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杨校长伉俪

刘渝珍

　　----- 纪念杨承宗，赵随元伉俪诞辰110周年

今年九月五日是新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为祖国核弹攻关做出了特殊贡献却默默无名的放化泰斗，为中国科教事业做出卓越成就的杨承宗先生诞辰110周年，而两个月后11月5日也是其夫人赵随元诞辰110周年。

杨承宗与赵随元合计100岁留影

1961年于北京

随着杨承宗小女儿杨家翔对父亲及母亲赵随元的深情回忆，领引我们来到了一百多年前鱼米之乡的苏州市吴江县八坼镇，出身贫困，艰苦创业，热心公益的一家米行主人于1911年9月5日迎来了取名为杨承宗的第五个男孩。在杨家八个孩子中，就数他聪慧过人，勤奋好学，5岁开始就读本乡学堂，同川高等小学，上海大同大学附中，1929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

一.父母之命，喜结良缘

水港小桥多的苏州吴江县八坼镇于1929年正月十八日喜迎了从同县横扇镇来的送亲大船队，船上端坐的贤淑、知书达理的十八岁女子正是将与杨承宗喜结良缘的赵随元小姐。

赵随元出生于一个家境并不富裕的前清秀才家中，她少女时代就读吴江爱德女学。在并不丰厚的陪嫁中，她最钟爱的是她母亲给她的一对手镯。

完婚后当年七月杨承宗进入上海大同大学学习，四年后毕业于该校理科，并受聘于暨南大学物理系任助教。而嫁到杨家的赵随元女士，相夫教子，勤俭持家，与杨承宗心心相映，一生一世不离不弃。

赵随元1935年于北平

二. 海内外求索、清寒守望

1934年杨承宗经人介绍进入北平国立研究院镭学研究所师从郑大章先生研修放射化学。为在战乱中保住刚起步的镭学所，杨承宗被严济慈所长派至上海法租界单枪匹马筹建新的实验室，得以科研工作的继续开展，杨承宗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后因汪伪政府強行接管了镭学所，与汪伪走狗势不两立的杨先生愤而离去，返回苏州老家避难。抗战胜利后，经严济慈所长推举，1947年春节后杨承宗从上海坐了42天的客轮抵达了法国，几经波折终于进入位于巴黎的居里实验室，在放射化学的前沿领域进行了五年废寝忘食的学习、探索和研究。杨承宗极强的动手能力，努力攀登科学高峰的精神，和在国际放射化学最前沿独到的成果，得到了导师约里奥-居里夫人及国际同仁们的赞赏。

而在苏州老家赵随元女士开始了守望、持家、抚养四个儿女艰苦贫困的日子，(杨承宗离家赴巴黎求学时，其长女家粹16岁，长子家成13岁，二女儿家雷5岁，小女儿家翔只有两岁）。

小女儿家翔回忆:“我父亲刚去法国时还能从法国寄些钱过来给母亲，后来由于战乱不通邮了，就越来越困难了，一年也收不到父亲的一两封信。但是我母亲比较有主意，租了一个大户的宅院中供给看门人住的门房。那个房子特别破旧还漏雨。但是院儿里还有口井和一个小灶间（就是烧饭的地方），基本上能生活。房租也便宜。所以在里面住了近十年，直到我父亲从法国回来。我母亲呢，特别会过日子，她每次买菜都要等市场快要结朿，农民卖尾货特别便宜，这样可以节省开支。”

房子破旧得连专门修缮房子的工匠都修理不了，每逢雨天实在是漏得厉害时，赵随元扶着梯子让长女家粹上房顶捡瓦补洞。 正在上高中的家粹不忍母亲的辛劳，执意高中毕业后就要去找工作，赵随元坚决不同意，再困难也一定不能让儿女们辍学。她陆续变卖了本就不多的嫁妆和首饰，把她母亲给她的最喜欢的一对手镯也忍痛卖掉了。卖完首饰就卖家中值点钱的东西，等家徒四壁时就靠举债来维持家中最基本的生活和供子女读书。家翔继续说:“我最有印象的就是我母亲经常跟亲戚们借钱”。

三. 婉拒高薪、科学报国

1951年6月15日以约里奥-居里夫人为首的，由知名专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了杨承宗的博士论文，并获得了“最优秀级”的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吸引了全球海外爱国人士的回归之心，杨承宗婉拒了法方年薪555350法郎高薪另加补贴的优厚聘书，义无反顾要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

他用钱三强辗转带来的3000美元采购了大量的国内急需的研究原子能的器材、材料、资料、图书，几经周折、突破危险，1951年9月底带着约里奥-居里夫人赠送的十克碳酸钡镭标准源和十三件“原子能行装”大箱的杨承宗终于回到了阔别五年之久的祖国。

图右上 1951年约里奥--居里夫人为庆祝杨承宗(左一)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举行的酒会。

图右下约里奥--居里夫人签发的杨承宗博士学位证书。及法方年薪555350法郎的聘书

原国务委员、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题词

归心似箭的杨承宗赶回老家去看望家人，在巴黎为能购买更多的仪器材料，虽然知道妻子一人带着四个孩子在老家艰难地生活，他依然垫付了自己在法国节省下来的全部积蓄，十三箱行李中只有一瓶白兰地是带给他老父亲的。

二女儿家雷回忆:“全家人是年年盼、月月盼、天天盼，终于在1951年盼到了爸爸回国。可是当事业有成，潇洒英俊的爸爸见到我们的时候，我想他一定傻了，他一定没有想到面对他的一大堆等待他来偿还的债务。当时年仅九岁的我，不知爸爸是如何应对这困境的，但我记得爸爸把从法国‘随身’带回来的一架他最心爱和值钱的德国照相机和一块瑞士手表很快变卖了。从此之后爸爸就再也没有一架象样些的照相机，直到1993年我送给他一架Olympus傻瓜相机。”

四.奠基放化、培育英才、核弹攻关、功不可没

1951年底杨承宗赴北京进入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同时担任了该所放射化学研究室和同位素与射线应用研究室两个室主任，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放射化学实验室，从这里培养出我国放射化学的第一代中坚骨干。

二女儿家雷说:“五十年代时为了取得中子物理实验组开展物理实验急需的氡源，也为了修复协和医院的被破坏的”提氡设备，“爸爸在当时没有任何防护设备的条件下，连续去协和医院几十天，终于成功了。”。他宽厚的身体为同去的两位年轻助手遮挡了射线，但他的右眼由于近距离接触強放射源而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为培养我国稀缺的放化英才，在繁忙的研究工作中，他仍被聘为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每周定时到北大、清华讲授放化课程。他组织人力编写教材，准备实验，在原子能所举办同位素应用讲习班共八期，培训同位素应用人才逾千人。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杨承宗担任了中科大放射化学与辐射化学系首任系主任。系里的教学计划，师资聘任，课程安排，学生管理等一切都操在心上。

1951年夏杨承宗 收到法国 ‖ 1951年12月杨承宗刚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两年续聘‖ 回国时的聘任通知书，

通知，年薪555，350法郎 ‖ 每月工资小米1000斤

可二女儿家雷印象深刻的是:“51年领着我们带着简单行李从苏州到了北京。本想家里有了挣工资的爸爸，全家可以从此无忧无虑地生活，谁知爸爸每月1000斤小米的工资(合100元人民币）”。每月一发工资，赵随元立即给老家杨承宗的老父亲和终身未嫁的姐姐寄去25元。52年11月幼子家建出生，家雷继续回忆: 剩下的钱“根本无法应付这一大家子在天寒地冻的北京的生活。我们穿的是不分男女老幼的蓝色棉制服”，小女儿补充:“ 1958年一天我爸爸带我们全家都到五道口商场去，给妈妈买了一个缝纫机，大家都高兴极了。我妈手特别巧，我们家的衣服大多是我妈妈做的。我爸爸的一件灰色的呢大衣，我妈妈给他改了又改，一直穿到去世。”

此外衣是赵随元将一件大衣翻新，修改的。杨承宗穿了许多许多年。1985年摄于合肥 。

中国科技大学五八级同学来家里看望杨承宗。杨穿的棉袄罩衣是赵随元做的。

1961年杨承宗临危受命，按核工业部部长刘杰指示，赴通州任核工业部第五研究所业务副所长，接替刚刚撤走的苏联专家，担负起我国原子弹核铀原料的冶炼提纯的领导重任，为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试爆立下了汗马功劳！杨家雷说:1964年10月“在原子弹爆炸前夕爸爸要向二机部汇报准备的情况，汇报前的日夜操劳，导致他的右眼视网膜脱离，为了使汇报正常进行，他没有及时去医院，一直等到三天后、汇报完毕才去就医”家翔接着说:“随后我父亲住进了同仁医院。我母亲每天下午到同仁医院去看他，路上要转車花费很长时间，第一次手术失败，母亲心情很不好。第二次手术刚做完，我母亲去看他，就在医院的附近，被自行车撞跌倒，胳膊骨折，撞人者把母亲送进医院，母亲也住进了同仁医院的病房楼。母亲从言谈中了解到撞人者家境十分困难就表示不用他赔偿了，他千恩万谢的走了。母亲与父亲住在同一座楼的不同层次，母亲还照老规矩按时去病房看望我父亲，而且每天编造一些他感兴趣的事情讲给他听，让他高兴。直到我父亲眼睛解开绷带以后，才得知我母亲受伤的情况，我父亲非常感动。”

家翔说: “ 我父亲在原子能所的时候还能顾上家里，后来到五所以后就一点也顾不上了。五所在北京通县，我们家在中关村，科大在北京西郊，父亲上班要穿过整个北京城，路上得花一两个小时……。每周一早晨司机开车把父亲从中关村接到五所，在五所工作两天，周三一早再把他送到中科大。周三晚上父亲乘班车回家。然后周四再去五所，在五所两天，礼拜六再到中科大工作，每天忙得昏天黑地。”

1953年 全家福

家翔告诉我: 她妈妈曾工作过“1956年，我母亲成了银行的代办员，就是每周有两天，两个中午的时间到原子能所里去。所里工作人员可以在她那里取钱存钱。这样可以节省所里职工到银行去的时间。（到银行要走不少时间）她很喜欢这个工作。1958年，银行觉得她工作很好。近两年的时间，只出了两分钱的错，所以欢迎她成为正式职工，她连工作证需要旳照片都拍了，但最后考虑到父亲工作越来越忙(三地跑），最后放弃了。

郭永怀先生的爱人李佩是西郊办公室的主任，负责科学院这些家属楼的一应事务，李佩工作非常认真负责。五十年代的科学院中关村地区就是孤零零的在一片庄稼地里，什么服务设施都没有。她张罗着建了卫生所，办了幼儿园，办了小学，小卖部，西式糕点店等等。张罗着小区的绿化，治安巡逻。她属下的十几个楼长，大家都很负责任，都积极的跟他一起把这些工作承担完成了。我们同住在十三号楼。

我母亲是13楼的楼长。要作的事情很多，尤其在困难时期，每个月要收集各家的户口本或粮夲集中起来祘出总数，统一去领，然后按各家各户的人数去把粮票、油票等分好，分发下去。工作量不小。母亲从不抱怨一直认真负责，无偿地为全楼服务。

有一次，妈妈整理收集来的粮本的时候，发现掉出来些粮票和油票，就把它们挂在我家一进门的电灯开关的灯绳上了。下午有家人慌慌忙忙奔来说，他家的粮票找不到了，我妈妈跟他核实了情况以后。把粮票和油票全都还给了他。他非常激动，眼泪都掉出来了。要知道，那时候的粮票可是最金贵的了，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啊。

五.困难时期的艰苦岁月

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在食不果腹的饥饿线上挣扎，现在六十多岁以上的人都是忘不了的。那么，为祖国科研，教学奋不顾身的杨先生一家人又是如何度过了这漫长艰难的岁月?

小女儿家翔说:“三年困难时期，我大姐己在部队了，我哥哥那时候也已经在天津大学工作了。所以家里只有爸爸妈妈，二姐，我和弟弟，我们五个人。我妈妈因为属于家庭妇女每个月的定量标准又要更低一些，好像是28斤。食物更加紧张。有时附近六郎庄的农民就会傍晚带着螺蛳敲门，问要不要买螺蛳。我妈妈就买，那个螺蛳非常脏，而且是血吸虫的载体。不小心就会感染血吸虫病。我妈买了以后就放到盆儿里养几天。然后用剪刀一个一个的把螺蛳的屁股剪掉，这样把里头的东西才能弄干净。每次剪完以后手都勒出了一条一条的红印。但是下次再有农民来问要不要的时候，她还照样去买。我记得有一次。楼上张文裕先生的爱人王承书，来敲门说我们门外飘出来的味道很香，问我们在吃什么。我妈妈拿给她看。她大吃一惊，说，这种东西还能吃吗？我们让她吃一个，她不敢吃。

还有一次所里组织大家到山上去挖大青虫，我记得父亲说是所里许多人都去了，我父亲也去了。坐着大卡车去的，弄了不少，用麻袋装回来的。那个大青虫一条有一公分直径、七八公分长，肉乎乎还长着好多条腿。挖回来以后说给大家改善伙食。食堂里切了几刀，弄熟了给大家吃，大家嫌恶心都不愿吃。我妈妈听说以后到食堂里去要了些回来剝了皮弄给我们吃。说这都是蛋白质，吃吧，对身体有好处的。早前我也在树上見过这种大青虫，但后来很少了。现在是根本看不到了”

赵随元在颐和园乐寿堂前

1964年

家翔叹息说:“ 我妈妈每天辛辛苦苦的为这个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可是她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三年困难时期由于长期营养严重不足，她的双腿浮肿，一按一个深深的坑。她体重降到八十斤。这也为以后她的身体得病埋下了祸根。”

二女儿家雷说:“我们这个多子女的大家庭，经济上常常入不敷出，母亲十分劳苦。但全家总是其乐融融，特别是父亲快乐洒脱，父亲出自内心的开怀大笑极有感染力。” 是啊！当年欢乐笑声的源头一定有中关村13楼105室。

1957年杨承宗伉俪在长城

六.文革的磨难

家翔回忆:她父亲“文革一开始就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靠边站，不到一个月，爸爸就被造反派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贴了750多张大字报，有时还被上台批斗，隨后下到基层劳动改造。造反派作为惩罚，要他把一台他指定购买的德国进口仪器装配起来，爸爸认真研读德文说明书，经过两个星期的反复调试，该仪器成功运转。”

1969年12月已处于停职状态的杨承宗接五所军管会一纸命令，要他立即随科大下迁安徽。

科大五九级的高良才帮他提着箱子步行到通县南站，乘火车凄然被迫离开了他奋斗了九年的核工业部铀矿选冶研究所，回到了中关村家中。而军管会没有派一辆车，一个人送行。

七.随科大下迁合肥

赵随元不放心丈夫独自一人去关山远隔的安徽，他们退掉了中关村的住房，家翔说:“1970年初父亲带母亲和科大师生一起搬到了合肥，住进合肥师范学院。他和学生们(科大近代化学系6432班）一块儿去马鞍山南山铁矿上，接受再教育。”

被工军宣队监管的下台的科大党委书记刘达也在这里。一次晚上乘凉时他看到杨承宗后，刘达就招呼说 “来，来，你这科大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科大最大的走资派坐在同一条板凳上。”说完，就把坐的长板凳挪出个地方，大家哈哈大笑。*

而孤身一个人待在合肥人生地不熟的赵随元没有合肥户口，所以按户口配发的生活物质开始也没有，让她最焦虑不安的是挂念着在矿上善良，正直，实话实说的丈夫会惹来麻烦。

70年夏天学生被分配遣散。被列入另类的刘、杨二位，也回到了合肥，家翔回忆:“我爸爸和系里的老师去合肥砖厂拉砖，还与刘达一起看守同位素仓库等。每次他回到家我母亲都要反复叮嘱他：你性子很直，容易得罪人，多干活少说话，尤其不要顶撞那些工宣队和军宣队的人们。”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杨承宗为在科大重振放化专业四处奔波，呼吁、努力、奔走，却无果，学校领导以核污染无条件处理为由而决定撤销放射化学专业。

杨承宗1978年11月被任命为科大副校长，1979年12月当选为安徽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后又担任安徽省第三届科协主席，他的工作越来越多了。

但长期劳累过度虚弱的赵随元身体出问题了。杨家翔说: “ 我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工资，没有公费医疗，所以她平时也不去看病，有点儿病她自己扛扛就过去了。到一九七五年，有一段时间，她老是心慌气短。爸爸一再叫她去医院看病，她去医院，结果发现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都有。从那以后，开始吃药，但是都效果不大。几年后父亲听说安徽中医很有名，就改看中医。医生各执一词。母亲一直说看病花销太大，不肯看，父亲就不断的劝她好好看病好好吃药。父亲买了测尿糖的试纸，配了试剂，打胰岛素，准备了专门的药盒。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亲历亲为，并详细做记录。教会我后，他又看我做几次后才正式交给我做。”。

1987年在合肥家中

八.合肥联合大学的创始人

77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80年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杨承宗教授提出了创建自费走读大学的设想，并为之奔走呼吁。这一利国利民的主张得到了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杨海波、副书记卢岗峰等人的积极支持。 80年7月16日，中国科技大学给安徽省教育主管部门写了《创办安徽自立大学的计划》的报告。8月25日安徽省第38次省长办公会议，研究和讨论了此报告。并批准设立“合肥联合大学”，由合肥市委第一书记郑锐任董事长，安徽省人大副主任杨承宗担任校长。

8月底，科大委派贾志斌、林启锦、赵立人、贾荣书、丁世有、谢永和等人负责筹建联大。贾志斌任教务长，并协助杨承宗校长主持日常工作。

合肥联大作为新中国第一所自费走读大学，从无到有，一无资金，二无校舍，三无师资队伍，依靠合肥高校联合办学，短短几年成功崛起，为江淮儿女办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这是杨承宗校长为中国教育事业开辟先河，敢为人先的成功实践。

合肥联合大学董事长郑锐(右二)与校长杨承宗(右一)、教务长贾志斌(左二)副教务长赵立人(左一)研究工作 (1980年）

联大的创办期间我丈夫贾志斌有幸在杨校长的领导下工作了三年多，受益匪浅。

在《杨承宗先生与合肥联大》一文中他写到: “ 我早就见过杨承宗先生，仅只是认识而已，有幸的是在1980年，我在他的领导下，创办“联合大学”直接和他一起共事，才真正结识这位科学家、教育家，这位良师。……有时要汇报或请示工作，我去杨先生家，每次去都看到坐在轮椅上的杨师母，得到身兼省人大，省科协，中国科大，合肥联大重任的杨先生细心、周到的照顾，此情此景令人十分感动“

后来调到科大的家翔对母亲一天天的病情变化最清楚，她说:“随着时间推移，母亲病情越来越重，无法自理。在父亲的指导下，用椅子改造给母亲做了一个活动马桶。开始几年都是半夜里父亲起来给妈妈翻身，让她可以小便。我要替他、他不同意，后来才同意由我来做。母亲由于不能活动，便秘是大问题，开塞路无效，喝番泻叶水量很难掌握，量少是无效、量大就腹泻。没有办法只能用手去抠。我不在家时父亲就自己干。我说你等我回来我来做，我很熟练的，他说那样等着你妈妈会很难受旳。”

　　邮政局庆贺杨校长百岁华诞的邮票

九.退休回北京

杨承宗书写家训，对子女提出要求。2009年于北京

家翔最难过的是:“瘫痪后的母亲1992年在合肥永远离开了我们，她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竟是“别忘了帮爸爸下蚊帐，打蚊子”，生命最后一刻她还一直想着别人。我爸爸极度伤心。1994年从科大退休的父亲把妈妈的骨灰盒放在衣箱里一起返回到北京，后一直放在家中。父亲去世后我们将爸爸妈妈二人合葬在八达岭陵园中，另各取出一部分安葬在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墙上了。

我母亲刚去世的时候。我父亲一下子憔悴了很多，整个人都脱形了。好几年以后才慢慢恢复的。在我母亲去世五周年的时候，他写了随元让田这篇文章”。

杨承宗校长在纪念爱妻撰写的“随元让田”一文中、提到了1935年春他父亲召集的唯一一次家庭会议，启动正式分家一事，现节录如下:

父亲说明分家原则:大致按五份半分配；父亲自己，哥哥，我，承基和承业兄弟四人各得一份；姐姐未嫁，得半份；另有长子田若干，归哥哥；长孙田少许，给家成，由我代管；父亲自留一份供养老所需。

父亲的分家原则通情达理，自是权威，大家认同，情况平静，严肃，无人发言。

沉寂中，随元发言，和往常说话一样简明诚恳:

“谢谢父亲的赠与，我们承宗大学毕业已经费了父亲不少钱，哥哥未上大学，两位弟弟尚在求学，故我们应该接受最少最差的那份产业；我们将自己成家立业，父亲给的产业将来传给我们的子女作纪念；谢谢父亲给家成长孙田，不要为好；我们愿意不住老家，故而不要求分得房产。”

父亲显然很高兴，嘴边挂着微笑，空气立即缓和。我记得无其他人发言。

在首让精神下，分家会议顺利进行。我小家分到的田最少，最差。哥哥分得最多，长房长子应该如此，大家同意。

我早先隐约知道分家事，但并未与随元商量，我自然十分惊讶她的大度和言语得体。随元少女时就读吴江城内爱德女校。随元告我:校旁居住着老校长乡学钱自严，钱老先生曾在自家园内造过几间简单平房。好事者问何故如此简陋，老先生说:房屋只要能供我一代居住即可，子女有志气有出息，他们会造大房子，反之子女不肖，最好的房屋也留不住。

随元自幼立志自信，奋发图强。不要非理之财，常言身宽不如心宽，从来不受不劳之获，宁守清寒，洁身自好。我父亲深爱媳妇之明大义，十分喜爱随元。…… 是的，万事要讲道理。兄弟姐妹之间，理更应互相谦让。

自己创造才算光荣。按旧俗父亲分家虽是合理，但总是前人赐予，不如手创光彩。

每人谦让一些，就不会有争斗，世界太平。

我父亲有一块竹刻的笔筒，铭曰:“不爱荣华富贵但愿子孙圣贤。”

父亲喜欢这位媳妇是有其原因的。愿以此铭置诸左右。

　　2021年清明摄于八达岭陵园杨承宗夫妇墓地

（墓地右侧大照片和左侧两块说明是陵园在清明节佈置）

杨承宗先生不幸于2011年5月27日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科教救国，科教强国，是杨先生百岁人生的执著追求，永不言弃。希望老一辈科学家的献身精神得到继承，爱国情怀得以弘扬。谨以此文向敬爱的杨承宗夫妇表达悠悠的思念。

刘渝珍采访

2021年9月4日于北京

感谢杨家翔女士的帮助

注: * 参考 刘培， 张志辉. 杨承宗传--没有勋章的功臣 中国科学出版社，2020 P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