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及“三年困难时期”的平沙农场

帮主(老许)

老 许

　　据史载：从1958年至1962年，我国经历了大规模持续旱灾，其中1959年至1961年属特大旱灾，造成农作物严重减产，加上＂大跃进＂的浮夸风及之后的一些政策性失误，导致出现史称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或＂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当年，平沙刚从大海滩上围垦建场，一切从零起步，起步后又曾被省里打算＂下马＂停办的折腾，在全国性困难的大环境下，其受影响的恶劣程度更是可想而知。可嘉的是，平沙人百折不挠，他们起步时扛过了＂下马风＂，＂大跃进＂时扺制了＂浮夸风＂，在＂三年困难时期＂更是另辟蹊径，闯出了一片与众不同的小天地。这段历史堪称奇迹，是共产党人领导人民群众自力更生、战胜困难、坚持实事求是搞建设的成功范例。

笔者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出生于平沙农场涌浪村，自幼对那段历史耳濡目染、刻骨铭心。为铭记历史，现笔者将所掌握的有关史料及平沙建场主要领导人林智敏、李株园的回忆文章、平沙老一辈开拓者的口述等综合整理成文，以作历史记录。

　　平沙建场时期的场长林智敏（左）、副场长李株园（右）。

　　笔者拜访目前唯一健在的被誉为＂十八大雁＂之一的建场干部刘德忠（右）。

　　一、艰难起步

平沙农场创建于1955年5月13日，是从大海滩上用人工筑堤围垦而成的，初时名为＂广东省国营平沙机械农场＂。在建场初期，由于缺乏在盐渍地种植和管理经验，试种的甘蔗出现大面积死亡，经省里专家鉴定，平沙土壤含盐量达千分之十二以上，他们认为含盐量超过千分之六就不能种甘蔗，也不能种水稻，主张农场＂休闲＂。因此，省里一度打算要平沙农场＂下马＂停办，1957年上半年上级便对平沙的一切生产、基建资金停拨，下半年省农垦厅还在平沙调走了一批生产工人前往广州燕塘农场。

　　当年人工大围垦场景。

　　为了扭转农场＂下马＂的命运，农场党委书记、场长林智敏直往省里据理力争，农场党委及各级领导干部加紧组织工人们进行甘蔗科学种植探索，日夜在田头总结对比，最终摸索出搞好水利建设，对农田排咸洗咸、渗沙入田改良土壤等一系列适合农作物生长的经验和措施，并迅速加以实施，使生产形势趋向好转，令上级领导视察时也大加赞赏。因此，1958年2月，在当时全国掀起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建设高潮推动下，省里便决定平沙农场继续办下去。

　　建场早期的干部及其配偶、子女。

　　绝处逢生，干部工人更加激起了大干一番的热情，他们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开荒种蔗高潮，当年全场种植甘蔗一万一千多亩。同时，他们又进行全民动员，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促进了农田的排灌洗咸，有效地改良土壤，实现全场甘蔗平均亩产八千多斤，水稻生产也获大面积丰收，一举大获成功。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荒场景。

　　兴修农田水利，工人们在揪泥挖排灌河。

　　生产上去了，农场的发展也很快初具规模，除了建立了十二个甘蔗生产队、一个水稻队外，还建有园艺队、直属生产队、渔业队、畜牧队等，还办起了粮油加工厂、机修厂、砖厂、酒厂、淀粉厂、建筑队、运输队、机耕队、还自筹资金建立了商业网点、办了学校、幼儿园、医务所，并着手筹办自己的糖厂（当时平沙的甘蔗需运往江门蔗化厂去榨，成本很高）。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沙尾（后改沙美）畜牧队养猪场。

　　二、种粮抗灾荒，抵制浮夸风

正当平沙人意气风发、乘胜前进的时候，波折又起。

在1958年＂大跃进＂和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中，平沙农场于当年11月并入斗门大公社，归属中山县领导，易名＂斗门人民公社平沙营＂（保留农场牌子）。大公社一成立，就办起了公共食堂，让大家＂放开肚皮任食＂不要钱，很快就把公社和生产队的家底吃光了。无奈之下，大公社仅存在三个月便夭折，1959年2月，平沙便又从斗门大公社分离出来，分离时，中山县希望平沙能多负担些，便与农场商讨，把农场附近的沙美（含大虎）、南新、虎山、大海环（乾务大海环村）等自然村（高级社）并入平沙农场，平沙从全局出发，也为了发展便利，便同意了（虎山村和大海环村于1961年因故退场）。这样，农场的规模扩大了将近二倍，人口则增加了许多。在建场初期，农场只有干部41人，工人329人，到1957年，安置了一批转业军人和民工，全场共有职工551人，干部54人。四个自然村（高级社）并场后，全场总人口11996人，劳动力5708人（1959年11月数据）。在家底已被吃光的情况下，突然间要面对过万人的吃饭问题，其压力真如大山般沉重。

当时，农场每人每顿口粮指标只有三小两大米，有些工人实在饿得难忍，便偷食甘蔗，后来农场从实际出发，以登记数量折价扣减工资方式允许工人斩食甘蔗。沙美村刚并场时，口粮甚至连一顿三小两大米也难保证，万般迫不得已便采取尽量疏播育壮秧办法，从粮库十几万斤谷种中咬牙挤出几万斤作口粮，以解燃眉之急。涌浪分场（后来的立新分场）地里的番薯才长得拇指般大小，因为工人们实在太饿了，经总场同意，分场便按每人每天两斤标准采挖救急，其余待番薯完全成熟后再大面积收获。

在严峻局面面前，平沙农场党委首先把不能饿死一个人作为指导和处理一切工作的首位。从大公社分离出来后，他们立即抓的第一件事就是马上抢种早造水稻，努力扩大水稻种植面积。春插结束后，又马不停蹄转入全场大种番薯热潮，把番薯视作＂旱粮＂。当年早造，全场种植水稻一万七千多亩，种植番薯一万二千多亩，种植香蕉4440亩，为确保全场不饿死一个人打下了坚实基础。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生产队的农业工人在拨秧赶插田。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生产队农业工人在香蕉地研究生产技术。

　　当年，造成举步维艰局面的，还有大炼钢、浮夸风、放卫星等政治形势和社会风气。

1958年夏收前后，全国各地都纷纷刮起了报高产风气，佛山地委（当时平沙归属佛山地区）领导也在大会上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少产＂的口号。经历过建场以来多方磨难的平沙人，对此一直持谨慎态度。他们首先是在场部附近搞了十几亩水稻田，由场部包括场长在内全体干部工人进行高产试验；在平塘冲边选取几块甘蔗地，由场部生产科搞高产试验。他们依足当时的理论和别人的经验，实行高度密植、施足基肥、插秧划地拉线，可谓做足工夫、达到＂高标准＂，但结果却是事与愿违，尤其是过度密植，苗期尚可喜人，长起来后由于不透气、不透光，水稻易得萎枯病，甘蔗长得似芦苇。有了亲身实验，平沙人对当时头脑发热的乱象便心里有底：如此＂大胆＂搞生产，不但不会高产，反而可能令作物全军覆没。

因此，在别人大放卫星、大刮浮夸风，而且越放越高、越刮越大的时候，平沙却是消极不肯跟风。当时中山县曾要平沙报水稻单造亩产数，资料员如实报450斤，结果受到批评并通报全县，主管全场经营管理的副场长李株园叮嘱资料员说：＂要坚持实事求是，不夸大，也不缩小，不能有丝毫虚假，受批评也不能报大数。”

1958年秋收期间，林智敏陪同中山县委一位副书记到沙美村前的水稻田看收割，这位副书记问这块田能报多少产量，林智敏估算一下说：＂这块田亩产有300斤，旁边那块好一点的有350斤。＂这位副书记听了摇头说：＂你太保守了，至少也得报3千斤。＂林智敏当即毫不客气回了两个字：＂吹牛！＂

每次上级或地方政府召集有关会议，别人都把产量报得很高，平沙因为报得低而常受批评，反过来，平沙参会的领导，对别人报的高产数总是怀疑。在当年，平沙对大炼钢铁建＂小高炉＂、大搞＂高产田＂、大放卫星等做法，迫于压力也只是打打擦边球，作形式应付，而林智敏还曾被戴上＂反对大跃进＂的帽子被地委重点批判了一个多月。

但是，真金不怕红炉火。平沙在非常的困难时期实事求是抓粮食、搞生产，最终获得令人瞩目的回报。在全国出现粮荒时，平沙却是另一番景象。特别是1959年种植的一万七千多亩水稻、一万二千多亩番薯、4440亩香蕉全部大面积丰收，甘蔗也获得了大面积丰收，菠萝、木瓜满山岗，实现了口粮基本自给，而且每家每户都养有三、五只三鸟、生猪，确保了全场没有饿死一个人，甚至连水肿病也没有发现，并且在＂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一年实现扭亏为盈，连当时的佛山地委最后也表扬说：＂还是平沙实在。＂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晒谷场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农业工人在收获甘蔗。

　　三、雨后彩虹，别样桃源

从建场起，特别是从＂大跃进＂到＂三年困难时期＂，平沙农场从濒临＂下马＂到被批判再到最后令人刮目相看，并成为外界的人们寄以希望和托赖之地，这一路走来，实属不易。

在全国性的灾荒年间，平沙农场从1959年开始扭亏为盈，利润22点25万元，1960年利润23点零1万元，1961年利润57点67万元，1962年利润更是达到119点74万元，几乎连年翻番。这期间，每年都成倍地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计划利润。有了利润，农场便将可支配资金给职工盖房子，改善工人、干部的居住条件；为每个生产队建一幢可供躲避台风的砖瓦房；总场场部建起了办公楼、小礼堂。为了纪念种植番薯等杂粮的特殊贡献，人们将这些新建房屋称之为＂番薯石屋＂、＂番薯大厦＂、＂番薯礼堂＂。

　　一九六二年建成使用的平沙海滨大厦，平沙男女子篮球队员在大厦前留影。

　　平沙在粮食自给自足之余，还支援了附近的公社、大队和省有关部门、团体，剩余的番薯加工成番薯蓉供应广州市食品部门做糕点，菠萝丰收后，一部分上市，其余加工成菠萝浆、菠萝汁、菠萝酒。1961年1月至7月，平沙调出番薯33万斤，小麦、玉米、高粱等杂粮4点8万斤，支援外地市县度荒。此外，平沙还上交香蕉120多万斤。

平沙在灾荒大环境下独异于人，逐渐受外界、特别是新闻媒体和文化界的瞩目与神往。

1960年，广东画报画家王立最先来平沙采访，他将采访到的平沙农场战天斗地的英雄事迹，在《广东画报》用四大版篇幅，以题为《平沙巨变》的图片形式反映平沙农场沧海桑田风貌，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随后，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东画报、广东人民出版社、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广东话剧团等宣传文化单位的记者、作家、画家、演员、导演等，都纷纷前来平沙采访和体验生活，其中包括著名美术家黄新波、黄笃维、黄安仁、陈洞庭、余本、张幼兰、王恤珠等；著名作家、诗人贺朗、李士非、韦丘等；广东省木偶剧团团长林堃等。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平沙农场副场长李株园（后排右七）与美术界著名人士在一起。

　　著名画家王玉珏在平沙体验生活时创作的国画《农场新兵》入选第四届全国美展。

　　在灾荒之年，上级领导机构也把平沙农场视作安置人员或进行生产自救的基地和场所。

1958年11月，省农垦总局、省财政厅、省建设厅、省税务厅、省保险公司、省交际处等省级机构176名处级以下精减干部下放到平沙进行生产劳动。

1959年11月，平沙接收安置了14名被印度尼西亚排华回国的华侨。

1961年9月，省农垦厅安置广州市中学毕业生（知青）和城市工人共465人到平沙参加建设，此后至1976年，平沙共安置来自各地知青9148人。

　　国画大师关山月以女儿关怡在平沙农场的知青生活为题材进行绘画创作。

　　在＂三年困难时期＂，广东省文化局为了保护好文艺演出团体，通过关系将省歌舞团、省话剧团、广州乐团等团体的文艺工作者安排到平沙进行生产自救，以确保他们不因缺乏粮食而搞垮身体。三个团体一共下来一百多人，其中包括一些主要负责人和著名演员，如：胡振表、潘予、林兆明、张悦楷、庞娥、诸幼侠、吴铁林、陈家树等。平沙的领导对此事十分重视，他们把这些文艺界精英视作国家宝贵财产，并特别由曾参加过艺宣工作的副场长李株园具体安排处理。由于当时平沙的生产、生活恢复得比较快，粮油、生猪、番薯、鸭蛋、鱼、虾、蟹等物产都比较丰富，还有大量的木瓜、菠萝、香蕉等水果，因此，对这些下来生产自救的文艺人士，在生活安排上都制订了指标，保证供应，文艺人士都十分感激。他们在白天参加劳动之余，也积极排练节目，然后组成小分队，利用晚上下分场生产队演出，还在总场组织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歌舞剧演出，大受欢迎，极大地活跃和丰富了平沙农场的文娱生活。

1961年夏天，广东粤剧团、广东话剧团、广州乐团等文艺团体专程到平沙演出，著名粤剧大佬倌罗品超、罗家宝、张悦楷等亲自登台，吸引了平沙及周边地区群众涌跃观看，场景热闹非凡。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著名粤剧演员郑培英（右六）、李燕青（右七）等到平沙体验生活。

　　更让平沙人自豪与难忘的是，华南歌舞团编演的、歌颂平沙人民战天斗地、艰苦创业的＂平沙农场好风光，香蕉菠萝满山岗＂节目，曾一度唱响省城，并在平沙传唱了几十年。

在全国度过了＂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平沙农场的各项事业，更是一路高歌猛进。

2021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