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浪桃李春风尽（四—8）

醉墨轩主

墨浪桃李春风尽（四—8）

——写在母校双林中学裁撤之后

沈晓龙

之四：春风桃李旧闻录（NO.8）

（八）

上世纪90年代，我调入母校工作不久，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年了，学校里发生了一桩较为严重的事件，让我领略了双中老教师们的“民主”精神。有一年，镇上选举不知哪一级人大代表，双林中学作为一个单独的居民选区举行全体选民选举，镇上重视，专门派了领导亲临会场。但是，几轮投票选举下来，选票上指定的候选人均没有超过半数，选举最终只得不欢而散，搞得学校领导很尴尬，镇上领导更狼狈，事先准备的鞭炮也没有放成。从此以后，领导们“吃一堑，长一智”，每逢选举，双林中学不再单独设小选区，而是并入爱国路居民社区进行选举。直至今日，更有绝顶聪明之天才出一上策——我取其名为“手摸选票法”，就是你若同意选票上的候选人，无需作任何符号，只要你的手摸一下选票即可。民众普遍认为，出此计者，定当载入史册，流芳百世。

经此风波，双中老师名声在外，镇上百姓评说纷纭，褒者说双林地方最高学府，老师到底不一样，讲人权，争自由，求民主；贬者说知识分子天生反骨，“臭老九”成堆的地方终究难治。这似乎讲得都没有错！印象中，那时双林中学全体教职员工开大会，书记、校长讲完后，常常有老教师站起来说：“我有话要说。”接着他就走上讲台，拿起话筒来，他还没有开口，底下教师即报之以一阵掌声。此番景象，今天想来，恍如隔世。进步耶？退步耶？谁能回答我。

《老子》里有一句话，说是“民之难治，以其多智”，所以主张愚民。此话历来受人诟病，却无疑大受治人者欢迎。愚民，当然不是不让人读书受教育，而是指向人民灌输一种学说思想，使民众想法齐一，唯命是从。自古至今，治人之术，大致如此。

上述选举，双中教师大部分另选他人，以致票数过于分散，无法取得结果。其中得票相对较多的另选他人中，有一人叫“谈春宝”。大家之所以选他，颇有一点“蔑视权力，减少沉重”的搞笑成分在。众教师把严肃的选票投给谈春宝——一个退休多年的文盲老校工、一个孤苦终生的底层小人物，我认为，这也应该算得是对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东方注解。

下面就说说谈春宝老人，他可以说是双林中学开天辟地的“元老”级人物。听说，创校伊始，他便在学校食堂负责挑水（当时还没有自来水，他的职责就是从西港口把水挑到食堂）。有了自来水之后，他便开始负责为师生蒸饭。到我进校读书时，他已临近退休。他孤身一人，无房无产，无妻子儿女，所以他一直和新来的年轻教师一样，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里，时常根据学校需要搬家，无固定住房。几十年间，学校里无论大人小孩都叫他“谈伯伯”。我读书的那几年，印象最深的是，已经退休的谈伯伯每天起得很早，从街上的点心店集中采购少量的一点油条、油绳、油团子、软糕等，摆在他食堂对面自己临时的宿舍窗口卖，从中赚取一点微小的差价。所以，可以这么说，老人谈春宝是上世纪80年代初学校里最早“下海经商”的人。

可无奈的是，他的早点摊生意总是不太好，因为那时，我们这些住校的农村学生实在太穷，除了少数住校老师和个别家境较好的学生偶尔买他的早点，绝大多数住校生都无余财问津他的早点摊。拿我本人来说，读书的那几年里，我可以发誓，自己从来没有买过他的油条、油团子之类，尽管只要几分钱。我每天都是只吃饭盒里蒸的稀粥和家里带来的炒咸菜或炒萝卜干（这两样东西相对可以放得久些而不变味，虽然热天一个礼拜下来上面也会长毛）。

为了说明当年我们这些农村学生的贫穷与寒酸，我这里再补充自己的一份证明，以便今天的读者诸君比照理解。我在双林中学读书的五年中，最大的一笔奢侈性消费是，我省吃俭用差不多一个学期，从父母给我的零用钱里积攒下几块钱，在1982年1月9日（我高复第一年第一学期期末）那天，我瞒着父母，擅自跑去东横街的新华书店买了四册一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出版、1980年8月印刷），定价3.45元。因为购书的日子我记在每册书的扉页上，所以今天一翻即知。无需多解释，三元四角五分，当时对我来说是一笔大钱。

老年的谈伯伯，除了那一口假牙和耳朵听力下降外，身体似乎一直很硬朗，无牵无挂、无知无识的他似乎也少有烦恼，是个“乐天派”。我回母校教书后很久，他还一直住在校园内的老房子里，逢人喜欢聊几句，时常对人夸说自己现在还能如何如何，比如一顿饭能吃一大碗糯米饭等等。有一次，我听后对他竖竖大拇指，他很开心地笑起来，像极了一个顽皮的大孩子。

他过世以后，我才听朋友华强宝说，老人是他的舅公。抗战之初，谈春宝竟然在国军中当过兵，南京保卫战打响时，他正在南京夫子庙的一个部队炊事班里烧饭当火头军。南京沦陷前夕，他化装成流民逃回双林，才得以捡回一条性命。他的这段历史，除极少数几位亲人外，他很少与人说起，因为当年他是在国民党部队里当兵，而且还是个战场逃兵。

由谈春宝蒸饭，转而说到当时我们大家都用来蒸饭的铝饭盒（这种饭盒现在已经很少见了），由铝饭盒我要说到当时学校里另一位老人朱桂清——总务处的会计朱老师。

因为当时师生的饭盒都是放在几个大铁条蒸笼里蒸，拿饭盒时，若没有明显的记号，那么多饭盒是不大容易很快寻找到的，所以，不同人的饭盒都想方设法做上各样的记号，最多的是用红漆在盖子上写名字，或用刀在上面刻一个特别的记号，也有的干脆在饭盒上捆一条醒目的布条。记不得何时，我一直用的那个旧饭盒小而变形，实在不能用了，家里父母商量，咬牙给我买了一个新的中号铝饭盒。拿着那个新饭盒，当时我犯愁了，怎么给它做上记号呢？在这么崭新的东西上瞎刻瞎写，实在非我所愿。后来有同学告诉我说，总务处的老会计朱老师，一手好字，他常帮人用钝头的洋钉在铝饭盒盖子上敲击出漂亮的字来。我当即决定求助于朱老师，尽管我认识他，他根本不认识我。

一天午饭后，我拿着新饭盒推开了他办公室的门（当时总务处在紧靠墨浪河北岸、食堂东头对面的一间平房里，门朝北。之后不久，前文写过的我几次采访总务主任凌亚禄老师，就是在这间屋里）。会计朱老师正在吃中饭，因为快退休了，可能是牙齿不太好吧，他吃饭咀嚼的速度相当慢，他桌上的饭盒好像只打开了一小半，大概是怕吃饭时间长了饭冷掉吧。我进去，忐忑地说明了来意。朱老师听后，没有二话，立即把自己的饭盒盖严实了，继而将它和菜盆一起推到边上，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似乎是常备着的大号钝头铁钉和一把小锤子。

这时，他才问我一句：“敲什么名字？”

我说：“简单点，一个‘龙’字吧。”

接下来，我就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只见他先取下铝饭盒盖子，接着用铁钉在其上面轻轻地划写出一个楷书繁体的“龍”字，然后再用铁钉的钝头和锤子沿着笔画敲击出一个个连续的小凹点（这些点并不把铝皮钉穿），笔画敲完，一个醒目漂亮的繁体“龍”字呈现在我的新饭盒盖上。整个过程，可谓步骤紧凑，工序流畅，手法娴熟，尤其是那个楷书繁体的“龍”字，至今想来，我还是认为它是可以入帖的规范书写。几分钟之后，朱老师把饭盒交回我手中，继续慢慢地吃起他的饭来，还是没有二话。

我道谢出来，满心欢喜，走在回寝室的路上，一个强烈的念头在我内心萌生——今后我定要好好练字！

今天，若要追溯我与书法的因缘，最早的因缘大概就在此吧。

（202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