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轨迹：1.无忧的童年

刘炳华

第一章：无忧的童年

——在家的熏陶中成长

　　本人刘炳华，生于1947年农历十月十一日，如今已达耄耋之年。我的一生虽然算不上轰轰烈烈，却也是跌宕起伏，像贝多芬所说的那样“紧紧地扼住了命运的咽喉”奋斗了一辈子。早就想写点什么，记录下自己一生的历程，以慰没有虚度的年华。但几番欲着手去做，却总是一想起如烟往事，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以致夜不能寐，怕影响自己休息，几次提笔欲罢还休。尽管如此却总是心有不甘，故一直拖到今日才又试着着手写点东西，但也不知能否一直坚持写下去，先写着试试看吧。

从何处着手写起呢，还是先从我的家说起吧。

　　下面的照片摄于1957年的秋天。

趁二伯到北京出差顺便到天津探亲，全家人凑齐了，奶奶提议拍摄一张全家福。当时全家祖孙三代共计十八口人，悉数到场，外加本家二姑，小五姑和周权（奶奶的侄外孙）共计21人。前排站立者右二即为作者本人。

1.我的爷爷

　　据老辈讲我们家的祖籍在安徽，后迁居河南，明朝时随同燕王朱棣扫北时来到天津，我们家世代在天津生活了六百多年，是地地道道的天津人。

我出生在一个平民之家，家境虽说不上殷实，但在当时还算是过的可以的。

我的爷爷出生于1901年，上世纪二十年代毕业于南开学校，会讲一口流利的带点儿天津味的英语，能看英文原著，套用那时的流行语我的爷爷是个喝过墨水的文化人。

解放前后我的爷爷在北京铁路局工作，是一个科室人员。铁路工作是人人羡慕的铁饭碗，工资不菲，按当时的物价每月工资可以买几十袋白面，铁路员工还发放煤等等福利，加之我的父亲和大姑也都有工作，所以在当时我们家的生活在诸多亲戚里面还是过的不错的。以至于我们家的一些亲戚，甚至有的远亲常来我家吃白食，还时不时的找我爷爷借钱，实际上就是变相的要钱，压根他们也没打算过要还。后来1966年“文革”扫“四旧”时，我帮爷爷奶奶家清理物品，在一个被阁小抽屉里发现了几十张四、五十年代亲戚们找我爷爷借款打的借条，“文革”前不少借款人都不在世了，这些借条只是白纸一张，压根这些人借钱时也没打算过要还呀。留着这些借条，在那时如被红卫兵发现将会大难临头，不由分说我赶紧偷偷地把它们统统烧掉了。由此可见我爷爷的书生气实足，太实在了，留下这些借条有何用，能收回一分钱吗！另一方面也彰显了我们家的仗义，对亲戚家经常解急救难，伸出援手，常常分一些白面和煤给揭不开锅的 亲戚们。

1954年爷爷提前退休了，在家里办英语补习班，后来规模逐渐扩大，办成了在河北区教育局正式备案批准的私立学校，开设英语、数学等课程，并招聘了几个老师，有学生二十来人，都是在职人员，利用晚上业余时间来上课学习。开始时把自家的两间屋子打通了做教室，后来随着学生增多，改在自家的院子里上课，大半个院子上面都搭上防雨棚。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很高，没人在乎条件简陋。我也乐得他们来上课，这样人多，更没人顾上管我了，我更得玩了。学校办了好几年，到三年困难时期停办了。

下面照片的爷爷大约六十多岁。

2.我的奶奶

　　我的奶奶生于1904年农历六月初一，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家庭妇女。奶奶为人豪爽仗义，急性子，心直口快，敢说敢做，乐于助人和公益活动，对人从不设防，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城府不深。奶奶在街道群众中的威信很高，解放后担任了街道代表，但性格使然，奶奶虽然总是对人热情，没少帮助别人，但也得罪了一些小人。记得“文革”中1966年之夏的一天中午我到奶奶家，看到院子门口的墙上给奶奶贴了一张大字报，意思是要把奶奶拉出去批斗，当时可把奶奶吓坏了，都这把年纪了，在那个疯狂的年月，真要是拉出去批斗游街，那将是非死即伤啊。奶奶当时吓得浑身发抖，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我也是紧张的够呛，无计可施。冥思苦想一番，突然我灵机一动，赶紧提笔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那张大字报的旁边，大意是诚恳欢迎革命群众批评，坚决改正错误，写的情真意切，足以打动人心，总算是把事态平息下来了。那时我每天要到学校参加“文革”运动，中午休息时间去奶奶那吃午饭，奶奶提心吊胆，天天都趴在窗前，盼到中午我过来，好有主心骨，给自己壮壮胆。奶奶太可怜了！

1966年“文革”动乱高潮期间，只有炳意住在奶奶那，陪在爷爷奶奶身边，我每天中午去照看一下，其他人或是在外地，或是自顾不暇。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每个人都戴上一副副假面具，争相表示自己是实足的革命派，在这个大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表演着一出出人间闹剧。实在是可悲、可叹，可笑、可气！

我的奶奶热情好客，记得每当有客人来，或是家人团聚，奶奶总是特别兴奋，忙前忙后，倾其所能做出最好吃的给大家，差不多就差把自己的心掏出来了，只要人家说句好，奶奶就开心了。

奶奶是很讲究吃的，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属于吃货一类人，是那种“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的典型的老天津卫人。我从小在奶奶身边，海货可没少吃，每当春秋两季海货下来时，奶奶隔三差五就买来吃。什么大对虾、海螃蟹、黄花鱼、伏鳎目鱼，换着样的吃。现在早已绝迹的河刀鱼，那时奶奶也经常买来给我们煎着吃，现在回味起来还是那么的香。奶奶还有一道拿手的菜炸铁雀，或是炸雀杂四个碟捞面，现在再也吃不到这样的美味了，雀类成了受保护对象，市场上早已绝迹了。为了吃贴饽饽熬小鱼，奶奶特意求人在院里搭了个锅台买来大铁锅，不为别的，就好这口。那时工资收入低，物价也低，这些海货也就是几角钱一斤，可架不住总买，有时囊中羞涩，奶奶就和串街挑担子卖海货河鲜的小贩子先赊欠一段时间，都是老主顾了，小贩子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跟一般人家比，奶奶家的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日子过得还比较宽裕。爸爸和大姑在那时都算是高工资，每月都按时给奶奶月钱，爷爷办私立学校，也有一笔收入补贴家用，奶奶的日子过得不太紧巴。

有一次吃晚饭，奶奶给了我一个猪二肘，我吃的正香，在爷爷补习班教数学的老王老师看见了很惊讶，逢人就说：好家伙，六奶奶（我奶奶）的大孙子那么点小孩一个人吃一整个大肘子。看来有点砟眼了，一般人家哪舍得让孩子这么敞开了吃。

每月爸爸开支后，中午给奶奶送月钱来，奶奶给准备好午饭，买来大雁腿，猪脑子这类爸爸爱吃的美食，猪肉是奶奶和爸爸离不开的吃食，那时也不懂饮食健康，反正好吃就行。以致后来奶奶和爸爸都得了心血管病和脑萎缩。

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时物价实在是低，海鲜也多，各个鱼铺都在销售，像现在市场上出售的小杂鱼之类的根本见不到，没人吃那玩意。到六几年时花上一两角钱还能买上一大平板锹的麻蛤，够一家子吃的了。记得有一次爷爷带我去三马路宿纬路上的铁路浴池去洗澡，先溜达到二马路，那有煮好的大对虾，一角二分钱买一对，吃着别提多过瘾了。

奶奶对我这个长子孙更是宠爱有加，从没说过我半句不是，当我跟门口的小孩打架，奶奶总是护着我，有好吃的总是紧着我吃。我从小生活在奶奶身边，和奶奶有着很深的感情。

我在奶奶家一直待到上初中二年级才回到父母身边。原来我们一家和奶奶一起住在河北区的东兴里，1954年爷爷在家里办了英文补习学校，家里地方紧张，我们一家人才搬到河北区的民生路居住。奶奶舍不得让我走，于是我留在了奶奶那，每周六下午回父母那，周日晚上返回奶奶家。直到1962年有一次我和老姑争吵，老伯替老姑拔闯，他过来照着我的脸就是一拳，我毫无防备，这一拳正好打在我的眼眶附近， 他比我大四岁，一拳给我打了个乌眼青，眼睛肿了好多天，看不清东西。周六我回家时妈妈见了我心疼够呛，随即上奶奶家对奶奶说，孩子有不对的地方，当伯伯的说也说的，打也打的，但别把孩子打坏了，先让炳华回家住一段时间吧，从那以后我就回到父母身边了。一直到初中毕业，每天中午我到奶奶家吃午饭，晚上下学回民生路家中。学校离奶奶家只有两站地，走十几分钟就到了。后来上高中在铁路一中，中午也是到奶奶那吃午饭，直至1968年我去内蒙上山下乡之前，一直如此。

我认为奶奶的娘家一定是殷实的人家，不然奶奶的哥哥怎么娶的起两房夫人。解放后实行一夫一妻制，他跟小老婆生活在北京，原配夫人离婚后生活在天津老城里。奶奶出门上哪去都带着我这个长子孙。我清楚的记得在我5、6岁的时候奶奶去北京哥哥家就带着我，他们家好像是住在北京市东城区金鱼池一带，家里只有舅爷两口和他们领养的孙子小仓共三口人，住了一个很大的四合院，那是他们家的私产。

下面照片中的奶奶是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在宁园游泳池旁所摄，具体时间大概是1977年。当时我们家住在父亲单位在宁园游泳池旁搭建的临建里。

　　奶奶差不多每个月都要去老城里的嫂子家，或是去同住在老城里的姐姐家，住上三两天，打打麻将，唠唠家常。每次去照例都要带上我。

下面照片中的我大约只有两三岁，奶奶说我当时穿一身红毛衣毛裤，我的左边是奶奶，右边是二姨奶奶和舅奶奶。奶奶身旁站立者是二姨奶奶的女儿夏绮年姑姑，紧挨着她的是我的大姑，其他的人是舅奶奶的儿子肖世信，女儿肖世珍、肖世荣和儿媳。

　　照片中奶奶（右边）和二姨奶奶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合影。

　　1969年春季“文革”狂潮方兴未艾，奶奶佩戴毛主席像章，炳意、炳全一身“红卫兵”装束，摄于民生路57号后院。

　　唐山大地震后的1977年我们一家仍住在宁园的临建里，河南和父亲平辈的本家来天津看望她的在天津服兵役的孙子，顺便来家中做客，和奶奶在宁园游泳池旁合影留念。

　　六十多岁时的奶奶。

3.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出生于1923年农历十月初九。父亲是家中的长子，他们哥三个，姐两个。

爸爸就读于天津师范，听奶奶讲爸爸的学习相当优秀，在班内一直名列前茅。有一次考试，爸爸有一道题没答上来，交卷后刚走出教室，爸爸仍在低头思考，猛然醒悟，懊恼的跺了一下脚，不成想一脚踏空，从楼梯上轱辘下来。由此可见爸爸处事是多么的认真，态度严谨，一丝不苟。

爸爸的记忆力惊人，可以两只手同时打算盘，工作几十年没出过任何差错，到六十多岁也没见爸爸忘过事。爸爸的超强记忆力和聪明才智很好地遗传给了我，这是我一生的资本，也是我常常引以为傲的本钱，在我一生的学习、工作中受益匪浅。我身边的人都常常赞誉我说炳华的小脑袋瓜怎么长的，记忆力太强了，太聪明了，跟他没得比。石油学校的某个老师曾开玩笑说刘炳华的脑瓜太好使了，把刘炳华的脑子抽出来点注射给我们吧。

爸爸工作能力极强，几十年兢兢业业，一直深得领导信任和同事们好评。老爸在天津宁园工作期间，任宁园管理所主任，具体分工主管财务、基建、汽车队外加三产、冰棍房等一大摊子事，几乎是宁园的主要业务全包了。经常是忙的吃饭没准点，拳打脚踢，一边接电话一边安排下面人的工作。老爸退休时，所里安排了三个人分别接管了他负责的三摊工作，由此可见爸爸的工作能力有多强，精力又是多么充沛，工作更是任劳任怨。

宁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年夏天都要举办三个来月的消夏晚会。从筹办晚会期间爸爸就开始忙上了，每年都要到广州出差一趟去买花灯之类的与晚会布置有关的物品。爸爸在消夏晚会期间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基本上就是住在宁园，没日没夜的操持着，很少回家。

消夏晚会内容丰富，整个宁园里有多处表演的场所，有京剧、曲艺、杂技、相声等各类表演。宁园里有几处饭店同时营业，还有多处流动摊位出售冷饮食品之类的，夜幕降临后来宁园消夏游玩观节目的人流如织，络绎不绝，宁园的夜喧嚣热烈。我也曾多次下午三点来钟就到京剧演出场地给奶奶占好的位置，以便让奶奶更近的看演出。一直到消夏晚会结束，这几个月我很少见到爸爸的身影。爸爸就是这样任劳任怨的工作，没有一分钱的加班费，没有任何人督促要求，黑天白日的连轴转忙得脚打后脑勺，全凭父亲高度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爸爸的这种工作态度和高度的责任感深深地影响着我。

父亲在单位人缘极好，为人谦和，从没和任何人发生过矛盾。不过在家里脾气就没那么好了，也许是烦心事和坏心情只有在家里可以发泄一下吧。

爸爸的一生历经坎坷，几经磨难，在那大讲阶级斗争的年月，没过上几天安稳的日子。

爸爸大概十五六岁左右（约1939年），在校学习突出，学校准备公派日本留学，但当时因我的太爷爷病重，父亲是长子孙不便离家远行，故放弃了去日本留学。我爷爷虚荣心作祟，逢人便说我儿子上日本留学了，当时这可是十分荣耀的大事。解放后爸爸主动向组织上交代了此事，但是当组织上核实时没找到那批去日本的人，故没有人能证明我爸爸没去日本，同时也没找到我爸爸去日本的证明，最后结论是：查无实证，按一般历史问题处理。从此以后这顶帽子扣到爸爸头上，成了他一生的污点，压了爸爸一辈子。尽管你能力再强，工作再出色，也入不了党，也是限制使用。我们那时想不到爸爸有多难，看到的只是爸爸的笑脸，他把一切不如意都深藏不露，承担起父亲的担当，让家庭过安稳的日子。现在看来爸爸太不容易了。

爸爸大概十几岁时经爷爷的表弟黄二爷介绍到意国工部局工作，具体工作是将当日的日文报纸上的重要新闻翻译成中文，再由别人翻译成意大利文。月薪17个大洋，在当时这可是不菲的收入。有一次我跟爸爸提起此事，爸爸说，我只念了三个月速成日语，哪能翻译日文报纸，找几张中文报纸抄几段交上去就了事了，各报纸登的新闻大同小异，在那工作主要是看黄二爷的面子。黄二爷那时在意租界算个人物，是探长。解放前夕私自偷着放过被捕的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解放后还真的找到此人证明确有其事，加之黄二爷没有什么罪大恶极之事，对共产党的事时不时一眼睁一眼闭，因此黄二爷得到宽大处理，不得不佩服黄二爷脑袋灵光，不然结局会很惨。

在意国工部局工作一段时间后，工部局裁撤，父亲转到商界工作，担任司账（会计），一直干到天津解放。中间几次失业，听妈妈讲没有收入时爸爸整天愁的够呛，奶奶也不大高兴，兵荒马乱年月，钱一个劲贬值，一大家子人花销也大，有时妈妈带着我和姐姐回娘家住上几天，以解燃眉之急。

解放后，爸爸先是到天津铁路供应段工作，担任总会计师，后来调到宁园，在宁园管理所当主任，一直干到退休。

在那个处处讲阶级成分的年代，由于爸爸解放前三年在商界干会计工作，解放后划分阶级成份为“店员”，我在填写各种表格中家庭成分一栏都是“店员”，这自然比那些工人、贫雇农等“红五类”出身的矮人一等，但比那些地富反坏右，后来又加上资本家出身的要强多了，毕竟他们头上加了一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在我弱小的心灵中就深深地印下了“阶级”的烙印，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造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处处小心谨慎，说话思前想后，生怕那句话说错了给上纲上线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于是造成假话连篇，颂歌高唱，我们幼小的心灵成天在压抑中承受着与年龄不符的压力，直到“文革”结束，人们才呼吸到正常的空气，精神才得以真正的解放。

爸爸的工资在宁园所有人员中是最高的，包括所长在内都没有爸爸的工资高，五十年代爸爸工资就开102元，在那时绝对是高工资了。但爸爸不大善于理财，爱花钱买一些非生活必需品，到开支时交到妈妈手里的钱往往不到工资的一半，为此也没少拌嘴，毕竟六个孩子一大家子要吃喝，还得给奶奶月钱，日子过得也很紧巴。

爸爸在生活中除了吃以外是十分简朴的，身上常年穿着铁路制服，脚上穿着绿胶鞋，从不讲究穿戴。置办的西服、大衣、皮鞋等行头，只在重大活动中或出差时偶尔穿戴一下，平时不知是舍不得穿还是嫌穿上不自在，反正是平常见不到爸爸西装革履的妆扮。

我平时从来没见爸爸吃过零食，什么瓜子花生、崩豆萝卜、糖果糕点之类的，就没见爸爸动过一次。大夏天的也没见爸爸吃冰棍西瓜一类的解暑食品，各种水果我也从来没见爸爸吃过。尽管宁园有果园，爸爸又负责宁园的冰棍房，但这些并没有吊起爸爸的胃口。我有些不解，但也没从问过爸爸。

爸爸从来不吃早点，但对中午和晚上的两顿饭可从来不含糊，除了三年困难时期以外，肉食是每餐必不可少的，可却很少吃青菜，甚至不吃蔬菜。中午在宁园食堂或席棚子饭店吃饭，那自然是差不了的。至于晚上回到家，顶不济还得吃大饼就腊肠。时常是这边妈妈和面烙饼，那边我们坐摆渡过海河后来是过广场吊桥去天宝楼买腊肠，等大饼烙好了我们把腊肠也买回来了，爸爸也算能将就，有两根腊肠就大饼就是一顿美餐了。

爸爸在教育子女方面可以说不算称职，爸爸的至理名言是“树大自直”。在我印象中爸爸从来就没过问过我的学习事，一次也没有！也不问孩子想什么了，在外面干什么了。可他却知道我学习挺好，每每我和他一同做铁路通勤车遇见熟人问他孩子的学习怎么样时，爸爸总是笑着略带自豪地对人家说孩子学习挺好的。“树大自直”的说法对教育子女方面是靠不住的，我们是在好的家风影响下，耳濡目染长辈的为人处世，遵从师教，自律自强，善辩是非，体恤父母，才成长为“直”的那个。一个人能否长“直”的关键还得看人的本质、品性、品行、德行和追求以及处世哲学等各个方面；靠父母的言传身教；靠师长的谆谆教诲；以及社会的影响。“子不教父之过，”绝不能以“树大自直”一而概之，否则必有不“直”的。

平常我们总是盼着过周日，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每逢周日爸爸歇班时，总会变着花样给我们做出一些好吃的东西。比如炸果子，沾糖堆等等，顶不济还把白菜帮子剁碎了加点小虾皮包玉米面的菜团子吃。那年月能吃上这些就很好了，为了让我们吃得好一些，爸爸用心良苦研究厨艺，并结交了一些在大饭店工作的朋友，如川鲁饭庄的江经理，东升楼采购李伯伯等都是父亲的老铁。

下面的照片大约摄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估计拍照时父亲也就是十六七岁，还是一个风华正茂、帅气英俊的小鲜肉嘛。

　　三十多岁时的父亲。

　　大约是1959年爸爸和奶奶、老姑、炳意在宁园。

　　1962年39岁的父亲（右边）和同事周吉兴在自己工作单位宁园礼堂前合影留念。

　　六十多岁的父亲。

　　近七十岁的父亲。父亲六十四岁时生病，住了几次院。

4.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出生于1924年农历七月初一，1941年17岁时嫁入我们刘家。

我的母亲年轻时是远近闻名的美女，四十多岁时和我姐姐上街，常常被人们误认为是姐俩。订婚前我的老爷爷（爷爷的弟弟）和黄二爷代表家里去相亲，他们在胡同口电线杆子后面偷看，母亲从院内出来，他们远远见到母亲偷偷地相看着。当时母亲是16岁左右的少女，身材凹凸有致，面容姣好，身高适中，二人回来一学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家里当即决定立刻去提亲，于是定下了这桩美满姻缘。

母亲的娘家是河北区于厂大街一带的大户人家，母亲的爷爷早逝，奶奶经管着家业，人称张大奶奶。家里有成片的几十间房子，养了几挂大马车，佣人若干，住独门大院，很是气派。只是后来闹义和团，加之张大奶奶年岁已高，后人经营不善，家道中落了。这些都是后来听妈妈讲的。妈妈小时候也是家里的小姐，自然气质不凡。

母亲出嫁那天，大雨滂沱，把乘坐的轿子都打湿了。按旧时的说法，婚嫁时刮风下雨，新人的脾气一定不好，遇到这种情况家人难免会有一丝担忧。这当然没有任何的科学根据，母亲的脾气还是相当温和的。

嫁入刘家几十年，母亲相夫教子，孝敬公婆，任劳任怨，养育了我们六个子女，历尽艰辛，是我们家的大功臣。

母亲度量大，能容人容事。俗话说婆媳是天然的敌人，他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却要生活在一起，天下最难处的关系就是婆媳关系，可母亲却处理的很好。对自己的公婆孝敬有加，从来没和我奶奶拌过嘴，母亲总是干在前面吃在后面，好东西紧着爷爷奶奶吃用，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和睦相处。对自己的儿媳妇，则总是宽以待人，体恤有加，和自己的儿女一样对待，从来没有和那个儿媳妇红过脸，也从不在儿子那说媳妇的不好。儿媳妇即便偶有不是之处，母亲也总能换位思考，加以容忍。1999年秋天母亲去我们工作的吉林油田呆了半年，军凤时常陪老娘外出溜达，娘俩有说有笑，亲密无间，别人见了都羡慕的问是婆媳还是母女呀。

母亲极其要强，乐于接受新事物，喜欢学习。妈妈原本是个文盲，大概是1952年春夏街道在家附近四马路的秀山小学办扫盲班，妈妈不顾奶奶的反对，说服了奶奶，积极报名参加学习。当时妈妈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几个孩子还都不大，妈妈克服困难坚持学习。每天做完午饭，吃完饭收拾好，下午就去扫盲班学习，一天也没落下，一直坚持了下来。在家里空闲时，我常常看到妈妈拿着一面画着图样，一面写着字的识字卡片在学习，边念边写着。靠着顽强的毅力和求知的欲望，母亲在短短的时间内竟然达到高小水平，成为扫盲班中的佼佼者。母亲对新事物总是充满了兴趣，八十多岁时学会了汉语拼音，学会了电脑打字，喜欢听京剧、歌曲，就用本子把戏词歌词抄下来。晚年生活的既有情趣又丰富多彩，一天天还很忙碌，生活的很充实。

母亲特别要强还体现在她的工作上。妈妈原本是个家庭主妇，为了挣钱贴补家用，妈妈想法出去找工作。解放后的五十年代，三十多岁的家庭妇女很少有机会出去工作，正巧1958年左右大跃进年代，家附近的纸盒厂招收临时工，妈妈和院里的一些人报名参加了工作，经过一段试用，最后只留下两个人，并转为正式职工，母亲就是这二人之一，其他人都辞退了，从此妈妈就正式的走上了工作岗位。

在单位工作中妈妈任劳任怨，服从安排，从来不叫苦叫累。纸盒厂最重最累的工作就是压角儿，用一台脚蹬的机器把成摞的草板纸的四个角压下去，以便折叠起来糊成纸盒。厂里让妈妈干这活，妈妈二话不说就接过这活。有时妈妈肝病犯了，就用手拄着肚子坚持着干。妈妈在单位工作中从来没让人说过一个不字，回到家往往累的拾不起个来了，我们兄弟姐妹都尽量不让她干家务，为妈妈分担些家务活儿。

母亲善于持家，靠有限的收入维持着一大家人的生活。一件衣服总是缝缝补补，大的穿过小的接着穿，外甥周强小时候上幼儿园穿的好多衣服，都是妈妈用爸爸的旧西服，旧大衣改的，穿出去显得很得体。

母亲待人宽厚，乐于助人，邻里关系处的挺好的。有的邻居家月底钱花光了，时常找我母亲借几元应急，说实在的那年月谁家有闲钱能拿出来借人，即便是三五元，也拿不出来，回绝不借也是很正常的，自己家都快接济不上了。遇到这种事，母亲二话不说，总是拿钱借给人家，之后自己再精打细算，维持度日。

母亲教子有方，循循善诱，用自己的言行影响着我们。我想我们兄弟姐妹都会有自己的体会吧。

我记得我一生中唯一一次挨妈妈的“打”是在我五岁半的时候。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天生是个左撇子，吃饭拿筷子，干任何事都习惯用左手。一天早上妈妈教我写字，我用左手写，妈妈纠正了我。当妈妈忙别的事走开时，我又改成了左手拿笔写，妈妈回来看到，有些生气，拍了我左手两下子，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让妈妈动怒“打”了，我心中好生不安，对不起妈妈了，当时我哭了，不是因为疼，而是心中难过，这次的事我刻骨铭心的记着，再也不会让妈妈着急生气了。从此以后我写字、吃饭都改成了右手，其他方面仍习惯用左手。

记得有一次我和母亲提起函授学习我花费很大精力学习应付考试，别人靠抄袭过关，心里不平衡。母亲开导我，不能投机取巧，认真学习是对的，学好了本事长在自己身上，早晚会派上用场的。

我记得还有一次，大概是1977年春节期间我回津探亲，当时全家住在宁园的临建里，一天下午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这时家中进来一个人，说是找我爸爸，见我爸不在家，放下一个小黑手提包就走了。当时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妈妈回来后见包里有那么二三斤花生和两瓶香油，就埋怨我不该留下，应该让他拿走。我分辩说这点东西算嘛，值不了几个钱，留下就留下呗。母亲一听我说这些跟我急了，说一点也不行，不该要的东西一分钱的也不能要。原来是父亲负责单位的树脂胶厂，在那时这可是紧俏商品，附近农村的小厂加工汽车坐垫离不开它，来人就是找我爸打通关系搞树脂胶来的，我哪知道这事。母亲的本分做人影响了我一生，她从不贪不义之财，不占别人便宜，规规矩矩、实实在在、本分做人是她的信条，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从这件事也可看出当时生活水平的低下，送礼就送那玩意，现在看来那点东西怎么拿的出手。

母亲在我们家族中威望极高，她用自己的人品和德行赢得大家的赞誉，用自己的言行和为人处世风格赢得亲友的好评，晚年时众亲友众星捧月般的为老娘过生日，每年给母亲过生日往往都要摆上四五桌才能坐的下家人和来宾们。用二婶对我说的话说“你妈妈是咱老刘家的大旗”。

下面的照片是母亲出嫁后三天“回门”时在娘家附近照相馆照的。凤冠霞帔，纤弱身躯和林黛玉神似。听奶奶说，在我不到一周岁时妈妈得了黄疸性肝炎，眼睛和身上都是黄的。从此肝炎、肝硬化陪伴了妈妈一辈子。妈妈的身体一直都不太好，1965年还做过脾切除大手术，割过阑尾等小手术。她硬是用多病纤弱的身躯扛起了我们这个家，一扛就是几十年，实在是太不易了！

　　母亲出嫁后回门，和姐姐合影。左边的是妈妈，右边的是我的大姨。

　　父母合影。

照片摄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父母也就是三十来岁的样子。

　　母亲三十多岁时所摄的照片，神采奕奕。

　　母亲和姐姐。

看照片姐姐当时也就是两三岁的样子，估计摄于1945年左右。

　　母亲和姐姐。

姐姐刚上小学，大约摄于1949年左右。

　　1961年初夏，我们一家摄于父亲的工作单位——宁园，当时炳全还没出生。

　　1991年父母金婚纪念日合影留念。五十年伉俪不离不弃，共度蹉跎岁月，为子女撑起一片天。五十年弹指一挥间，俱往矣！

名人吴同宾题匾祝贺。

5.我与姐姐

　　 下面的照片是作者本人过“百岁”时所摄。

奶奶后来讲给我说，我当时穿着棉袍，戴着银饰长命锁，头上梳着一个小歪桃，人见人爱。妈妈说我是家里的长子孙，小时候格外受宠，家里人轮着抱我，常常在大家抱来抱去中睡着了，我不睡着了，妈妈都吃不上饭。我给家庭带来欢乐的同时，也让妈妈吃了不少苦，现在思来都觉得无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啊。

　　 姐姐出生于1942年，比我大五岁。在我们兄弟姐妹六人中，姐姐和我最亲近。我小的时候姐姐对我倍加呵护，我上小学时，是姐姐把我送进的校门；我上学后第一次参加考试前是姐姐帮我复习语文默写生字；我上初中时是姐姐给我买的布书包；我上山下乡时姐姐哭着送别了我；我结婚那天是姐姐用自行车把军凤接进了家门；我们有了孩子，姐姐过年前早早就给孩子准备了过年的礼物……，姐姐从小对我的爱护我铭记于心。姐姐39岁时夭折，留给了我永远的痛！

姐姐这一生没享什么福，没过上几天好日子。由于是家里的老大，在家里比我们多受了不少累，母亲身体一直不好，姐姐出嫁前经常帮妈妈操持家务，替母亲分忧。

1958年姐姐16岁初中刚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在天津第一拔丝厂当一名学徒工，工作又脏又累，十分辛苦。1959工厂人员调整，姐姐回到街道。当时各处都在大力宣传三面红旗大跃进的成果，街道在民生路街当中搭了一溜儿席棚子，里面摆了很多工业成就模型和照片等展品，姐姐担任了一段时间的解说员。后来天津市人委到街道选交换台话务员，见姐姐工作认真，各方面条件挺好，就选中了姐姐。市人委交换台门头挺大，工作看着挺光鲜，实际上工作很辛苦，24小时三班倒，上夜班是挺难受的，一夜也不能合眼，不知什么时候就有电话打进来，随时得转接到有关领导那里；在那里工作工资也不高，每月只有三十元，我从没听姐姐抱怨过什么，她在哪工作都是任劳任怨的。“文革”后期交换台军管了，原来的工作人员全部分配到棉纺厂工作。本来是可以在天津市范围内的纺织厂随意挑选单位的，姐姐让父亲帮着挑选单位，父亲认为大工厂好，帮姐姐选了棉纺一厂，哪成想大厂工作比小厂累多了。姐姐在棉一当了一名挡车工，工作24小时三班倒，每天要在机器周边来回走上几十里的路，太辛苦了，姐姐的命运太不济了！即便如此姐姐仍是毫无怨言的努力工作，干了好几年后，刚刚要提拔她当组长工作相对能轻松点，她就意外不幸去世了，实在是让人心痛啊！

1960年秋天18岁的姐姐出嫁了。那年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最艰难的一年，生活物质极度匮乏，什么都要凭票或证按人口供应，连肚子都填不饱，根本没有条件摆什么婚宴，姐姐在没有婚礼、只有近亲在一起吃顿面条的情景下，由母亲带着我和炳意送姐姐出嫁了。

姐姐的一生历经磨难，每每想起姐姐我总是黯然神伤，几度梦中见到姐姐，我失声哭醒，任由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湿了枕巾。

下面的照片是 我过“百岁”时和姐姐的合影。

　　下面的照片大约是我1——2岁左右所摄。右边的两人是我的老姑和姐姐，左边的两人是老姑的同学。

　　中学时代的姐姐，大约摄于1956年左右。

　　刚刚参加工作，17岁的姐姐。

6.无忧的童年

我于1954年9月1日进入铁路一小上小学，学校就在家附近的宇纬路靠近中山路一带。提起我上小学，还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当时上小学报名得年满7周岁，我这一届报名截止出生日期是1947年8月31日。我的出生日期是1947年农历十月十一，户口本上的出生日期是1947年10月11日，按规定我岁数太小是不符合报名 条件的。看到和我边边大的平时常在一起玩儿的小孩都报上了名，我也非要去上学。整天缠着妈妈闹着要上学，可就是报不上名，那时候还没有走后门一说，妈妈实在是无能为力，只好哄我说明年咱再上吧，我不依不饶，闹着非要去上学。我的姐姐（当时只有12岁）灵机一动，拿起橡皮在户口本上我的出生月份那里一擦，竟然把那个“0”给擦掉了，我的出生日期变成了1月11日，于是顺理成章的给我报上了名。从此后我的户口本、档案材料、及填写的各种表格中出生日期一栏一律填的都是1947年1月11日，将错就错直至今日。

报上名后，学校还进行了简单的考试，考试内容无非就是问一些简单问题、数数从1数到100、拍几下皮球等，不傻不呆的基本上都收了。我被分到3班，发榜那天姐姐和我一起到学校看榜，见到我的名字豁然在列，姐姐当即奖励我一根三分钱的冰棍，当时吃着心里别提多美了，特别的开心！那年月人们很容易满足，能吃上一根几分钱的冰棍就能高兴大半天，何况还是考上小学姐姐奖励我的呢！不过我毕竟是班里最小的，后来和同班的同学比起来我总觉得不如他们成熟，这也许和我比较单纯的性格有关吧。

铁一小校舍原来是造币厂达官贵人的私宅，解放后改成学校。校舍面积不小，布局严谨，留有过去富丽堂皇的影子，显得很雅致。校门是两扇朱红色的大门，门上嵌着口銜铜环的狮子头，大门两侧各放置一座巨大的石雕狮子，显得十分庄重典雅，大气实足。一进校门，迎面是一座四方形的建在一座平台上的二层建筑，台阶在建筑外面，从平台上延伸到校门前的平地上，这座建筑用作教师办公室；环伺其三面的是三座二三层的楼房，分别用作各年级的教室，几座楼房围成的空间，下课时可供学生活动，空地周边建有多个花坛，学校的所有房间及走廊全是木地板铺就；北面六年级的教学楼后面是大操场，操场和达仁堂制药厂只有一墙之隔；学校西楼后面是一个小花园，里面有小桥假山等装饰，学校的环境特别好，整体布局规整。

学生每天一进校门，值日生在校门口检查个人卫生，主要检查是否带水碗儿、手绢和口罩了，然后才让进入校园。

下面的照片大约是我6岁多上小学前前和3岁多的弟弟炳仁的合影。那年月肯花钱去照相馆给小孩拍照片的也算是够奢侈的了，足见父母对我们的爱。照片能很好的保留至今弥足珍贵。

　　

我上小学时课业负担不重，老师也不留太多的家庭作业，更没有现在形形色色的课后班、辅导班、兴趣班之类的，做完不多的作业，剩下的就是玩了。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挺好，那时实行五分制，我的语文、算数考试回回都是五分，我根本没用什么功，走着聊着就都学会了，可我的动手能力太差，尤其是唱歌，一张嘴调就不知跑哪去了。回回音乐考试时，老师踩着脚踏琴，同时叫上四个学生上去在老师侧面站成一排唱歌，我总是站在离老师最远的地方，唱完后老师说最边上的怎么听不见声，给3分儿吧。3分是及格线，其实我根本就没出声，只是张了张嘴做做样子，跟“滥竽充数”成语故事的上半段何其相似，后来想想都觉得好笑，当听到及格了我高兴的够呛。手工劳动也都是3分顶多是4分，为此尽管我的主科都是满分，但副科不行，所以评什么三好五好优秀学生从来没有我的份儿。

学校还组织高年级的学生每周三下午半天的勤工俭学劳动。有时候安排我们去达仁堂劳动。为了方便进出达仁堂，特意在操场隔离墙上开了扇门，劳动时打开这扇门我们过去就到了。在达仁堂劳动主要是刷装药的瓶子，挑拣中药材里的杂物，活儿虽然单调，但我干起来还都是挺认真的。有时勤工俭学劳动在大礼堂里砸核桃，挑核桃仁，尽管后来我们小学毕业前夕国家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但我没见到有一个人偷吃核桃仁的，那时的孩子都特别老实听话，接受着良好的传统文化道德教育，明辨是非，不做有违道德之事。

我的学习从来没用家里人操过心，从上小学到高中毕业，爸妈就没管过。只是在我上小学一二年级时，考试前一天姐姐从民生路家中来到奶奶家，给我默写生字。

我是胡同里的孩子王，身边聚集了一些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小孩，听我调遣。上小学的前几年做完作业就到胡同和他们玩，什么弹球，翻毛片儿，摒杏核，打扑克，踢皮球，藏猫猫，跳房子等等变着花样的玩儿，一天天过的的十分开心。弹玻璃球是我的拿手，弹的特别的准，从来没输过。翻毛片我也挺擅长，赢了一抽屉的毛片。认真和争强好胜的个性使然，玩什么我都特别较真，从不含糊，玩就要玩好，就要比别人强。我还和小伙伴们定下暗号，他们在我们家外面一喊“一二三”，我就知道他们要找我玩，我立马就出去找他们。时间一长，让老姑识破了我们的暗号，于是我们又变换其它方式联系，还真有点地下党接头的意味，现在想想还是挺有意思的。

寒暑假的生活对我来说更是丰富多彩。

上小学四五年级后我不满足于只在胡同里和一帮小孩玩耍，放暑假后我时常去宜兴埠、二号桥一带逮蛐蛐。那时宜兴埠属于郊区，从家里走到那得用一个多小时。中午吃完午饭，奶奶去街道办事处或去几个老姐妹家打麻将，根本就不管我去哪玩了。奶奶一出门，我就赶紧出发了，我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独自一人沿着新开河走上一个多小时，到马庄一带的野地里逮蛐蛐。工具是我自己编的逮蛐蛐的罩，放蛐蛐的笼子是我用竹皮暖壶套底下缝块布，上面口上缝个旧袜子口改成的，每次都能逮上十几个，下午天热蛐蛐一般在洞里不爱出来，不太好逮，早上我没机会出来，只好下午来了，逮着几个也挺高兴的，毕竟是逮的过程挺好玩的。我也不敢过多逗留，晚饭前我得赶回家，奶奶见到我也从不问我去哪玩了，我乐此不疲，一个暑假总要去逮几次蛐蛐。一次逮蛐蛐回来，炳仁给我帮忙，不慎让剪子扎破了腿肚子，鲜血直流，吓得我够呛，周振华（奶奶的侄女婿）赶紧背上炳仁去医院治疗，幸亏无大碍。

逮回蛐蛐逗它们咬架，咬之前先把蛐蛐放在一个手的掌中，用另一只手捶打放蛐蛐那只手的手腕，把蛐蛐反复颠几下，据说颠过的蛐蛐咬起来更凶猛，也不知是不是那么回事，反正我们这些小孩都信这个。看着两只蛐蛐向斗士一般的撕咬，十分过瘾，直至胜利的一方高声鸣叫不依不饶的追着另一方，一场厮杀才宣告结束，太刺激了，太好玩了！

听人说，铁道边的蛐蛐用石头磨牙，咬起来厉害。我的一个同学家住的院子紧挨着铁道，一天下午我去找他一块去逮蛐蛐。我们翻过他家的院墙，来到铁道边，听见蛐蛐叫，就扒拉铁道上的石块寻找，一下午下来战果不错，逮了好几只。回到家逗蛐蛐，一看铁道边石头下的蛐蛐并不像传说的那么厉害，跟其他的并无二致。现在想想这是多么危险的事，身旁不时有火车奔驰而过，要是让家长知道，非得吓坏了不可。可那时家里没人知道我一天都干什么了，我乐得逍遥自在。

暑假期间我还时常去河边捞小鱼，有时去金刚桥的海河边，有时去京津桥的新开河边。那时经常海水倒灌，河里有好多两三寸长的小鱼，不一会就能捞一小盆。捞出来的小鱼我也不敢带回家，怕家里知道我去河边玩了，只是在河边挖个小坑放里边，玩够了就回家了。有时还去宁园，在湖边捞小鱼玩。无忧的童年回忆起来还是那么的令人向往。

寒假期间正值春节，更是让我日夜期盼着它的早日到来。刚一放寒假，离春节还有一个来月，奶奶就给了我一元钱，让我买炮仗，留待春节放。那时候小孩能有一元钱，太奢侈了，不亚于现在的上千元，奶奶为了长子孙舍得出来，那时过年给压岁钱都是三两角，给五角钱就算是多的了。就这样收到的不多的压岁钱也都交到妈妈手里。我用奶奶给的这一元钱买了一万头的小钢鞭炮仗，引来周边小孩的羡慕和嫉妒。把小鞭炮放到取暖的炉子附近，别让它受潮，天天数着日子盼春节早日到来。到春节放炮时把鞭炮拆开，一个一个的放，哪舍得放整编的，得匀着放，大年三十放一天一夜，初一是春节、初二一早迎财神、初五崩小人等等说道都要放放，还得留点到正月十五再放。

那时一放寒假进了腊月，我是每天上午一趟去娘娘宫（现在的古文化街）一带看热闹，用现在的话说是去体验那里的年味。我沿着三马路走到海河边，过金刚桥，走大胡同，到宫北大街，一路上边走边看边玩，也就用半个来小时就走到了。那时宫北、宫南大街热闹非凡，年味十足，一公里多长的大街上人潮涌动，摩肩接踵，几无立锥之地；卖鞭炮二踢脚的、卖福字吊钱的、卖各种纸花的及各类与过年有关物品的摊子一个接着一个，摆满了整条大街，红红火火，整条大街成了红色的海洋；小贩的吆呼声此起彼伏，卖鞭炮的摊子上还不时地放上一挂鞭和几个二踢脚，好像摆擂台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比着放个不停，看看谁家的鞭炮更响更脆。鞭炮释放出的烟和气味与鼎沸的人声吆呼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浓浓的年味。这热闹的景象，潮水一般的人流，繁华的商业活动，丝毫不逊于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场景。我被这情景深深地吸引，套用一句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我每天都要去那里打卡，不为了买什么，就是去凑热闹，感受年味。

娘娘宫坐落在宫北和宫南大街的交界处，那时也不收门票随便进，四大金刚塑像分列前殿两侧，威武雄壮的样子我还有几分惧怕。院子里有好多大瓦盆，里面放了好多小金鱼，三分钱一条，我也不买，随便看看。见到善男信女拜佛，也就是看看热闹。娘娘宫对面广场上有一个二层的戏台，下层可以穿堂过去直达海河边。现在文化街的戏台是“文革”后重建的，原来的戏台毁于“文革”之中。现在再也无法找回我童年时代的年味了，那个令人怀念的娘娘宫，那种让人无法忘却的年之味。

我每次去娘娘宫都要经过海河边，那里有好几个算命的摊子，有一次我凑到跟前看热闹。只见算命的正给一个青年人算着，口若悬河吐着白沫一通白呼，可能讲的青年人不太满意，这个青年指着我说这个小孩看着挺好，你给他算算吧。算命的看看我说“命不好，嘴如吐火”，我那时换牙，两颗门牙有点往外，嘴有点鼓，让他抓住一通胡白呼，我转身离去了。这纯粹是唯心主义，我当时虽是小孩也不信这个，从来没把它放心上。命运是靠人驾驭的，贝多芬在耳朵失聪的情况下创作出惊世之作《命运交响曲》，当别人问他是怎么做到的，他说“我是紧紧地扼住了命运的咽喉”。我的命运何尝不是如此，不像命运低头，凡事都是从最坏处着眼，从最好处做起，事在人为，敢于向命运抗争，做生活的强者，无论在逆境中还是顺风时都要保持清醒，不受命运的摆布。

过春节是我们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候，那年月过年能吃上几顿好饭，穿上件新衣服，过上“小小子放炮，大姑娘要花”的日子，就特别知足了。

那年月一大家子人靠爸爸有限的工资过日子，生活十分拮据，到月底常常找互助会借钱才能接济上，过年时哪能拿的出钱给每人做件新衣服。常常是妈妈把爸爸原来穿过的衣服给我改改，买袋染衣服的色，放大铁锅里煮煮，染上色，就是我过年穿的新衣服了，能穿上这样的“新”衣服，我也心满意足了。为节省开支，到我上初二时穿的鞋一直都是妈妈自己手缝的布鞋。妈妈用旧布片打成袼褙，做成一片片的鞋样，把每片鞋样沿好边，再把几片鞋样摞在一起，用夹板夹紧一针针的用麻线纳成鞋底，最后上鞋面，经过好几道工序才做成一双鞋。我说的轻巧，实际上做一双鞋要忙多少天，付出太多的艰辛，尤其是纳鞋底，每只鞋底要纳上几百针。为了让鞋底耐磨，一针一线必须要纳紧了，我常看到妈妈用牙咬着纳鞋的麻线使劲拽着，为了做好一双鞋妈妈经常干到半夜。亲眼得见妈妈做鞋的不易，小小年纪的我穿上妈妈做的鞋，走路格外当心，生怕穿坏了对不起妈妈，一双鞋我一直穿到小了也不破。过年穿的鞋，妈妈往往忙到大年三十夜里才抽空给上好鞋面，初一一早看到我高兴的穿上新鞋，妈妈心满意足的笑了。

除夕要守岁，小时候的我精神头很大，一夜都不曾合眼。那年头再缺钱的人家也要花上几角钱买上几百头的小炮放放，以图过年喜庆，除夕之夜还是很热闹的，鞭炮声不断。我和周权（奶奶侄女的儿子，和我们住在一院儿）在院子里打炮仗，我们两人各站在院子一头，点着小炮投向对方，玩一会手冻僵了，回屋里暖和一会儿出来接着再战，玩了一夜困意全无。实际上我们打炮仗离得太远，谁也投不到谁，但我们仍乐此不疲，玩了一夜。现在再也无法享受到这样的童趣了，回不去的童年，抹不去的记忆，它只能深藏在我的记忆中。

下面的照片大约摄于我上小学二年级左右。

　　

我于1954——1960年期间在天津铁一小（现为扶轮小学）读小学。

上小学时，尤其是上五六年级时在班主任老师的眼里我一定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好学生。

由于学习压力不大，上课时我听上一会儿就都学会了，也都记下来了，无所事事，于是就和同桌的及前后的同学说话，搞小动作玩。，老师一批评，他们都认错了，我脾气有点拧，又不太会来事，任凭老师说什么我也不吱声认错。老师似乎认为主要错误在我，让请家长。后来回忆起来，我想还是我不如人家成熟懂事。奶奶拧着小脚来到学校，在办公室里和老师谈话，我在操场上玩儿。具体谈了什么我一概不知，回到家奶奶一句也没说我，老师说什么了，她也只字不提，所以在学校里我依然故我。就这样，老师能喜欢我这样的学生吗？！所以在升初中时，尽管我的学习成绩优秀，门门都是满分，铁一中还是没录取我，当时也没有升学考试，就看小学毕业成绩。既然学习成绩好，为什么没被录取，那肯定是班主任老师的操行评语给我写得不怎么样。

小学毕业时没有升学考试，只是填报志愿，由中学录取，每人可以报几所学校，按志愿顺序录取。那时我不满13岁，住在奶奶家，奶奶也不懂什么志愿不志愿的，根本就不管这事。我一星期才回家一天，父母也不知道升学填志愿这事，所以志愿全是由我自己一个人做主报的。我一个不满13岁的孩子哪里知道什么学校好不好啊，哪所学校好啊，随便填两个得了，根本就没有考虑也不会考虑上什么样的学校今后对我有何影响，今后如何发展，这些大人该考虑的事情，只是认为小学毕业大家都升入中学，那我也得接着上中学。至于填报志愿，我当时想的是我是铁路子弟，那第一个就得报铁路学校，班上的同学大多也都是报的铁一中。接着再报一个离家近点的学校，听老师说新建了一个77中，校址在当时离奶奶家很近的位于月纬路上的10中，10中搬到宜兴埠的马庄，把校舍让给新建的77中。既然如此，那就再报一个77中吧。换成现在谁会愿意去一所新建的学校，再说10中计划在马庄盖的校舍还没有完工，到时候能不能搬走也还没完全落实，我一个小孩哪懂这些。于是铁一中没录取我，我就被分到了77中。跌宕起伏的初中学习生涯在等待着我，幸好应了爸爸那句话“树大自直”，我才没有走歪人生的第二步。

下面的照片摄于1960年6月小学毕业前夕，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合影留念。到现在已经过去了61年，我仍能叫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可见同学之间的真挚之情。顺带着炫一下我的超强记忆力，哈哈。（后排左一为作者本人）。

　　（未完待续，请看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