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教乌拉盖

傲雪

作者：春华秋实

　 一九六七年，我从锡盟师范中师八班毕业。一九六八年七月，我们班四位同学响应毛主席大中专毕业生要“面向边疆、基层、工厂、农村”的号召，来到了东乌旗。开始，我被分配到东乌旗直属小学，校领导还到旗招待所接我。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忠诚，我谢绝了领导的好意，执意要求到更加艰苦的公社小学去工作。在与旗革委会文卫组领导申请多日之后，他们改派我到乌拉盖公社学校任教。听说乌拉盖很快要组建军垦，我高兴极了，觉得能到解放军领导的地方去工作，更锻炼人，第二天便到达距东乌旗三百多里外的乌拉盖公社学校,开始了七年的执教生涯。

乌拉盖公社学校是一所蒙汉双语授课的小学，规模小，办学条件差。十间教室分建在东西两处，低矮的学生宿舍，破旧的食堂，坑坑洼洼的操场，特别是学校东侧那一大堆长满杂草的嘎海乐庙废墟，给人的感觉甚是荒凉。
　　学校十二名教师中有三位是汉授。一百多名学生分布在八个教学班，其中三个汉文班。受师资和生源所限，学校经常隔年招生，适龄儿童中，汉族学生上蒙文班和蒙族学生上汉文班的现象很普遍。国庆节后，从内蒙蒙专和锡盟师范又分配来四位一九六八届的毕业生，汉语教师增加到五人，此后专职教师大体保持在二十名左右。
　　时值“文革”时期，学校领导机构是革命委员会，主任是旗里委派的，另有三位贫下中牧代表参与学校管理。一九六九年，组建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乌拉盖公社划归六师五十四团。学校由团政治处宣传股领导，派一名正连职现役军人担任学校的政治指导员。
　　在那个特殊时期的特殊体制下，学校的教学工作很不正规。除了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外，基本上没有教研活动，教学管理很不规范，连起码的教学常规检查都没有，老师们多靠自觉性工作，任由自我发挥，说那时是良心教学，一点也不过分。课程设置不全，课本不能及时到手，教学质量参差不齐。
　　一九七零年后，在内地公办小学要下放到大队办的热潮影响下，乌拉盖公社三个生产队都跟风建立了队办小学。学校原本生源偏少的蒙文班级，此时更是雪上加霜，学生所剩无几。 为了动员牧民子女返校复学，我和旺钦敖日布老师骑着马，家访了三个大队六十多户牧民，苦口婆心说服家长，动员学生返校，但收效甚微。开学时，有的班级仅剩三、四名学生，为此学校不得不组建复式教学班。
　　刚组建的兵团六师，缺少营房是最大的困难，五十四团参谋长的办公室临时设在我的宿舍里，新建和扩建校舍暂时排不上议程。
　　一年后，随着兵团家属的大幅增加，汉授学生越来越多，乌拉盖学校的压力越来越大，为解决燃眉之急，小学附设了汉文初中班。受办学条件所限，所谓的初中班只能讲授语文和数学，历史、地理课没有教材，物理和化学课没有实验器材，于是统统纳入包罗万象的常识课。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六日八点，我首登讲台。之所以至今难忘那一刻，倒不是当时有多么激动，而是因为没有按课程表的规定上的这第一节课，虽然完全出于意外，但却为我以后的教学铺平了道路。它的效果，真是太具戏剧性了。
　　记得那天早上，第一节课的钟声响起，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走向教室。突然一阵喊叫、打闹、哭笑声从教室传出。我走进教室，只见课桌东倒西歪，学生们忙乱归位。我站上讲台，学生们大声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我示意大家坐下，正准备做自我介绍时，突然发现有两位女同学还在不停的抽泣。经过了解，原来是班里“二王”在课前打哭了邻桌女同学。接班前，领导只简单的对我说过，这个班比较乱，让我严格管理。没想到，第一节课“二王”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我制止了几位同学的相互指责后，以严肃的口气对学生们说，这节课我们学习毛主席语录，算术课以后再讲。学生们用不惑的眼光看着我，等待将要发生的一切。
　　“请拿出算术作业本跟我写。”我开始往黑板写“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写完后，我转过身说：“是红小兵的同学举手。”全班同学都举起了手。我接着问：“红小兵是不是应该最听毛主席的话？”大家齐声答：“是！”我又用鼓励的口气说：“好，大家记不记得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向雷锋同志学习？”记得”，学生们回答道。“那谁能讲讲雷锋叔叔是怎样关心、爱护和帮助战友的？”气氛一下变得轻松活跃了。我表扬了讲故事的学生后，认真讲了两个雷锋关心帮助战友的故事，再一次问全班同学：“雷锋能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们能不能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呢？”“能！”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让我兴奋不已。教学进入高潮，我因势利导，让大家讨论了如何向雷锋叔叔那样关心、爱护和帮助同学，听着学生们慷慨激昂表决心，我完全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了……下课钟响了，学生们把我团团围住，我和学生们融为一体了。
　　放学了，我把“二王”叫到了一旁。开始，他俩吓的哆嗦不止，以为我一定会狠狠地教训他们。当我抚摸着他俩并以和蔼地口气问完他们的家庭情况，又说了一些轻松的话语，还希望他俩今后要帮助我抓好班级纪律时，一位同学流下了忏悔的眼泪，另一位学生则向我表示一定痛改前非。
　　五十多年过去了，我和他们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三个寒暑过去，一九七一年新学期开始，学校安排我招收汉授一年级新生，二十二位报名的新生中有一半是蒙古族。望着眼前这批求知若渴的金童玉女，我仿佛受到一种使命的召唤，当时就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教好他们。

开学不久，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发生了，批林批孔运动愈演愈烈，一股读书无用的奇谈怪论猛烈地冲击着本已千疮百孔的中小学校。更令我无语的是，个别学生家长还批判我留了家庭作业，把小字报贴到了公社革委会办公室的走廊。怎么办呢？我陷入沉思中。现状是，多位蒙古族学生学习汉语拼音十分吃力，如果放弃他们，我的工作当然会轻松很多。因为包教一个班的全部课程，我一周要上二十八节课，真的很累。何乐而不为呢？可转念一想，如果不教会汉语拼音，他们将无法掌握自学汉字的能力，肯定会影响他们今后的学业，不良后果很严重。管他贴什么小字报，我绝不能误人子弟！我要做一名负责任、有良知的老师，排除万难也要教好汉语拼音！下定决心之后，我调整了语文的教学计划，在放慢进度的同时，针对每名蒙古族学生的不同情况，用“吃小灶”的方法开始实施个别化教学。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补齐了他们的短板，没让一个学生掉队，我的所有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都是八十分以上。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里踏实了很多 。虽然因为没有按时完成语文教学进度影响了我当年评选先进个人，但那几个蒙古族学生的汉语拼音取得的好成绩却让我获得了满满的成就感。

万丈高楼平地起。启蒙教育关乎学生未来的成长,容不得半点含糊，力争做到德智体和谐施教，让学生学有所成，就是我当时的工作目标。

二零零八年春节，我在银海酒楼请这个班的学生小聚。大学毕业后已在蓝旗任局长的青龙，正是当年的蒙古族学生之一，席间他不无感慨地说：“李老师教会了我汉语拼音，从此我再也没有学不会的汉字。”那天晚上大家兴致极高，热谈到深夜，仍意犹未尽。

　　的确，我为他们的成才自豪，也对自己的付出欣慰。据说，从乌拉盖小学毕业之后又能考上大学，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件，而金榜题名的都是蒙古族学生，这更让我感慨万千。时至今日，这个班的学生大多数在各行各业表现都比较突出。金荣成长为妇科专家，挽救了千百个母子的生命，受到国家和自治区多次嘉奖，巴格那和壮志担任税务局领导，宝丽荣和代同勋分别是小有名气的诗人和画家，冯继武是企业家，王树林和张振香是科技养牧致富能手，玉珍是成功的个体老板……

　　三百年前，捷克大教育家夸美纽斯说过“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这句名言是激励我从事教师工作的精神动力。但是，对我内心触动最大的是发生在乌拉盖的两件事。一九六九年春节前夕，牧民们忙着置办年货，一位中年女牧民交款时被售货员多收了钱，她却全然不知，转身就走。站在一旁的我见状十分恼火，当即要求售货员给牧民退钱，售货员十分不满地对我说：“也不是你买东西，管你啥事！”我俩发生了争吵，售货员怕事情闹大，更怕我去公社革委会告他，装模做样地又重新算了一次后，才不情愿的把钱退给了牧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对普通牧民而言，这四元七角四分并不是小钱。当时，我的月薪才三十七元九角五分。我想，在文盲充斥的牧区，这样的事肯定不会是个例。我还发现一位青年牧民数羊时屡屡出错，连300多只羊都数不清楚，至于读书写字，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不能再让孩子们当文盲了，作为学校的老师必须有所担当，我萌发了朴素认识。接下来我要为发展牧区教育事业贡献力量的想法愈来愈强烈，为此，我放弃了两次改行的机会，一次是调到五十四团组织股工作，另一次是调往锡盟广播电台。

七年里,我在三尺讲台上默默地挥洒着热血和汗水，不断坚定献身教育的决心。虽然没有什么惊人之举，但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工作表现终于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和组织上的重视，在被评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后，我于一九七二年八月八日光荣的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