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墓碑记:知名度最高的中学课文，然而背后的历史真相却大跌眼镜

温哥华的小麦克

课文隐藏的历史真相

1627年，苏州百姓捣毁当地魏忠贤生祠，在原址为一年前因抗击阉党而死的五位义士修墓，并由复社领袖张溥撰写《五人墓碑记》作为墓志铭。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五人墓碑记》一直是被《古文观止》和中学语文课本收录的名篇，从而令读者和学生都相信五位义士是为了正义而献身。不过根据晚明最新史料研究成果，我们可知五位义士的精神虽然符合明朝价值观，但这件事的本质却是东林党和阉党之间的斗争，而且至始至终均为东林党在幕后编排与导演的一出政治大戏。

首先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沈扬和马杰这五位义士被后人歌颂，这自然无可厚非。因为从当时的环境来看，1626年阉党已全面掌权，且属于强权势力，而五位义士敢于同阉党抗争，是符合明朝价值观取向的，也就是张溥在文中所写的“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但是张溥作为复社领袖，且复社是东林党盟友，因而在文中并没有完全讲真话。五位义士确实抗击阉党，尤其反对阉党抓捕前吏部员外郎，东林党人周顺昌。那么周顺昌究竟因何被抓呢，从《明熹宗实录》记载的苏杭织造提督太监李实弹劾前应天巡抚，东林党人周起元的奏章就能看出端倪，那就是周起元违抗圣旨，擅自减免纺织品袍叚应纳税的数目，并人为操纵袍叚市场价格，而周顺昌虽然已经离职，但却和周起元串通一气，在背后妄议朝政。至于逮捕周顺昌也并非阉党的主意，而是明熹宗朱由校下的旨意，阉党控制的东厂所起到的作用是执行圣旨，到苏州抓捕周顺昌归案而已。 其次有关纺织品袍叚需要纳税，这当中又涉及到另外一个议题，那就是1625年户部尚书李起元提出恢复万历年间的榷税，也就是俗称的商业税征收，对此明熹宗的旨意是“榷税照旧例量徵，委廉能甲科推官管理。”也就是说皇帝已经有了圣旨要恢复征税，但周起元却在下面搞小动作，并上《去蠹七事疏》奏章，与朝廷代表李实唱对台戏。而另从明朝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可知，周顺昌对于收税更是极度唱衰，表示“苏民生计仰织造，税加一分，民穷一成。”虽然周顺昌被抓不像周起元一样涉嫌腐败，五位义士反抗阉党也并非抗税，但周顺昌在背后妄议圣旨却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点就是五位义士的身份，周文元是周顺昌的轿夫，但颜佩韦，杨念如，沈扬和马杰等四人绝非素不相识，综合明朝遗民陈子龙编撰的《明经世文编》和张岱《陶庵梦忆》来看，颜佩韦等四人是打行的结拜兄弟。那么究竟什么是打行呢，从明朝遗民褚人获《坚瓠九集》可知，打行就是镖局，同时也能雇佣打手，成员比较复杂，其中“上者即秀才贵介亦有之，中者为行业身家之子弟，下者则游手负担里巷之无赖耳。”因此可以进行合理推测，那就是除周文元是利益关联体外，颜佩韦等四人是受东林党雇佣的人。
在抓捕周顺昌当天，苏州究竟发生了什么? 有关这一点张溥在文中已经说的很清楚，那就是五位义士出头抗击阉党和围攻东厂。但是张溥在文中也存在夸张描述成分，那就是远远谈不上民变，顶多是小规模聚集围观，为此还出现了人群践踏事件。从事后应天巡抚毛一鹭和御史徐吉上奏的奏章来看，事发当天“致涌跻践踏攀援扑跌，几成狼狈决裂矣。”

在事情结束以后，朝廷的定性也存在东林党和阉党幕后的协商。其中朱祖文作为跟随周顺昌北上归案以及死后护送周顺昌灵柩南下的见证人，他在《北行日谱》中是这样回忆，苏州抗争事件发生以后，东林党人徐如珂幕后运作，通过关系找上了内阁首辅顾秉谦，由顾秉谦出面劝说魏忠贤和明熹宗，虽然在当时不能为这件事洗白，但阉党还是默许了苏州百姓收尸和纪念五位义士，也默认五人之死属于“就义”，这才有了张溥文中所写的“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脰而函之，卒与尸合。”

因此尽管《五人墓碑记》是一篇千古名文，五位义士在当时确实值得歌颂，收入教材作为经典也是应该的。但是这其中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应该完完全全讲清楚，大家有权了解历史真相，至于如何评判，就留待学生和读者自己来思考。 五人墓守墓人葛成:被人为美化的抗税英雄

五人墓旁边还有一座葛成墓，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葛成不仅因为给五人墓守墓被歌颂，而且他领导的苏州抗税在各类历史读物中都是正面形象。1601年7月，为了抵制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鈞的税收政策，两千多名苏州纺织业工匠在葛成的率领下冲击当地税务机构，这就是晚明历史具有代表性的苏州抗税风暴。不过随着明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可以表明，所谓苏州抗税是江南纺织业者和其代言人东林党精心策划的一场行动，给当时的明朝朝廷带来极大损失。

首先纺织业在明朝是一个利润极高的行业，不少江南官员的祖上就是依靠着纺织业发家致富。其中万历年间的吏部尚书张瀚是浙江杭州人，距离苏州不远，他的曾祖父张鹏就靠着一张织机起家，成本只有6两银子，最后发展成为拥有一个大的纺织作坊，由他的祖父张纪和四个兄弟共同经营，每年分红，总收入达数万两银子。正因为家里有钱，所以张瀚从小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25岁就考中举人进入仕途。

其次尽管万历下旨对江南纺织业征税，但实际上税率极低，纺织业者根本不会负担不起。就以葛成领导的苏州抗税风暴为例，导火索即为前来收税的司礼监太监孙隆规定，每张织机征收三钱银子税收，每件纺织成品征税三分银子。要知道前文所提的张瀚曾祖父创业年代是在明朝中期成化年间，当时织机还不流行，因此每张织机的成本为6两银子，可到了万历年间，随着技术的改善，当时每张织机的成本只有不到2两银子，可织机所创造出的纺织成品，每件利润却达到了5到6两银子。按照孙隆的征税标准，不但不存在横征暴敛问题，相反还订的过低。 第三孙隆的征税行动只会影响苏州纺织业作坊经营者的利益，并不会影响普通工匠的利益，除非是工匠本人拥有属于自己的织机，那么才需要缴纳每张三钱银子的税收。由于万历年间苏州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确实有部分工匠拥有自己的织机，但多数工匠都是纺织业作坊雇佣劳动者。可是离奇的是，整场抗税行动均由普通工匠领头并参与，不见经营者出面，甚至葛成提前就弄到了孙隆和税务官员汤莘，黄建节和徐成等人在苏州的住址和收税办事机构位置名单，然后有预谋冲击，将税务机构捣毁，打死黄建节等十余人，并导致孙隆逃往杭州。当暴动发生的时候，孙隆数次请求苏州知府朱燮元出动官兵维持秩序， 但朱燮元就是置之不理。相反事件平息以后，以朱燮元为首的苏州官吏还联名向朝廷上折子，为参与工匠求情，并把矛头对准了孙隆，称这一切都是由于孙隆贪腐所造成的。 为了避免这场风波闹大，万历皇帝只得妥协，下旨停止向纺织业征税，而对于参与抗税的工匠，只追究葛成一人责任，判处他终身监禁。但葛成领导的这场抗税风暴让江南纺织业者以后只需赚钱而不用纳税，因此在经营者和东林党后台的活动下，葛成得以在狱中好吃好喝供着，直到1614年被特赦出狱。1630年62岁的葛成去世，东林党人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将他厚葬在苏州阊门外山塘街，由东阁大学士文震孟题写墓碑，乡贤陈继儒撰写墓志。至于纺织业者恢复征税，那是天启年间魏忠贤执掌朝政以后下令征收杂项，当中就包括纺织业税收。 其实自从万历中后期以来，尤其是援朝战争和对后金的战事，导致国库常年空虚。不过万历的征税政策诸如矿税和其他行业的商税还是有所成效，起码在1620年驾崩后为明朝留下了700万两银子的家底，但为了支援辽东前线，从中拨出200万两，到天启初年只剩下500万两。对此内阁首辅叶向高就曾感慨过，先帝当年下旨征收矿税等税收的时候，自己一度大力反对，觉得普天之下都是君王的财富，收那么多银子完全多此一举，可真正面临辽东前线吃紧的时候，终于才感觉到原来先帝才是深谋远虑。但万历在1601年还是迫于压力免去纺织业税收，如果不是葛成领导苏州抗税，相信万历能为明朝留下更多家底，所以说当资本与权力相结合的时候，才是朝廷所应该予以高度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