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们这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读完初中，就走向了社会，无缘接受高等教育。到了一九七零年以后才陆续有少数优秀青年被单位保送上大学，成为令人仰慕的工农兵大学生。文革结束后的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才使全国127.3万青年才子圆了大学梦。</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遗憾的是，阴差阳错，这两次上大学的机会都对我关上了大门。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是进不去了，但我求知的欲望没减，给自己“充电”的步子没停。</p> <p class="ql-block">这时，抚顺煤矿业余大学中文班招生，因为是晚上授课，不占白天工作时间。我得知后，立即找段领导要求报名参加业大学习（虽然是自费，又不脱产，不用领导签字盖章，但需要跟领导打招呼，有时工作加班加点，和学习发生冲突，需要领导理解并提供方便），领导很爽快地答应了，并鼓励我说，好事！趁年轻，好好学！从此，匆忙、紧张且充满兴致的业大学习成了我那段时间业余生活的主旋律。</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抚顺煤矿业余大学是依托抚顺矿务局工学院开办的，位于矿务局机关办公楼北侧的新抚区西十路。业大中文班在学院教学楼二楼里的一间教室上课，教室门框右上方挂着写有“业大中文班”的小小标志牌。尽管是业大，远比不上全日制大学正规和气派，但丝毫不影响我们这些业大生上学的热情和学习的兴致。</p> <p class="ql-block">（照片前排左四为胡立民老师，左五为班主任王老师，前排右三为赵德老师，右一为作者，后排左二为学长田庶人）</p> <p class="ql-block">西露天矿采煤段距离矿务局工学院有9公里，骑自行车约40多分钟。每到上课那天，我都提前把工作处理好，腾出时间，随便垫巴点吃的，有时干脆没时间吃，就挎上书兜急忙骑车往市里赶。无论是酷暑严寒，还是雨雪袭面，丝毫不影响我脚下机械般的律动。几乎每次进教室，都是大汗淋漓。有一次，一个大冷天，我头上戴着尖顶羊毛帽子，脖子上缠着宽厚的大围脖，身上斜挎着黄书兜，车骑到校门口騙腿下来，与先到的同学打招呼。结果同学愣没看出来是我，待我拽下帽子，解开围脖擦汗，才露出真面目，有同学开玩笑说，“你怎么整的像敌后武工队进城似的呢？”引得在场同学一阵大笑。</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那时，路面上的车虽然没有现在这么多，出事的概率也没有现在这么大，但我每周几次骑车往返于城郊之间达几十公里，且路况远没有现在这么好，一点风险没有几乎是不可能的。有一次，晚上放学，跟几个要好的同学一阵小酌之后，乘着夜色，骑车往回赶。当骑到水泥厂附近路段时，眼睛虽睁着，脑袋却还陶醉在跟同学的欢聚里，对停在前方路边的庞然大物居然没感觉（大货车可能是有什么故障停在那，却未设任何警示标志），等快到跟前了才猛然惊醒，于是本能地拐进了路边长满蒿草的壕沟里。幸亏沟不太深，且有草垫着，只是胳膊膝盖划破点皮，并无大碍。但也着实受到了惊吓，口中直冒酸水。</p> <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上不脱产的业大，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在采煤生产一线做宣传工作，本来就很忙，上了业大，等于忙上加忙。但是，因为我对学习有着如饥似渴般的兴奋与执着，所有的忙和累包括遇到的险情都变得无足轻重，所有的困难都成了我追求梦想的衬托和背景。</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业大中文班学制一年半，属于在职进修性质，所以课程设置比较简单，主要是古典文学、现代与当代文学、现代汉语和形式逻辑。记得教古典文学的是时任抚顺日报政教部主任、资深记者胡立民，教现代汉语和形式逻辑的是时任抚顺矿工报编辑、原抚顺煤校资深教师赵德，教现代与当代文学的是十一中语文老师汪洋，班主任是学院的王老师。悠悠四十余载过去了，他们中有的已是耄耋老人，有的已经故去。但当年他们上课时的风采依然记忆犹新。如胡立民老师讲古文时的一字一板、韵味十足的神态，赵德老师讲汉语语法和形式逻辑时的字斟句酌、严谨清晰的表达，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p><p class="ql-block">老师胡立民</p> <p class="ql-block">孔子曰，学然后知不足。 </p><p class="ql-block">听了老师的课，反观自己写过的那些东西，虽然大致通顺，但仔细推敲起来，不是语法错误，就是违反形式逻辑，毛病比比皆是，让我羞愧不已。因为写作是我工作的基本功，文字功夫如何直接关乎工作的质量和水平。那段时间，我对汉语语法和形式逻辑特别感兴趣，甚至有些偏执。参加一些会议，常常不是集中精力听台上的人讲话，而是拿着笔在领导讲话的文字稿上或什么文件上，勾勾圈圈，挑错字，改病句。一次会议下来，感觉最大的收获，不是获知了什么上级精神，而是从报告中或文件中挑出了多少错字，改了多少病句，并且乐此不疲。由此也落下了在文字上吹毛求疵、爱挑毛病的“坏毛病”。</p> <p>提起当年业大，最不能忘记也最不该忘记的是，有幸遇到了可亲可敬的胡立民老师。胡老师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老师，他有自己的工作，每周只是来班里讲几次课而已，但他在课堂上所展现出的渊博的学识、深厚的功底、严谨的教态、为师的风度和幽默风趣的性格，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和爱戴。</p><p><br></p><p>我和班里的几个同学因对胡老师有着同样的情感而走到一起，成为情深意笃的好友。业大结业多年后，虽然胡老师已由报社部主任升任副总编、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报社总编，直至赋闲在家，我们几个好友的工作也几经变动。但我们一直视胡老师为恩师，联系始终没断，逢年过节，我们几个好友经常到胡老师家去看望，同样，胡老师也如长辈一样一直关心牵挂着我们，无论工作还是个人生活，家里有什么大事小情，胡老师也是得知必到。这份特殊的师生情谊一辈子我都忘不掉。</p><p>在抚顺日报工作时的胡立民</p> <p>作者与胡老师</p> <p class="ql-block">一年半的业大学习，同样让我忘不掉（虽然有些已经模糊）的还有那些来自我市各行各业的不同年龄段的同班同学。原公汽公司团委的王慧超、钟表仪器厂厂长白洁、零零六二九部队抚顺火电工程处（现东电一公司抚顺公司）团委书记刘魁星和时任西露天矿采煤段党总支宣传干事的我，借业大同学之缘，结成了好朋友。那时我们都没结婚，经常聚在一起，怀着梦想，借着小酒，不知天高地厚地神侃，留下了一段令人难忘的美好记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当年我们班的学长、年轻俊朗的中学老师田庶人，如今已是耄耋老人，但依然精神矍铄，鹤发童颜，在河堤小树林的空地里，或在新华市场的古玩摊前，时常见他着一身雪白的太极练功服，或肩挎长剑，或手持文玩，一派仙风道骨的气象。每次见到我，都格外兴奋，总有唠不完的话，久久不忍离去。还有当年抚矿十九处的严肃、矿务局机关的刘秀梅、龙凤矿中学的常虹等，都已年近古稀，仍念念不忘业大同学之情，不时在庶人老师发起的《醉夕阳》同学群里问候示意。还有很多同学结业之后，各忙各的去了，虽然音讯皆无，但我心里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如李华（据说已去世）、王春婷、孙勇、佟德俊、刘云章、齐春柏、戴颖周等等。还有一些同学虽然想不起来姓甚名谁，但一看结业照片，眼熟的像昨天刚刚分开，当年在一起上课时的情景宛然在目。</p><p class="ql-block">同学王慧超</p> <p class="ql-block">同学白洁</p> <p class="ql-block">同学刘魁星</p> <p class="ql-block">学长田庶人</p> <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 一年半的业大学习最后以结业告终。因结业证不算文凭，后来我又参加了辽宁大学中文系函授大专班学习，由于有了业大中文班学习的基础，经过四年的辛苦努力，顺利通过了所有科目的考试，获得了国家承认的大专学历。这个函授大专学历现在看不算啥，但在强调干部知识化专业化的大背景下，这个学历在我提干的关节点上起到了一证定乾坤的作用。</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后来，为了适应不断变动的工作需要，我一直以各种方式不断地学习，不停地“充电”，但学历还是那个大专学历，直至职业生涯结束。</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一年半的业大，在我人生的历史长河中虽是短暂一瞬，却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农历辛丑年七月廿二日於半岛假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