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

骑在银龙的背上

　　从老屋的门口，沿着昔日上学的老路，向南直穿过西街，我又一次朝着徐王小学走去。

小学坐北朝南，坐落在整个村子的中央，门前一条自西向东的土路将村庄从中间一分为二，我们称之为南北堡子。

　　小学是红色砖墙围起来的一个四方大院子，据说是建在一片乱坟岗之上。拿老一辈人的话说，学校的阳气盛，能压住阴气，下葬之地也多是风水宝地，风水好，才能出人才。作为一个受现代文明洗礼的新人来说，我当然明白，这都是无稽之谈。

早年间，学校的南面是一个半人深的浅沟，也是一个苹果园，里边拴着一条长毛黑狗，样子非常凶猛。西墙根一带是一汪荷塘，北面紧挨着一丛芦苇荡。夏日来临，下塘摸虾，冬日临近，钻进荡子掏鸟蛋，待到来年春暖花开时，再沿着浅沟的崖坡捉蝎子，这里已然成了男孩子肆无忌惮的乐园。

　　走近校园，大门两侧的隔墙上用红漆写着“与时俱进，开创未来”八个楷书大字，与村委会门口“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宣传标语遥相呼应。两个方形立柱各托掌着一扇铁网大门，将军锁一挂，成了学校最结实也最不堪一击的第一道防线（对于任何一个男学生来说，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翻越而过）。推门进去，前半部分是教学区，除过左边唯一的一座二层教学楼外，其余全都是用胡基土坯建造而成的厦子房，蓝色的屋脊上零零散散的长着瓦松和另外一些叫不上名字的野草。后半部分是操场区域，也只能在晴日里活动，下雨天，踩进去，一脚能带出一个泥坨坨。早年间的操场又从中间划分为两个区域，东边的一半是学生的活动区，有单双杠和秋千，有水泥板支起来的乒乓球岸子，也有一处废弃的枯井。右边的一半用来种小麦，每年麦忙假来临，学校在搞教学之余，也和农民一样，还能额外增收一茬麦子。院子的中央是一个旗杆，上小学时，每个星期一的早晨，全校的师生都列队站在旗杆下唱着国歌升国旗。旗杆北侧有一排平房，正中的一大间是会议室，门楣的正上方贴着“爱岗敬业，教书育人”的标语。走近细看，大厅正中央摆着一张阔气的长桌子，上面铺着绿色的绸缎桌布。西边的墙上从左向右依次悬挂着“马恩列毛孙”等五位伟人的画像，正对面的墙上则是一副大气磅礴的“松鹤延年图”。右边的一小间是仪器室，一个红色木柜的格挡里放置着各种教学仪器，有地球仪、三角锥教具，等等。左边的一间就是校长的办公室，房子靠西边的墙根放置着一个双人的褐色真皮大沙发，看上去又明又亮又软和，想必坐上去也一定很舒服。在校长办公室靠近南侧窗户的地方，支着一台老式的油墨刻字打印机，印出来的试卷，总是能让人染一手黑墨。

　　沿着会议室的小平房朝里边走，紧挨着平房北墙根的地方有一口水井。那个时候，几乎每个班级都会配一个大铁桶和木杠子，铁桶用来盛水，木杠子用来抬水。浇水抬水是个苦差事，一般都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高个子学生的专利，我那会儿就是其中之一。尤其到了夏天，气温高，没有防暑降温的设备，只能用最原始也最直接的方式，那就是从井里浇上来一桶冰凉的凉水，洒在教室里，一时间，也能神清气爽，燥意全无，虽然没有空调的高级，却胜似空调十倍百倍。

与这口水源旺盛的井相对应的还有另一口井，只不过那是一口钻井机只钻到一半就草草结束的废井，位置在操场东南角靠近秋千的地方。废弃的原因也很简单，那口井下是一个坟。当钻井机钻头打到一半的时候，一个已经腐烂严重的棺材被拦腰截断，虽说年月已久，但还是能清晰辨认出棺材的雏形。后来学校立即停止了钻井的工程，为了掩埋已经钻了一半的井窟窿，学生将打扫教室的灰土纸屑一簸箕一簸箕的往井里边倒，没过几年，枯井就填满了，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继续朝着里边走，北边的围墙根下便是公共厕所区域，男左女右，是那种最原始简陋的设计风格。犹如余华在《兄弟》里描写的那样，里边有一排浩浩荡荡十余个蹲坑，后边的围墙外是一个连通的大化粪池，冬天，西北风飕飕的从坑道里吹进来，冻得人直哆嗦。而一到夏天，蛆虫蠕动着身子爬的满地都是，直令人作呕。学生在厕所里流传着这样一句戏言“脚踩黄河两岸，手拿秘密文件，前面机枪扫射，后边大炮轰击”，描写的就是当时的情景。那一年暑假前夕，班主任刘满社老师带领全班男生打扫厕所区域卫生，我也是那个时候第一次进了女生厕所，心里真叫一个紧张。刘老师说，厕所里毒气太重，给每个学生发了一根纸烟，点燃叼在嘴上，让烟味把厕所的臭味遮住。

　　顺着校园环绕一周，折返身又重新回到二层教学楼的底下，这里紧挨着会议室的西墙根有两棵柳树。一九九三年秋季入学，我上的小学，那个时候，这两棵柳树只有小孩的胳膊一般粗。到了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小学毕业，离校前，我们相好的伙伴十余人在这两棵树下合了一张影，以此纪念我们即将逝去的童年，那一年，柳树似乎并没有太大变化，依然还和小孩的胳膊一样。二零一零年六月，我的奶奶去世，按照我们关中人的习俗，孝子孝孙是要拄柳木棍行丧事的，就是将白纸剪出纹饰缠绕在柳木棍上用浆糊黏贴紧拄着。那时候，找柳树枝条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身上，我第一时间就想起了小学的这两棵柳树。那天晚上，我和姐姐一块去学校折柳条，大门紧锁，校园里一片漆黑，只有二层小楼里刘满社老师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和姐姐轮番着扯开嗓子喊刘老师开门，可是半天过去了就是没有人回应，最后还是我扶着姐姐翻门而入。那个时候，柳树的身子已经长开了，只是树身不直，歪着长，足足有小孩的头那么粗。等折完柳条上了二楼，我们才发现，刘老师的办公室里空无一人，只是灯亮着而已。后来刘老师说，无论他在与不在，他办公室的灯在晚上永远都亮着，不只是为自己壮胆，更是对外界的一种宣示，意思是说，学校有人呢。

　　关于这座二层小楼，究竟是何年何月由何人建造而成，我曾询问过很多人，都没有人能说清楚。但毋庸置疑的是，从我记事起，这座小楼就已经屹立在这里了，作为整个学校里最气派的建筑，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早上七点的时候，学校上早读的铃声就会响彻在整个徐王村的上空，南北两个堡子的学生便相互喊着、等着，在黎明的微暗中朝学校走去，开始一天的学习生活。铃铛是悬挂在二层教学楼正对面那一排厦子房教室最西边的屋檐下，由当天值班的老师按时敲响。打铃也颇有讲究，不紧不慢地同一频率的敲，那就是正常的上课下课铃，若是急促的快频次的敲击，那准是上操或者升旗的铃声亦或者是有什么紧急重要的集会，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必须和铃声一样，紧张起来。

　　如果从一九九九年夏天的那一场毕业考试算起来，我离开徐王小学已经整整二十二年了，徐王小学也已经关闭了将近十年。院子里的空旷处如今早已经布满了荆棘，荒草丛生，偶尔会有野鸡从里边飞起了又落下。站在校园中央，举目四望，空无一人，只有一个水泥底座的旗杆孤零零的矗立着。顺着没有扶栏的楼梯，我上了二楼，走近去看教学楼，才发现，其实它已经破旧不堪了。教室的门几乎已经腐烂，推一下，灰尘哗哗地往下掉，透过残缺的玻璃，可以看到教室里面更为让人伤神的“风景”。地上扔着一个啃烂了一半的南瓜，想必有动物来过，靠近黑板的一个角落里，散乱的斜躺着一堆残破的课桌椅和废旧纸屑。抬起头，猛然发现黑板上工工整整的几行粉笔字，时间久远，字迹已经模糊，这会是哪位老师写的？这又会是哪一班的学生在这个教室里上的最后一堂课？

　　隔着碎了一地玻璃渣子的窗户，我向着外边望去，才发现，学校是整个村子最高的地方。站在这里，可以看到村庄里错落的房屋，能够看到黄昏里的炊烟。而眼下的这一幕，却让我有些恍惚，有些走神，发呆，也有些失落，脑子里不断涌现出一九九三年秋天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的情景。那个时候的徐王小学正处于鼎盛期，六个年级近四百名学生，每次镇上考试评比，赵村镇中心校是第一，徐王就是第二。像刘继文、冯登科、杨秋秀、李安社，年轻一点的彭团社、冯靠常，在编的正式教师就有二三十个，哪个都是响当当，在镇上都有名。我在想，这所学校，它是经历过怎样的繁荣与兴盛，又是如何被无情的抛出历史之外？

　　让一所学校消失很容易，也很正常，因为有许多实际的理由，比如人口的减少，消费水平提高，家长的攀比心里，城镇化进程的加剧，年轻一代向城市的流动，如此等等。但是从一个民族的精神凝聚力和文化传承角度来看，它又不仅仅是一所小学去留的问题。对于徐王村而言，随着小学的破败消失，一种颓废、失落与涣散也慢慢弥漫在人们心中，在很多时候，它是无形的，但最终却以有形的东西向我们展示它强大的破坏力。

　　当我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大门口突然闯进来一群孩子，看个头都是八九岁的样子。我告诉他们说，很久以前，我也在这里上学，走的时候还是欢声一片，当我历尽千帆归来之际，学校却没有了，变得一片荒芜。孩子们一个个面面相觑，默不作声，我知道，他们不会理解我的心情。又问他们在哪里上学？一个高个子的女孩说，在镇上，我问，咱徐王的娃娃都在镇上上学吗？女孩说，有一半吧，还有父母在外面打工，把孩子接到城里上学的。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心中隐约泛起了一丝说不清的苦涩滋味，有些痛，又有些无奈。看着孩子们天真无邪的身影沿着阶梯上了二层小楼，我仿佛又看到了二十多年前的自己，他们的童年，不就是我的童年吗？

　　后来据父亲讲，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人突发奇想，想租赁徐王小学的校舍办养猪场，没想到村上也同意了，村上的意思场地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创点收。但村民却极力反对，认为创收的钱一分也不可能会装进自己的腰包，最后猪场总算是没能办起来，但学校却在接下来的一个时期里，成了南北两个堡子存放垃圾的场所。一时间，徐王小学里到处都弥漫着腐烂的气息。

黄昏中的徐王小学，是如此寂静。回首那已在薄暮中的学校，望着那八个朱红色的大字，我竟然眼中流出了泪。什么时候，“小学”沦为了“垃圾场”，“未来”变成了“垃圾”？如果一所农村小学的消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重新把这已经涣散的村庄精神再凝聚起来？能够重新找回那激动过人心的对教育、文化的崇高感与求知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