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账单

吴鹏

（美丽的母亲）

母亲程文芳于农历2021年7月19日“回家”了，她来到世间是农历1947年7月7日，这天是中国传统的七夕节。所以，我坚定认为母亲是仙女下凡后留在人间的。

我不清楚其中的因果，但母亲肯定心如明镜。从她依依不舍的离开中，我知道她终生不悔。母亲大约是盘算过的，我不知道她的算法，但我可以把我知道的账单列明如下：

婚姻账。母亲年轻时是方圆数里的美女，不仅美在其貌，更美在其才、美在其德。母亲的漂亮绝对称得上千里挑一，芳名远播乡里。而且，在农村文盲还很普遍的年代，母亲初中毕业当了民办教师，在村里也算是响当当的程老师。母亲本可以有更好的前程，也有机会推荐去上师范学校，但她选择23岁那年嫁给我父亲，成为人妻。父亲那会虽然在武汉长江航道局工作，但还是个地地道道穷得很干净很纯粹的小伙子。母亲嫁过来的时候，父亲锅碗瓢盆都还凑不齐整。

随后，父母白手起家，磕磕绊绊地把家拉扯到今天这个很不错的样子，在农村也算是功德圆满了。日子虽然艰难，但我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还是做了两次新房。后面这一次，如果称之为农村别墅，大约也是可以沾得上边的，即使到现在，也还算“洋气”。更重要的是，我家始终保持和睦之气、蓬勃之气，一大家子，总是喜气洋洋，相互鼓励，硬是把生活的白菜味过成了茉莉花茶味。 母亲偶尔也会埋怨父亲脾气不好，不懂得体贴人。父亲也只能哈哈了。其实他藏了一肚子稀罕母亲的话语，只是不轻易表达而已。母亲第二次在武汉同济医院住院的时候，晚上一点多钟，医生告诉父亲，母亲已昏死过去，正在电击抢救，有可能救不回来。父亲一下子慌了心神，语无伦次地给我打电话，说你妈过去了。我以为母亲走了，便连忙给老弟和小妹打电话。待我和老弟慌慌张张地赶到医院时，才知母亲还在抢救。父亲央求医生，让我进去看望母亲一眼，医生坚决地拒绝了。父亲还想恳求，说我这大儿子也是很了不起的人，刚评了全省十大法治人物，你就让他看他母亲一眼，就一眼。那一刻，父亲的无助和卑微一下子击中了我的内心，我从未见过如此“陌生”的父亲啊！一辈子硬气的父亲，何时说过这种“软话”？ 这次母亲住院，医生说要插管抢救，父亲当时还有些犹豫，他知道管一插上意味着什么。当得知已没有更好的方案时，父亲一下子崩溃了，瘫坐在楼梯的台阶上抽着闷烟。 母亲走后，父亲召集我和老弟商量，哽咽着说：“我舍不得你们的妈妈，能不能在家多留一晚？”按照家乡风俗，老人一般在家停放三天。父亲要多陪伴一天，我们当然没有意见，但是，精通风俗的父亲这时却忘了可能会犯的禁忌。不得已，父亲没能如愿。 昨天，在母亲的灵堂里，父亲哭着对我说：“你们的妈妈是最好的妈妈。”灵灯闪烁，母亲似乎是听见了。 也许母亲是一直知道的。在母亲去世前一个月，我们走完亲戚回家，在车上谈到父母刚结婚时的窘境，母亲对父亲说，我当时怎么就看上你了呢？我说道，那还不是老爸长得帅，是一个进步青年！父亲连忙附和，母亲没有否认。我当时就想，那时的父母爱情啊，那么简单、那么纯粹。

操劳账。母亲从结婚开始，这个当初啥都不会的文静学生妹，开启了跟以前完全不同的“女超人”模式。虽然父亲在我出生那一年回到农村，但为了多挣工分，就在一个较远的采石场“搞副业”，完全顾不上家里。母亲是既当妈又当爹。

如果说这世上有一种工作，全年无休，每天16小时保证不休息，8小时休息不保证，既要当老师，又要当农妇、保姆、医生、裁缝、快递员……能教语文、数学、自然、科学，能插秧、能收割、能挑草头，会做饭会待客，会浆洗会缝补，会养娃会教育，会生产经营，会精打细算，更重要的是，任劳任怨，不要一分钱报酬。世上谁人能干？谁人会干？只有，母亲。我实不忍把母亲所做的再细数一遍，怕心疼。邻里乡亲的，谁都说我母亲不容易。母亲晚年的病痛，就与积劳成疾有关。 后来父母的身体不行了，我们做子女的就强令他们不准耕种。但他们舍不得耕了一辈子的土地，就说少种点吧。特别是父母知道我的同事朋友们比较喜欢家乡的红萝卜，便坚持每年多种一些，期盼我们能回家把萝卜拔走。即使已到了不能使劲的地步，一听说我要回家拨萝卜，便当成一件很大的事情，往往提前下地把萝卜弄好，生怕我们这些后人和晚辈受了劳累。其实父母不知道，我们所谓的拔萝卜只不过是一种消遣，也可以说无关萝卜，拔白菜也是一样，甚至于挖土豆也是一样。或者说，其实是我们不知道父母耕作的意义。如果说父母年轻时的劳累是为了生存，那么年老后的劳作就是为了等待，等待我们以一种不劳而获的方式相见。 最让我们后人愧疚的，是我们兄妹三人个个都不让人省心，我砍伤脚，老弟摔断腿，小妹长恶疮，都差点弄成残疾，真正把父母整得够呛。父亲对我说，你小时候生病，医院整不好，你母亲便抱着你四处问医，寻找民间偏方。听说肖家湾有个老中医会看儿科，但人家阶级成份不好，不敢看病。你母亲便晚上偷偷地抱你去看。有一次，你母亲几天几夜没合眼，在路上一头栽倒在地，爬起来后首先就是看你摔坏了没有。 不过，就是这样的日子，母亲也让我们觉得阳光灿烂。我们那时还是比较神气的，觉得当“程老师的孩子”很有些了不起。而且，大年初一的早晨，我们也能穿上母亲刚刚做好的新衣裳，往往还很时髦。我是小伙伴中第一个穿上喇叭裤和西装的，当时那得意的神情就像是考试得了满分的模样。后来，我们兄妹成为追风向光少年，这大概就是母亲劳动的收获吧！

教育账。我家虽算不上书香门第，但也还有些文化传承。我记事的时候，老家人就喊我爷爷“老先生”，喊我父亲“三先生”，虽然我父亲只是小学毕业，但后来他到武汉工作见了“大世面”，也学了一些文化，大体在农村还是担得起“三先生”称呼的。这应该也是母亲看中的地方吧。

在我们那个年代、那个农村小地方，我读书也应该还算可以。这要归功于母亲。因为无人照看，我从小就跟着母亲在学校里玩，耳闻目染了一些学习气息，所以一上学就从湾里的育红班直接跳到二年级。 后来，我考上了镇里初中，这也是我们那届村小毕业的唯独一个。上到初三时，我家刚刚做了第一次新房，经济上捉襟见肘，每学期的学杂费都一时凑不齐。有一次，钱没借够，我被班主任赶出教室，说什么时候交了钱就什么时候回教室听课。我那时似乎还比较懂事，从不主动向家里开口要钱，有时中午没钱吃饭，就饿着肚子等晚上回家再吃。三毛钱一斤的豆瓣酱，我都舍不得多吃。 此后的日子，直到我上班，我家大多时候都是在借债中度日的，借完了东家借西家，借完了上年借下年。无论多么艰难，父母都坚持让我们兄妹读书。尤其是母亲，一个当老师的，要去求另一个老师，让人家开恩缓几天再交学费。这世上恐怕也只有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可以放下所有的尊严。 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父母的这种教育，也深深地影响着我。当我的孩子出国留学时，我和妻子也是全力支持，四处举债支撑着。孩子对我说，对教育的投资是最好的投资。我想，母亲应该也是这样算账的。 但我认为母亲最值钱的教育，还不是让我们后人有了谋生的本领，而是传承和发扬了孝道。爷爷在世的时候，爱喝酒，每日中晚两餐，每餐必须有酒，无酒就会生气。有段时间，我家连油盐钱都很困难，但母亲还是会到商店赊酒给爷爷喝。爷爷见有鸡吃我家晒的稻谷，他会高声地喊道：“鸡吃谷了。”却并不赶鸡，而是要等我们出来赶走。爷爷有爷爷生活的智慧，不然他为什么是村里人都尊敬的“老先生”呢？只是生活的难处，母亲得独自咽下。

人情账。我家虽不宽裕，但在人情上从不马虎。小时候，村里对下乡的公社人员、乡镇人员实行派饭制度，我家是派饭最多的，下乡干部都喜欢到我家吃饭。我至今还记得，穿白衣服戴白帽子的公安特派员在我家教我玩枪的情景。其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村里已经不好派饭了，一是大多数农户不愿接待，觉得不划算；二是下乡的干部不愿吃，觉得别别扭扭地坐在一起难受。但我家似乎是个例外，十天半月就有派饭任务。也不是我家招待得怎么好，平常也就是六七个碗的菜，大体是烧肉菜一个、蒸鸡蛋一个、千张或豆腐一个、花生米一盘、蔬菜二三个，当然这也是我家那时能给出的最大体面。父母常说：“人情大于债，头顶锅儿卖。”我参加工作后，遇见不少到我家吃过派饭的干部，一听说我是平林镇红寨村吴队长和程老师的儿子，都感慨地说，你父母真是好人啊，为人爽朗又讲究，我们都喜欢到你家吃饭。

喜欢到我家吃饭的也不只是下乡干部，还有包剃头和包渡船的师傅，他们到我湾的时候，也多喜欢到我家吃上一顿饭。菜好不好无所谓，但是亲切、热情，一开口、一端碗就能让人感知的那种。父母常说，人都是将心比心的，你马虎了别人，别人也会马虎你。所以，至今我家都是这个传统，宁愿自己吃糠咽菜，也要尽力招待好客人。 从我上初中开始，一直到现在，几乎每年都有同学和同事到我家做客。这也是父母最高兴的时候，觉得贵客盈门，证明我还有些出息。他们认为，金朝银朝不如人朝，人气才是一个家庭最金贵的体面。我的朋友圈，父母基本上是知道的，其中不少人的家庭、经历和性格，包括他们对我的恩情和对我的好，父母都如数家珍。父母经常教育我们，做人莫亏心，要记得别人的好，就是自己再吃亏些，也不能亏欠了别人。所以，我家向邻里借米借面，都是平升进，尖升还；遇着别人来借时，却是尖升借出，生怕别人还多了。 但是，父母从不把对别人的好放在心上。一年冬天，有辆卡车坏在了老汉孟公路上，那会儿既没有电话，也没有求救单位，司机是武汉的，身无分文，冰天雪地的，又冷又饿，蜷缩在驾驶室里，意识都有些不清醒了。父母发现后，把人弄到家里，好吃好喝照顾了两天，找人把车修好后还将家里仅有的十几元钱给了司机。司机千恩万谢，说了一通要报答的话。父母安慰说，谁人没有个难处呢？千万别放在心上。后来，那司机杳无音讯，村里人便说我父母好心没有得到好报。母亲笑笑说，我们也不是为了图个什么才救人的，人家有人家的难处呢。 因为父母的能干，所以在外人看来，我家应该还是不错的。因而不时有困难之人向我家借钱借物，母亲也是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即使是借来的东西，母亲也会匀一些给他人。父亲有时自嘲地说道：“我们家是打肿脸充胖子。” 母亲走后，有好些七八十岁的老人前来祭奠，他们是父母的故交，虽然有些人颤颤巍巍地行动不便，但还是坚持从很远的地方来送母亲最后一程。这些长辈对我说：“我们也很舍不得你们的妈妈啊！”或许，这是对母亲人情观最好的注解。

生死账。母亲显然是怕死的，在武汉同济两次住院，她都从“仙门关”闯了回来。这次住院，医生看了母亲的病历，不由得感叹道：“既幸亏你们，也幸亏她，不然坟头早长青草了。”

这多亏了母亲的毅力。在明知时日无多的情况下，她依然乐观地向往着，用力地支撑着，就像危岩上随风摇曳的枯木。前不久母亲还说：“我也不奢望活太大年龄，我只想看见我的两个孙儿成家立业，我就没有遗憾了。”我的侄儿今年25岁，我的儿子24岁。我的儿子曾经跟他妈妈讲，30岁之前，不要过问他谈朋友的事情。母亲根据这一说法，很认真地计算了她需要活到80岁。于是，她对父亲说，要是能活到80岁就好了。

其实，我们都知道，母亲还有一层想法，就是她多活一天，父亲的生活就多一份保障——不依靠儿女的保障。母亲当民办教师30多年，早年按政策是可以转为公办的，但由于不能言说的原因，母亲没有“转正”，而是按民办教师标准领取养老金。虽然每月只有两千多元，但负担她和父亲的日常生活是没有问题的，甚至每年还能有些结余。而如果她先走了，父亲的生活就没有了来源。

当然，这是母亲多虑了。但她一辈子就是这样，从来不想麻烦和拖累子女。每次给她打电话，她和父亲说的永远都是好的，就是住进了医院，也都说不要紧。在父母的心里，永远最先考虑的都是别人。我每次去医院看她，母亲都反过来安慰我，不要紧的，别耽误了工作。这次住院，我赶回看她，但她在ICU病房，我进不去。做了核酸检测的侄儿代表家属进去探视，母亲第一次主动问起：“你伯父回来了没有？”侄儿回答说：“伯父和姑妈在外面，进不来。”母亲就没有再说什么，这也成了母亲最后的遗言。母亲临终之时，我没能亲耳听见她最后一句话语，这也成为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由此，我坚定地认为，母亲其实是不怕死的，只是有些未尽的牵挂。一次在广水住院的时候，她醒来见着我，第一句就是对父亲讲：“莫要伢们的钱，他们都很困难。”一次在武汉同济住院，刚夺回一命的她，睁眼第一句话就是要求父亲：“把伢们的钱给他们，开之（我儿子）读书要用钱。”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了，冲着母亲嚷道：“你命都快没有了，还操这多心！”母亲用微弱的声音说：“早点出院也是一样的。” 那次母亲出院后，我们子女花了八千来块钱给母亲买了一台呼吸机。母亲心疼了半天，又开始唠叨我儿子读书用钱的事情。我少不得又把她“数落”一番。 那段时间，正赶上儿子向她母亲索要生活费，我突然莫名地火冒三丈，冲着他吼道：“你一个月的三明治就是你奶奶的一条命！”儿子默然。事后，我也觉得不对，生怕儿子生出负罪感来。其实，在儿子用钱问题上，母亲从来就没有维护过我，而是永远站在了她孙子这一边。 我想，以上这说不清道不明的账单，实际上在母亲心里是一本清清楚楚的明白账。而这，大约也是天下母亲们最认同的算法。 2021年8月27日于母亲灵堂，以此纪念伟大的母亲！
（补记：此文成后，征求家人意见，父亲说了两个字：实在！此时为陪伴母亲的最后一晚。8.28）
2015年父母刚建成的新房（前） 2015年父母刚建成的新房（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