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火红的年代

使者

锣鼓敲沸千江水，鞭炮炸开万重云。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来了1949新中国的诞生，举国上下，一片欢腾。

亿万劳苦大众浴火重生，一扫长期压抑在心头的阴霾，彻底改变了过去受压迫、受剥削、被奴役的地位。在共产党领导下，强力荡涤着旧社会污泥浊水，澄清了万里尘埃，人民扬眉吐气，开心的笑容喜上眉梢。

母亲回忆，那时候“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这首歌曲在城乡广为流行。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八九岁的儿童都能唱上几句，更不要说宣传队里那些年轻人了，他们活跃在基层，用嘹亮的歌声宣传群众。

1950年，是一个火红的年代。首先是土地改革，把地主剥削农民而占有的土地分配到农民手中。土地改革的完成，彻底废除了在我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对此，获得土地的群众万分高兴。他们敲锣打鼓，扭着秧歌进城来给政府送匾感谢。

同时，一场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拉开帷幕。县政府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敌特分子，控诉罪恶的旧社会里那些欺压百姓的罪行和事件。政府根据掌握的问题和事实，把横行乡里的伪保长魏背锅，推上了人民的审判台依法镇压；特别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伪民团司令，在他逃亡到四川后，被侦缉抓回来公审处决，在全县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母亲说在1950年，年轻的父亲已经担任区长，他以忘我的热忱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轰轰烈烈的三大任务中去。经常加班加点，日以继夜的干工作，虽然机关单位离家不远，但是父亲基本上很少能够有空回家。

此时，童工出身的母亲正值青春年华，当工人的经历，养成了具有组织纪律性以及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作为干部家属的她逐步成熟起来。母亲一方面竭尽全力支持父亲工作，任劳任怨料理好家务；另一方面积极参加，街公所组织的社会活动。比如秧歌队、腰鼓队，走上街头载歌载舞，宣传新中国的新面貌。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时期，配合新政府积极宣传动员适龄青年勇跃参军，奔赴朝鲜战场，保家卫国。并且组织街道青年妇女，为抗美援朝新入伍的青年军人披红戴花，隆重欢送他们到抗美援朝前线。

那个时候，刚获得解放的人们，政治热情非常高涨，他们用欢庆的锣鼓和浓郁民间特色的秧歌，舞动人生、鼓动士气，渲染出一片爱国热情。

但是人们深知，幸福的生活不是光靠敲锣打鼓、喊口号、帖标语就会来到的。只有把革命的热情化为实际行动，才能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母亲回忆，刚解放的县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尤其是居民生活饥寒交迫，缺衣断炊、流离失所者比比皆是。由于连年兵慌马乱，土地大量荒芜，水土流失，没有任何水利设施。亩产只有几十斤，有的地方连种子都收不回来，许多地区还处在原始落后农耕状态。

共产党领导人民干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劳苦大众，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眼下虽然解放了，但有一大部分人生活无着，当务之急就是要安抚群众，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只有这样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和拥护，新生的民主政权才能巩固和发展。

由于以前战争原因，不少居民的房屋被炮火摧毁，无家可归，成为流浪者。县政府一方面建立难民收容所，将他们收拢起来，由县民政科和妇救会派人管理并负责食宿；另一方面下拨资金，由街道组织修缮队抢修房舍，使流离失所者得到妥善安置。

新生的人民政府，面临着医治战争创伤，尽快恢复发展城镇经济，繁荣市场，改善人民生活等重任。那时有不少家商号想恢复营业和生产，但缺乏资金，无法购置货物和原材料，政府就积极协调各方关系，使他们得以及时恢复营业或生产。母亲解放前一直打工的烟厂，也在政府的帮助下迅速开工复产，她也能得以继续去那里做工。

新社会迎来了新气象，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扫盲运动。在此期间，县里在城镇以及乡村办起了扫盲夜校。办学形式上因地制宜，有妇女扫盲班、青年夜校、干部学习班等。经过集中学习，大部分学生都能记账、写信和看懂普通书报，基本达到识字扫除文盲要求。

记得母亲说，她就是在扫盲班里，使自己文化知识得到了提高。以前因为家庭贫困，母亲一直没有机会去上学，解放后政府开始办扫盲班时，母亲积极参加，自觉主动去学习，经过刻苦努力，她能够读书、写信，达到了当时的初小水平。

由于父亲经常外出学习或者工作，当时也没有电话，母亲若有事情了就用鸿雁传书这一古老的方式与父亲联系，通过写信相互沟通传递信息。家里的小木箱里，母亲一直珍藏着一本信纸和一支沾水笔。这在那时候，信纸、钢笔也是稀缺资源，沾水笔便宜好使，更是母亲学习文化知识、与人联系交流的重要工具。

解放初，国家经过三年的恢复期，使国民经济逐步走向了健康发展的轨道。这时母亲仍然在烟厂上班， 当时私营企业大多设备陈旧，经营落后。加上原料、市场等方面的限制，不少私营企业经营渐感困难，主动要求国家支持，实行公私合营。1955年专署将唐河县豫大烟厂、同华烟厂、新野县民兴烟厂等几个县里的烟厂与地方国营南阳烟厂合并，建立公私合营南阳烟厂，原来县里烟厂的职工，也随着迁徙南阳市继续工作。 其它私营烟厂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停止生产或转营他业。

说起这个事情，感到惋惜的是在公私合营期间，母亲为了支持父亲的工作，没有随着烟厂工友一起到专区卷烟厂上班，而是选择了留下照顾子女，并且尽力做好父亲的后勤服务。母亲为了家庭的稳定，牺牲了城市国营企业职工岗位，这是她第一次（后来还有一次）失去正式工作。

母亲说，父亲参加革命工作时，实行的是供给制，国家发放个人基本的生活用品，另外只有津贴若干，没有工资。由于家庭贫困，父亲一点微薄的津贴，自己养家糊口就是个问题，还要负责给爷爷、奶奶及其家人日常消费。

母亲除了干好没完没了的家务外，不得不出去打零工补贴家用，生活异常艰辛。艰苦朴素，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是党的优良传统。那个年代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在生活中基本上没有差别，更没有特殊的地方。

母亲说，那时父亲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冬天穿件旧棉袄，一直穿到换季。夏天的衣服洗完后，等到凉干了再继续穿，更不用说讲究什么款式和时尚。

在大家普遍贫穷的五十年代，小县城里物质更加匮乏，吃穿用的都是凭票限量供应。若有件新衣服，平常也舍不得穿，只有过年、走亲戚或者赶集时才穿。那时人们都很朴素，因为根本就没有多余的衣物可穿。日常生活中，很少有人没有穿过打补丁的衣服。百姓衣着的色调以蓝、灰、黑、白为主色，服装样式比较简单，人们的着装比较传统。城里人春秋季，男性以中山装、工装、军装为主。夏季是背心、衬衣、蓝色的短裤或长裤。女性夏季一般着碎花衬衣、长裤为主，一般人很少穿裙子。但是，五十年代的列宁服、连衣裙等具有苏联特点的服饰，在城市职业人群和高校学生中比较盛行。

国家在创业时期，有限的资金大部分都用到了工业基本建设方面，改善民生工作遇到不少困难。百姓住的大多还是土墙草房，农村基本没有瓦房。生活用品极其短缺，点灯用的煤油都很紧张。特别是温饱问题，仍然是一个社会难题。家乡的人们饮食中白面（小麦）是稀罕的食品，平常以玉米、红薯、高粱等粗粮为主，并且所占的比例较大。白菜、萝卜等大路货蔬菜为常见食物，很少能吃上白面馍、大米饭。若在青黄不接的四月份，还会出现断粮问题。至于肉类人们吃的更少，基本是在上过年过节时，才有可能吃上点腥荤食物。

那时交通十分落后，城里的汽车就很少，农村的老人、孩子没见过汽车、拖拉机的不在少数，出行基本靠走两条腿走路。偶然见到民间娱乐活动，也就是唱大戏、拉大弦、说古经等传统的民间娱乐。另外，百姓之间聚在一起拉家常，也是信息交流和休闲的一种方式。

五十年代，我国工业处在起步爬坡阶段，基础非常薄弱。小县城更没有什么象样的工厂，日用消费品仍然是洋货占领市场，贫穷落后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母亲回忆说，在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里，“大炼钢铁”、“吃食堂”、“除四害”是百姓难忘的记忆。当时政府提出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用15年的时间赶英超美。接着各地炼钢小高炉、土高炉，犹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

街道动员组织群众，到河边淘铁砂。母亲说，其实淘铁砂就和在家里淘米道理一样，不同的是用水把混在沙子里的铁砂涮出来。没有技术含量，只要细心和有耐性就行。

母亲与左邻右舍的街坊邻居一起，到西河头去淘铁砂。只见河上人山人海，密密麻麻的人们站在水中，双手端着装有少半盆的河沙，弯着腰就势在河中舀进河水，轻轻地晃动着倾斜的脸盆，沙子随水慢慢地流到河水中，经过三番几次之后，盆底终于留下一小捏灰黑色的铁屑，这就是铁砂，即大炼钢铁用的一种原料。一小捏铁屑就这样从一个个盆底被集中起来，积少成多，逐渐堆成一个个大堆。

上午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感觉淘铁砂是轻松的活，大家有说有笑的，劳动热情非常高。可是到太阳西斜的时候不行了，长时间弯着腰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累得腰酸背疼，最后变得酸痛麻木难忍。

那时用土高炉炼出的铁，根本达不到合格的标准，往往是渣、铁混合的“豆腐渣”。这种废铁无法再利用，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这些炉子只能算是“化铁炉”，不具备冶炼的功能。由于当时缺乏铁矿石、燃料，就动员群众把家里的铁锅、铁器拿来炼铁，实际上只是把原来的铁器溶化。但是，所得到的铁水却无法再用来制造原来的铁质用品，因为杂质太多。民间铁器告罄后，不得不发动群众到处寻找。盲目的乱采滥挖，即破坏了山林植被，还耽误了田里的农活。

据一位学者讲：回顾这段历史，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我很理解当时国家急于改变落后面貌的心情，也为当年全国人民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看到，所谓大炼钢铁运动是得不偿失的。大炼钢铁使大量的煤炭、矿石、林木等资源遭到破坏，加剧了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带来长期的后患。

大炼钢铁还造成农村有不少庄稼无人收割，烂在地里，造成了丰产不丰收，为次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埋下了隐患。这种尝试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经济建设问题，违背了经济建设客观规律，欲速则不达。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困扰和伤害。

在大炼钢铁的同时，各地陆续建起了集体公共食堂，在那个年代里，似乎一夜间人们就迈进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期待能够享受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洗脸盆子（大喇叭）会说话的现代文明生活，人们对现实和未来充满了喜悦和憧憬 。当时大人小孩脸上洋溢着兴高采烈地表情，群众们说：这下可好了，吃饭不用花钱，也不用自己燎锅点灶的。全街老少，满面春风，喜悦地心情溢于言表，每家每户早上醒来人们揉揉眼睛，洗把脸就不约而同地奔向食堂。刚开始办食堂还真是有声有色，可谓红红火火，就餐者满脸都笑开了花。

但好景不长，街道集体食堂维持了一段时间后便一落千丈，接下来就到了忍饥挨饿的“瓜菜代主食”时期，那难熬的日子，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是啥滋味，这是经历了那个阶段的人们，酸楚无奈的记忆。那时候人们没有粮食吃，为了填饱肚皮，只好以野菜充饥。

据有关资料介绍：五八年初夏，推行的“一平二调”，是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的简称。“一平”是指在人民公社范围内把贫富拉平，搞平均分配；“二调” 是指对生产队这一级的生产资料、劳动力、产品以及其它财产无代价地上调。因此可以说，“一平二调”是特殊社会背景下出现的一种特殊分配方式。同时，各街道、村都办有大食堂，全体吃大锅饭。各家的粮食米面都要上交，家家户户的锅灶都拆了，把铁锅、铁铲、火钳一律收走，集中送去炼钢铁。

“一平二调”造成了一时的虚假繁荣，很快就昙花一现。大约在秋后的时节，集体食堂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一年上级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任务（后来将麻雀改为臭虫），各基层单位每月检查评比一次，年终检查总评，于是在全国掀起除“四害”运动。

当麻雀被消灭得差不多后，人们都以为粮食收成会很好，可是当农民到了田间却发现，地里边害虫多了起来。原来麻雀不仅是啄食粮食，还会吃田地里的害虫，二者利弊参半。

为了生态平衡，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国家从苏联进口百万只西伯利亚树麻雀，这种小麻雀和国内的麻雀相差不大，国内的麻雀，体型稍微要大一点，且羽毛没有西伯利亚树麻雀光滑。

引进西伯利亚树麻雀后，很快就控制了即将泛滥的虫灾。大自然生物链之间自然平衡法则，尚若人为的破坏这种平衡，人们就会受到更多的損失。

1959年，父亲被组织部门调动到地委党校，母亲带着四个孩子，来到了地区城市里与父亲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