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念冉伯伯 感念众乡亲——在柁子树湾的日子里

无为

　　至今记得，到达生产队的那天下午，当围观我们的社员纷纷出工去后，四周顿时沉寂下来。坐在堂屋廊檐下，看着淡淡斜阳下显得幽暗的院落，想起久病的母亲，想起文革前就去了大巴山当知青的哥哥，丝丝凉意透彻心底：难道我也要在这山村生活一辈子，成为父母永远的挂牵、家里永远的负担吗？ 　　 队里还未来得及给我们建房，我和同学P暂时住在大队会计冉廷芳家里。冉伯伯四十出头，高大健壮，头上包着一圈白帕子，棕黄色的长脸膛双颧微凸，左嘴角下有一绺红记，总是笑微微的样子。他们家为我们的到来专门弄了好吃的饭菜，饭后冉伯伯还陪着我们聊天。但彼此之间客客气气的交谈，丝毫没能缓解我们心底因突然不得不来到这遥远的山乡而泛起的凄惶与陌生。 　　所以两天后，当班上同学来告诉我们，公社聚集了不少同学，正在要求重新分配到坪坝上的罗田、马头公社去时，我俩立即卷起所有的行李，一溜烟向公社跑去。

公社不远，和生产队只隔着一条小河。正当我们和聚集在那里的同学们七嘴八舌地“声讨”这又穷又尽吃杂粮的山旮旯时，没想到冉伯伯却抱着他的小女儿来了，温和恳切地劝我们回队里去。山里人口讷，许是知道了我们的嫌弃，他反反复复地向我们表明：“我们这里灿餐（经常）吃米。”

后来才想到，当时冉伯伯心里肯定有些忐忑。好些个男同学闹得很凶，不但把公社办公楼搅得一团糟，连卫生院药房里的药也被扔出来毁坏了。重庆武斗震惊全国的背景使得当地乡民敢怒而不敢言，促使他来的该是怎样一种舐犊之情啊，而我们相处不过仅仅两天。

可惜当时我们一点不理解他的好心，一门心思要离开这个山沟沟，只碍于情面用假话敷衍他：“我们不得走，我们是下山去找老师要粮食关系。”不料他第二天又来了，依然是“灿餐吃米”，我们也继续敷衍。望着田野小路上他怏怏而去的背影，心里忽然有些不忍，但仅仅一掠而过，一心盼着闹成功了到坪坝去“灿餐吃米”。

然而那注定是一场胡闹。尤其是下山后找到赶来的带队老师索要户口时，有男同学冲动地一扁担砍跑了老师。眼看又要上演“全武行”，班上的同学们终于有些担忧起来，商量着索性回去算了。谁知形势突变！数十倍于知青的农民们手握锄头扁担，把我们层层围在了当地小学的操场，山头上还有农民手持话筒朝我们喊话。

一问才知道，有男同学对围观的农民们扬言他携有手枪！这下震惊了当地公社领导。在强行挨个搜查了男同学们的行李后，证实“有枪”纯属子虚乌有，但农民们也趁势把我们往回撵了。

一干人灰溜溜地快走拢我们公社时，突然传来恶讯：“我们的队遭人占了!”原来，前面的同学从一路人口中得知：当我们离开公社后，公社头头们已经把我们与真正偏远生产队的同学对调了。我和P顿时连肠子都悔青了。因为我们已从山下一些农民口里得知，我们所在的柁子树湾在当地的确相对较好，而冉伯伯的善良仁厚在那里也是有口皆碑的。

我俩慌忙赶到前面打听，正听到“……只有柁子树湾没有调得成。”原来，冉伯伯硬是以“我们队的那两个女娃儿说的要回来”为由，阻止了公社的再分配。结果，在同学们纷纷痛失原来的生产队时，只有我俩的“队籍”得以保全。

我俩又愧又喜，顿时来了精神，飞快地跑回队里。冉伯伯正在地里干活，听了我俩惊魂未定的表白（“我们没有去打砸”）和由衷的感激，宽厚地笑道：“回来哒就好，回来哒就好。”心情松缓下来后，放眼四望：正是阳春三月，蜿蜒的小河两岸是绿油油的田野，田野尽头点缀着翠竹掩映的村落，村落背倚起伏平缓的山峦。其间，桃花粉红、李花雪白，云一样轻盈而惊艳。后来才知道，在层峦叠嶂的山区，这里就是坪坝了。沿用公社的名字，人称团结坝。

我们队里田、土面积各半，国家征购粮主征稻谷，农民的口粮以包谷为主，辅之红薯、洋芋，但因知青分最高标准口粮，所以每年有两百多斤谷子，粮食毕竟是充足的。而且队里犁田、栽秧、挞谷、挑粪、送公粮全由男子承担，女子的活路不苦。

四十多年过去，每每回忆起那次闹事给乡亲们带来的惊扰，心里对冉伯伯、对当地的父老乡亲们都怀有深深的愧悔。

对冉伯伯的愧疚还有一层。那是初到柁子树湾当晚的饭后闲聊，冉伯伯叫我们写出各自的名字。当看到我的名字时，冉伯伯“唔”了一声：“嘉庆皇帝的嘉”，因就读的民办中学没开设史地课，我竟然不知道嘉庆皇帝！正疑惑间，冉伯伯又聊到建国初期，我国政府用朝鲜战场上俘获的五个美军飞行员换回大科学家钱学森的事情。这更让我惊讶，不禁自以为是地腹诽：既然是科学家，肯定家学渊源，怎么可能取“学生”（实为“学森——学养森厚”）这么直白的名字？（却没想到冉伯伯是看我写，我却是听他说）何况，我国政府怎么可能同美帝国主义作这种交易？这些农民在哪里胡乱听些什么呀？

只是在后来的日子里，冉伯伯的兄弟、生产队出纳冉廷臣告诉我：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最深的湖，高加索有北、外之分……我倒是一面新奇地听着，一面在心里感叹他的知识面了。

如今，钱老先生的英名早已响彻祖国大地；随着清宫剧的泛滥，嘉庆皇帝也为人熟知。我却常常因此想起冉伯伯，想起那个当时觉得陌生隔阂现在却倍感温馨的乡村之夜，想起那个无知却狂妄的小小的我。有过下乡的经历，让我从此不敢嘲笑农民无知。

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经历了“三年灾害”，“农民二哥真可恶，红苕藤藤卖八角”虽然只是男孩子们的“童谣”，但在我们的心里，农民就是自私、狭隘、无知、小气的综合体。在落户柁子树湾的日子里，冉伯伯和乡亲们用他们的关爱一步步颠覆了我的偏见。

插队后的第一次出工，是跟着冉妈在坡上翻地。我看见地边上有一块覆着土层的石块，便用锄头把土细细地刮进了地里。不料冉妈扭头看到了，嗔怪道：“背时的，那上面可以点一窝包谷哒！”我一愣，好心却办了件错事，但心里更不以为然：不过巴掌大一块地方。

不久，相邻的文武大队遭遇雹灾，毁坏了地里待收的庄稼。同学f来我处玩时，鄙夷地谈起那些农民蹲在自留地里（而不是生产队的地！）抱头痛哭的情景，我也随口说起那次尴尬：“这些农民最小气、最自私了。”

薅完秧后，队里开始分田埂，一家一户按人头分得挺认真。好奇地一问，原来是趁挞谷子前这段时间，让人们在上面种点夏菜。我心里有些犯疑：踩得梆梆硬的田埂上能长出啥？但在社员们的撺掇和帮助下，我也依样画葫芦地在划给自己的田埂上忙活了一气。

夏天到来了，当我喜之不禁地在上面收摘着一茬又一茬的丝瓜、南瓜、黄瓜、辣椒、茄子、豇豆时，这才真正体悟到什么是寸土寸金。

印象最深的，是我自留地遭灾后的经历。那是下乡第三年的春天，p已经返城。一夜瓢泼大雨后的清晨，因知道不会出工，我便在屋里懒睡。忽然被一阵“砰砰”的打门声惊醒，与我要好的村姑冉英叫着我的名字：“你还在睡呀？你的自留地都遭冲垮了哒！”

我一下子睡意全无，慌忙跑到自留地一看，顿时从头冰到了脚：只见本已铺展出一片新绿的洋芋地竟被山雨冲刷成一大坡凝固了的土黄色瀑布，一直铺泻到院后的水沟里。这下可全完了呀！看着我木呆呆的样子，冉英却撑不住地笑了。

原来，这事一大早就被冉伯伯发现了。冉伯伯忙把生产队的干部们找来，商量的结果是，另把队里山腰上一块平坦的洋芋地分给我，知道我担不上去粪，还就近指定了供粪的人家。回过神来的我真是又感动又惊喜，真没想到，乡亲们替我想得这么周到！更没想到的是：为了补足面积，队里还把下面田坝边的地划给了我。

兴奋之余，突然想起当初的嘲笑，想起乡亲们平日里对我的好，才觉得自己太没心没肺了啊。我这人长得肩宽背阔，初到农村时，社员们以为我干活一定是把好手。谁知，与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P相比，挖地、挑水、推磨甚至走山路，全都“不像那家人”。

在最初的困惑过去后，社员们对我便有些暗暗的关照。有次背打场后捆扎的豌豆秸，我谢绝了社员们的劝阻，执意背起了一捆，场上立马响起了女社员张正荣那尖声尖气的叫喊：“啷个喊蒋嘉惠来背哟！” 　　

在乡亲们的鼓励、帮助和包容下，我努力使自己渐渐地融入了社员们当中。比如走山路，也能和队里的姑娘小子们一样利索地爬高下低了。但手脚的“瘟”却一时难以克服。有次收绿豆，由于做计件，我紧张得甚至连花骨朵都抹进去了，还是没达到平日的基本分，心里的沮丧可想而知。但打那以后，凡做计件活路，队里便安排我与冉伯伯一起做。和冉伯伯一起，心里便安妥许多。

乡亲们的关怀贯穿了我插队岁月的始终，这件事发生在返城工作的半年前，让我铭感至今。

队里由于人口增多，土地不够，决定在山顶林地的边缘(称为“生地”)开荒种红苕。为便于苕秧成活，都是趁小雨天气插栽。那天下午放工后，队长一声“放活路哒!”人们便争先恐后地往下蹿，不一会儿，山顶上只剩下孤零零的我。本就又陡又弯的小路已被人们“跐溜”得滑滑的，其间还竖着些尖峭的石头。我抓着路边的草，手脚并用地往下挪。终于挪到队里的地了，往日平顺的路也因社员们刚刚走过而泥泞难行。眼看暮色四合，雨丝渐密，下面的院落里已亮起了灯，我心一横，索性跳到路边的包谷地里急急地往下蹿。回到家里时，天已黑尽。

次日天放晴，仍去生地干活。社员们纷纷打趣我头天在坡上一定“打了菜油（哭）的”，我说哪有那工夫？冉英则告诉我，冉伯伯在公社开完三干会回家后听说我还在坡上，急得连忙寻找“亮秆”（用收获后的向日葵秆做成的火把）要来接我，正好看到我从他家厨房后匆匆路过才作罢。我听了也没多想，只庆幸今天天晴，路好走些了。

太阳离山顶还有一竿子高，队长突然叫我：“蒋嘉惠，你各（人）先走到起。”这真让我没想到！在社员们的催促下，高兴地赶忙往下走。走到平坦的砖屋梁了，几个跑得快的小青年嘻嘻哈哈地赶了下来，置身于他们中间，心里暖融融的。

多年后，看到姐夫的小弟，因为回老家插队时摔伤了腰没有及时就医，终身只能趔趄着身子，别说正常走路，连端坐都不可能。深感痛惜的同时，猜度当年冉伯伯和乡亲们一定有这样的想法：要把来自异乡的我们俩知青照顾好，保护好，就像受到了我们从未谋面的父母委托一样。

因为从来就没安心待在农村吧，我的表现只能算平平。没想到，在招工推荐表上，对我表现鉴定的最后一句话竟是：“是建设共产主义事业可靠的接班人。”这极大地震动了年轻的我。这句话连同父母的嘱咐，让我在以后几十年的工作中不敢懈怠，无论在起初的磁器口商店还是后来的公交公司，我的任劳任怨且不计报酬都是公认的。

由于个人生活的不尽如人意，直到2007年，才终于回到了心心念念几十年的柁子树湾。然而，冉伯伯和所有的长辈们都早已化作了温厚的大地。真是回来得太晚了呀！山里的风轻轻拂过我花白的头发，往事一一呈现眼前：

山腰池塘边的红苕地里，刚下乡不久的我一边翻着红苕藤一边孩子气地咕哝：“晓得我们二天（以后）回不回去得到哟？”旁边的大湾老娘赶紧回答：“回去得到，回去得到，毛主席主要是喊你们来受一下磨难的。”

在山腰上打谷场边歇气时，姑奶叮嘱我：“扣手（赶快）把裤脚抹下来，克膝头（膝盖）两边长得有眼晴，谨防二天得风湿病哟。”

一天午后，谭妈笑容满面的来到我屋门口：“你看我给你渥的醪糟都吃得了哒！”扑鼻的香味让我直咽口水又担忧：在家里时，母亲说吃生的醪糟要上火。谭妈连忙说，“不得不得，我这个是熟了的哒。”嘴馋的我当即吃完了醪糟，那清甜醉人的感觉至今忆起犹口里生津。

在田里，幺大大（爷爷）拎起胡豆秸，让我认识了小学农常课上教过的根瘤菌。

也是在田头，冉英的父亲冉叔那句影响了我一生的嘱咐：“人哄地皮，地哄肚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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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那里的生活只有两年半，但我心中的感念却是永远，永远。

这是我11年夏天再一次回到柁子树湾时，和冉英的合照。

作者：蒋嘉惠 重庆市沙坪坝区土湾民中初六七级学生，1969年3月到万县跃进区团结公社战斗五队落户，1971年返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