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碑石的记忆

春

作者 吴晓强

（一）

2021年8月，疫情形势仍然严峻，为了防疫，我与老伴已很久未出门了，总呆在家里，实在憋闷，还好，昨起，淅沥沥的小雨就下个不停，到今早总算停了下来，虽未转晴，且时而有雨丝飘过，但更感凉爽，难得一遇的天气，约老伴一起前往西门外环城西苑散步，此时游人稀少，清风拂面，周边的绿色及远处的楼宇，都被罩在茫茫雨雾之中。

初秋是一年最美的季节，叶最绿，花最红，不知不觉来到玉祥门外北园区，经常来环城西苑散步，总是走到玉祥门南口就返回了，今天天气不错，加之早听说北边园林比南边的漂亮，还有一个烈士纪念碑，想了解一下，就一直往北走去。

　　这里的园林设计确实要比南面精致了许多，无论是楼台亭阁还是崎岖小路或路边景观，都经过精工细雕而成，特别是大片的石榴树结满了果实，红彤彤的，透明晶亮的水珠，挂满了已成熟的果实上，更显鲜艳，真想摘一颗尝尝。

相传，武则天十分喜欢石榴，因此，在唐代石榴栽培进入全盛时期。一度曾出现了石榴“非十金不可得”、“榴花遍近郊”的盛况。

　　再往前走，就到了城墙的西北角楼，这里的石榴结的特别的繁密，树木也特别的多，一片苍翠。尽管天还是阴沉沉的，不时地飘着阵阵雨丝，但丝毫不影响我们游园的兴致。

　　身旁那条古老的护城河已没有昔日的混浊，变成清澈透亮，还不时有野鸭戏游，泛起层层水波。

　　河西面一大片红粉紫三色花带与河东大片的石榴树遥相呼应，走在园中彩色小路中，如同行进在一幅浓墨重彩的山水画中。

（二）

由南向北进园走不多远，就来到《玉祥门十二烈士就义旧址纪念碑》处，这是由两块红色花岗岩组成的石碑，左面刻写着《玉祥门十二烈士就义旧址》几个大字，右面为纪念碑正文，背面纂刻着十二位烈士的姓名。

该纪念碑是由中共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莲湖区委，西安曲江管委会在2012年7月设立的，目的是激励后人缅怀革命先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碑文简略记载了十二位烈士英勇就义事迹。

1947年3月20日国民党政府在西安逮捕了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在此前后，国民党当局在关中地区逮捕了中共地下党员张周勤、田镇英、刘高士等5人和以刘伍为首的“人民自救军”等5人。1947年10月7日，杜斌丞等12人被强加罪名集体枪杀于西安玉祥门外。

在这十二位烈士中，我的目光最终停留在其中第八位烈士刘高士上面久久无法离去，不由想起母亲生前给我讲述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她与她的战友们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惊心动魄的故事，及她与刘高士烈士交往的过程，就像发生在昨天的事一样，历历在目。

刘高士（1921～1947） 化名刘平。陕西长安东关太平巷（今属西安市碑林区）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到延安，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社会部和边区保安处工作。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不顾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酣然发动全面内战。1946年，刘高士同志受延安保安处命令，返回关中做地下工作，主要任务是设法收集敌方军事经济情报汇报给延安。考虑到刘高士同志家在西安，延安敌特潜伏人员会对他的安全造成威胁等因素，没有直接派往省会西安，而被派往据西安约40公里的泾阳县，而接头人正是我的母亲武巧云。

　　母亲武巧云，生于陕西泾阳县王桥镇一个官宦兼商人的家庭。那年是1919年，正是“五四运动”爆发的一年。她原本姓王，其曾祖和祖父据说都是满清官员，奉旨于新疆戍边。然而不幸的是，母亲出生不久，父亲便离家去了新疆，投奔在新疆任职的祖父，但却最终客死他乡。而她的母亲也因积郁成疾，不久病逝。于是，母亲幼年失怙，成为孤儿， 从此被舅家收养，改姓武，与外婆和舅父相依为命。好在舅家两代经商，家道殷实，舅舅和外婆对她也是疼爱有加，只是受“女人无才便是德”旧观念影响，不让其上学读书。每逢开学之际，母亲遂以绝食寻短抗争，迫使外婆做出让步，争得几块银元以交学费。从 1931 年起，她在当地读完小学、中学后，考入西安女子师范学院，后又转凤翔师范、户县师范等学校就读。 1937 年 9 月，抗日战争爆发，她在西安女子师范读书时，受左翼进步思想的影响，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开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41 年 10 月，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她将其舅父家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同时利用其堂姐夫当时担任警察局长的特殊身份作掩护为党工作。当时党交给她的任务是宣传党的抗日进步思想，教学生唱抗日进步歌曲；秘密组织进步学生与国民党领导的反动学生组织即“抗先”“抗协”进行斗争；安排和护送进步青年和党内同志转赴延安等解放区；接待由延安派遣的中共情报人员；搜集有关敌方政治与军事情报等。刘高士同志就是那时她所联系接头的延安我方情报人员之一。

据母亲回忆，当时敌我斗争形势十分残酷，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为了安全都是单线联系，当她接到延安上级关于近期将派人接头，要求她设法为其在国民党内部安排适当职务的指令后，已开始利用各种关系，打通与国民党党部的关系，通过与当地官员太太小姐们打牌的机会，以为表弟找工作为由替刘高士同志找到一份国民党党部秘书的职务，这是一个极易接触机密情报的职位。但遗憾的是，由于母亲与刘高士同志互不相识，只能靠密语来接头，据母亲回忆，那天有人敲门，她开门一看，一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年轻男子站在面前，开口说了一句唐诗，母亲本应对出另一句唐诗，但她发现对方这句暗语有错，地下工作的警觉性立即提醒自己，不能接头。于是立即回答说，“我不认识你，莫名其妙！”随手拍的一声将门关上，隔着门，刘高士极力做着解释，但无论如何解释，母亲都坚决请他离开，想象得出刘高士同志当时是多么的着急和无奈。

在那个白色恐怖时期，敌我双方在对方阵营都有自己谍报人员，就是一字只差也会带来杀身之祸，并且会使党的组织遭遇灭顶之灾，是绝对不允许的。无奈他只好离开了，走后不几天，也许是他请示了延安，也许是明白了自己那里出了错，高士同志找到了与母亲相识的另一位地下党同志杨微波（建国后任兴平县县长，政协主席），两人再次来找母亲，由于有熟人介绍，又对上了暗语，说明了记错暗语的原因，才最终接上了关系。 接上关系后，三人当即商定，先由母亲安排其在当地住下，待母亲落实其工作后再通知他赴任。考虑到刘高士同志安全，两人反复嘱咐他在新工作未落实前，一定不要去西安家里，以免发生意外。虽然刘高士同志在工作上受延安边区保安处领导，但来到敌占区就应服从当地党组织的安排才对。但他大意了，母亲讲到这里叹了一口气说，“高士同志也许是离家太久，思母心切，也许是认为只是回家看一眼不会有太大危险”。然而他那里知道，敌特早已在他家周边设了埋伏。1947年4月20日就在他回西安当天，就被国民党西安警察局特高组逮捕。同年10月7日与其它11位革命同志被国民党当局集体枪杀于玉祥门外。

据母亲回忆，当时母亲并不知刘高士同志已经被捕，当天夜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母亲惊醒，你是誰？母亲急忙问到，只听到一个男子压低桑音说，是武同志吗？有同志被捕，为了安全，组织通知你立即转移。母亲急忙起身开门，门外已无一人，只见远处一个中等身材男人背影，消失在漆黑的夜幕中。

根据经验，母亲深知危险就在眼前，简单收拾好行李箱，就急匆匆的出门了。那天夜里天是那么的黑，伸手不见五指，街上空无一人，虽然已经开春，但仍感阵阵寒意。到火车站还有近二十里路，深夜独行，危险很大，何况是女人，不行，必须打车才行，但此时已是后半夜，那来的黄包车可搭，正在着急，只见远处一辆拉满棉花的马车，车辕上挂着的那盏煤油灯在漆黑的夜里一晃一晃清晰可见，伴随着叮当，叮当的马铃声慢慢向这边走来。本地人都知道当地盛产棉花，经常有车往火车站送货，由那里再发往全国各地。

这是一辆老式马车，车上捆绑着装满棉花的麻袋，足足有五米多高，从下往上看，根本看不到车顶。经了解，车把式是当地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他见母亲一个女人大半夜的要去几十里外的火车站，很是同情，就答应捎母亲去车站，在与大叔谈好价钱后，大叔帮母亲爬上了五米多高的车顶，母亲在车顶用力挪开几袋棉袋形成一个长方形凹槽，躺了进去，这时紧张的心情終于可以放松下来。说到此，母亲提高了嗓音，高兴的说，那可是又暖和又隐蔽啊！

天还是那么黒，夜仍然那样静，周边是那样的寂静，只有叮当，叮当的马车铃声由近致远渐渐消失在夜幕中。此时此刻，躺在马车顶上的母亲在想什么呢？她也许在想，是哪一位同志被捕了，如何被捕的？也许在想，这边的工作丢失了，如何找到新的工作，又如何在下一个新地方开展工作？不知过了多久，不知不觉中就到了车站，真巧啊，刚下车居然碰到了杨微波同志，他也是刚接到通知要求转移的，两人一起买好了当晚去宝鸡的车票，这时一个穿制服戴礼帽的男子走过来主动打招呼，问他们去哪里，他们回答说去西安，对方很快回答，好啊，正好同路。根据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母亲他们马上意识到，被敌特盯上了，必须设法甩掉。看了一眼路边的馄饨店，互传一下眼神，就对那个特务说，先生：我们起的早还没吃饭，麻烦你帮我们照看一下行李，我们进去吃点东西就一起走。特务看到有两箱行李放在这里，而且他又守在饭店门口，就同意了，于是母亲与杨微波同志进店后立即由后门安全转移了，在新的岗位上又重新开始了党的秘密工作。

以后多年，虽多次险遭当局抓捕，但在党内同志和亲属的掩护下，皆化险为夷，得以逃生。

（三）

1949 年 5 月，西安解放不久，母亲从兴平县妇联调任咸阳市委委员、咸阳市副市长。长期以来颠沛流离的生活总算结束了，但多年紧张而艰苦的工作环境使她的身体垮掉了，先后患严重的肝病和肺病，以至于发展到大口大口的吐血，已无法继续工作。1951年，为了照顾她的身体，组织决定让她调离领导岗位，去疗养院休养之后安排轻工作。到文革时期，由于受所谓刘少奇白区错误工作路线的影响，凡从事过地下工作的同志都普遍受到审查，母亲也不例外的受到审查。因偶然机会，省文化局外调组，派人去当年国民党南京政府警察厅查阅有关档案资料时，无意中却看到一份当年国民党对母亲发出的全国通缉令，上有“共匪”武励华（母亲原名）活动嚣张，尚未抓捕归案等语，返陕后给母亲所在单位提及此事，对她的政治压制才得以缓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组织给她安置了轻工作，并提前办理了离休手续。

解放后，刘高士同志的妹妹刘桂兰一直对哥哥为什么刚回西安就被捕，特别是与母亲接头后不久即被捕一事心怀疑虑，甚至怀疑是母亲出卖了其兄，对母亲长期抱有成见，同在西安，却从来不相往来。改革开放后，刘少奇同志彻底平反昭雪，中央决定对建国前在敌占区工作的无名英雄著书立传，省公安厅组织专案组对有关人员进行家访调查，就刘高士同志被捕牺牲等问题走访了母亲和杨微波同志，终于搞清了问题，刘桂兰同志多年的疑虑解除了。

有一天，我回家看母亲，见一中年妇女正与母亲交谈，她们有说有笑，谈的十分高兴，听她对母亲反复说，大姐，对不起，那些年误会你了。见我进来，母亲给我介绍说，这是刘高士同志的妹妹，她来看我了，从她们俩谈笑风生之中，我看得出两位老人之间多年的误会早已烟消云散了。

　　2008 年 2 月 9 日凌晨，母亲于昏睡中与世长辞， 离开了我们。我常想，他們这代人我们这代人也许能够理解，但我们后代能理解吗？我们的社会能记住他们吗？我无法确定，也许这就是建立这块纪念碑的意义所在吧！

不知不觉已到饭时，肚子闹起了革命，提醒自己该回家吃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