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桥中学 我们六兄妹永远的母校

心邻

　　

1976年春天，16岁的我，进入石桥中学读高中。至此，我家六兄妹，全部走进了石桥中学的大门。三姐的情况有点特殊，上初一时，三姐在石桥中学上过两个月的学，因学区调整，转至邻乡赵村中学就读，按照“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古训，视为石中学子，应该不为过。我刚上高中时，有乡邻对父亲说：石桥中学高台台全叫你屋娃包完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出生在关中平原腹地，泾阳县城西十多公里外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家乡和全国农村一样，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集体组织管理，计划经济，以粮为纲，统购统销。夏收小麦，秋收玉米，再种些棉花，农作物单一；社员干活挣工分，先缴公粮（农业税），再留口粮，缺吃少穿没钱花。贫穷和饥饿，是那个时代，留给我最深刻的记忆。

我家所在的和村大队，位于石桥公社所在地（1984年改为桥底镇）的最东南，有九个生产队，我们邱家村为第七生产队，从地理位置上讲，距离公社最近，距离大队最远。东南几个生产队，因与中张公社（现为中张镇）接壤，按就近入学政策，1973年春，我从和村大队中心小学五年级毕业，和班上同学一起，进入中张公社赵村中学（当地人称三郎庙学校）读初中。每天早上，我和同村的小伙伴们一起，天不亮就背着书包出门，徒步去三公里外的学校上学。中午，吃点自带的杂粮馍馍，下午上完课回家。之前，我的二哥、三姐（初一从石桥中学转学），已从赵村中学毕业。

那时，初中升高中，不是凭考试成绩，而是和当时上大学一样，须经所谓的“民主推荐”。这个现在想起来仍感觉荒谬不可思议的奇葩组织，除学校领导、相关老师、班干部参加外，学生所在的大队干部不但参与，还有很大的话语权。三姐初中毕业时，因负责民主推荐的大队某领导不同意，直接断了三姐读高中的路，无缘进入泾阳县西部地区人心目中的最高学府——石桥中学继续深造。

那是一个狂热、无序的年代，政治挂帅、跳忠字舞、背老三篇、贴大字报、批林批孔批周公、反“潮流”、交白卷、学工学农学医、缩短学制、简化课本……名曰“减负”、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共产主义接班人。学校事多，老师辛苦，学生忙碌，就是不重视文化学习。我八岁读小学，十八岁考上大学，比黄金还珍贵的十年，就是在所谓的“全面发展”中荒废掉了。但凭心而论，当时石桥中学拥有一批文革前毕业于师范院校的师资力量，老师教学经验丰富，工作责任心强，对学生更是关爱倍至。如我熟悉的物理老师史耀如，语文老师李平，数学老师屈尚彦，化学老师王志明，政治老师赵光普、杨鸿等等，个个出类拔萃。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非常时期，能遇到一批，而不是个别优秀敬业的老师，是我们这些生在困难时期、长在文革时期农村学生的不幸之大幸。正因为如此，高考恢复后，石桥中学高考成绩斐然，我所在的原高七七届六班60多人，经过补习，再补习，再再补习，凭着契而不舍地坚持和努力，二十多人通过高考这座竞争激烈的“独木桥”，彻底改变了人生道路。

我上学时的石桥中学，位于桥底镇以东，泾惠渠北岸一块自然隆起的大土平台之上。这个孤岛似的大平台，说起来还有点来头。史料记载，最初为十六国大夏国赫连勃勃修的烽火台。六朝时，在烽火台上建大（音dai）安寺。明、清两代，均有重建或修缮，是当地重要的佛教寺庙。1942年，由本县爱国人士、“左联”发起人之一的白润璋先生改建为学校，后几经调整和完善，到我上学时，已为泾阳县四大完全高中之一。我们兄妹陆续进入石桥中学读书，且学业优等，难免令一些乡党羡慕嫉妒。2005年，因校舍危漏，石桥中学迁移別处，具有六十多年办学历史的石桥中学，从此退出了人们的视线，但留给我们兄妹六人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却弥久如新，永志难忘。

大哥生于1940年，英俊聪慧，善良正直，性格温和。1961年在石桥中学读高三时，报名参加空军，体检合格，因父亲“历史不清”，政审未过。想想几个月后的高考，同样要过政审关，大哥不由心灰意冷，悲观失望。加之时逢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时刻，国家鼓励知识青年支援农业生产建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品学兼优的大哥，从此弃学回乡，扎根农村。我在石桥中学读书时，去同学芙蓉家玩，她的父亲牛叔叔已年过古稀，是大哥上高中时的老师，特别器重和关心大哥，提起大哥辍学，仍惋惜不已，告诉我：你大哥聪明好学，成绩非常优秀，如果再坚持两个月，肯定能考上好大学的。大哥上高中时的校长苗天庆，和牛叔叔一样，我上学时，年龄也已经很大，离休后留校负责管理图书资料室，经常询问大哥的情况，并因此特别关照我。在苗校长那儿，我可以借到别的同学看不到的书籍和学习资料。大哥上学期间及以后，石桥中学初高中六个年级，每个年级按一、两个班算，全校最少有在校生二百多名。年年送老迊新，如磨盘似流水，十几年后，还能被老师及校长关心和惦记的大哥，当年在校时的各方面表现，应该是相当的引人注目。

大哥回乡后，依父母之命，很快娶妻生子，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但酷爱学习的习惯没变，在家庭负担重、经济拮据的情况下，自费订阅各种报纸杂志，自学种子繁育及农业科技知识，试种旱季稻，嫁接果树、花卉等，成为当地小有名的农民科技人员。我上高中时，大哥以公社农技员的身份，受邀来石桥中学讲授农业种植方面的知识。几次被农科组织推荐调往海南搞良种繁育研究（事业编干部）。当时，两个侄子尚小，大嫂坚决反对大哥去遥不可及的海南岛。为了家庭和孩子，大哥忍痛割爱，放弃了垂手可得的好前程。但石桥中学给予的知识积淀、学习习惯、以及对新知识的渴望和追求，大哥一生未曾改变。

大姐小大哥6岁。二姐小大姐5岁。一个高67，一个初68，同时在石桥中学读书，不但学业好，还都是运动健将，石桥中学响当当的姐妹花。大姐是学校女蓝主力，田径运动员，二姐是学校短跑、中跑、越野赛及跳高、跳远冠军。田径场上，不同年龄的两姐妹，经常同场竞赛，一般都是二姐获得头筹。

大姐读高二时，文革开始，停课闹革命，搞串联，高考取消，大学成梦，作为返乡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二姐也一样，初中毕业回乡。而与大姐一起念书的发小，学习成绩远不如大姐，三年前考上技校，这时已分配到城市里的国营大厂工作，端上了令人羡慕的铁饭碗。“老三届”，本是一群人中龙凤，莘莘学子，前途不可估量，不料一夜之间，被命运捉弄，被时代抛弃。

大姐回乡后，起初当小学民办教师，还是我的启蒙老师。后招工到永乐粮站，再后来调至泾阳县城关粮站，长期从事出纳、会计等财务管理，工作认真，待人和善，从来没有出过一笔差错。

二姐在我们兄妹六人中，脑子最聪明，学习最抜尖，获得不少体育比赛项目冠军。可惜生不逢时，初中毕业后，不到二十岁就结婚生子，先在生产队担任记工员、会计，后到乡镇企业工作。厂子倒闭后，摆过地摊，批发过小百货，开过窗帘店，去新疆拾过棉花……为了生活，吃过的苦，受过的累，难以言喻，但活得最坚韧、坦荡、通透、睿智，我们经常调侃二姐，是一位城里有独院，村里有土地，拿着退休金的“土豪”老太太。

四、五岁时，母亲经常带我去石桥中学给大姐二姐送馍。我人小体弱，站在大桥下面，望着被溏土覆盖着的长长土坡，心里发怵，不敢迈步。母亲鼓励我：“大安寺，高台台，学的不好莫上来。不怕慢，就怕站，你慢慢走，能上去的。等你考上这高台台，我也来给你送馍馍。”从没进过学堂的父母，一直对我们兄妹六人的学业很重视，日子再难再苦，家务活再多再累，即就是读书没有前途，大哥、大姐高考受阻，二姐、三姐无法继续深造，仍然节衣缩食，想方设法供二哥和我上学读书。

我进入石桥中学读高中时，大我5岁的二哥，已于两年前在该校毕业。返乡后，二哥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兼驻村干部。高考取消了，招工、推荐上大学没门路，参军是离开农村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和大哥当年一样，二哥也曾报名当兵，仍然卡在父亲的“历史不清”问题上。1977年，等来了石破天惊的大好消息。当时大学、中专是分开报的。二哥边工作，边复习，为了保险起见，报名参加中专考试。尚在读高二的我，通过初试选拨，参加高考。

1977年12月，我们兄妹俩走进了不同的考场。二哥一战告捷，被当时陕西省重点中专——西安电力学校录取，毕业后分配到渭河发电厂，先后在汽机运行、教育科、计划科、达标办等部门工作，担任达标办、人事部培训中心负责人。二哥好学上进，勤奋努力，团结同志，乐于助人，深受领导信任和员工爱戴。二哥还利用工作之余，参加中央党校函授学院举办的《经济管理》专业班学习，取得了大专学历。在负责职工培训教学中，坚持先学一步，融汇贯通，经二哥亲自培训的计算机专业，当时全厂有576名员工获得了国家颁发的等级证书。在担任达标办副主任期间，带领办公室全体同志，精心组织达标活动，夯实各项基础性工作，顺利通过了原电力部验收，使渭河发电厂跨进了全国火力发电厂的达标先进行列，为电力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我则出师不利，1977年高考名落孙山。好在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次年秋季被陕西财经学院录取。现在回忆，我们兄妹二人有幸加入滚滚如潮涌的考试大军（1977、1978，两年共一千一百多万考生），并成为“突围”的胜利者，成为光荣的新“三届”，最感激的除了邓公及父母之外，再就是石桥中学老师们的培养教育之恩。

我上高中时，家境依然十分贫寒，穿的是姐姐们的旧衣服，吃的是母亲烙的杂面锅盔馍。不少老师看到我的名字（我们兄妹是“仲”字相连）或看我穿的衣服，就知道是谁谁的妹妹。年龄长点的老师，认识我的大哥、大姐、二姐、三姐，年轻点的，认识我的二哥。

品学兼优的哥哥姐姐们，是我学习的榜样，也是无形的压力。我的三年高中生涯，一直在老师们与大哥、二哥、大姐，甚至二姐的比较下活着。记得有一次上体育课，我动作做得不规范，体育老师淡秉惠批评：“亏得你还是XXX、XXX的妹子，咋这么笨啊，你两个姐姐可比你強多了。”说的我无地自容，当时如果有个地洞，我肯定会钻进去。但我从心底里为自己有如此优秀的兄姐而感到自豪，引以为荣。

中秋节前夕，我回泾阳老家，恰好三姐也从渭南回来，打电话要我去她家小住。大姐、二姐闻讯，也从县城赶了过来。

昨天早上，我们四姐妹早早起床，来到三姐村——桥底镇桥底村的北塬上锻练，看日出。当一轮红日透过薄薄的晨雾，从东方冉冉升起时，家乡最美的朝霞，以及朝霞映照下的秋色，刹那定格在我的手机里。脚下塬畔边，翠绿翠绿的酸枣树，红红的酸枣，如玛瑙般挂满枝头。东南方向不远处的石桥中学旧址，高台上的教室、西边的大操场、灰砖铺成的西长坡，在晨光中清晰可见。操场上没了学生矫健的身影，教室里也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这儿曾经留下过我们兄弟姐妹青春的足迹，也见证了我们的贫穷、努力、希望、痛苦、迷茫和荣光。现在回忆，如飞鸿雪爪，恍若隔世，不由感慨万千。

值得一提的是，没能进入石桥中学读高中一直耿耿于怀的三姐，成人后嫁到了桥底镇桥底村，与石桥中学为邻，也算是一种缘分和补偿吧。

石桥中学，如同我的小学、初中、大学，在社会发展中，因诸多原因，合并、迁移或者消失，但心目中的母校，如校门前的大石桥，永固不朽，亦如泾惠渠水绵远流长，永远是我们六兄妹的精神家园。（2019年9月1 3日初稿，2023年7月3日修改）

我的初中毕业证，没有照片。那时还是冬季毕业，春季入学。

我的高中毕业证，还是没有照片。毕业证里写的77级，应该是当时按照高中两年制填写；落款时间78年7月，为我们真实的毕业时间。1982年，全国高中招生正式学制由两年改为三年，此前为过渡期，怎么写都没有错。

左起：大姐、二姐和我与母亲一起合影

大哥返乡后在石桥公社农科站工作时的照片

大姐初、高中时的照片，是当时石桥中学女生蓝球队的主力。

二哥在西安上学时照片

左起：我、二姐、二哥在大雁塔留念，此时我和二哥在西安上学，二姐来西安看望我俩。

2002年初夏，二哥患病住院。三姐去医院看望二哥时的合影，充满了怜惜与不安。

这是我1977年12月月参加首次高考时准考证上的照片，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张照片。上大学时，为了省钱，撕下来用在别的证件上。

和同学在石桥中学毕业留念，时间为1978年7月。后排右一为刘淑艳同学，因患肠纤维瘤，不幸于2004年去世，年仅44岁。

石桥中学高七八届原六班全体女生合影留念

同学合影留念

毕业34年同学相聚，前排就坐的为石桥中学部分老师。记得当时为叫“七七级”、“七八级”、还是“七八届”，同学们争论了好久。“入校为级，毕业为届”，是基本惯例。我们遵从了惯例，从而出现了与高中毕业证内容书写不一致的问题。

石桥中学同学小聚

2015年2月，六班部分同学小聚

2021年8月，六班部分同学小聚

2018年清明节，和三个姐姐回老家给父母兄长上坟，在老家的桃花园里。

桥底北塬蒸蒸红日（2021年9月13日拍摄）

桥底北塬的夕阳余晖（2021年9月12日拍摄）

从北塬远眺原石桥中学遗址，历历在目（2021年9月13日拍摄）

滔滔泾惠渠水，前面不远处的桥梁，就是连接南北两岸进入石桥中学的大桥。

石桥中学座落于泾恵渠主干渠北岸，座北朝南，穿过大桥，就是学校大门。进入大门，端北向上有两层台阶，将教学区划分成东西两个区域，我们六班的教室，在第二层，也是顶层东侧。一切还是昔日的模样（2021年9月13日下午拍摄）。

左起：2021年9月13日，三姐、二姐和在桥底北塬偶遇的二姐同学（兴隆村人），已经十多年没见面了。

2023年6月16日，端午节前夕，我们一起去陕西省水利搏物馆参观

在社树村参观，途中休息

2023年6月16日，我和大姐、二姐在原石桥中学门前留影，这里曾经留下了我们的青春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