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张廉》

周赤波Damizhou

讲述：孙希坚

整理：周赤波

　　最近收拾东西，搜出许多老照片，勾起我对母亲的回忆，禁不住想写点文字，已解对母亲的思念。

　　我的母亲张廉是江苏省如东县人，1925年出生在一个中农家庭，高小文化。

抗日战争时期，她积极投身抗日救国活动，担任乡镇的妇女救国会主任。

194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她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她们工作队的队长是钱正英。母亲说钱队长是大学生，有文化，有水平，有能力，对她的帮助很大。

我母亲的名字原来叫张桂莲，钱正英说这个名字不好，就帮她改名叫张廉，廉洁的廉。从此张廉这个名字就伴随了我母亲的一生。

原国家水利部部长钱正英

　　在钱正英的领导下，土改工作搞的有声有色，轰轰烈烈。

我大姐听母亲说过：母亲解放前曾经有三次大难不死，她是45年入伍的，入伍前就在当地做地下工作，参与土改，组织当地的老百姓给部队捐粮，做鞋，做衣服，还动员6-7个青年参军。

由于她工作出色，被当地的地主武装知道，派人来抓她。地主家的长工听到消息，悄悄来告诉她，让她躲过一劫。但地主不甘心，把母亲家的房子烧掉一间。第二次，母亲和另一个同事出去办事，遇到了还乡团，还乡团的人在后面追赶想抓住她俩。一条河拦住她们，她们就趟水过河，敌人赶到河边，她们已跑到了河对面，敌人不愿把鞋裤打湿，就没有再追，放了几枪就了事。第三次，也是在办事的路上，母亲和村长及另一个同志，碰到了敌人，他们被追到一个村子里。村里的人正在办殇事，我母亲就坐到妇女堆里，抱过一个孩子，跟妇女们一起做殇花。村长坐在一个房子门坎上抽大烟，另一个人躲到人家床底下，结果被敌人抓走杀害了。母亲的机智勇敢和临危不乱，让她在对敌斗争中都能够出色完成工作任务。

因为地主还乡团的抓捕，母亲在家乡待不住了，就动员带领五十多名靑年，包括她的亲弟弟张文生，一起参加了解放军。因为她是老党员，又是带着队伍来参军的，所以一到部队就是连级干部，担任民运干事。

随后我母亲参加了淮海战役。为了工作方便和保护自己，剪了个男人头，常常要跑几十公里的夜路，为部队筹粮，为部队打前站，动员老百姓腾房给部队宿营，动员老百姓捐门板棉被抬伤员、动员老百姓为部队送粮送物质。那时的老百姓也不富裕，工作也不是那么好做，总是克服种种困难，迎韧而上，为淮海战役胜利，为解放全中国贡献了自己一份力量。

　　1949年4月，渡江战役打响，我母亲跟随部队第三批渡过长江。参加了解放南京的战役。

南京解放后，她在军管会工作。上级派她们到下关秦淮河一带，做清理清查妓女工作。

南京刚解放，国民党的散兵游勇，特务黑帮还很多，妓院是最复杂的地方。上级专门安排两位男同志，协助保护她开展工作。使她出色的完成任务。

王应芳和张廉

　　在南京和我母亲一起工作的还有王应芳阿姨，她们俩是好朋友。王阿姨的爱人马水泉和我父亲孙藻勋，是新四军四师的老战友，都是干通讯工作的。在她们俩口子热情的介绍下，我母亲认识了我父亲并结为终身伴侣。

我的父亲孙藻勋

后排左一是我父亲，右二是马水泉叔叔。

　　我父亲孙藻勋是1938年2月，和他弟弟孙启勋两个高中生，拿着董必武的亲笔介绍信，到延安参加革命的。

父亲开始在陕北公学院（抗大），三队学习训练。后来到抗大通校十二期培训班学习报务通讯业务。毕业后被派到新四军四师，一直从事通讯工作。干过报务员，电台分队长，电台区队长，电台主任。渡江战役前是35军的通信科付科长。

1950调到华东军区海军，出任舟山基地通信科长。母亲和父亲结婚后，也调到上海，在舰队通信团有线连，担任政治指导员，付导员是舟山基地张元培司令员的夫人，她和母亲关系很好。

我父母在南京

　　我父母亲念念不忘她们俩位大媒人，经常提起他们的名字。

1946年，孙藻勋和马永新在检查缴获的电台。

　　1954年，为了加强南海的技术力量，我父亲调到广州，任中南军区海军舰队通信处训练科长，后为南海舰队通信处付处长，处长。我母亲也调到舰队通信总站，有线连担任指导员。

　　1955年，部队整编，裁减女兵。我母亲服从组织决定，脱掉军装。复员被安排到广东省交通厅，党委办公室担任秘书。

　　那时候我大姐三岁多，哥哥二岁，二姐不到一岁。母亲的肚子里还怀着我。她请了个保姆照顾大姐，请了个奶妈照顾哥哥，自己挺个大肚子，背着二姐，从石榴岗转几趟车到广州市区上班。家里面两个保姆又闹矛盾打架，父亲工作忙，处理不了家务。母亲没法子，只好放弃工作，在家里当家属带小孩。

我母亲在家并没有清闲多久，又被选上舰队机关家属委员会主任。

这个家属委员会，是群众自治组织，没有工资报酬，尽义务的。主任的工作，除了组织家属学习开会，提高思想觉悟，和做一些义务劳动，主要就是要调解别人家庭两口子的矛盾。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两口子闹矛盾，单位组织又不好出面解决，但是不解决又会影响部队工作。所以全靠我母亲上门做工作。家庭鸡毛蒜皮的矛盾，往往都是在吃饭的时间发生。我母亲每次一接到电话，放下饭碗就去处理调解。那时候部队的家属，多数是农村妇女，没有文化，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在家里也没有地位。属于弱势群体。母亲即要维护她们的权益，又要维持她们家庭的和谐。

　　这种工作看似简单，其实很难做。

舰队司令部机关有个魏阿姨，两口子闹矛盾，老公赶她回老家。她不知道怎么办好，哭着跑来找我母亲，我母亲说你不能走，一走家庭就散了。魏阿姨说不走，老公不给她钱无法生活，母亲说，我借三十块给你，魏说将来没钱还怎么办？母亲说没有关系，没钱还就不要还了。后来母亲帮她找了个工作做，没过多久，两口子就合好了。丈夫带着她上门到我们家感谢还钱。后来他们还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几十年后，我母亲到广州我大姐家居住，这个魏阿姨听说后，叫她儿子开摩托车，把我母亲接到家里，一定要住几天。

　　像这样类似家长里短的事情，举不胜举，对我母亲来说几乎是常态工作。

1960年，中苏交恶，苏联开始逼债。再加上国内遭到自然灾害，物资食品供应十分困难。由于缺食少粮，许多人都因营养不足，而造成水肿。舰队机关干部的子女，多是些儿童小孩，正是成长发育，长身体的时候。严重的影响了他们的发育成长。

舰队首长十分关心重视这个问题，认为大人少吃一点，也要省出食物，保证儿童们的营养，让他们健康成长。

舰队政委方正平亲自找到我母亲，让她办个托儿所。我母亲接受任务后，马上把舰队司，政，后机关的家属组织起来，在石榴岗三百营房，办起了托儿所，她担任托儿所主任，部队想方设法搞来食品物资，供应这些儿童，保证他们的营养。

　　据说全军各大单位，都是采取这种方法渡过难关。

　　那时托儿所里，多是两三岁，四五岁的小孩。白天有吃有玩的还很高兴，可是到了夜晚天黑了，他们就想家想妈妈。哭闹声响成一片。我母亲就和值班的阿姨，把他们抱在怀里哄，直到睡熟了，才放到床上。

十几年后，我在上海见到一个老阿姨，说起此事还十分感动。当时她们家就住在三百营房的另一头，她女儿哭的嗓门最大，老远就能听到，让他们俩口子纠心的不能入睡。但又不敢过去哄，怕哄惯了每天都会哭闹。看着我母亲把她女儿哄睡着了，她们才安心回去。

　　那时候政治思想工作，不是专说空话，讲大道理，而是要帮助机关干部解决实际困难。我母亲做好了家属小孩的工作，等于起到半个政委的做用。

　　她出色的工作，解除了部队干部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集中精力投入到战备工作，应对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方政委也十分满意，每次见到我母亲，都会老远的过来打招呼。

　　我母亲无私敬业精神，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和尊敬。

　　1964年，南海舰队司令部，政治部机关，从广州搬到湛江。我母亲继续被选举为司令部的家属委员会主任。马玉莲阿姨是付主任，还有现役军人肖阳阿姨，她是舰队黄副司令的夫人，在管理处当协理员，专门做家属工作的。肖阿姨长的很斯文，戴个金丝眼镜。经常到我们家和母亲商量工作。

　　其实我们家就是家属委员会的临时办公室，也是会议室，他们开会学习，都在我家。同时也是我们小孩的俱乐部，我们家五个孩子的同学朋友，也都喜欢到我家玩。虽然家里的房子并不大，是法国人的老房子，有百年历史了。走廊很宽，两米多。我们家里有许多小人书，有象棋，军棋，跳棋，飞机棋，海战棋等各种玩具。所以各种年龄段的小孩来了，都能找到他们喜欢的项目。热闹的很！

我母亲买了把剃头剪，先在我和哥哥头上练手艺，把我们的头发剪的像梯田，还不时地剪到头皮，疼得我们哇哇乱叫。母亲为了安慰我们，每人给了两角钱。但她的手很巧，两次以后手艺就学成，头发剪的有模有样。开始给其他小孩义务剃头。那些小孩先从家里要一角钱，说是要剃头，找我母亲剃完头，那一角钱就成了他们的私房钱，有的是几兄弟排队来。2005年我母亲在广州去世时，剃过头的许多人，都来给我母亲送行。这是后话。

　　母亲还买了缝纫机，帮助警卫连的战士和机关干部缝补衣服，组织家属给潜水员织毛衣，等等等等类似的事情数不胜数！

母亲除了尽心尽责搞好家属委员会工作，对父亲的照顾也是十分细致周全。让我印象最深的是，1965年的“八六”海战。那年8月5日晚上，父亲一夜未归，舰队司令部作战大楼，灯火通明。母亲一看就知道前方有战事发生了。第二天早上她煮了一大杯咖啡，让我送到办公室给父亲。当时我并不知道怎么回事，等到中午父亲下班，和我家邻居作战处长曹叔叔，兴致勃勃的谈论战斗经过，我才知道前方打了个大胜仗，打沉了蒋军章江号，剑门号两艘军舰。我父亲一夜没睡觉，还精神焕发，一来是打了胜仗兴奋，二来是可能也是喝了我母亲煮的咖啡的缘故吧。

战后地方政府敲锣打鼓前来祝贺，舰队也召开各种庆功会。

八.六海战后，也有些牺牲的干部战士家属到部队，又了哭又闹，是母亲带着一帮家属，到三所看望他们，安慰他们，把他们的困难转达给领导，为领导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我母亲还带领家属们，给三所缝被子。还让家属们给潜水员打毛衣毛裤毛袜，母亲告诉家属们，潜水员潜到水底很冷，不能打普通针法，要打圆宝针，更厚点。 我母亲虽然没有拿工资，但是她在自己的一生中，为党和人民做的贡献不讲条件，在背后默默的做奉献，真正做到了像张思得一样的好人。

1971年3月，我父亲因为站错队的问题，被迫提前离职休养，安置到湖北省沔阳县仙桃镇，由县武装部和县民政局，共同管理的休干所。我母亲了解我父亲，也理解和支持父亲，不离不弃，毫无怨言和我父亲一起来到湖北。

我们家虽然到了小县城，但是别人并没有忘了我们。湖北宜昌那边有潜水艇维造厂和海军研究所，舰队有不少干部，调到那里军管和帮助工作。

　　只要他们路过沔阳，都会来看望我父母。我们家刚到沔阳三个月，舰队机要处商处长，带着家人就来了。没多久，舰队原参谋长高希曾也来了。干休所也有不少地方的离休干部，他们多是老红军，年老多病，没有什么文化，有的人还是残疾的。他见我父亲年富力强，有文化，级别高，正是干事业的时候就离休了，一定是犯了什么大错误。

　　看到父亲的老战友，老首长，都开车来看他，才知道父亲没什么大问题，对我父母也尊重有加。

1971年“913”事件发生，没多久舰队就派航保处付处长陆景瑜，代表舰队，来湖北沔阳给我父亲初步平反。后来又派原勤务团杜政委，来正式平反。这是我母亲特别开心的日子，为我父亲的平反高兴而开心。

　　1973年我们家搬到荆州军分区休干所，来看望我父母的人就更多了。有的人还是专程来的，荆州是鱼米之乡，物产丰富，我母亲又做的一手好菜，对来的人都会热情款待。原警卫连的退伍老人，在街上碰到我母亲，就象见到亲人一样高兴，阿姨长，阿姨短的叫十分亲热，还硬把布票送给我母亲。

我父母亲离休后在荆州家中

我父亲离休后在荆州家中

我父亲离休后在荆州的生活剪影

　　从南海舰队转业到荆州沙市的干部，逢年过节都会请我父母亲去聚会。他们也会到我家做客，品尝我母亲的做饭手艺。

1983年，我父亲回舰队，帮助沙市市政府，以五十万的低价，买了两艘退役的登陆舰。当时这么大的舰，就是卖废钢铁，也不止这个价。登陆舰开回沙市时，内地人从来没有见过军舰。万人空巷都去看，干休所的那些老红军，也来拉我父亲要去看，说你们海军的军舰，开到家门口了，快去看看吧。我父亲办事一贯低调廉洁，他不愿别人知道是他为沙市人民做的好事，也不想捞取什么功劳和好处，没有去看热闹。

　　那时正是大裁军，许多干部转业，都不好安排工作。而开着登陆舰来的干部，就地转业，安排的工作都很好。其中登陆舰二大队的蔡政委，就安排到银行当付行长。那些战士也就地退伍，全部农转非，安排到长江航运局工作。

　　父亲离休回到湖北后，母亲继续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不变。每周定期参加休干所组织的党小组的学习和活动。认真学习领会党的方针政策，贯彻执行党的各项工作。教育子女不搞特殊化，积极支持鼓励我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我通过在农村两年多的劳动煅练，知道了民间的疾苦，知道了粮食来之不易，同时也让我煅练成坚强拼搏的意志精神，迈出了走向社会，开始了人生重要的一步，

　　1976年底，我从农村应征入伍，回到南海舰队当兵。父母从来不利用他们的关系和影响，为我走后门提供方便。我也看不起那些凭关系进步的人。但是父母会不断地写信鼓励我要克服困难，努力学习专业技术，不断进取。当得知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他们把信开头的称呼，由希坚吾儿，改为希坚同志，我成为了他们党内的同志。没有把儿子当成他们的私有财产，而是国家的人了！

我的父母亲就是这样，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也把儿女献给了党。

　　母亲对我们子女教育和要求非常严格。其实她的一言一行，就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对党忠诚，一心为民。不畏艰难，奋勇拼搏。努力学习，不断进取。团结同志，热心助人。艰苦朴素，勤劳持家。这些优秀的品质，都让我们终身受益。

　　2005年住在广州大姐家的母亲病危，被送到海军421医院抢救，80岁的母亲长期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老年支气管炎，肾炎等病。当我和爱人从湛江赶来时，她老人家已经陷入昏迷之中。

　　在急诊室里，我见到大姐和护工等人以外，还有葛玲阿姨。

葛玲阿姨是司令部门诊部门的医生，已经退休，就住在广州赤岗海军休干所。她和我母亲有几十年的交情，但让我想不到的是，葛玲阿姨上午来医院守着我母亲，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又来守，第二天还来。她的身体也不太好，我们让她不要来了注意休息，结果葛玲阿姨坚持来了三天，直到我母亲去世。

葛玲医生和叶部长

葛玲阿姨

　　她们这些老阿姨，和我母亲的感情比我们子女还要深。

　　我们家和421医院，也算是有缘，母亲在这家医院，生下了我二姐，我和妹妹，大姐孙洁梅在这医院工作过，姐夫夏子金当过421医院院长。

我母亲在大姐孙洁梅广州家中

母亲去世后，告别仪式在广州殡仪馆举行。我打电话给在广州的发小们，他们二话不说都来了。有朱志义，刘聪聪，曾卫兵，赵建华，袁鸿和李莉莉。他们都是我母亲看着长大的。有不少还享受过我母亲剃头的“恩惠”呢。叶小敏，袁伟玲也来了，她们俩是我哥哥孙希荣的小学同学，也是我大姐在舰司门诊部的战友。叶小敏是葛玲阿姨的女儿，葛玲阿姨身体不好，没能来。袁鸿的母亲是由她儿子开车带来的，她和我母亲的关系更是不一般。其他在广州的老阿姨，我们没敢通知，怕她们身体受不了。

我大姐夫夏子金的医院，也来了不少人。我舅舅张文生，在表弟张建春的陪同下，从上海赶来，给他姐姐，也是他革命的引路人送上最后一程。湖北荆州军分区休干所的所长，致悼词。

　　我母亲张廉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也是伟大的一生。今天我写文章回忆纪念她，除了对母亲的思念，就是想牢记他们那一辈革命先辈们的精神和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敬爱的母亲，我们怀念您……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