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广场路小学优秀校友电子采访卡

Jasmine

优秀校友：张翎

小小联络员：吴紫僑

校友简介：

张翎，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后就职于煤炭部规划设计总院任英文翻译。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分别在加拿大的卡尔加利大学及美国的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学位。现定居于多伦多市，曾为注册听力康复师。

• 记者：您曾说，“我一生都在逃离故土，我却在孜孜不倦地书写那个我一直都在逃离的地方；我明知道我已经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家园，我却在试图通过写作一次次地回归故里。”在您的写作过程中，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地从您的故乡温州或者您母亲的故土藻溪等地挖掘写作资源，用写作开启您的精神还乡之旅？

• 张翎：一个人的故土和童年是记忆筒仓最底层的内容，成年后，记忆再如何流失也很难影响到这个属于基础的部分的。故土是一个人的生命密码，已经被上天“编程”在血液中了，并不需要刻意想起。我并没有刻意去“挖掘”故土题材，它就在我的“灵感土壤”里躺着，我需要做的就是花时间把它们组织成文字。温州是我的故土，藻溪（温州苍南县的一个镇）是我外公和母亲家族的故土。我母亲的家族虽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离开藻溪来到了温州，但藻溪留给他们的记忆，是属于他们的“故土”故事。小时候，母亲和其他长辈们不停地给我讲述乡下的种种趣事，藻溪对于一个多病孤独、几乎没有玩伴的孩子来说，是一个神奇的世界——当然那时，没有人想到我会成为作家。现在，故土这块文化营养之地在地理意义上已经消失（如世上大多数人的故土一样），我只能通过写作重塑它们曾经的存在。我在文字里保存的那个世界，与现实世界里的都市化、现代化进程进行着某种“堂吉诃德与风车大战”式的抗衡。我不一定会赢，它也不见得会输。假如幸运，文字也有小小的几率得以流传，那么后人或许就能借此窥见一点点关于前人的历史。

• 记者：您曾说：“在加拿大写故土的时候，故土是清晰的，可是一回到温州，故土的概念马上就模糊了。”在异乡写作给了您什么样的视角？

• 张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说过，他写大海写得最传神的时候，是身处美国新墨西哥州，远离太平洋和大西洋2000公里之外。他认为需要离大海很远，才能写出大海的精髓。我也有类似的感觉。当我在多伦多市书写故土的时候，我闭上眼睛，几乎可以数得出温州老宅所在的那条街从街头到街尾每一座房子的样式，什么样的屋檐，什么样的瓦，什么样的门窗，还有门前的那些树；我也会想起各式各样的人在那些院落和街道上进进出出的样子。我只有在远方书写故土的时候，故土的样子才是清晰的、具体的、有质感的。一回到温州，这些印象就模糊了。每一个作家的创作思路都是不相同的，对我来说，身在远方产生了审美距离，距离让我变得理性、看得清楚。

• 记者：当您投入了真挚的情感去书写，您的写作与故乡温州、与中国的现实世界就有了密切的联系，那些“历史”“家族”就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中国想象”。对您而言，您是如何发现“历史”“家族”这些题材的？在您写作小说集《向北方》以及长篇小说《余震》《劳燕》等时，处理“历史”“家族”等题材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您是如何解决的？

• 张翎：我出生在中国，在中国度过从童年到青年的时光，二十九岁才开始去国离乡的生活。我生命中最具加权重量的那些年月，都是在中国度过的，我所受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基础教育，都是在中国完成的。无论在国外生活多少年，国外生活也仅仅是对我的成长之地的补充和丰富，它永远不可能替代故土记忆。所以，作为作家，我的书写题材中不太可能出现完全与故土无关的“异域”书写。即使是写现在居住地的生活，这个生活环境里一定也会牵扯到与故土相关的元素。不管你怎样命名这些故土元素，它是我写作中不可忽略的客观存在。书写“家族”“历史”题材最困难之处，当然是资料的收集和实地采风的行程安排。对于我而言，这个困难是双重的——我既没有任何财政资助，也很难找到当地的人脉资源。而且，由于人长期不在国内居住，作品完成之后的发表推行过程，也比当地作家艰难得多。但既然是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我就会不计代价努力去做，并且从中得到满足和快乐。

（来自百度百科 中国作家网）

（图源 百度）

联络员感悟：从这段采访中，我可以感受到张翎女士对故乡的思念与真挚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