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散红军刘三妹的传奇人生

勇哥

作者：朱文勇 刘学海

一

1986年12月8日，国家民政部、财政部颁发《关于妥善解决“红军失散人员”生活困难问题的通知》（民【1986】优44号），第1项内容为：凡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以前正式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包括东北抗日联军），因伤、因病、因战斗失利或组织动员分散隐蔽离队失散，并在离队后表现较好，经当地群众公认，乡、镇人民政府审查，县、市人民政府批准，认定其为“红军失散人员”。因被俘、被捕离队失散，但未发现其投敌叛变或离队后被迫担任过一般伪职，对革命没有造成危害的，也可按“红军失散人员”对待。从这份文件可以看出，我党没有忘记那些为新中国建立作出贡献的老红军战士。

近日，我看到一份苏区红军的个人档案，虽说是复印件，但每页纸都加盖了权威部门的公章，这充分说明了这份档案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这份档案的主人，叫刘三妹，参加苏区红军时叫刘清。根据《通知》对失散红军的界定，属于“因战斗失利或组织动员分散隐蔽离队失散，并在离队后表现较好”这一类型，因此他符合“失散红军”的条件，算是众多失散红军的一员。他的档案里有个人简历、本人自传、申请书、证明材料、补充材料及审查材料，厚厚的一大摞。这些材料详实地记载了他的生命历程，特别是关于红军履历的内容，对还原和研究土地革命时期失散红军的无奈和艰难，大有裨益。

二

刘三妹，在部队时叫刘清，是一位老红军战士，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他从普通百姓成为红军战士，又从红军战士回归百姓，然后又从百姓进入革命队伍。是命运的作弄，还是时代的造作？无人能给出正确的答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在哪个时期，他对党是绝对忠诚的，对新中国是有贡献的。

刘三妹，1910年12月21日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秋溪乡横溪村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全家5口人，兄弟3人，排行老三。家里房舍6间，耕地8.5亩，耕牛1/2头，农具稍许。就当时社会境况来说，这样的家底，日子尚还过得去。家里为培养一个断文识字的人，父母送他上了三年私塾，算有点文化之人。自1926年开始，永新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工人协会、青年团、少先队相继建立,刘三妹满腔热情，一边侍弄农活，一边积极参与革命活动。

刘三妹出生地横溪村，虽不算富庶，但也是即耕即获之地。它座落在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七溪岭脚下，四面环山，一条苍龙江自绥远山涎出，绕村庄蜿蜒而过，与龙源口村、秋溪村山水相连，相距不过五至十里地。然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因为村后有永新进出宁冈、井冈山的必经之道——七溪岭驿道，而成为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道防线，也是战略要点。

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进驻井冈山后，为了巩固七溪岭这道防线，1928年2月毛泽东按照“军队党帮助地方党，军队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方略，率红1团部分官兵过枫木坳经绥远山来到七溪岭脚下的龙源口一带，建立了秋溪乡党支部和秋溪乡暴动队，成立秋溪乡工农政府。毛泽东在秋溪乡亲手发展的五名党员，其中陈毛俚、彭六俚就是横溪村人。继而，横溪村李生、龙二开、朱生开也加入了党组织。同年6月，毛泽东、朱德率红4军在龙源口地域的新、老七溪岭，开展了对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反“进剿”战斗，打败了江西“两只羊”（即国民党师长杨池生、杨如轩），取得了龙源口大捷，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而那场战斗，横溪村周边就是搏杀的战场，以致后来横溪村民开荒种地，常常挖到生锈的枪支或刺刀。

龙源口大捷极大地鼓舞了当地青年参军参战的热情。1929年8月，在秋溪乡党支部负责人蔡球的动员下，刘三妹积极响应“扩红运动”的号召，与同村伙伴龙尚德、刘叫妹、彭黑皮一同参加苏区红军。刘三妹被编入红12军36师106团（红10师）当战士，时任部队首长是军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师长张宗逊、政委邓华。参军后刘三妹不怕牺牲，作战勇敢。在1930年“九打吉安”战斗中，过河木排被炮弹炸歪，部队阻滞不前。刘三妹奋不顾生跳入河中，将木排顶起，保障部队快速通过。尔后，任为传令（通信）班班长。

　　由于刘三妹在数次战斗中的突出表现，同年12月11日，在红36师政治部所在地——永新黄陂村，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团长杨梅生（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主持入党宣誓仪式的是政委雷松生，红36师邓华政委参加。从此，他从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成长为共产党员。

三

1931年底，红12军第36师106团奉命转移至闽赣边游击区，组织上考虑到刘三妹上过三年私塾，有一些文化底子，派他到闽西红军政治学校学习两个月，毕业后离开原部队，调任福建军区独立第8师机枪连指导员，1932年又被任福建连城县独立营政治委员。1933年2-3月，蒋介石亲任赣粤闽边区“剿匪”军总司令，调动4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企图将红一方面军主力歼灭于黎川、建宁地区。刘三妹率独立营配合主力红军英勇奋战。

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后，福建军区独立第十一师奉命组建红19军，福建军区独立第7、8、9师一部编入该军，刘三妹又成了红19军的机枪连政治委员。1933年9月25日开始第五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反击国民党军。那年，刘三妹率部连续进行三、四个月的战斗，他身上也因此多处受伤，被上级安排到后方医院治疗。年底身体痊愈后，福建军区政治部来信，通知他到广东和平县、大甫县、尧平县三县边界游击队任政治委员。期间，所部与国民党军陈济棠所部及地方反动武装进行英勇战斗，打击了敌人的“七县大会剿”。1934年2月，陈济棠部唐拨团配合上坪民团300余人，突然包围驻上坪兴龙游击大队70余人，游击队仓促应战，伤亡很大。3月，唐拨团又纠合龙川、和平、定南三县武装1000余人攻占黄麻布苏区，烧、杀、抢、劫，无所不为。那年，刘三妹率部东征西战，在山区里进行了艰苦的游击战。

1932年5月中旬，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自1934年4月始，红三团归中共闽粤边特委领导。年底，广东粤北游击队与福建闽南红三团合编，辖1连、3连，总人数140多人，主要任务是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红军向北发展。团政治委员吴金率红1连在广东汕头、潮州边界开展游击战；团长张长水率红3连在漳州云霄县、漳埠县、南津县边界开展游击战。刘三妹受福建军区派遣，到闽南游击区任游击大队政治委员兼红3连指导员，从此与红3连一道在漳州上坪打了三年的游击。1935年，张长水团长率红3连攻打福建云霄县，壮烈牺牲。

四

1936年12月间，国民党军派出157师围剿漳埔县大坪山、上坪山、菩萨山的游击队。红3团决定，以连为单位分散抗敌。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何鸣得到敌人1个团将要进攻上坪的情报，刘三妹和连长曾强请求何鸣来领导红3连游击，而何鸣却推卸说“你们注意点，我再看看敌人情况。”二、三天之后，国民党军围剿上坪山，红3连牵着敌人在山里打转，进行了多次遭遇战，红3连先后与敌人单独作战数十余次，击溃了敌保安第六团，缴获不少枪支弹药。一个月后，红3连冲出敌围，在南家山又被敌人打散，全连只剩下40余人。由于与特委中断了联系和缺乏给养保障，又没有增援部队，同时又发现南家山周围都是敌人。无奈之下，连队派出两人去找特委书记何鸣，但没有找到。第二次又换了两人去找特委，也没有找到，派出的两人也下落不明。

据刘三妹自述材料和当事人黄秋生证明材料反映，当时有三个重大困难：一是当时国民党军对山坪一带封锁的很紧，山上草木和村庄房屋都烧光了，老百姓也走清了，粮食没有办法解决，队伍没有饭吃；二是特委找不到，也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缺乏上级组织的领导；三是队伍在夜晚冲了三次，没有冲出去，官兵压力很大。在这种寡不敌众和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全连干部战士悲观失望，毫无办法。大家一致感到如果出不去，只会死在山上。在这进退两难的时候，机枪班长马甫提出，能不能把枪埋藏起来，把队伍疏散。

“把枪埋起来，把队伍疏散”事关重大，连长、政治委员不敢拍板定调。连长曾强和政治委员刘三妹商议，决定召开班长以上党支部扩大会议，讨论如何解决眼前的困难和队伍去向问题。会上，连长曾强说：“哪个有办法，有主张，就带队伍。”大家都认为没有办法可想，决定各自逃生。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支部会后，紧接着又召开了全连士兵紧急大会，征求意见，商讨对策。连长曾强对大家说“哪个有胆子，哪个来负责。”第一排排长吴仁仕（福建彰埔人）说：“手枪班的跟我走，其他的我不管。”说完就带着手枪班的几个人走了。他们一走，其他人将枪弹交给连长，也各自散了。解散之前，分发路途盘费，除了领取自己存的伙食尾子外，还分到12块左右的法币（通用货币）。最后只剩下连长曾强、政治委员刘三妹、指导员兼司号员黄秋生、副连长柯吉象、机枪班长马甫五个人。下午3时许，他们将集拢的7支驳壳枪、27支步枪、2支自动机枪及一些子弹，全部埋藏在南家山石崖洞里。

　　副连长柯吉象在本地打过长工，与本地人很熟，对当地的情况也很熟悉，他表示队伍解散也不会走远。基于这一点，刘三妹对柯吉象说：“你在这里好好保管一下枪支，以后我们会回来的。”柯吉象难过地流下了难分难舍的眼泪。谁也没料到，这一别将是永远。

五

五人穿便衣化装成老百姓下山，每人携带一双鞋子、一把布伞，下午6点后走到袁坳山问坑，在沙洲上睡了一晚。除柯吉象单独行动外，其他四人第二天凌晨3点出发，在通往漳州的马路上连夜赶路，上午9点钟到达漳州府，然后坐汽车到海边，休息半小时轮船到，就坐轮船到厦门，休息三天。

曾强是广东潮州人，同路到厦门坐船回广东去了。剩余3人由厦门坐船四天四夜到上海。马甫是上海人，码头离他家只有六七里路，然后也回家了。剩余的刘三妹和黄秋生两人，在上海休息一天，第二天坐船到汉口，第三天坐船到湖南长沙，第四天两人坐火车到江西萍乡黄秋生家，当时正下着大雪。刘三妹在萍乡黄家休息三天，向别人打听永新的情况，看能不能回家。

刘三妹在萍乡南门饭店遇到做生意的永新人，西乡枧田村5人，离枧田村半里地的刘家村2人，他们七人挑桐油到萍乡。刘三妹向他们打听永新的情况，了解到原特务连连长李三毛在肖克部队12师当红军，因部队在贵州被敌人围剿打散，已绕道回到永新。由此，刘三妹觉得永新还算比较安全，决定和他们一道回永新。

永新生意人在萍乡卖完桐油后，各买了一些灯罩挑回。刘三妹与他们一起，从萍乡回到永新西乡，并在西乡的刘家村休息了三天。第四天，刘家人担灯罩到永新县城去卖，刘三妹与他们同道到洋湖村分开。刘三妹过洋湖桥，经在中到秋溪乡的碰塘村朱福君老表家。

刘三妹这次回家，家里人原先不知道。他离开家乡七年，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家人和亲戚不知他是死是活，不指望还能见面。朱福君看到他突然出现在眼前，又惊又喜。刘三妹向表兄了解秋溪、横溪村的情况，觉得没有危险，就托他私下带信给家里。第二天，即1937年3月8日（正月26日），两个哥哥来接刘三妹回到横溪村。据档案内本村人说明：刘三妹回家时，头戴礼帽，身穿中衣衫，脚穿丝光袜子，手把小洋布伞，俨然一副商人的形象。究其目的，应该是躲避敌人沿途的盘查。

六

刘三妹回家，成为村里的一大新闻，大家纷纷打听他这些年的情况，但是他闭口不谈部队的事。应该说他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为了保密起见，另一方面是为了少给自己惹麻烦，因为当地当时已沦为国民党统治区。村里人只是三天新鲜，打听不出什么结果，这事就趋于平淡。

刚回来时，因在村里当保长的是刘三妹本家刘初德的父亲，并没有叫他到伪政府去登记。因此，国民党政府从来没有叫他去办过什么手续，也许不知道他是从红军队伍回来的吧。

时有27岁的刘三妹，在当时来说已算大龄青年，结婚是第一件大事。回家后不久，经人介绍与李雨玉结婚。在结婚之前，刘三妹与哥哥到萍乡邀请一起回来的黄秋生参加，并给他带了一些土特产。刘三妹回程时买了27匹青布（每匹40尺）用作结婚所需，而黄秋生也没有来永新参加他的婚礼。婚后，买地造房子三间，以解决三兄弟拥挤一屋之困。

自此至1949年8月，刘三妹除1945年轮流担任过两个月的甲长外，一直耕田种地，养家育子，低调做人，等同于普通群众。这期间，他从未出卖过同志，也未暴露组织，更没有干过让百姓指指点点的事，始终把部队的事情埋在心里。

七

1949年7月28日永新解放。刘三妹不再沉默，重新出来工作，投入新中国的建设当中，以自己能力得到组织认可，当选过县人民代表，也分别担任过治保主任、泮中区秋溪乡乡长、秋溪乡组织委员兼公安员、秋溪公社副社长兼组委、泮中乡和禾川镇供销社副主任、烟阁食品收购站主任、烟阁食品站站长等职。他先后三次受到组织审查，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他1937年离开连队的那段历史，组织上派出外调人员向萍乡的战友黄秋生、老苏区干部蔡球、本村人员进行调查。而刘三妹也态度诚恳地将事情原委交代的非常清楚，取得了组织和群众的谅解。1954年8月在秋溪乡重新入党，转正之时，他还向当年的首长谭震林写过信求证。档案调查材料显示，刘清同志没有任何背叛党、出卖同志的错误行为，1971年组织的调查结论是：“维护审干结论，予以恢复组织生活，免于处分。”这说明组织上对他1937年被迫无奈的离队失散，表示谅解。

刘三妹作为一个失散红军，他的一生是坎坷的，也是光荣的。七年的烽火岁月，东征西战，将生命置之度外，身上数处枪伤也无怨无悔，用出生入死诠释对党的忠诚。虽然他有过一点瑕疵，但这并不能掩盖一个失散红军，曾为新中国的建立所作出的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