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小鸭与摄影的不解之缘 之一（1970---1990）

夕阳卧牛

我的摄影自白

孩提时代的我，经常往邻居家照相馆里跑，看着那一张张小纸片在水中显现出各种图像时，好奇的心灵被深深地吸引。
1964年，当我第一次在红灯下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时，便与摄影这玩意儿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4年，当我的第一个摄影作品展览在鄂西北大山沟里展出时，便注定了人生命运的转折与改变。
1984年，当我被正式调到湖北省文联摄影家协会工作时，便开始了新的摄影人生。
是摄影，使我实现了孩提时代的梦想；是摄影，改变了我的人生和命运；是摄影，陪伴我走过人生的多舛与多彩历程。如果说有一种超自然的神灵的话，那么，一定是摄影艺术的神灵控制着我的命运。
1994年，我隨同中国摄影代表团访问欧洲时，第一次乘坐波音747航空器在远离大地的夜空中长时间地飞行，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油然而生，就好像自己漂浮在宇宙星际之中。
昨天，还在为柴米油盐奔波，为红眼白眼烦恼；此刻，那疲惫的被世俗汚染的身心接受着苍穹的洗礼，那滿目疮痍的灵魂接受着苍穹的净化，向着宁宙星系的黑洞飘去……
茫茫太空，浩瀚无垠。人生百年，弹指一揮。一旦进入这冥冥苍穹，还有什么功名利祿不能舍弃，还有什么枷锁桎梏不能摆脱呢？几十年来，寄情影艺苦苦追寻的不正是这种身心超脱的无我境界吗？

2004年离开协会几年后，终于被评聘为國家一级摄影职称 (正高) 三级岗位。专业成果得到专业评审委员们的认可。
六十年代初，父親见我喜欢摄影，便帮我利用废弃的工具箱做了一个印相与放大为一体的拉杆式放大机架，我利用旧暖瓶外壳、夹板、黑卡纸等做放大机的灯罩、底片夹、伸缩皮腔等。
白天就将床支起来，夜深人静时便在厨房冲洗照片。有时狭小空间热的汗流浃背，弟弟便用蒲扇帮助降温……。 从那以后，同学们在一起聚会游玩的拍照、冲洗的任务似乎成了自己的专利。
这是1965年初中毕业的照片全班同学人手一份，就是当时的劳动成果 1966年5月，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刚开始，我被同学推选为文革领导小组组长。但好景不长，随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谭力夫思潮蔓延全国，自己瞬间被划成了“黑五类”。

8月份开始，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全国开始大串联，临出发前，我及几个“黑五类”被告知不能前往。我岂能俯首听命！

于是，利用曾经担任文革组长的关系，找学校开了张证明是革命群众的介绍信，邀请了另一班同是学习委员的周治华同行。南下广州，折道上海，迂回进京。终于在11月中旬赶到北京，在西郊机场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最后一次红卫兵接见。这是当时在天安门留下的具有时代特征的照片。（身着绿军装、肩挎绿书包、手握红宝书）

1967年5月，再次进京，在天安门补拍了这张戴着红卫兵袖章的照片。此时自己已成为红卫兵的一员。 年轻时对领袖的狂热崇拜及对信仰的绝对忠诚，导致1967年"八.一八"毛泽东主席接见红卫兵一周年之际，与许多相识的和素不相识的“文革战友“，心血来潮地相邀在大庭广众下的中山公园胜利门牌坊前合影，没有丝毫的顾忌。
当天下午就被学校造反派得知，砸了照相馆，取走了底片，张贴通缉令，进行全市通辑。

在"造反派″的学习班里"改造灵魂"。

由於"叛徒"的出卖，临近学习班结业前夕，贴出大字报，揭发晏志祥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加之"派性"激发的人性失落，我被“请进”造反派设立的的黑房，由六名"三红保卫队"的打手，手持打垒球的木棒，毒打致重度脑震蕩、休克六个小时。

后经武汉军区总医院抢救，终算捡回半条人命，留下精神与肉体的终身残疾。

那些善恶失衡的打手们，至今也没见法律的追究与人性的忏悔。

在那愚昧荒诞的年代，让一些毫无过错的投胎者，一个同样具有尊严和上进心完好无损的年轻人，仅仅因为出生在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的家庭而被天然的剥夺诸如升学、参军、入党、提干等一切平等的机会，甚至连生存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歧视！

1969年毕业后分配至鄂西北大山沟参加军工企业的三线建设。这是毕业分配前夕，同班学友们在中山公园留影。

1970年至1971年在极左思潮控制的环境里，被迫利用业余时间又拿起画笔，从事风险度极高、随时可能被冠以“现行反革命”的板报宣传，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压抑的心绪几乎要崩溃。

天意不可违，逆天者必遭天谴！

1972年初，占据所在工厂的极左思潮的帮派们作恶多端、终于遭到清算，得到应有的下场。地方干部回归到正常的岗位，我也从车间配砂工回归到专业对口的化学实验室。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与同样想改变生存环境的付进生同志主动申请了去“五七劳动学校”的名额。经过半年的农场锻炼，在一望无际的襄北大平原，吃着自己生产的新鲜大米和白面，心旷神怡地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骨瘦如柴仅剩九十几斤的躯体，猛增到壹佰贰拾捌斤。回到武汉我就拍下了这张标准像作为纪念。 1972年与5720厂好友付进生同志在十堰黄龙镇留影 1972年 ，由于共青团的恢复，我也参加从车间团支部到厂团委的兼职工作，直到离开5720工厂。 哥哥曾经当过兵，我也曾梦想当一名军人，而且梦想当一名将军。1972年春，我从二汽“五七学校”回武汉时，终于穿上哥哥战友的军装，过了一把大尉军官的瘾，并留下这张照片作为纪念。还戏称若是没有中间那条杠就是仅次于元帅的“大将”了。哈！哈！哈！ 七十年代初，青年团多次组织青年们攀登武当山，由于当时道路不通，满载人员的卡车将大家送到半山腰，然后沿着崎岖的山道攀爬，来回约十几个小时，每次凌晨四点左右出发，晚上五、六点回到宿舍。当时有句口头禅：“不去武当想武当，去了武当上大当”。

这是1974年5月，与5720厂的好友吴良昌、周木林冒雨攀登武当山在紫霄宫的留影。

1974年9月 拍摄的5720厂拒腐蚀、永不沾的十八好青年在学习的图片报道在《二汽建设》报和《湖北日报》上相继发表 摄影之神的突然降临、惠顾于心，从此自己的人生之路因为摄影之姻缘，从茫然蒙昧中豁然明朗起来，沿着摄影之神指引的路，勇往直前，由一个美术摄影爱好者，走上新闻摄影记者之路。

1974年，几位绘画的同亊相约举办一个书法美朮展览向国庆25周年献礼，然而临近国庆节了，每人只绘制了一两幅作品，展览眼看要“泡汤”。
于是我提议:若能借到照相机，可以拍一些工人学习、工作、生活的照片，举办个以摄影为主的《摄影美术书法展》，同样可以向祖国的生日献礼！

说干就干，宣传科长找他战友借来了海鸥4B相机，我从化验室搬来了冲洗放大设备，大约用了一周时间，终于为祖国的生日献了份厚礼。
机遇确实会更多光顾有准备的人。展览展出后，在极度缺乏文化生活的鄂西北大山沟里引起轰动，十堰二汽市委宣传部立即召开了现场交流会，报社隨即进行了追踪报道。
也许正是摄影之神的指引，当他们看到展览后，要立即调我到报社从事专职摄影工作。
可他们哪里知道，“混进干部队伍的资产阶级"父親当时仍在"牛棚"接受改造，我虽然在厂团委从事青年团工作，那可只是兼职的呀！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1973年就因不愿声明与父親划清界线而被挡在共产党的大门外。如今怎敢轻易跨进党的喉舌机关！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孝子贤孙"岂不又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1975年3月7日与十堰二汽宣传处的姜锡云、车架厂的徐丕烈、轴瓦厂的王雍臣等画友参观湖南韶山时留影 在5720厂从事 摄影宣传期间，结交了两位非常要好的年轻朋友滕敬华和汪睿佳。这是与藤敬华在暗房进行照片裁剪。 这是与汪睿佳雪后登山寻找拍摄景点。 1976年打倒了”四人帮“，父親被“解放"。

报社商请十堰二汽团委以向基层团委借调团干部的名义到十堰二汽团委工作。这是1977年6月十堰二汽共青团赴江汉油田参观学习时的留影。

　　调到报社后，兄弟般的同事关系，良好的工作环境，使我在摄影釆访和创作上取得长足的进步与发展。这是借调十堰二汽团委工作期间，与马登启同志一起拍摄的《课堂上》在刚复刊的《大众摄影》杂志上发表 1977年12月到武汉参观罗马尼亚摄影展时留影 新华社记者花皚老师到二汽采访时感慨地说:"我在全国多个分社工作几十年，摄影界像你们这样和谐的兄弟般同事关系实属罕见"。

1977年12月与报社马登启同志到武汉参观摄影展览后在中山公园的留影。

这是在离开5720厂之前，1978年最后一次在团委会的留影。 1978年5月送报社老社长蒋伯雄回北京时在十堰 火车站留影 1978年10月赴广州参观摄影展览时与十堰市文化馆刘馆长、馆员银道禄、建工局小蔡同志、照相馆田德志、张湾医院张伯祥、二汽报社马登启在越秀公园留影· 十堰二汽十分重视对摄影骨干的培养与提高，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不断提高摄影骨干的理论水平和创作能力，这是1979年4月十堰二汽摄影骨干学习班留影。 1979年，为筹备成立十堰市摄影家协会，十堰照相馆的田德志同志为我们筹备组的人员拍摄的登记照，把丑小鸭美化成帅小伙了。 1979 年12月 二汽摄影骨干到武汉参观摄影展时留影· 二汽报社非常重视对记者的培训与提高，1980年6月邀请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林帆讲课后，送林帆老师回上海时在十堰和武汉留影。 1980年8月，报社摄影组在黄洁民主编的带领下，赴神农架采风。也许是摄影之神的惠顾，冥冥中赋予的创作灵感，神农架摄影之旅创作的《神农晓雾》、《生命的源泉》、《一峰更比一峰高》、《顽童戏水》等一批作品参加湖北省影展评选得到一致好评。

时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的黄翔老先生回归故里，也观看了评选，留下深刻印象。

作品《山村顽童》参加当年联合国亚大地区摄影竞赛还获得“亚洲文化中心奖"。

二汽报社极为重视摄影骨干和通讯员的培养和提高，经常邀请省内外的摄影专家来二汽讲学， 这是1981年五月 姚少仓老师、李德义老师讲课后，陪同其游览武当山紫霄宫时留影。 1982年2月，接到采访任务，告别分居武汉即将临盆的妻子，赴东北黑龙江伊春林区，这是休息时在户外的留影。 二汽首次有一批汽车出口非洲，我们直接从东北赶赴天津塘沽港，记录这次援非任务。这是1982年3月在天津塘沽港的工作情景。 1982年5月陪同中国摄影家协会老主席黄翔先生在武当山采风时，得到黄老的谆谆教诲，获益匪浅，结下忘年交之情谊。 1982年5月，中国摄影家协会老主席黄翔先生、湖北省摄影家协会秘书长李德义老师与十堰二汽摄影骨干合影。 1982年9月，王兆国离开二汽去北京工作前夕，在武当山玉女峰的留影。 1982年10月，十堰二汽的一批朝气蓬勃的摄影创作队伍，引起湖北省摄影专家们的重视，这是时任湖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的张其军同志在二汽采访时，动员我去省文联摄影家协会工作时的留影。 1982年10月 全国工业摄影创作组来湖北“一二三”进行采访创作，我受湖北省摄协委托负责接待，这是陪同创作组在三三O工地拍摄的《工地交响曲》。 中央和各部委领导非常关心二汽的建设和发展，李先念、王任重、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姚依林、王震等相继视察二汽，也使我们的摄影得到更多学习和锻炼的机会。

1982年11月13日姚依林副总理、黄知真省长视察二汽时在招待所合影_

1983年5月 与二汽团委书记左红妹、叶元章夫妇在其十堰家中留影 1983年6月 赵紫阳同志视察武当山时，郧阳报社的赵虹同志为我留下了这个珍贵的镜头。 1983年8月 去北京出差，与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王兆国同志在中南海瀛台留影 1983年10月二汽报社摄影组的同事到北京参观影展时，在美术馆与黄翔先生合影 1983年10月 在北京参观影展时，与原二汽报社的张作舟老师合影 1983年11月 与时任二汽党委副书记纪保祥同志及家人在其十堰家中玩珠子棋游戏 1983年年底 由《湖北日报》举办的“湖北新闻摄影学习班”结业时合影。 1984年10月1日，二汽建厂十五周年庆祝活动告一段落，二汽报的摄影通讯员队伍也基本建成，再也不用“等米下锅”。10月2日，应约前往湖北省文联报到。临行前，与二汽报摄影组的朋友离别时在十堰火车站留影。 1984年10月2日与二汽摄影朋友离别时留影。 真的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1984年10月3日，回到武汉第二天，我就到文联报到。
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刚去文联报到没几天，原本希望我去接他班的李德义老师，自己被解除了负责人职务。原定要到省委组织部任职的纪宝祥同志也因种种原因，被调到济南重汽担任领导职务。我在文联的处境可想而知了。

纪宝祥同志离开湖北前，专门将我介绍给住在烈士祠的老领导王平和姚念椿夫妇，王平同志还专门请老书法家陈義旌先生为我题写了《黄鹤楼诗》的条幅。在我人生的征途中，常常会有“贵人”给我以精神的鼓励和帮助，使我能在逆境中看到前行的方向和希望。

这是1984年11月中旬，我陪两位老师到北京参观摄影展览，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王兆国同志安排两位老师下榻中央办公厅招待所、到中南海参观浏览。这是两位老师到北京出差从未享受过的待遇。帮助我给恩师以报答。 陌生的环境，复杂的人事关系，文人间的明争暗斗，派系间的相互倾轧、挤兑、嫉 妒、诬陷、使绊、内耗……犹如一个汚浊的大染缸。

协会派来了新的领导，我被安排在展览部打工，这是1985年元月我在武昌抱冰堂承接的第一个法国摄影家作品展及座谈会。

1985年3月，时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的黄翔老先生来武汉，点名要到省文联来看望他这个不被人待见的”忘年交的学生“，还带来他亲手制作的《黄山烟雨图》。这是黄老与我们三口之家的合影。 1985年春 黄翔先生在武汉展览馆与时任省文联主席的周韶华老师初次见面，两位艺术家亲切交谈。 1985年5月中南五省摄影创作组来湖北进行交叉创作，老主席赵彦章老师带领我陪同各省代表时在武钢留影。 1985年5月 陪同广西摄影家协会主席赵黄岗老师在荆州城的留影 黄老是湖北长阳人，是黄埔的第六期生。在征得黄翔老先生同意的情况下，我通过王平老领导介绍，联系到湖北黄埔同学会的秘书长谢直先生，准备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在湖北举办《黄翔先生摄影作品展》。

省政协主席黎伟同志认为此项动议很好，非常赞同，并给武汉市政协主席辛莆同志写信，我找到辛莆同志，他也回信表示全力支持。待我按程序将此事汇报给协会领导后，竟被活生生地搅黄了。
1985年10月 在黄翔先生的北京家中，黄老生气地告诉我：你不是对我说由黄埔同学会举办我的展览吗？怎么又冒出个与吴印咸合办展览的事？！简直是胡闹！
我将联系筹备展览的详细情况，以及省、市政协主席写的信给黄老看了，才算平息了他的愤怒，得到他的谅解！但在湖北举办《黄翔先生摄影作品展》的事，算是被那帮人给彻底搅黄了。
这是消除误会后，与黄翔先生在北京家中的留影。

1985年12月，为促进彩色摄影的发展，以协会展览部的名义举办了一期彩色摄影的冲洗培训班，邀请在武汉展览馆工作的彩色摄影冲洗专家姚少仓老师为大家教学示范。这是彩色摄影冲洗班结业后的合影_ 1986年初，我又被安排到理论部打工，正好可以结合工作报答师恩了。

李德义老师想创办一份彩色摄影的报纸，正苦于没有经费，我主动承担了筹集办报所需经费的任务，呈请周韶华老师帮助题写了报头，联系湖北印刷厂印刷。到年底，终于使全国第一张彩色《摄影天地》报，在没要协会出一分钱的情况下面世。
然而，正当筹划第二期摄影报出版事宜时，千辛万苦创办的全国第一张彩色《摄影天地》报，硬是被某些人以各种理由给搅黄了。

补拍《摄影天地》报（彩色版） 1987年，全国报刊整顿，省文联自残式地将《美术思潮》、《长江戏剧》、《长江歌声》及《摄影天地》合并为一个综合性刊物《艺术与时代》。要将李老师调去，李老师说：我从筹备湖北摄影家协会到现在工作了几十年，明年就要退休了，我不会去的！
为了缓解恩师的难处，只能由我顶替。

离开协会的是非之地，对我或许也是一种解脱。不然，留在那里也只能无所事事、碌碌无为，白白耗费青春时光。

当我离开协会后，本来身体状况就不太好的恩师，因为心情极度的郁闷和压抑，于一九八八年初，刚刚跨进花甲之年便带着遗恨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在师母极度悲痛的时刻，我帮助恩师临走的最后一程，直至入土为安！

补拍《艺术与时代》杂志 1987年 注定不安分的我，从《艺术与时代》创刊开始，冲破封建残余意识形态的桎梏，利用摄影编辑的版面，在从事摄影理论研究的丁遵新老师帮助下，连续刊登、介绍精选的世界人体艺术摄影的精品。

北京反馈回惊人的信息：中央美术学院等艺术院校的图书馆，几乎所有的《艺术与时代》杂志的封三“偷偷地溜进了”学生宿舍的床头。

补拍《国外人体艺术摄影》画册 得知这一信息，我又集中收集了能见到的国外人体艺术摄影精品，邀请武汉商业服务学院的校长陈隶华老师，从事摄影艺术评论的丁遵新老师一起，将其汇编成册，请省文联主席周韶华老师撰写了前言，申请到湖北美术出版社的书号，编辑出版了《国外人体艺术摄影》的画册，并在《今古传奇》杂志社张守元老师的帮助下，联系由武汉市邮政局负责发行。（遗憾的是，邮局负责发行的同志，错误估计了形势，失去了发行销售的最佳时机） 补拍《国外人体艺术展》资料 1988年年10月，得知中国美术学院在北京举办的模特画展，打开了人们崭新的视觉窗口，眼看负责承但印刷发行的邮局要错失良机。

我果断决定：不再等画册的发行，率先在1988年底与武汉美术馆联合举办《国外人体艺术摄影展》。周韶华老师非常赞赏我这种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专门为《国外人体摄影艺术展》题写了展名和前言。
这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在国内第一次举办的《国外人体艺术摄影展》。由于事前做了周密的安排，取得相关管理部门的审核许可，合法展览的手续齐备，展品品味高雅，加之省、市电视台宣传到位，展览引起省内外强烈的轰动效应，纷纷来函要求到他们那里巡展。

1988年陪同省文联主席周韶华老师参观第二汽车厂 1989年春，以《艺术与时代》的名义，筹办《周韶华摄影艺术展》以全新的视角向摄影界展示摄影的创作。这是在周韶华摄影展上向省委副书记钱运禄同志、政协主席邓垦同志介绍展览情况。 1989年春，在筹办《周韶华摄影展览》的同时，邀请省摄影家协会的专家们在武汉美术馆召开摄影艺术的研讨会

1989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发生的重大事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社会进程。我这个敢为人先的“孝子贤孙”，眼看国内局势动荡，提前结束了展览的展出。即便如此，仍然也逃脱不了被攻击、审查的厄运。
倘若这次不是天神般的“贵人”相助，我估计也不可能那么顺利的逃过一劫。

1990年7月，周韶华老师准备去长江源头和西藏进行创作，带我同行。临行前，受王秉华老师嘱托：要随时提醒周老师的休息、注意身体。

那一年因多种客观原因，没能最终实现西藏之行。但在跟随周韶华老师采风期间，他那勤奋耕耘、执着追求，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使我深为感动，也深刻地影响着我。

这是与摄制组的同志在四川大足的留影。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1990年 周韶华老师赠送的《 得鱼图 》
回首二十多年来的人生经历，，回顾走过的摄影之路，不怕道路的泥泞与坎坷，只要有坚定的信念，执着的追求，锲而不舍的精神，相信终会有光明的前途。

我也曾处于绝望时，差一点坠入深渊。是慈爱的父母，亲密的学友和同事，给了我生的希望，给了我继续奋斗的勇气；我也曾因为时势的变换，一度处于茫然，是适时出现的“贵人”引导我走向坦途。

我在省文联《艺术与时代》工作的这几年，湖北省摄影家协会也发生了由盛而衰的重大变化。导致我的摄影命运也发生了再一次的改变。摄影之神又将引导我的人生命运走向何方？请看下一部分《丑小鸭与摄影的不解之缘》之二（1990---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