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一)

语中徜徉

<p class="ql-block">我的童年</p><p class="ql-block"> 三年自然灾害加上国家还债,使得整个国家民不聊生,千千万万的母亲们或饿死或营养不良导致停经,没有了生育,所以1960年、1961年出生的人口极少。母亲和二姐也不例外,由于没有吃的,先是浮肿,再是消瘦,又是浮肿,两个姐姐肚皮薄的可以看到肠体的蠕动。母亲饿得最厉害时只能躺着或坐着,孱弱的已经没有力气抬腿迈过门槛,一家人全靠7岁的大姐到地里挖点野菜维持着生命。母亲把家里的情况捎信给远在淄博煤矿工作的父亲,父亲得知家里的状况,把自己省下的50多斤饭票换成白面托工友带回家,谁知工友竟说捎带的粮食在路上被人抢走了,真是良心给狗吃了(肯定自己贪掉了)。为了挽救奄奄一息的母亲和两个姐姐的生命,父亲毅然决然地辞掉了淄博煤矿会计工作(当时每月54斤粮食,57元工资,可以说衣食无忧),听说孤岛林场招工,并且能带来家属,一辆手推车把一家老小推到了黄河尾闾的大孤岛,父亲重新就业,母亲和姐姐进入林场,成为非农业人口,有了固定的口粮,生命转危为安。事后,母亲和姐姐经常说,在那个时候,父亲的同事很多抛弃妻儿老小,不顾他们的死活,在城市重新组建家庭。大灾大难最能考验一个人的良心,能做到一家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父亲是最有良心的人。在大灾大难面前的良心已经超越了作为父亲的责任。</p><p class="ql-block"> 从1962年开始,国家形势慢慢好转,母亲们有了点吃的,几经水肿、消瘦、水肿折腾的人们慢慢缓过劲来,抗折腾的母亲们挺过挨饿这一生命关口,又有了生育能力。那个年代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主要是母亲们不知道如何避孕,1963年、1964年全国处于生育高峰,一般家庭都有5、6个孩子。因此,我常常对身边的人说,我们在这个时候出生是幸运的,一是我们的父母大难不死,说明他们身体素质好、抵抗能力强,这些基因会遗传给我们;二是整个国家和人民刚刚走出灾难,国家形势和人民生活正逐步好转,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我们知道我们的父母生养我们的辛苦不易,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最知道孝敬,也最懂得感恩。</p><p class="ql-block"> 我出生在黄河岸边的孤岛国营共青团林场。据说,当年烟台地区、临沂地区、菏泽地区、聊城地区各出300名共青团员,由各县的团委副书记带队,来到黄河尾闾的黄河三角洲,连同当地招募的工人,成立国营共青团林场,在这片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上植树造林,开始了黄河三角洲的开发建设。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曾亲临林场视察指导工作,并为林场题词:黄河万里送沃土,渤海健儿奋双手,劈开荆棘建新舍,定叫荒滩变绿洲。当时林场的条件极为艰苦的,有民谣唱到:大孤岛、大孤岛,年年洪水赶着跑,遍地是荒草,春秋风沙如海啸,夏天蚊子扫帚扫,人过不歇脚,鸟来不搭巢。当时林场职工的住房都是自己动手就地取材盖的,挖地一米多深,割来自然柳枝围成墙,搭成屋顶 ,外面用泥抹上两层,屋里用土坯盘上炕,住房形成了,人们形象地说成:柳子门柳子窗柳子屋顶柳子墙。母亲说,我就是出生在这样的土屋子里。生我的时候雨水特别大,屋子漏雨,母亲一手撑着雨伞,一手抱着襁褓中的我。那年,我们那个建设点上出生了5、6个孩子,只有我一个是男孩,由此成了单位的宝贝。那个时候,家里雇不起保姆,小的时候,大孩子看小孩子;孩子稍大点能跑了,大人干活就把孩子带上,大人干大人的,小孩玩小孩的。干活的地方离家比较远,那时候交通工具就是马车,单位有马车班,职工家属乘坐马车到地里干活。一般中午公家送饭,吃完饭,家属们有的就地休息一会儿,有的拿出针线活赶营生。据母亲说,有一次他们在地里掰玉米,中午公家送的菜是芸豆炒肉,有点肥肉,大娘、大婶们舍不得吃,都用筷子挟到母亲的碗里,全部便宜了我 ,由于吃肉太多,到了晚上我上吐下泻,从此见肉就恶心,再不吃肉,老百姓的话叫做“吃伤了”。</p><p class="ql-block">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到我四五岁开始记事的时候,我就知道帮家里干活了。一个人钻到树林里拾干树枝、剥死树皮背到家里做柴禾,经常碰到蛇,兔子,也不觉得害怕。冬天,树林里静得出奇,拾完柴禾没有事干,或在南墙边晒太阳,或与小朋友到公共厕所的后面拉屎,那边暖和。夏天树林里绿叶成荫,鸟叫蝉鸣,人在其中,好像进入音乐的殿堂,流连忘返,又好像进入童话的世界,沉浸其中,充满无尽的遐想,我用口哨模仿鸟叫,我大声呼喊听树林的回音。再大点,就知道帮着母亲割马草。那时,我们单位合并到了济南军区军马场,军马场以饲养军马为主要任务。家属们除去正常劳动以外,上级还要求她们利用业余时间割马草,已备军马冬天饲用,叫做割“义务草”,没有什么报酬,但有定量定额。孩子们往往利用暑假替父母割马草。有的拿把镰刀,腰上系根麻绳,到草地割草 ,割几十斤背回来。年龄大点的,跟大人要一个直径十多公分的轴承,用它作为轮子,用几块木棍钉成小推车,上面系根绳子,把割的马草用小车推回来,省时省力。时间长了,割马草割出了经验,早晨趁着露水大的时候去割,天又凉快、草又压秤。那时没有灭草剂,没有农药污染,草丛里有蚂蚱、蟋蟀、蜜蜂很多的动物,割草的时候,带上针线,逮到蚂蚱就用针线穿起来带回家用油煎着吃,这叫割草逮蚂蚱两不误。</p><p class="ql-block"> 那时候,天总是很高很蓝,云彩白白的在天空中漂浮,四季也很分明。大雨过后,天空经常出现一道美丽的彩虹,红橙黄绿青蓝紫,美妙的彩桥像是悬挂在天空,又像是拱在地上。林间地上各式各样的蘑菇如雨后春笋般从地里钻出来,死树上长出了黑木耳,树林里,孩子们提着小篮子欢快地拾着蘑菇,那时候,人们餐桌上的蘑菇是没有人工养殖的。听大人们说,大孤岛虽然荒寂,但物产丰富,养活穷人。野绿豆、野菜到处是,有水的地方就有野生的鱼虾蟹,只要勤快,就饿不死人。夏夜,逮知了猴(知了的蛹)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拿手电筒在树干上下左右照,照的那个仔细,生怕漏掉了一块树皮,这叫照;家里没有手电筒的,就用手一棵树一棵树由树根部向树干部慢慢地摸,这叫摸;有的弯着腰凭着经验在树根周围仔细寻找洞穴,知了猴的洞口看上去很薄很深,发现后,用食指捅进去,待知了猴的前腿牢牢抱住你的食指,再借势慢慢的把它提出洞穴,这叫抠。每抠出一个知了猴,那种心情,那种成就感,像完成一项精细工程一样。把知了猴轻轻的握在手里,任它的爪子轻轻挠着你的手心,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油然而生。尤其是白天下了一场雨,常常顾不上吃晚饭,抢先跑到树林,因为雨天知了猴出来的早,早早跑到树上等人们来捉。回家后,把知了猴用水洗净,放在一个瓶子里或大碗里,倒上水、洒上盐,第二天,就是一餐美味佳肴。</p><p class="ql-block">小时候,孤岛的野生动物种类很多,天上飞的有白天鹅、大雁、喜鹊、麻雀,地上有野兔、獾、狐狸,那时候还没有野生动物保护法,人们工作之余,套兔子、挖獾、打狐狸,炼出治烧烫伤的獾油,缝制狐皮大衣……。孩子没本事小,白天用弹弓打麻雀,晚上到池塘里逮青蛙……。</p><p class="ql-block"> 现在过年如果不是能为了放几天假,能与亲友团聚,最多再加上看个春节晚会,现在的过年还有哪些值得人们期盼的?甚至不愿意过年。童年时就完全不同了,过年对于童年来说,就是能想象到的最幸福的生活。一是能吃上鸡鸭鱼肉等平时不常吃或吃不上的东西,解决嘴馋的问题;二是能穿上母亲做的或买的新衣新鞋,解决眼馋的问题;三是能放鞭炮,这是男孩子最看重的。年前,跟着父亲到供销社土产门市部或到附近的农村集市上买鞭炮、雷子,怀里抱着鞭炮,那种心情,就好像如今的孩子得到了父亲送给的新电脑,说不出的那个美!那个时候,所有商品都是全国统一价格,包括干部职工的工资是多少级就领多少钱,大多数职工家庭孩子多,用于买鞭炮的钱是有数的,不可能买很多,所以,燃放起来也就很仔细,除却大年三十晚上、初一早上能整支的燃放一挂以外,其余的鞭炮全部拆成一个一个的,装在口袋里,一个一个的放。那时没有打火机,用火柴点燃一根麻线或一根香,左手拿火,右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鞭炮,点燃引信,即可抛向空中,孩子们在“啪、啪”的清脆的爆炸声中尽情享受着童年的快乐。</p><p class="ql-block"> 童年时最大的精神享受莫过于看电影了。那时候,精神文化生活极其匮乏,没有电视,更没有电脑,除却孩子们捉迷藏,抽陀螺以外,连队每周一次的电影成为我们精神生活的最重要部分,很难想象,没有了电影,我们会如何生活。不管冬天有多么冷,也不管夏天蚊子有多么厚,都是露天放电影。每当连队广播说:今天晚上有电影。孩子们高兴极了,不等天黑,就催着父母赶快做饭,然后就到露天场地占地方。有时候用树枝在地盘上画个框,经常占不住,干脆早早地把板凳放上。一个单位演电影,周围单位的人们以及周边农村的人们都来看,场地不够大,有的爬到树上,有的跑到银幕的后面看,也顾不了是正是反。每次电影开始前都有加演片,叫做《新闻简报》。有时候,电影队的叔叔阿姨们还会放一些自己做的幻灯片。那时候的电影大部分是励志的战争题材的或政治性很强的影片,有故事片、动画片、革命现代京剧、舞剧,还有前苏联、南斯拉夫、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国产片印象最深的有《闪闪的红星》、《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英雄儿女》、《奇袭》、《林海雪原》、《刘三姐》等,外国影片中印象最深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卖花姑娘》、《鲜花盛开的村庄》等,还有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杜鹃山》《海港》、《龙江颂》等等,那个时候看场电影,我们就觉得像过节一样,只要听说有电影,哪怕跑上一二十里路,哪怕不吃饭,哪怕已经看过无数遍,也要去看,以至于很多电影台词背得滚瓜烂熟,很多电影插曲、故事情节至今都耳熟能详。比如:“报告长官,我失职”;胡汉三:“你爸是干什么的?”潘冬子:“杀猪的,”胡:“还会杀人吧?”座山雕:“脸红什么?”杨子荣:“精神焕发,”座山雕:“怎么又黄了?”杨:“防冷涂的腊。”“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轻轻地一抓就起来。”永远忘不了那颗闪闪的红星,忘不了金达莱花,忘不了200工分,更忘不了上演《卖花姑娘》时现场观众的哭泣。</p><p class="ql-block"> 1971年,开始读小学,自己背着军用黄书包去了学校,领了新课本,带回家,父亲用牛皮纸给新书包上书皮,然后放到被子底下压着,使其不至于变形。我们连队的小学校,就是一排土坯房,四间教室,一间办公室,四五个教师在一间屋子里办公。房子的正南方是块空场地,也没有院墙,下了课,孩子们在广场玩耍。上课下课,老师吹哨子。教师的东侧,还有一排土坯房,是老师和职工的宿舍。记得最东头住着母子二人,母亲已经七十多岁,儿子也有四五十岁的样子,是个老光棍。因为,下课以后,我们要经过这排房子到厕所,每次路过老奶奶家门口,她总是很热情地招呼我们到她家里坐坐,有时候给我们倒碗水喝,有时候给我们讲个故事,记忆很深。后来,老光棍说了个老媳妇,带着男男女女好几个孩子,算是成了个家。 那时的我对知识非常渴望,好学用功,整个小学阶段期中期末考试,语文、算术一定是双百,也一定是第一。第一批加入红小兵,记得是一年级的六一节,按照学校要求,穿上白衬衣,蓝裤子,先是集体到树林郊游,而后回到教室举行入队仪式,老红小兵给我们新红小兵戴上了红领巾,辅导员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本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本。那天中午,新加入的红小兵还集体到连队食堂吃了忆苦饭。</p><p class="ql-block"> 那时候还没有恢复高考制度,党的教学方针是: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既不但学文,还要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好像是我上四年级的时候,全国开展了“学习黄帅反潮流”活动,不会写毛笔字的我们,被要求每人写一篇反潮流的大字报,统一贴在教室里,那时经常开展一些政治活动。我们连队的小学教师大部分是青岛和济南来的知识青年,年轻活泼,有喜欢音乐的、有喜欢画画的、有喜欢体育的,在老师的指点下,我学会了吹口琴、笛子,打乒乓球、排球,至今受益匪浅。吹笛子需要笛膜,那时商店里卖笛膜的很少,也买不起,干脆就自己动手,在芦苇杆里小心翼翼地取出内膜,(一)</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