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永恒

若水

【今天是8月25日，槐树岭“8.25”事件55周年，再过两天8月27日，又是我父亲的生日，为此在这里发一篇写于10年前的文章，以表达我对父亲的怀念之情】

　　父亲离开我已经24年了，在我的脑海里，还记着跟父亲在一起时的点点滴滴。有一个场景印象特别深：1971年2月的一个早晨，湖北襄樊，清冷的细雨，泥泞的土路，远去的卡车，满身泥水的父亲、3个哥哥和14岁的我……

在我9岁之前的印象里，位于北京丰台区槐树岭38栋的家曾经是那么地幸福温馨。爸爸、妈妈、大哥、二哥、三哥和我，还有从我2岁起就来到我家的东北阿姨，一家人相亲相爱。周末家里经常开联欢会，大家各显其能，吹拉弹唱跳，其乐融融。

1964年全家合影于北京，后排左一是我舅舅

　　爸爸对我们的学习、生活、人际交往等各方面都要求特别严格。每天早上他会把我们从床上拎起来出去跑步，然后打扫38栋各家门前的卫生；他让我们每天写完作业后练习毛笔字，因此我们兄妹四人的字都写得挺不错。我们从小就在爸爸的熏陶下养成了饭前洗手的习惯，连怎样开水龙头可以节约水这样的细节，都是按爸爸的要求做的。

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子，父亲最疼爱我，走到哪里都会带着我；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都会想着买给我。

有一次，爸爸带我去参加一个婚礼，新娘在大家的要求下唱歌，我被她的美貌和歌声吸引住了，就跑到阿姨跟前仰起脑袋看着她，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这时，我被一双大手从后面一把搂住，回到人群中的座位上。我没有回头，也不害怕，眼睛还在盯着漂亮阿姨，随后，抱我的那双手抓了一把花生，一个个剥开放在我的手里，我低头一看好奇怪——这双手怎么这么亲切、这么熟悉呢！抬头一看：原来是爸爸的手。难怪我被抱着的感觉是那么温暖、那么踏实！

我上幼儿园时是全托，直到周六下午，阿姨才来接我回家，周日晚上就又要回到幼儿园。对家、对爸爸、妈妈、哥哥、阿姨的依恋，让我刚回到幼儿园就开始盼望周末，盼望见到家人，尽管我还要掰着指头数6天。一次，离周末还有好几天，父亲突然出现在了教室的门口，手里还拿着一个塑料发卡，真让我喜出望外——他是专门来给我送新买的发卡的，甚至都等不到周末我回家的日子。那个大大的、粉色的、蝴蝶结式样的发卡啊！它那可爱的样子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时候，女孩子如果有那样一个发卡，是多么兴奋、满足啊！繁忙的父亲在工作之余，给我送来了快乐。

　　这种快乐没有持续多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1966年8月25日，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暴发了“8.25”事件，时任科研院副政委的父亲首当其冲，被造反派从办公室拉出来批斗。我家门口被贴上了批判、侮辱的对联，上联下联已经不记得了，深深烙印在脑海里的是那个四字横批：“狼心狗肺”。

造反派把我家翻了个底朝天，一个戴眼镜的造反派站在我家门外，脖子上暴着青筋、瞪着双眼、声嘶力竭地咆哮着，手举着他们的抄家成果向围观的人群展示着所谓“封、资、修”的东西：“看，这是《红楼梦》！还有，苏联画报！”他还举着一把外国造的水果刀：“看，这是匕首！”当天晚上，父亲没有回家。过了些天，父亲被放了回来，我天真地以为事情就结束了。

1967年底的一个晚上，面目凶狠、冷酷的造反派来家里抓父亲，当时妈妈不在家，只有我们4个孩子和阿姨在，刚满10岁的我不敢哭出声，大颗大颗的泪珠悄悄地淌在脸上，我问大哥：“爸爸什么时候能回来？”大哥赶快示意让我不要出声，怕造反派会骂我们。那一天，我们眼睁睁地看着造反派带走了父亲，临走时那个造反派的头头对我说：“不要哭！”

我们的噩梦开始了。

父亲被打成了叛徒、走资派、“三反分子”，关进了牛棚，经常被造反派拉到会上批斗；妈妈也被打成了走资派、叛徒，隔几个星期才可以回一次家。我们成了被人歧视的“黑五类”子女，哥哥们不能加入红卫兵，我不能加入红小兵。哥哥们大了，又是男孩子，还好没人敢惹；我年纪小、胆子小、人又老实，因此常常被人欺负，心里委屈却敢怒不敢言，只能回家哭鼻子。

一些好事的大人也会在众人面前羞辱我。有一次在门诊部看病，一个男人当着很多人问我：“你怎么跟你爸爸划清界限啊，是不是划一道线，你在这边，他在那边呢？”周围的人听罢哄堂大笑。还有一次，我去军人服务社买东西，意外地看见父亲也去买东西，后面有造反派跟着。父亲看见了我，高兴地喊我。周围有熟人，我不敢跟他多说话，但我们父女俩很久没见面了，我忍不住走过去回答了几句他的问话，就赶快跑开了。那些场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时小小年纪的我好压抑、好悲观、好绝望，以为自己一辈子都不会有好日子过了。

1968年的一天，我们学校组织学生去大礼堂看“毒草”电影《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我以为只是去看电影、批毒草，谁知，放完电影是一场批斗会，造反派用“喷气式”把我父亲押到了台上。我太意外了，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呆坐在椅子上，一时间脑子里一片空白。已经很久没见到父亲了，坐在台下的我看不到父亲的脸，只看到他头顶那花白的头发。泪水涌上我的眼眶，又止不住地流下来，旁边的同学故意问我为什么哭，我不敢承认是为父亲，而找了其它的理由回答。但是我发现，只要造反派的手稍微一松，父亲就挣脱开他们，倔强地昂起头，怒目圆睁直视前方，好像在说：“我没有错！我不是叛徒，不是‘三反分子’”！当时的我，心里真的很佩服父亲。那场景，那昂起的头颅、不屈的眼神，让我永生难忘，更成为我处世为人的楷模。

父亲出牛棚后拍的第一张军装照

　　1970年，父母先后去了“五七干校”。母亲先去了位于河南信阳的外贸部干校，父亲不久也去了湖北襄樊的装甲兵干校。那时，大哥在山西农村插队，二哥在东北农场劳动，家里剩下阿姨带着16岁的三哥、13岁的我，一家7口人分了5个地方，真的是天各一方。

1971年2月，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兄妹4人汇集到上海，再从那里去干校去看望父亲。父亲到长途汽车站来接我们，我高兴极了，跟久别的父亲重逢，我们百感交集，一家人就缺远在河南的妈妈了。我拉着爸爸的双手，一双粗糙的手。好亲切啊，想起以前被爸爸呵护的情景，真觉得恍若隔世……

时间过去40年了，干校的印象在我的记忆中已经十分模糊。只记得父亲住的地方是一排排的红砖平房，没有走廊，房间外面就是院子。父亲跟装甲兵副司令张文舟住在一个房间，张伯伯是一个十分慈祥的老头，见了我们总是笑眯眯的。他们两个人相处和谐，感情深厚，直到回到北京后若干年，我们两家也一直有来往。

我们在干校那些日子，父亲天天要去劳动、学习，我们有时也跟着父亲去参加劳动。具体干的什么活儿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寒冷潮湿的天气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干一会儿活儿就要搓搓手、跺跺脚。我只是干了几天，可以想象父亲在干校的日子是多么艰苦、多么不容易，我也因此明白了，为什么父亲的手会变得那么粗糙。

只要父亲有空，我就会缠着父亲，让他给我讲过去战争年代的故事。一次我问父亲：“开国大典那天你在哪里？”他回忆说：“那时候我在南京，参加了南京的庆祝活动。看着五星红旗，我的眼泪止不住哗哗地往下流啊！我想起了那些已经牺牲的战友，我们是活到这一天了，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五星红旗升起！”这话一直刻在我心上，我对父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住了一个星期，我们兄妹4人要离开干校回北京了。

走的那天，下着蒙蒙细雨。一早，父亲就到干校车队打听是否有车进城，车队说没有。我们只得拿着行李步行去车站，刚走出干校没几分钟，就看见一辆大卡车从干校开了出来，父亲和我们兄妹几个连忙上前拼命地向车上挥手，但是，开车的战士根本就不理我们，车子加大了油门从我们身边开了过去，路上的泥水溅到我们身上，父亲离车子最近，躲闪中没站稳跌坐在地上，满手沾满了泥水，但他站起身笑笑说：“没关系，我们走吧”！就这样，我们拎着沉重的行李，冒着清冷的细雨，沿着泥泞的土路走了很久才到达长途车站，乘车来到黄集。买好火车票，我们找了个饭馆吃午饭。那么个小饭馆，当然没有洗手的设施，我问爸爸：“手太脏了，怎么吃饭呢？”没想到，从前最讲究个人卫生的爸爸却说：“没有办法，就凑合着吃吧！”饭后，我们上了回北京的火车，父亲也上车陪我们坐了一站，才依依不舍地下车跟我们告别。

那一天，我心里特别难过，为父亲被欺骗、被轻视而难受，为车上的人如此冷漠而气愤，为我们跟父亲分别而不舍。事情过去很多年了，那清冷的细雨、泥泞的土路、远去的卡车、满身泥水的父亲，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回到北京后不久，阿姨回了东北老家，妈妈还在河南干校，3个哥哥相继去了襄樊干校投奔父亲。14岁的我感到十分的孤独、无助，特别想跟爸爸、妈妈和哥哥们在一起，三哥从北京走时，我闹着要跟着他一起去干校，但是大家都说我年纪太小，让我留在了北京。家里剩下我一个人，只好让七十多岁的外婆从上海过来陪我，一老一小相依为命。1972年底，爸爸妈妈相继从干校回到北京后，我和外婆才结束了孤苦的日子。

1974年，父女俩在王府井的北京照相馆合影

　　1974年初，在家等待了一年的父亲被分配到遥远的成都工作。直到1978年，父亲调回到北京，二哥、三哥那时已经相继回到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武汉当教师的大哥也经常回京探亲，这样全家人才终于团聚了。

1978年全家合影于北京。那年父亲60岁；21岁的我刚参加完高考

　　父亲回到北京后，只工作了4年就离休了。想想父亲的军旅生涯，真为他感到遗憾：本应最辉煌的大好年华之中，却有6年是在牛棚中度过的；我猜想，报国无门的父亲离休时一定心有不甘吧！

父亲晚年常写的这几幅书法，是父亲高尚情怀的最好诠释

　　父亲是个博学多才的人。他本是穷人家的孩子，14岁参加红军，南征北战，没念过几年书，但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学习，哲学、历史、天文、地理、文学、艺术、体育，什么他都要学，哪样他都喜欢。我心目中的父亲，知识渊博、爱好广泛、无师自通。我们兄妹4人都喜欢文学、艺术、体育，身上都有父亲的遗传基因吧。特别是父亲多年自习书法，博采众长、自成一派。他的书法作品曾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安徽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江苏盐城新四军纪念馆等地陈列或收藏。我结婚后，他曾说要为我写一个条幅挂在我的房间，让我选定书法内容。那时以为不用急，也没想好让父亲写什么，就没催着向他索字。

没料到，1987年5月5日，69岁的父亲突发心脏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让我唤天呼地叫不回！请父亲写条幅的心愿未了，这成为了我永远的遗憾。

父亲晚年的照片

　　1998年10月，我因蒙受不白之冤而遭遇到职业生涯中最严重的挫折。当时我就在心里跟自己说：“没什么，想想父亲，文化大革命也不过如此！我问心无愧，我要坚强，要昂起头来，不能让整我的人看我的笑话！”我依然如故地努力做事，真诚做人，作为九三学社社员，我积极参政议政，努力为北京市的建设发展谏言献策。十几年来，我得到了更多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成为所在部门及九三学社基层组织的工作骨干，多次被学校评为先进，被九三学社中央授予优秀社员称号，两次获得九三学社北京市委授予的优秀社务工作者称号，三次被推选为出席九三学社北京市代表大会的代表。

回想这些年，我能够在逆境中坚持下来并有了一些收获，正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使我能坦然面对挫折，而父亲坚强、不屈、乐观的生活态度更是给了我战胜困难的强大动力。

我一直在想：人们常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一场灾难。是的，忘不了我记忆深处那泥泞的土路、远去的卡车、“狼心狗肺”的横批，还有父亲那花白的头顶、不屈的眼神、沾满泥水的双手……

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来说，也许是历史进程中的必然；对于我的家庭来说，也许是无法逃避的不幸；但是对我来说，这历尽坎坷的岁月更是一场磨练，是我可以终生受用的财富。因为，它让我秉承了父母追求真理、坚韧不屈的品格；它使我练就了承受艰难困苦的勇气和毅力；它助我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儿，成长为一个认真执着的教育工作者，一个信仰坚定的九三人。我并不后悔自己生活在那个年代。

父亲的爱、父亲的榜样，使我成长为今天这样的一个人，一个以追求真善美、崇尚正义、奉献爱心为人生目标的人，一个懂得宠辱不惊、知足常乐的人。尽管父亲不在了，但是，他的形象伫立在我的心中，他的情怀流淌在我的血液里。

父爱永恒！ （本文原载《天高云淡——装甲兵襄樊五七干校孩子们的回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此处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