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十五） 结束语</p><p class="ql-block">1949年5月杭州解放了，从此开始了我这一生的工作新纪元。由于家庭教育的关系，我自幼抱定要做一个好人的宗旨，待人处事总是要求大公无私、公正廉明。对同事和工人也从不分阶层和阶级，平等相处；对上级从不阿谀奉承，对下属的错误也总是能耐心地讲道理。所以好多朋友都说我太容易说话，批评我是死老虎发不出威。但是，我对自己的专业和工程却非常有兴趣，常常为了工作而忘记其他任何事。从东北到西南，我已经设计和施工无数的路和桥，不管是铁路还是公路。只要是我负责做的工程，一定想办法把它做到最好。如果工程难度越大困难越多，则更能增强我做好它的信心。应该说，一直以来我和同事、工人们都相处得不错。我总是从他们那儿学到很多经验，然后返回去改进工作。他们还都愿意跟着我从江西、湖南直到大西南，并在如此艰苦的穷乡僻壤里和我一起忘我的工作，我一直心存感激之情，无法用言语表达。</p><p class="ql-block">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贪赃枉法，我妻子也十分明白这个道理。在京赣路的时候，包工头为包工程总是趁我没在家，往家里送非常贵重的礼品，都被我妻所拒绝。不管在哪里做工程，她从不会在这类事情上给我添麻烦。</p><p class="ql-block">工程技术人员可能都不喜欢也不愿研究政治，我也不例外。以前我讨厌开会，认为是说空话都是不解决问题的。我也不喜欢宴客会宾，遇上此事总要找托词推掉不去。我很讨厌钻门路找关系，而是觉得应该靠自己的能力做人做事。我的信条是少说话多做事。</p><p class="ql-block">1943年冬天，国民党昆明党部主任委员专门到曲靖拜访我，说是奉委员长手谕，要介绍有经验的工程师加入国民党。我设辞推托回他：我们都是在抗战中工作，现在领导抗战的是委员长，我服从领导虽然没有进党，也等于进党一样。反过来说，就是进了党，而党的领导者作出叛国行为，我也不会为党做事。这样说来，进不进都没什么关系。他说，你的话也有道理，但替你自己考虑进不进党就大不相同了。我敢说，以你先生的资格和经历，如果进了党绝不会是现在这个地位。我说：我只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只要做好工程，并不想有什么地位。他说，你的境界非常高，我们党内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我说：你的好意我懂，但我这个人是很顽固的，你不用再劝了。以后同事们都说我讲话太直，也有点不识相。</p><p class="ql-block">国民党撤退去台湾前，我的同学王东原（时任湖南省主席）也专门来杭州动员我全家去台湾。据说他也是奉委员长的旨意，劝我到台湾工作。我说，谁掌握政权都要搞建设，我一个技术人员肯定有用武之地，何必到那个小小的孤岛去。他也说了心里话，他说你当然可以留在大陆，而我是没有立足之地的。</p><p class="ql-block">我的缺点是没有口才，即便有很好的理由说服别人，到紧要关头总是说不出来。我和人说话也是老老实实有话就说，有时候人家脸上已经挂不住了我也看不出来。我喜欢种花种菜，在施秉和盘江因为桥工处有院子，就自己种了许多菜。在曲靖办公的院子以及宿舍的院子都很大，我就一半种花一半种菜，连同事们都吃不了。我觉得看到自己种的东西一天一天生长，真是说不出的高兴，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p><p class="ql-block">（未完）</p> <p class="ql-block">1950年国庆日浙江省公路局全体员工合影</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