至连远在新疆哈密百货站的王经理也找上门来了。那年，季平同志被任命为南通市搪瓷厂的厂长。

然而，市场竞争就是这么残酷。1990年后，铝制品、塑料等替代品不断的抢占搪瓷内销市场，行业内部的互相残杀也越演越烈。我厂搪瓷刚办了两三年，尤如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婴儿，在这场白刃战中无疑处于劣势。

面对逐步严峻的销售形势，我们已经没有退路。季平对我说：“你从职工中挑选一些有责任心、肯吃苦和有社交能力的同志，充实到销售队伍中来。我们必须加强产品推销力度，确保产、供、销的平衡。”

我说：“好，我马上去实施。厂里生产的品种太单调了，只有面盆、深型和菜碟几个品种，不利于销售呀，新产品的开发也不能放松。”

“你说得很有道理，我们分头进行。”

我们说干就干。一方面，厂里又开发了搪瓷杯、贮存碗、洗手碗、直型烧锅、茶桶、搪瓷炒锅等系列产品。另一方面，先后聘用了吴王明、郭培、赵广林、张建明、黄锦冲等同志担任销售员工作。

说起产品的推销，我带着这帮徒弟们走南闯北，也是吃了千辛万苦，尝尽了酸甜苦辣。

在济南、西安全国百货供货会期间以及省里历届的百货供货会上，我厂都布了展，将产品积极向全国推介，来提高我厂的知名度。晚上闭会期间，我们分头奔赴进货商居住的宾馆，厚着脸面上门去推销产品，邀请客商光临展馆参观、洽谈业务。回到旅馆后，大家还得忙着汇总签订的购销合同，讨论攻克某个目标市场的课题，每天都要干到凌晨两三点，甚至通宵达旦。

我和销售员们不停的在全国各地奔波，经常挤在买不到座票的绿皮火车的车厢里，在拥挤不堪的过道里站上一天一夜。可谁都没叫一声苦，也没有一句怨言。当我们不辞辛苦赶去推销被吃了闭门羹，那时的沮丧情绪不言而喻，当产品打入了一个特定的市场时，就像攻克了一座堡垒而欢欣鼓舞。

我厂与徐州百货站建立了业务关系，吴王明为拓展业务，不辞劳苦的来回奔波。该站举办商品供货会，吴王明就在现场推介产品。有位山东的客户说：“我们这里喜欢大红大绿花型，你们产品的花型太素雅，恐怕不好销。”

吴王明说：“我们产品是上海技术，你看质量多好哇，先拿几件回试试效果嘛。”这个客户批了一些产品后，销售效果还真不错，他以后进货时，都指定要南通产品了。徐州百货站同志称赞他说：“吴是我们站出色的兼职推销员啊。”

郭培去苏州百货站推销不太顺利，他对我说：“我去苏州百货站好多次了，陈经理就是不点头。开票员老郑也被我感动了，还对百货站的陈经理说：‘人家都来了好几次了，你就每个品种先拿几件卖了试试看。’”

我对郭培说：“最好找机会和陈经理个别交流一下，效果会好一些。”

“如果知道他住的地方，说起来就方便些。”

“你想想办法，我过去一起和他谈。”

郭培租了辆自行车，在陈经理上下班的必经路口等候他。陈经理骑着自行车过来了，郭培就在他的后面跟随。谁知过一个路口时红灯亮了，郭培没能跟得上，第二天在那个路口再等候，这样蹲守了几天，终于知道了陈经理住处的大致位置。

当我和郭培出现在陈经理面前时，他大吃一惊：“你们怎么知道我住的地方的。”我说：“小郭路过时看到你进了小区，今天就冒昧登门拜访你了，真不好意思。”

陈经理连声说：“不简单，不简单，你们这么执着真是感动了我。不过，我们站一直销售上海产品，不知你们产品好销不好销。”

我说：“我厂产品是上海的技术，质量差距并不大，但在价挌上有优势呀。”

陈经理说：“那行，每个品种先拿几十件来试试吧。”

在产品推销过程中，我们使尽了全部解数，回想起来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大家的努力下，南通、徐州、苏州等百货站和许多市级大公司成了我厂的合作伙伴。

搞销售不但能吃苦，还得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济南全国百货供货会期间，有个“荷泽市东城百货站”的徐经理来到我厂展馆，订购了近二十万的购销合同。看到接了个大订单，我们当时都很高兴。

其他厂的同行提醒我：现在社会上骗子很多，专门打着“百货站”的牌子，到社会上行骗。在百货站前面标为“xx”名号的，大多不太正宗，发货时一定要谨慎。

他们的提醒给我敲响了警钟，我要求大家不能急于求成、盲目发货。类似“荷泽东城百货站”之类新发展的客户，在对方情况没了解前不得发货。并且强调，发货前必须得到我的批准。

一天，我在苏州出差时，吴王明给我来了电话：“师傅，季厂长叫我今天发荷泽的货呢。”

“不能发，等我回来再说。”

“发货的车子都安排好了。”

我拨通了季平的电话：“季厂长，这批货不能发，得先了解对方情况啊。”

季平武断的说：“出了问题我负责。”

真是岂有此理。但胳膊怎能拧得过大腿，毕竟他是厂长呀。我只好给吴王明去了电话：“如果一定要发，尽量少发一些。选择库存较大和滞销的产品，以及口盖杯一类的泡货。装好货后等我回来，我和你们一起去。”

我们随送货卡车颠簸了一整夜，第二天中午才到目的地。我们实地考察时看到，在一栋四层楼的建筑上挂着“东城商场”标识，商场的一、二层是零售，三层是批发部。我们看到有经济实体在那里也就放心了，到路对面的旅馆住了下来。

下午四点多，徐经理赶到了旅馆。见到我们就连声说：“辛苦了，辛苦了。这样吧，时间也不早了，你们把车子开到仓库卸货，我们出去一起吃顿饭，明天上午叫会计你们办货款。”

东城商场仓库两边门墩的上方横着标示牌，车子根本进不去。徐经理说：“这样吧，旅馆停车场和我们的仓库反正就隔一条马路，我让工人就在这里卸货运过去得啦。”

当饭局结束我们赶回旅馆时，货已经卸完了。第二天上午，我们赶到三楼“东城百货站”办公室时，却是关门一把锁。打徐经理电话已关机，问了商场同志，说是“东城百货站”租赁了商场几间房子，与商场是不搭界的，这可把我们吓得目瞪口呆。

我们立即报了警，并找了工商局和商场相关领导，辛苦蹲守了几天，费了好多周折才逮到了“徐经理”。谢天谢地，由于我们处置及时果断，总算没受到多大的损失。

事后仔细想来，与他们的接触过程中还是有一些破绽的，可惜当时没引起我们的重视，这样的教训真是太深刻了。

销售网点不断扩大，线路越拉越长，带来了销售成本不断增加、长途拔涉带来产品破损严重和资金回笼缓慢等一系列问题。季平在和我商量后决定，拓展产品的外贸业务，走内销外销并举的路子。

季平对我说：“你去南京与省外贸公司联系，我到上海去看看。”

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国内销售网点不断趋于完善，在拓展外销渠道上也不断突破，与上海中轻进出品公司、波宝公司和江苏省外贸公司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关系。

那时，我正在江苏省党校干部管理函授学院学习，毕业论文写的就是《搪瓷行业的困境及其对策》。指导导师认为我的论文论据充分、分折到位，还称赞我“写得不错。”

我心里在想：这哪是我有什么写作水平，我只是记录了生产经营实践中经历过的经验教训啊。

五

1994年春节后，季平没到厂里来上班。我当时还以为他的身体可能有些不适呢，下班后还到他家里去看望。

季平一见到我就说：“我向市社已提出辞职，不干了。”

我让他说得莫名其妙：“为什么呀？”

“不为什么，就是不想干。”

“过了正月半，供销员们就要分赴各地出差了，有几件事和你商量商量。”

“你别和我说，我已不是厂长了。”

实在谈不下去了，我再三询问其中的原因。季平不想说，我也不便去多问。就劝慰他说：“你可不能为了一点小事，把我们这些兄弟撂下不管呀。”

“世界上的能人有的是，地球少了谁都会照样转。”

我想着，季平心里的委屈还真不小呢，就让他耍耍小孩子脾气吧，当时也没多在意。谁知这次他真是铁了心，市总社和厂里同事多次去做思想工作，就是九头老牛都拉不回。

群龙不能无首。市总社调来了刘广平同志到我厂任厂长。刘厂长两年任期滿后，又调来了王承新同志。

这两位同志到了我厂以后，也是出了不少力，吃了不少辛苦。有人曾这样评价刘厂长：“刘厂长在我们厂两年时间，头发都白了许多。”

王承新同志原来搞物资销售的，我在他刚来厂时曾寄以厚望。王厂长很关心下属，我家距离厂里有近四十公里的路程，他看到我经常到外地搞销售，和妻子长期两地分居，关心的问道：“你妻子是干什么工作的？”我告诉王厂长：“在东源集团的财务科做会计。”王厂长对我说：“现在厂里缺个辅助会计，叫她到我们厂上班吧。”

然而，厂里原先潜在的危机以及新老厂长之间没能做到有效衔接等因素，尤其他们对搪瓷生产经营所特有的复杂性没有充分认识，使得厂里生产经营的运行越来越困难。

我觉得厂里产品销售实行内外销相结合是实践证明了行之有效的，将产品销售全部推向国内市场，会给生产经营正常运转带来许多麻烦。我将自己的看法向刘厂长汇报后，并对他说：“销售上最好还是内外销并举，不能搞一刀切呀。”

刘厂长听不进我的意见，他说：“外贸的价格这么低，我们为什么要去做呀，难道做外贸有回扣？”

刘厂长的回答真令我哭笑不得。他到厂后，提拔了两名车间主任做他的副手，其中搪烧车间原主任徐洪元是分管经营的副厂长。

我和徐洪元平时的关系不错，厂里还在轧花的时候，我推荐他担任棉花分堆核算员，工作上互相配合得相当默契。徐洪元虽没搞过经营，但有经营头脑，我想刘厂长也许比较重视他的意见，就去找他谈谈。谁知徐洪元对这件事同样不以为然，只是说：“刘厂长既然决定了，我们就执行吧。”

我始终认为，搪瓷销售坚持内外销相结合是正确的，厂里一些同志为什么不同意呢？难道是我错了？带着这个问题，我与财务科长袁绥柏进行了探讨。

袁绥柏说：“搪瓷产品利润本身就薄，厂里的生产成本又高，外贸产品销售价格又低，核算不过来啊。”

我问：现在面盆的实际成本是多少？”

袁绥柏说：“大约七元四角左右。”

“有这么高？能不能往下降一点？”

“在燃料消耗和财务费用这两块还有些潜力，在一定的时间内能生产出更多产品，生产成本自然会降下来。”袁绥柏还补充说：“销售费用是包含在财务费用内的，销售费用和以往相比也高出了不少。”

我点了点头。心里在想：为什么其他厂的外贸做得热火朝天，我们厂怎么就干不了？说到底还是管理上的问题啊。搪瓷炉二十四小时连续生产是能源消耗最低的。即使不在生产，搪瓷炉也不能停下来，能源还继续在消耗，产品单位成本怎么能不高？

产品内销的价格虽然高一些，但销售费用也高得多。不管销售情况如何，生产的产量基本上是一定的。在销售的淡季，产品销售受到很大削减，容易造成库存积压，反过来又直接影响到生产的连续性。如果我们手里有外贸订单，就会避免这些问题，产供销之间不平衡的矛盾就会迎刃而解。

将产品全部倾销在国内市场上，势必会造成推销线路越拉越长，销售费用、运输费用都跟着上去了，路途的颠簸还会造成产品的破损。有些经销网点是代销性质，个别客商的诚信也存在许多问题。这样干的结果，会造成资金回笼缓慢，经营的风险增大。

这么显浅的道理，现在谁能听得进去呢？我觉得自己真的很无奈何、很无助。在一段时间里，我思想上很消沉，也是满腹的牢骚。心里想着：你们坚持要这么搞，那就随你们去吧，我反正也是无能为力。

但是，共产党员的信念，厂长助理兼供销科长的责任感，促使我不能这样消沉下去。为了增加推销力度，厂部又增加了两名销售员。销售线路从省内也扩展到了山东、安徽的全境，我着实放心不下前方的情况。在向各销售员了解各经销点的销售额、经济实力和信誉及贷款回笼等相关情况时，发现产品销售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

看到销售上出现的问题，我实在坐不住了，决定出马协助销售员们来理顺销售各方面的关系。我心想，厂里现在已经相当困难，千万不能在销售上再出纰漏、再走弯路了。

我不遣余力的与销售员们奔波在大江南北，迅速清理了几个路途太远，并且销售量上不去以及商业诚信差，不宜宜继续开展业务的经销点。我指导他们在销售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事项，配合销售员们解决销售上的疑难点，并协助他们到客商那里催讨货款。

我马不停蹄的四面奔波，确实也很辛苦。但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努力，收效似乎也是微乎甚微。然而，我的行动还是得到了党组织的认可，被南通市供销总社党组评为1996度优秀共产党员。

当我捧着这沉甸甸的荣誉证书时，真有些哭笑不得，自己的工作没有真正做好，真是亏对这样的荣誉啊。

随着各地小商品市场不断兴起，传统的批发市场销售量不断锐减，我厂产品销售面临着新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再次提议恢复和拓展外贸业务。王厂长当时同意了我的意见，但在我去江苏省外贸公司拿外贸订单前，却在厂部“开会讨论研究”时被否决了。

产品销售不畅，直接造成了库存积压更加严重。厂部在这种情况下，给供销员们下达硬性销售指标。销售员承受不了指标的压力，只好将产品运输到一些客户的仓库里寄存。这些发出的产品，怎么可能去收什么货款呢？结果出现了只有货出厂没有款回笼的怪现象。厂里想发工资没有钱，要购买原辅材料没有钱，甚至有些发出去的货也拿不回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厂部决定开发小商品批发市场，将产品发往临沂市场一个姓张的个体老板，还在南通的南方市场设了自己的门市，由于没有系统规划和实行有效的管理，致使厂里的困境更加严重。

市供销总社看到我厂的严峻形势非常着急，派来驻厂工作组指导工作，可惜也是回天无术。厂里逐步形成了失控状态。到了1997年底，生产经营已经无法为续了。

我伫立在车间的中心路上，西边是制坯车间，原来一天到晚响彻着“哐哐当当”悦耳的机械声。东面是搪烧车间，一天到晚炉火正红，一只只产品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而如今四周漆黑一片，寂静得连根针掉下来都能听得见。

我想起了在轧花时代兴旺的场景，想起了为搪瓷事业拼博的日日夜夜，想起了职工同志停产后焦虑、期盼的目光，不禁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难道全厂上下多年来的不懈奋斗，就这样赴水东流了吗？真的不甘心啊。

我知道，如果没有人挺身而出来重启生产经营的话，这个厂也许就真的完了。成主任会上所说的“希望骨干带领职工盘活这个厂”的话语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我在问自己：带领大家干一场行不行？

我觉得自己在经营和企业管理方面是有基础的，多年在销售线上的打拼也积累了一定经验。如果出来博一把，虽说也存在一定风险，但获得成功是可能的。

然而，我是个中规中距的人，以前压根也没想过要创业的念头。现在这么大的事情摆在我的面前，一时还真没有这个胆量。特别想到筹集资金这一块，我粗略框算了一下，最少也得有五六十万，单这一项就把我吓扒了。这些钱从哪里来？即使想方设法筹借到了，万一经营失败造成严重亏损，又怎么去补这个窟窿？

天空开始刮风了，阵阵大风卷起了路上飞尘，高过人头的篙子草“齐刷刷”的弯下了九十度的腰。一道耀眼的闪电从我眼前划过，映亮了半个夜空。接着响起了“轰隆隆”的雷声，几滴豆大雨珠已经打到了我的脸上。

凉爽的风拍面而来，突然在我的脑海里冒出了这么一句话：“——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啦！”

对了，这是高尔基在《海燕》这篇名著里说的。“……一堆堆乌云，像青色的火焰，在无底的大海上燃烧。大海抓住闪电的箭光。把它们熄灭在自己的深渊里。这些闪电的影子，活像一条条火蛇，在大海里蜿蜒游动，一晃就消失了。“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

我仰望着浓云翻滚的夜空，心里不停的问自己：“我是海燕吗？还是海鸭？”

我没有找到答案，只能面对着夜空无奈的摇了摇头。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