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马作文

图个吉祥

马作文已经去世3年了，总想写点什么纪念他。打开电脑，尚未构思，他那可亲可敬的面容又浮现在眼前，眼睛禁不住浸满了泪水，又顺着眼角流下来，滴落在键盘上。

1975年9月，我从基层学校调到县教育局教研室工作。报到时，第一位迎接我的就是马作文，他身材不高，偏瘦，说话爽朗、和蔼可亲。原来他也是刚调入教研室，先来了几天。分管人事的副局长与我谈话后，他领着我到县委县政府办公楼的后院，安排住宿，热情周到。

初到教育局时，我二十刚出头，许多事情懵懵懂懂。马作文年长我17岁，如同兄长一样，处处呵护我。我们俩同在教研室工作，同住一个宿舍，晚饭后又一起散步，彼此之间朝夕相处，无话不谈，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每当遇到疑惑问题，我总是先请教他，他从来都是耐心分析，正确引导。时常告诫我，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对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要始终保持着清醒头脑，抵挡住各种物资的诱惑。

听马作文讲，他原籍沈阳市皇姑区，1957年高中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学习邢燕子，来到了辽南农村，扎下根来生活。我问他，为什么不报考大学呢？他说，父亲去世早，家里生活困难，他必须把这个家撑起来。他是带着母亲和弟弟一起下乡到农村的，生活比较艰苦。后来，他被安排到熊岳镇胜利小学当教师，之后又调到熊岳镇二中当教师。

1976年初，正是“四人帮”宣扬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期。有一次，我们俩到熊岳镇出差，出火车站后，来到路旁的一个副食品商店。这时，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正在广播一篇文章，说现在城乡到处莺歌燕舞。他指着商店里的柜台对我说：“你看看，柜台空空的，还说到处莺歌燕舞呢？”当时商店里的东西的确很少，蔬菜只有白菜、土豆、萝卜、粉条，水果只有柿饼、黑枣等，有些柜台还是空的，显得冷清。这种情况当年司空见惯，又谁去直言呢？

“文革”初期，有一次他给学生们讲政治课，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讲到毛泽东。他在黑板上形象地画了一个阶梯图形，依次标上领袖的名字。他说：“这些领袖人物就像这阶梯图形一个比一个高，现在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高。以后社会发展了，还会有比毛主席更高的领袖出现。”他这番话，被人检举了，怎么会有比毛主席更高的领袖呢？为此受到了严厉批判。我曾问过他：“你是挨批评？还是挨批判了？”他说：“是开斗争会批判我，有老师和学生们参加。”“那你当时是啥态度？”他说：“批判我时，我是不服气的，但我也不吭声，不认错。你们愿意咋批判就咋批判，我认为我没错。”

马作文就是这样的人，善于独立思考，有观点，敢直言，敢说公道话。他做事讲原则，有底线，对社会上的不良风气看不惯，但也不是那么死板，一根筋。他谈吐风趣，总是带着乐观态度的底蕴，有时也随机应变，适当灵活，并且机智过人。

有一次，下基层调研，对方用白酒款待。他一再表示自己不会喝酒，对方却不依不饶，非让他喝一杯不可。实在推辞不下，只好勉强地说：“那你就敬酒先喝吧！”对方说：“那我喝了，你可得喝啊！”“好吧！你先喝吧！”对方喝了一杯之后，请他喝酒。他说：“哪有敬酒喝一杯的呢？”对方连喝三杯之后，再次请他喝酒。此刻，马作文挺直身板，表情严肃地说：“老弟啊，实在对不起了，我是真不会喝酒啊！”看到马作文再次回绝，对方满脸涨红地说：“老马，你这个人怎么说话不算数呢？” 马作文笑呵呵瞅着对方说：“老弟，咱们俩认识几年了？”对方说：“二年多了吧？” 马作文一字一顿地说：“老弟，咱们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看我马作文啥时候说话算过数？”一句诙谐的自嘲，顷刻引起在场人的哄堂大笑，对方也不好意思再继续劝酒了。

还有一次，市教育局召集各县区教研室主任到市里开会，姜伟德主任临时有事去不了，委托马作文代他参加。报到时，会务接待人员问他：“您是哪个县区的？”“盖县的”，“您贵姓？”“免贵姓马”“噢！您是马主任，欢迎！”还没等他解释，会务接待人员左一个马主任，右一个马主任叫上了，十分热情。马作文再看签到簿，各县区来的都是教研室主任，他也不便解释了，半推半就地参加了会议。回来后，他讲了这件事情。他说：“我若说自己不是主任，是替代开会的，市教育局对咱们肯定是不满意，别的县区来的都是主任，你们为什么只来工作人员？没法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主动说是主任，这不损害我的人格，我也不说不是主任，解释了反而弄巧成拙。会议点名我也答应，单人间我也住了，享受了主任待遇，连返程车票都是接待人员给我买好了，不用自己再跑腿了。”说到这，他脸上露出得意的神情。

那时，教研室与教育局在一起办公，由局领导统筹安排工作，教育局许多有份量的材料，出自他之手。他写材料，能抓住重点，简明扼要，文字简洁，很受局领导赏识，也受到同事们的尊重。

1976年，县教育局强调把学校推向社会，实行开门办学。为此，树立了矿洞沟公社上屯小学为办学典型。局领导让马作文带着我去调研，我们俩在上屯小学住了十几天的时间，由马作文执笔撰写典型材料。

上屯小学实行开门办学，主要是建立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教学新体制。学校有自己的试验田，试种马铃薯、玉米等农作物，学生参与农作物试验的过程。该校负责人姓王，具体名字记不清了，年龄在40岁左右。他在试验田中对我说：“学校试验田号称“吨产田”，除了种子、肥料等因素外，还有一个绝活，就是蹲苗。所谓蹲苗，就是小苗长到一定阶段，将根部的土壤扒拉开，露出根须，让阳光照射几天，让根须长得粗壮一些，再将土壤培上。由于根须发育健壮，小苗会越长越结实，抗倒伏，所以产量高。

”对上屯小学实行开门办学的经验，马作文是不太赞成的。他认为，可以开门办学，但不应该把门开得过大，应该以课堂教学为主，适当开门办学。碍于局领导的任务布置，也是当时教育战线的形势所迫，他违心地将报告写了出来。

上屯小学实行开门办学的经验报告，得到县革委会的肯定，并让我们直接向营口市委书记沈穆（军代表）汇报。汇报地点在辽河饭店的一个房间里。沈穆身着军装坐在沙发上听汇报，参加汇报的还有县革委会的一名领导，名字忘记了，他的任务是陪同，并不了解具体情况。马作文照着稿子念的，念的过程中，沈穆始终没有言语，只是闭着眼睛在听。我当时心里还纳闷儿，这么大的领导听汇报，怎么还闭着眼睛呢？汇报后，沈穆只是简单地表了态，认为材料写得很好，这个典型可以树立，没有说更多的话。从房间出来后，我嘟囔了几句：“沈穆书记听汇报太不认真了，坐着沙发，还闭着眼睛听。”他说：“人家是领导，咱不挑这个，关键是材料能通过了就行了。” 6月中旬，盖县革委会发出了关于开展向上屯小学学习的决定。

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离开了教育局，与马作文却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我处对象时，他来信嘱咐我 “ 要冷静，不能草率从事。找对象不要把家产、外貌、以及年龄看得那么重，最要紧的是品行。夫妻的幸福和睦并不是由于有多么多的钱，多么高的文化，多么美的相貌所决定的。小说家们、戏剧家们不知为此花费了多少笔墨和心血去劝世。” 我在沈阳安家后，他还特意到我家里来看望，尽兄长关怀之情。

90年代后期，沈阳市出台政策，对于当年扎根农村的知识青年，可以安排一个子女返回沈阳市居住。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了他，希望他3个子女中能有1个回到沈阳，我愿意尽力帮他做一些联系和安排事宜。过了一段时间，他给我回话，几个子女谁也不想离开，尽管小儿子没有稳定工作，还是愿意在县城居住，亲人之间也好相互照应。回城的政策待遇，他就这样放弃了。

“文革”后，马作文先后担任县实验小学校长、县教师进修学校小学教研部主任、县政府督学室副主任等职务。在小学的教学教改上大展身手，成绩突出。1985年获省市优秀教师称号、1986年被批准为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马作文退休后，用数年时间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就是由他主笔撰写了《盖州教育志》。原县教育局长崔德森多次向我提及此事，每次都是赞不绝口。崔德森说：“马作文太有才了，《盖州教育志》拿到全国同类题材去评比，名列前茅，给咱们市教育局争了光。”

2018年6月，马作文到沈阳市住院治病，我和爱人多次前去探望，每次都聊得很高兴，谈起40多年前的一些往事，有说不尽的话。他建议我方便时回县里看看，找一些还健在的老同事聚聚，叙叙旧，我答应了他。他还告诉我，退休以后，他每天坚持写日记，字迹仍是工工整整，已经写了十几本。我看他食欲不高，亲手做了一瓶肉丁黄豆酱，让他吃点清淡的蘸酱菜，早点恢复健康。

他出院后，我几次打电话询问他身体恢复情况，他很乐观，表示有信心战胜疾病。一个多月后，再打电话时，他女儿小萍告诉我，他已经去世了，刚刚办理完后事。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怔住了，不相信这是事实，久久缓不过神来。我找出过去与他合影的照片，找出他曾经写给我的一封封书信，仿佛他没有离我而去，仍像慈祥的兄长在呵护着我，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