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东精神——杞县红色文化名片

杞县人爱杞县

编者按：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高擎民族精神火炬，淬炼锻造了红船精神、长征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别山精神……这条奔腾不息的精神大河赓续民族之魂，绽放时代光彩。

杞县，河南省首批十四个革命老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革命先驱以睢县、杞县、太康县为中心，创建了水东革命根据地，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到周边十多个县区。由此，杞县便有了一个悲壮而自豪的称号——革命老区。为守护这片土地，三千余英雄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英雄赞歌；锻造了敢为人先、信仰坚定，不屈不挠、勇往直前，艰苦奋斗、视死如归的水东精神。

作为水东革命根据地的后人，作为中国新时代时期的史志人，我们在记述历史、传承文化的同时，有义务深入挖掘在杞县土地上形成的革命精神，有责任梳理、探究具有杞县特色的文化符号，有自信把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传承发展，有信心让它成为杞县一张特色的文化名片，并让水东精神在豫东大地永放光芒。

此文只是笔者粗浅的分析和整理，恳请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也欢迎更多的史志爱好者积极参与到杞县历史文化的挖掘和探究中来，我们共同携手，打造叫得响的杞县文化品牌。

水东烈士陵园 水东革命烈士纪念碑 杨城战斗八路军烈士纪念碑 新四军第三游击支队队部旧址 中共睢杞太特委旧址、中共睢杞太中心县委旧址、王介夫同志旧址 豫东革命文化教育创作基地 豫东农民武装起义旧址 克威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旧址 河南，地处中原，滔滔黄河水滋养着这片黄土地，这里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这里有英雄的华夏儿女。五朝古都郑州，八朝古都开封，十三朝古都洛阳,古都安阳殷墟甲骨文，洛阳龙门石窟，开封清明上河等等人文历史厚重而灿烂。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这里走出了无数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一座座丰碑，为后世创造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杞县，是闪耀在豫东平原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这是一个有着100多万人口的农业大县，这是一个曾为杞国的文化大县，这是一个流淌着红色血液的革命老区。这里走出了中华第一名相伊尹，走出了一代大儒蔡邕和旷世才女蔡文姬，走出了原河南省省长吴芝圃，走出了原新华社社长穆青，走出了参加过淮海战役的将军李宣化，走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走出了现代著名作家师陀等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片农产丰富的土地，这片革命的土地，这片热血沸腾的土地，铭刻着时代的历史记忆。时势造就英雄，风起云涌的革命时代涌现出英烈千秋，他们汇聚成一股股永不干涸的河流，形成永不磨灭的敢为人先、信仰坚定的革命精神，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斗争精神，艰苦奋斗、视死如归的奉献精神所构成的“水东精神”，它指引着我们不惧困难，砥砺前行。

杞县是河南省14个一类革命老区之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大革命时期，这里是豫东农民运动的策源地。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著名的豫东农民武装起义，“为华北农民自谋解放树立起第一面旗帜”。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以杞县私立大同中学为阵地，在白色恐怖下进行秘密活动，为党保存和培养了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为后来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时期，杞南花胡寨战斗，点燃起豫东敌后抗战烽火，创建了以杞县为中心的水东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党政军民团结战斗，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进攻，保卫和巩固了解放区，最终迎来新中国的成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杞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不怕牺牲，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3000多名英雄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用鲜血染红了这片土地，谱写了一篇篇壮丽辉煌的史诗，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在缔造人民共和国的史册里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他们的光辉形象永远铭刻在杞县人民心中，他们身上闪耀的“水东精神”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水东革命根据地简介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由京、津大举南犯，华北、中原相继沦陷。1938年5月中共河南省委为加强对豫东地区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委派省委组织部长吴芝圃任中共豫东特委书记，赴杞县领导豫东各县党组织，宣传党的抗日政策，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

1938年6月初，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伸进了豫东杞县、睢县、太康、开封等地。6月蒋介石以阻止日军进攻为名，指令国民党蒋在珍部在黄河花园口扒开大堤。黄河水经中牟夺贾鲁河南下入淮，豫东十七县成了一片泽国。新黄河以东，日伪称豫东，国民党称“泛东”。为区别于日、伪、顽，我即称之为“水东地区”，在这里创建的革命根据地称之为“水东革命根据地”。

1939年4月中共豫东特委在杞南改建中共睢、杞、太特委(对外也称豫东特委)。“皖南事变”后，日伪顽军向睢杞太抗日根据地频繁进攻，地方抗战武装连遭重创，地委书记韩达生被俘，根据地缩小，与豫皖苏区党委中断联系，斗争形势十分危难。为了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地委组织部长张剑石、宣传部长马一鸣等，于1941年3月初在杞县东南部申纪村召开地委紧急扩大会议。大家认为睢杞太地区地处中原，是冀鲁豫、豫皖苏、鄂豫边抗日根据地连接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没有上级党委撤退的指示，就应该坚持斗争。会议制定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组织力量，坚持根据地抗战”的基本方针。会议还决定重建地委和独立团，统一指挥，打退敌人的进攻。随着根据地的发展，军队活动扩大到南至淮阳，西到西华、扶沟、通许，东到宁陵、柘城等新黄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已远远超出了睢杞太三县的范围。加之这次组建的独立团，淮阳武装占相当部分，遂决定不再沿用睢杞太这个名字，改称水东地区。重建的地委称中共水东地委，新组建的独立团称新四军水东独立团。

1941年8月，在杞南建立水东联防办事处(简称“水东联办”)作为地区级的抗日民主政权；后不久又在杞南、杞北、杞通边建立三个中心分会作为县级抗日民主政权。1942年年底前，水东革命根据地归豫皖苏边区领导，以后又划归冀鲁豫边区领导，区域西起新黄河，北至陇海铁路，东至商丘，南到淮阳，以睢、杞、太为中心，辖杞县和睢县、通许、太康、陈留、开封、民权、兰封、宁陵、淮阳、商丘、柘城、西华等县的大部分地区，共5400个村镇，约1.2万平方公里，244万人口。

1944年8月，在中共水东地委、水东联办、水东军分区的领导下，建立了芝圃县、达生县、庆华县、克威县和淮太西、宁柘商县委、抗日民主政府和县大队，发展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吴芝圃、马庆华、韩达生、马一鸣、唐克威、李中一、袁振、王其梅等党的优秀干部先后在这里任过特委、地委书记；兰桥、马玉堂、林耀斌、张刚剑、余克勤、王其梅等先后在这里任独立团团长、军分区司令员。崔廷(薛朴若)、夏仲远、郑华等曾在这里任联办主任和行署专员。

这块革命根据地，自1938年5月开辟，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全国解放，坚持红旗不倒并不断发展壮大，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1942年12月刘少奇同志就曾指出:“水东地区是八路军和新四军联系的枢纽，是以后的反攻战略基地……”。后来在解放战争中，这里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前进基地，在睢杞战役中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淮海战役中，这里是稳固的后防和支前基地。刘伯承元帅、李先念主席、杨得志总长和彭雪枫、粟裕、萧望东、孔石泉、张国华、张震、兰桥、潘焱、王静敏、王其梅等将军及王广文、毛春林等同志都在这指挥过战斗，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为创建和巩固发展这个根据地，水东抗日将士仅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先后就有5260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共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中共睢杞太特委书记马庆华，睢杞太抗敌自卫总团副团长王介夫，中共水东地委书记韩达生、唐克威等党的优秀领导干部也先后牺牲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现仅以杞县的革命人物和故事为例，阐释“水东精神”的内涵。

二、“水东精神”的内涵

（一）敢为人先，信仰坚定的革命精神

敢为人先，党的创建

1919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后，杞县一批有志之士通过各种途径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一批进步青年学生开始走上革命道路。他们组织进步团体，学习马列主义、探讨救国救民理论。

在同年的5月份杞县便建立了学生联合会，武文祥为会长，组织县甲种农校、第一高等小学等校学生500余人，游行示威，查禁日货，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杞县，杞县甲种农校和第一高小及城关五所国民小学广大师生奋起响应。他们组织学生联合会，并召集全县学生代表，选举甲种农校武文祥为会长及委员若干人，以学生会为领导，召开各界群众大会游行示威，印发传单和宣言，在古会上和街头进行演讲，开展抵制日货、收回青岛主权的宣传，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同时还组织日货检查队，禁止各商店买卖日货。并在城隍庙召开大会，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焚烧查收的日货，如布匹、茶杯、袜子、毛巾、海带等物。杞县青年学生声援五四运动的浪潮响彻全县，得到了各界群众的拥护，成为杞县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运动。

1920年进步知识分子孟昭朴，孟昭渠在县黉学开办私塾，传播新思想，新文化，马沛毅、杜孟谟、何心桐、张海峰、高炳坦、韩达生、吴芝圃等先后入塾学习。

1923年5月，杞县学生联合会、商会联合召开群众大会，继续抵制日货。8月，吴芝圃，张海峰等十余人在县黉学发起风俗改良会和读书会，开展风俗改良活动，积极从事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列主义的研讨和传播。

1924年夏，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恽代英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介绍杞县籍学生马沛毅入团，1925年初马沛毅转为中共党员，成为杞县第一名中共党员。马沛毅在返乡度假期间，宣传组织在杞县的进步同学，1925年2月发展了张海峰入团，恽代英随即指示张海峰在杞县做农村调查和开展建团工作。

3月，张海峰在杞县进行农村调查，开展建团工作，杞县人吴芝圃、韩达生、高炳坦，杜孟谟，韩晓亭，段静三，刘耕初，李维忠等先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4月张海峰等在县城城隍庙参加各界群众追悼孙中山逝世大会，首次散发共产党的宣传品，产生强烈影响。
5月，“共青团杞县特别支部”成立，直隶共青团中央，书记张海峰，成员靳予九、汪涤源。
6月初，共青团杞县特别支部在县城和傅集分别召开群众大会，纪念五卅惨案，声讨英日帝国主义罪行，开展募捐，游行示威，声援罢工工人，支援上海人民反帝斗争。张海峰登台讲演，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控拆帝国主义杀害中国工人的罪行，要求惩办祸首，赔偿损失，收回租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会后又组织宣传队下乡，向广大农民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道理，组织募捐，援助上海罢工工人。声援“五卅”运动的深入开展，使农民和工商界群众对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认识均得以提高，各学校学生会大都为共青团杞县特支所掌握，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被发展为共青团员，壮大了团的队伍。

1926年2月，共青团杞县特别支部改为共青团杞县地委，辖杞县淮阳两支部，年底团员发展到350人，1927年国民党反共，组织解散，旋又恢复。1928年再遭国民党杞县党部破坏，组织中断。

1925年7月，张海峰到开封汇报工作，引起中共开封地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唐绍虞的重视，当即介绍张海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指示其立即回杞县开展建党工作，张海峰返杞后发展靳豫九，江道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共杞县特别支部”，受中共开封地方执委领导，机关设在杞县城内盐店胡同徐家前院西屋。年底，又建立了傅集、何寨、十里岗三个支部，时有党员20人。

1926年2月改为中共杞县地方执行委员会，下辖境内15个支部。1928年5月，十里铺，莲花坡两支部被国民党破坏，负责人被捕，1929年，县委临时负责人江道中被捕，至此，中共杞县组织瘫痪，党员转外地或转地下活动。

坚持学习，信仰坚定

1923年夏，杞县风俗改良会由张海峰、吴芝圃等倡导建立，1925年春改为社会科学研究会。不久又改为河南青年社。它的发展演变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杞县逐步传播的过程。这里的会员是一批思想进步的爱国青年，他们在逐步的学习中，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早在1921年前后，十月革命的五四运动的影响已经波及到了杞县。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吸引着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积极拥赞新文化运动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孟墅垣先生在城内开办了一所私塾，醉心于新文化运动的一群青年学生马佩毅、张海峰、吴芝圃、杜孟谟、韩达生、高炳坦、靳豫久、马培元、何心桐等数十人聚集在这里。这些青年，当时阅读了大量宣传新文化运动的进步书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青年》《向导》等杂志。从改良社会风俗着手，达到颠覆、推翻封建社会的目的，这是风俗改良会所选的道路。但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这条道路毕竟是行不通的。风俗改良会的会员们，在从事改革的实践中，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着新的探索。

1925年春，由马佩毅、张海峰建议，杞县风俗改良会改成社会科学研究会。总会会址设在开封，杞县设立了分会。这一转变，标志着马列主义的深入传播，表明了原风俗改良会的成员们，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些会员的主要成员为了寻求革命真理，先后离开杞县，到南京、北京、开封等地求学。接触到了《共产党宣言》《科学社会主义》等著作。并和共产党人发生联系，直接受到党的教育，进一步明确了研究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和方向。为了吸引团结更多的青年学生，韩达生、吴芝圃等根据开封团地委的建议，将“社会科学研究会”改为“河南青年社”，1925年8月22日，“河南青年社”在开封大纸坊街二中成立。马沛毅转学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时，共产党员恽代英、肖楚女正在该校任教，从事革命活动。

马沛毅在1924年夏写给张海峰的信中说，恽代英同志的演讲深深地打动了他，使他的一切个人打算、家庭期望等等，通通被粉碎了。在同共产党人的接触中，他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就在这年，他由恽代英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他就成为杞县这群青年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他利用通信、邮寄书刊及假期回乡探亲等各种方式，与诸同志谈论国事，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此期间，吴芝圃先入北京励群学院，后又经开封培文学校，转学到开封省立二中。他在学习马列主义的过程中，逐步抛弃了错误思潮的影响，接受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在北京上学时，有一位同学曾写信给他，劝他信仰无政府主义，做所谓的信徒，他回信断然拒绝，明确表示“相信共产主义，不相信无政府主义，因为无政府主义是脱离实际的乌托邦。”这些人通过不断的坚持学习，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思想上有了转变，世界观也发生了改变。正是有了这种世界观的转变，他们才能正确的总结从事风俗改良运动的经验教训，终于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坚定了理想信念。

几年中，从风俗改良会到社会科学研究会、河南青年社的逐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杞县广泛深入传播，革命斗争很快进入高潮。建立各级农协组织，改造红枪会，建立农民武装，攻打县城，夺取政权。杞县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斗争，使马克思主义真理广为传播，并培养造就出大批既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实践经验的革命骨干。他们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经受了革命低潮时期的严峻考验之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仍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创建出以杞县、睢县、太康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历史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一旦被人们所掌握，就会产生出巨大的力量，人们在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之后，就能自觉地走上革命道路，百折不回，一往无前。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全国处在白色恐怖之下，但共产党的组织活动没有终止，从地上转为地下继续开展革命斗争。杞县的党组织虽然屡遭破坏，几次中断，但革命活动依然在进行。由于敌人破坏严重，很多党的主要人员不得不转移阵地。在无法工作的期间，他们没有忘记自己身上肩负的使命，没有忘记共产党员的理想，始终保持着坚定的理想信念，毫不动摇，并不断坚持学习。
　　
我们以韩达生和吴芝圃为例，学习他们在白色恐怖时期依然坚持学习的精神。

韩达生，杞县人，家在杞县城内董桥口西路北。大革命时期，任中共杞县地委委员兼共青团杞县地委书记；土地革命时期，任共青团河南省委常委；抗日战争时期，初任中共洛宁中心县委书记，继任中共睢杞太特委书记。

1927年至1929年间，中共河南省委3次遭到大破坏，一些同志被抓进监狱，有的被杀害。在日趋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韩达生依然坚守岗位，1929年初，党把他调到信阳，以信阳打蛋厂员工身份掩护党委机关，当时活动经费不足，生活非常困难，为节省开支，他常常忍饥挨饿，有时在村外场边过夜，因而积劳成疾。穷困之中，妻子又将生育，他不得不回家乡休养治病，但是在病中，依然手不释卷，认真钻研哲学和历史。正是由于坚持学习，更加坚定了他的理想信念，认为只有革命，才能改变中国，只有革命，才能推翻压迫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只有革命，才能带领中国人民翻身求解放。

1932年，韩达生经吴芝圃介绍，到偃师中学教书，这时候他和吴芝圃还未和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二人却依然在隐蔽战线，积蓄革命力量，积极宣传革命，发展党员，建立基层组织。

1933年暑假，吴芝圃和韩达生去上海寻找党组织的时候，因为几个月都没有找到接头人，于是，韩达生、吴芝圃就在日本回国留学生办的一个学校学日文。学了三四个月，便能够看一般的社会科学日文本。另外，还阅读一些中译本的政治经济类书刊。逾半年的时间，还未找到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杜宁远（杜孟谟的妹妹），也没有找到和党组织接头的其他线索。因经济拮据，吴芝圃先行回偃师中学教书，韩达生继续留在上海寻找党组织。直到1934年春才开始接上组织关系。因为韩达生喜欢学习，阅读进步书籍，不久，被军警在旅馆查出藏有革命书籍数册而被捕入狱，被关押在上海警备司令部。审讯中，敌人对他施用了老虎凳、压杆子等各种残酷刑具，但韩达生威武不屈，敌人始终没能够从他那里得到任何信息。后来他被送到苏州反省院监禁，直到1935年1月才被释放。经过一年多监狱生活的磨炼和考验，韩达生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出狱后写了“羁旅春申整一年，埋头哲史穷钻研”的诗句。从这一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段时间里，韩达生依然埋头学习钻研哲学历史。

吴芝圃，杞县人，原名吴殿祥，河南地区党组织和武装斗争的早期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河南省省长，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吴芝圃也具有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无论是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还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总是坚持学习，认真读书。

1931年，他在南京镇江等地，虽然遭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生活异常困苦，但他一有机会便研读马列书籍。1933年夏，他和韩达生一起在上海学习了日文。在转战豫皖苏时期，环境艰苦，工作繁忙，他仍坚持每天挤时间读书。部队行动时，他的马背上驮的都是书。全国解放后，他的学习精神愈笃，它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有较深的造诣。他的历史知识也十分渊博，经史子集，无所不览。除了马列主义重要著作外，它对社会学、历史学、文学都有较系统的知识。这些对于他的领导水平的提高和政治上日趋成熟，都有密切的关系，当时，有些领导在学习中，或作报告时，遇到生疏的典故，往往请教于他。那时候，无论是部队干部、战士，还是知识分子都很尊敬他，在同志们的心目中他是“革命的大秀才”。

根据吴芝圃自传以及其他革命领导的回忆录，吴芝圃涉猎书籍甚多。十二岁以前，在家里跟着父亲念书，读了《四书》《诗经》《鉴略要注》等，还读完了不列入课程的《三国演义》。十二岁进入高小，读私塾，读了五经、纲鉴、《古文辞类纂》等书，那时的他喜欢读“三苏”的文章。

1920年，考取杞县县立甲种农校，后来接触了新思想。读了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新青年杂志以及五四以后出版的许多著作。也是从这个时候，他的思想上进一步发生了变化，开始接受社会主义。甲种农校毕业后，到北京励群学院补习英、算、理、化等课程，在这期间，接触到了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

1924年到开封教会办的培文学校补习英文。课外读了第三国际的决议和哲学、伦理学等书籍，喜欢看《向导》和《中国青年》。成立“科学研究会”，研究当时仅有的《共产党宣言》《第三国际宣言》《列宁传》《价值、价格及利润》等中文译本。1926年2月，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学习，半年的时间，学了很多的课程：“农民运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国历史常识”“经济学常识”“供销合作社”等。白色恐怖时期，辗转于永城、偃师、考城等地以教书为掩护，一直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0年在考城被捕，被关押了25天，在关押期间不忘读书，还读了胡子衡斋一部。保释后去了南京，投奔南京大学教书的李映藻。在南京和镇江时期，南京是国民党当局的首都，空气很压人，但在中央大学里，仍然不断找到中央苏区的文件来看。九·一八之后，空气更加凝重，在镇江焦山的和尚庙里租房闭门读书。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读了两卷英文本《资本论》，中译本列宁著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河上肇著的《新经济大纲》等，还比较系统的研究了清代章实斋的著作。从1928年到1938年，十年的恐怖岁月，辗转各地，颠沛流离的生活，不但没有使我们的革命前辈丧失信心，反而在不断的学习中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更加增强了与敌斗争的顽强精神。

新时代时期，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们依然要不断地加强理论学习和业务学习，这样才能克服“本领恐慌”，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和业务素养，才能更好的胜任工作，应对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2019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干部要成长起来，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大国执政，面对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繁重的执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论思维，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理论学习，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入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一个政党有了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就会坚强有力，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就能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一名干部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信仰认定了就要信上一辈子，否则就会出大问题。

学习永不过时，学习永远在路上。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坚持学习，坚定信念，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顽强拼搏，为着崇高理想而奋斗！ （二）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斗争精神

在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水东根据地的军民都与敌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与敌斗智斗勇，利用地熟人熟等优势，采用机动灵活的战术与敌周旋，进行“麻雀战”“游击战”，留下了很多以少胜多的战斗故事。

党的创立与大革命时期

（豫东农民武装起义） 1920年前后，杞县农村的一些中小地主为防匪患，纷纷设场聘师习武，组织武装团体，取名“红枪会”。1925年，红枪会由看家自卫发展为村村联防，会员也扩大到中农、贫农阶层，成为抵御土匪、溃兵，抗拒官府苛捐杂税的农民自卫组织。1926年2月杞县农民协会建立。1927年初，杞县农民协会已辖7个区农协，38个乡农协，会员人数43500人。睢县有区农协一个，乡农协9个，会员1.6万人。在各级农民协会领导下的农民自卫团，发展也很快。

1926年2月建立了杞县农民自卫团总团，经过近一年的巩固和发展已辖何寨何心榕、傅集张玉镜、十里岗孔泽友、李店吴体彦、天池洼李福瑞、闪庄王国安、祁楼胡国宾等团近两万人。睢县、通许、永城等县也都建立起农民自卫武装。红枪会会首何心榕、孔泽友、安子敏、韩云亭、张玉敬等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红枪会开始走上革命道路。1926年3月，张海峰率领农民武装力量进城请愿，鼓舞了农民斗争情绪，提高了农民的信心。农民协会和自卫团，成为农民心目中自谋解放的一面旗帜，杞县农民运动成为豫东农民运动的中心。

1927年5月9日汉口《民国日报》刊载：北伐军第四军的调查统计，能号召和指挥的武装力量杞县有16300人，睢县9190人，通许8000多人。这些农民武装，不仅能抵御溃兵、土匪的抢掠，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还敢于反抗军阀当局的苛捐杂税，维护群众的利益。当时，在杞县、睢县的广大农村，农民协会事实上已形成第二政权。根据中共中央和豫区委指示，省农协主席萧人鹄和中共杞县地委书记吴芝圃抓住有利时机，于1927年5月23日在杞县南部何寨村何氏宗祠召开地委委员和各联队指挥官会议，宣布举行豫东农民武装起义。农民自卫军在萧、吴的统一指挥下，星夜攻城，土炮轰鸣，杀声四起，杞县城内守城的武装警察很快溃不成军。激战五个小时，24日拂晓，东门、北门、南门相继攻克。天亮后，农民军秩序井然的开进城内,成立了临时治安委员会，由吴芝圃全面负责，群众称其为“县长”。这次斗争胜利的果实，虽然只存在了十几天时间，但它是杞县有史以来第一个由共产党人领导下的民主政权。

抗日战争时期 共产党敌后战场

八年抗战中，水东抗日根据地军民与日伪作战4909次，毙俘日伪军823人，缴获机枪219挺、大炮5门，步枪7747支，解放县城5座，8200个村（镇），解放人口约360人，解放国土约4万余平方公里，牺牲干部战士5266人。杞县沦陷以后，水东地区的斗争环境异常险恶，日伪扫荡频繁，妄图消灭抗日武装，吞掉水东抗日根据地。坚持斗争的武装部队，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只能昼伏夜行，开展游击战争。

1938年6月上旬，王海山任总指挥率领游击队员们（多数是才入伍的农民、学生，没受过军事训练）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花胡寨战斗。此战共打伤日军3名、马1匹，缴获汽马车2辆、骡马6匹，夺回粮食2000余斤，我军无一伤亡。花胡寨战斗，规模很小，但它是豫东沦陷后共产党领导的豫东抗日武装第一次对日作战，并且首战告捷，点燃了豫东抗日烽火。

7月新庄战斗，激战不到一个小时，全歼敌部，俘敌300余人，打死打伤20多人，缴获长短枪200多支，轻重机枪各一挺，子弹4000余发，战马30多匹及军用物资若干。

1939年2月荆岗战斗，两个小时激战，俘敌400余人，打死打伤30余人，缴获机枪一挺，长短枪300余支，子弹六七千发，手榴弹200枚，战马20多匹，以及敌人的酒肉及其他物资，新四军无一人伤亡。

此后，大大小小的战斗不断：瓦岗之战，宋庄伏击战，圉镇、板木、邢口战斗，梁寨战斗，竹林战斗，郎智岗战斗，宋吉屯战斗，杨城战斗等。其中在一些战斗中，我军也有伤亡和损失，但失败的战斗并未能打垮战士们斗争的士气，到更是激起了军民团结一心与日伪军斗争到底的信息和决心。水东根据地的军民坚持与日伪军展开战斗，直至日本投降。

革命前辈与敌人的机智斗争

1939年冬，韩达生临危受命，出任水东地区特委书记。韩达生在豫苏皖区党委的精心安排下，由作敌伪工作的杨昆陪同，推着一辆平头车，带着爱人孟维新、五六岁的次子远辉，回到了睢杞太地区。这里是他的家乡，也是他战斗过的地方。“发展抗日武装，坚持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水东根据地”。这是上级指示精神，也是他到水东的工作任务。为了完成任务，特委机关和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深入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韩达生有时化装成小商贩，推着独轮车或挑着货郎担，走乡串户，有时扮成教书先生，往来于城乡之间。走到哪里，就和群众一起吃住。寒冬腊月，地上撒把麦秸就睡觉。没有粮食吃，就用红薯片、花生饼充饥，有时连树叶、草根也吃不到，只好勒紧裤腰坚持工作。1940年冬天，韩从杞县到睢县去布置工作，突然发现前面村子里有日军、汉奸活动。他灵机一动，急忙拾起地上抛的空点心盒，装些坷垃封好，装着走亲戚的样子，绕道祁楼村大妹妹韩德健家。妹妹见他身体消瘦，手脚冻烂的样子，心疼地挽留他住下休息几天，可韩吃过饭后，就又去睢县了。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豫皖苏边区遭到严重威胁，睢、杞、太独立团主力奉命开赴豫皖苏斗争前线。只留下一个多连的兵力，继续坚持水东抗日斗争。二月，韩达生同王广文、张剑石率一支小部队到敌占区边沿的睢县葛庄一带活动，由于对敌情侦察不准，第二天中午睢县日军500多人乘数辆汽车，突然将葛庄团团包围。经过激战，部队损失惨重，部分队员突围脱险，韩不幸被俘。韩达生被俘后，睢县地下党组织立即研究营方案，向打入敌人内部工作的孟庆昌、袁耀东布置了营救任务。孟庆昌就去见汉奸大队长孟昭华。孟昭华开口便说:“葛庄战斗抓来一个可疑的人，叫孟广元，杞县人，他说和你是同学。你到监狱里认一下。”孟庆昌见到狱中的“孟广元”就是韩达生，愣了一下，随即便亲热地说:“哎呀，老同学你怎么被抓到这里啦?”韩说:“我去葛庄要帐，被围在里面啦。”孟悄悄地把党组织营救计划告诉了韩达生。韩遂写一张纸条给孟，让三内弟孟广其在杞县办个良民证，并来睢县和孟昭华认本家。孟庆昌速将纸条传送出去，又来见孟昭华，认韩既是老同学，还是本家人。孟昭华表示:既然是你同学又是本家，明天我去见县长和顾问，说他是杞县的良民，就不提审了。很快韩达生的三内弟孟广其带着”孟广元是我县城里的良民，请勿留难”的官方证明，来到了孟昭华家，并送给孟昭华一座“鸡鸣钟”。经过党组织的营救，韩达生安全地被释放了。但是在同年4月，韩在杞县南梁寨战斗中不幸再次被俘，不久惨遭杀害。

解放战争时期

日本投降不久，国民党反动派急于夺取抗战胜利果实，抢占水东，积极准备打内战，1945年10月，向水东解放区悍然发动了全面进攻。水东地区仅有的三十团以及县区部分地方武装即同国民党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赵庄战斗，张山寨战斗，七岗战斗，刘寨战斗，赵楼战斗，五里河战斗，赵楼、梁堂战斗，十二里寨战斗，睢杞战役等。
　　
在这里重点说说睢杞战役。

睢杞战役是1948年夏我军发动的豫东战役的第二阶段（豫东战役包括两个阶段：开封战役、睢杞战役）。是年6月17日，我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会同作战，以两个纵队猛攻开封，七个纵队外固打援。22日下午5时，解放开封，全歼守敌39600人。蒋介石惊恐万状，飞抵徐州，督令邱清泉、黄伯韬、区寿年三兵团驰援。邱部沿陇海铁路进至开封；黄、区沿开、商公路北向睢县、杞县。为歼敌有生力量，我军于26日撤出开封东进。

27日，睢杞战役开始。我军调整兵力，又以九个纵队(华野六，中野二，两广纵队)的兵力参加战斗，敌黄、区之一部被包围于睢县以西的龙王店一带，另部被包围阻击于铁佛寺、榆厢铺等地。邱部被迫由开封掉头东来，被我军阻击于杞县城东十五里之陶陵岗、许岗之线(东距龙王店三十余里)。我军东击西阻，激战九昼夜，至7月6日，战役结東。东线歼敌区兵团(第七兵团)大部，生俘兵团司令区寿年，整75师师长沈澄年；另歼黄兵团一部，计54200人，连同开封战役共歼敌93800人。当我军攻克龙王店之后，蒋介石在徐州已断定区、沈非死即俘，惊呼“中原局势，严重万分”“得报五中惨裂，不知所止”。飞临上空督战，加派装甲兵参战，飞机轰炸;空投武器弹药。7月2日又飞杞县上空，与邱清泉通话未成，下午又自徐州拟手令一件，空投邱部。切责邱部“违令退滞，视友军危急不求，以致遭此最严重之损失。”力促邱部全力东进与区、黄会合，对中原战局、国家前途负责，藉以将功折罪，而免被各个击破。邱部倾力猛攻数日夜，死伤枕藉，但在我坚强阻击下，被扼于陶陵岗、许岗之间，未能东进一步，坐视其东十里余之“友军”覆没而无可奈何。

睢杞战役，以蒋军惨败告终，邱部也未能实现蒋介石之愿望，区、黄也未能免于被俘被歼。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却由此而全部控制了中原局势，并为是年冬的淮海大捷奠定了基础，加快了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2019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顽强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和发展的历程充满着斗争的艰辛。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党领导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正在如火如荼进行,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风险考验。胜利实现我们党确定的目标任务,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斗争意志,当严峻形势和斗争任务摆在面前时,骨头要硬,敢于出击,敢战能胜。领导干部要有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对潜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式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样,该斗争的就要斗争；斗争是一门艺术,要善于斗争。在各种重大斗争中,我们要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坚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领导干部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斗争精神、斗争本领,不是与生俱来的。领导干部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真正锻造成为烈火真金。要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夯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斗争起来才有底气、才有力量。要坚持在重大斗争中磨砺,越是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越是形势严峻、情况复杂的时候,越能练胆魄、磨意志、长才干。领导干部要主动投身到各种斗争中去,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矛盾冲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在危机困难面前敢于挺身而出,在歪风邪气面前敢于坚决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

作为水东根据地的党员干部，我们不论在哪个岗位、担任什么职务,都要发扬传承前辈的斗争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做到勇于担当、攻坚克难,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努力培养和保持顽强的斗争精神、坚韧的斗争意志、高超的斗争本领，要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战士。

（三）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奉献精神

不为敌屈的崔连仲、侯淑琴夫妇

崔连仲，1908年生于杞县城坊子街一个贫民家庭，少时入学，初中毕业后在本街开旅店为业。1938年6月，日军陷杞，到处烧、杀、抢、掠，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激起他满腔义愤，遂决计投身革命，抗日救亡。经他多次私下查访，终于1942年在杞县城北找到中共杞北办事处负责人，他详述身世，表达了参加革命的愿望和不畏艰险的决心。经组织研究，任命他为县城单线联络地下情报员，以职业为掩护进行工作。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伪军张普恩、李五林部据城顽抗。中共水东部队奉命围城，数日不克。崔乘夜缒城，将县城地图及敌军兵力部署情况送交攻城部队，为解放县城立下功绩。是年10月，国民党军队及其杞县党政人员进驻县城，大肆镇压中共抗日人员。为加强对敌斗争，中共克威县委(杞北县委改建)改任崔为县城地下情报组长、杞汴情报通讯站长，仍留县城坚持地下工作。

1946年5～8月，国民党纠集大批兵力，对水东发动第二次围剿。中共冀鲁豫军区三十团和独立旅，面对十倍于己之敌，连月苦战，于8月15日配合冀鲁豫野战军七纵围攻杞城。当日，崔两次潜出城外传送情报。二次出城时已是夜晚9时，缒城跌伤右腿，敌人发觉，便用火力扫射，崔忍痛冒死至城北七里李庄，将情报送交攻城部队。凌晨再克杞城。次日，三十团参谋长孙子植、克威县情报站长陈省五等至家慰问，勉其再立新功。

1947年4月，叛徒耿朋君告密。国民党杞县政府将崔拘捕，县长王徽吾亲为审讯，令供出县城地下联络站组织及人员，崔说:“你们与人民为敌，则全城皆可指为共产党，何止我崔连仲一人!”王恼羞成怒，拍案大吼，对崔施以重刑。崔除痛斥敌人外，未稍作呻吟。敌情报处长于典五伪为矜怜，对崔说：“你若招供，即可立释。”以“立释”诱其招供。崔愤然答道:“生死由你，情况一概不知!”敌人计穷，将崔投入监狱。崔自知难免遭敌毒手，遂于7月17日趁其子崔凤亭送饭之机，带出遗书二封。

遗父书

敬爱的爸爸：
我忍着难以形容的痛苦，给你老人家写最后的一封信。爸爸,我估计敌人不会让我再活下去了，但我的心无有任何挂念，因为我是为人民的幸福而牺牲的，这是我的最大光荣，你的儿子在敌人面前总未有给给老人家丢脸。爸爸，我有一口气，要和敌人斗争到最后一分钟。最后请把我的情况告诉给组织。

儿: 连仲

7.17

遗妻书

淑琴：
我们将要永别了，希望你更加努力担负起我未完成的任务，加强教育孩子，使他们不要忘记这笔血债。将来成为我们事业的继承者，不怕流血牺牲，为死去的亲人报仇，为人民的幸福干到底。希望他们将来都能成为坚强的共产党员。
祝你们坚强地奋斗到底！

夫: 连仲

7.17

崔连仲在押5个月，屡遭酷刑，不为敌屈。于1947年9月17日遇难，年仅40岁。他公而忘私，为革命勇于献身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前进。他任职5年，功绩卓著，未尝自矜一词。其工作经费及个人津贴，皆有定额，但从未领取。他说:“现在组织上经济困难，我有旅店收入，一切皆可自给，不能再给组织上増加负担。”其后组织上多次催领，他将应领之小米6千余斤，钱千余元全部作为党费上交，公而忘私如此。

侯淑琴烈士系崔连仲之妻，杞县城东门大街人。1910年生于城市贫民之家，粗通文字。1943年任县城地下交通联络员，协助丈夫崔连仲工作。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人机智勇敢，又擅长乔装，执行任务，出入敌群，数年无一失。丈夫被捕后，自料敌必抄家，即将机密文件销毁净尽。敌至，一无所获，乃以巧言相骗说:“你夫将县城组织人员，联络讯号，活动情况都已交待，其中多处牵涉到你，你要再作详细交待，如所说相符，就放你夫返家，莫执迷不悟，自讨苦吃!”侯识破敌人诡计，坦然相答:“他既已供认，何必再来问我?况且我本是城市贫民，只知旅店营生，别情一概不知，问我也无用。”敌人见奸计败露，即以严刑相加，侯昏死数次，不改前言，敌无奈而去。

崔遇难后，侯与党组织联系中断，经辗转查访了月余，终于在民权县尹店与组织接上关系。组织上考虑到当时他丈夫新故、亲老子幼和敌情险恶的情况，嘱咐其暂时在家待命，以后再安排工作。她当场表示:“为革命，为夫仇，我决不怕牺牲，连仲死了，任务由我完成，我死了，还有儿子，革命一定会胜利!仇一定要报!现在各站已遭破坏，还是让我干，留下一条根吧！”在座领导都深受感动，即任命她为县城单线地下联络员，直属县站领导。其后，驻城敌军每出城，侯即告知县站，使敌多次受挫。并曾将县城敌军防务情况上报，为华东野战军解放县城提供了重要军事情报。

1948年7月初睢杞战役中，国民党整五军(即新五军)被华野第十纵队阻于县城东，10余日未得寸进，准备迂道城北増援区寿年部。侯侦知后，即携子凤廷伪装探亲，急行35华里到杞北黄土岗向组织报告。返回时行至田程寨村被敌盘查，遭到刑讯。侯昏厥再三，未暴露身份，敌遂弃之而去。侯在群众帮助下回返县城。因刑伤过重，卧床不起。弥留之际，乃嘱二子继承父母遗志，努力革命，并令其向组织回报，个人虽受严刑未泄露党的任何机密，请组织放心。不久去世，年38岁。

崔连仲牺牲后，当年即由克威县民主政府授予革命烈士称号。家人收其尸骨，草草掩埋于县城关帝庙后公地。侯牺牲后亦暂合葬于此。1952年杞县人民政府追认侯为革命烈士，并立木碑于墓，文为:“革命烈士崔连仲侯淑琴之墓”。1954年迁葬于崔之故里一县城东北3里崔庄村西，改立石碑。每年清明节县城干群前去祭扫者络绎不绝。1984年中共杞县城关镇委员会及城关镇人民政府又为之镌刻新碑座，正面题烈土英名，碑阴记烈士事迹，收藏于水东烈士陵园，以垂永久。《杞县志・人物志》为著合传，以褒英烈。

崔连仲狱中写给父亲的遗书 崔连仲狱中写给妻子的遗书 郭杰等八烈士的故事

　　郭杰(1919～1947)，学名凌章，竹林乡郭村人。幼年就读于郭屯村完全小学，后在私塾就读两年。郭杰积极追求革命真理，参加进步活动。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领导群众成立民兵组织、建立农会，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实行减租减息，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抗日战争胜利后，积极投身解放战争，领导群众实行土地改革，解放生产力，增加粮食产量，支援前线。

1947年8月中旬的一天，傅集区委书记郭杰根据上级关于在新老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支援解放战争的指示，8点多钟，带领区干部和基干民兵在傅集孟家“伊东花园”召开四五百人参加的土改动员大会，讲解土改的政策和意义。当时跟随他一起的由纠庄民兵梁万昌、梁兴春、梁兴龙，何庄民兵张振善，申纪民兵魏大孝、魏殿臣、魏兴生等人。豫皖苏军分区供给处干部靳淑芬、侦察员朱克兴因回杞探亲也参加了这次大会。10点30分左右，突遭驻杞县城国民党骑兵一旅包围。郭杰带领区干部和民兵一边掩护群众疏散，一边组织突围。但敌人已经赶到，并向西南方向撤去的一部分群众开枪。郭杰等人沿东寨墙向北，冲到东门，并向东南方向撤退。为了掩护群众，他依然命令民兵向敌人开枪，敌人于是对郭杰等穷追不舍。他们边撤边打，当到堤宋、堤刘向东撤时，敌人大队已经包抄过来，虽经顽强斗争，但终因力量悬殊，郭杰、张振善、梁兴龙、魏大孝、魏殿臣、魏兴生、朱克兴、靳淑芬8位同志被俘，敌人把他们捆绑起来，拴在马尾巴上，从傅集南门而入，窜过大街，示众游行。并把郭杰拴在马尾上从傅集一直拉到了县城，30多里的道路上血迹斑斑，令人惨不忍睹。到县城后，国民党对郭杰等用尽了酷刑。敌人知道了郭杰的身份后，更加疯狂地用皮鞭抽打，实施红铁跑烙，十指穿竹针等酷刑。郭杰被打落了牙齿，几度昏迷过去，被拖进死牢。但他始终不为所屈，坚贞不渝，严守机密。其他被俘人员也是坚贞不屈，使敌人无可奈何。8月18日，（农历七月初四）夜晚，国民党杞县县长吴耀先等在一阵咆啸中把郭杰等人推出监牢。这时郭杰意思到敌人要下毒手，思想上作了牺牲的准备。走到大街时就带头高呼“共产党万岁！”“*****！”“革命不怕死！”豫皖苏军区一分区女干部靳淑芬、侦察员朱克兴等随之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同时被捕赴难的干部、民兵们同声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家王朝……”郭杰等临危不惧，高风亮节，表现出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的献身精神！

行至县城小西门里大佛寺，漆黑的大坑周围设满了暗岗明哨。刽子手们发出鬼嘶狼嚎般的吆喝声。敌人用三齿铁叉向郭杰腰部凶猛穿扎，又用刺刀向腹部猛砍。其他7位同志也同样遭到残酷摧残。之后，郭杰等8位同志相继被推进坑内……被活活地埋死。后来党组织同人民群众一起用太平车把烈士尸体拉回郭屯埋葬。2012年5月，烈士遗骨移葬县城西关水东烈士陵园内。

因为篇幅有限，文中只能列举二三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在水东地区还有很多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革命将士，他们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奉献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英勇的水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齐心协力进行革命斗争直至取得解放。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水东根据地的英雄用自己的身躯谱写了一曲曲壮美之歌。一个个动人的英雄事迹，一座座庄严的烈士墓碑，一处处烙着红色印记的革命遗址，是这座古老县城沉重的记忆，也是这座县城的文化自信所在。水东精神也必将成为杞县一张特色的红色文化名片，被更多的人了解和敬仰。如今的杞县人民正踏着英雄的足迹，发扬先辈们的革命传统，继承水东精神，传续红色基因，全面投身乡村振兴，阔步迈向共同富裕之路。

参考资料：《睢杞太地区史料选》《杞县志》《杞县文史资料》《楷模》《杞县党史资料》《杞地战纪》

慧敏于杞

2021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