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今天讲讲文革中的派性。</p><p class="ql-block">文革开始后，原本平静的社会象被火点燃一样充满了不可遏止的能量，而这种能量又如气体般把所有人都裹挟了进去，无人能独善其身，家庭生活中锅碗瓢盆曲中也有了不一样的杂音。</p><p class="ql-block">当年在浙江在杭州，文革中有两大造反派组织，一个是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省联总。另一个是从初期省联总分裂出来的红色暴动联合会，简称红暴派。而赫赫有名的造反派首脑有两个人物，一个是浙江美院学生张永生，后来造反起家当上了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大权在握。另一个是杭州丝绸联合厂（杭丝联）的翁森鹤，虽大老粗一个，却能打会闹，通过造反当上了省革命委员会常委。而省联总与红暴派从初始的文斗，争权夺利，拉拢各个中小造反派组织、各工矿企业，渐渐势不两立，演变成文斗、乱斗到武斗。</p><p class="ql-block">我们墙门在解放前是一个染坊，十四户人家住的都是以前晾晒染出来布匹的地方。染坊老板姓高就住在我们墙门隔壁，后门连着我们的小天井。解放后高老板自己去了公家的工厂当工人去了，染坊这一大片地方都被没收充公当作我们的住处了。我们小孩子都叫他们夫妻为高伯伯高妈妈，人都很和谒。高伯伯有五个孩子，大儿子成家后不住一起，二儿子是个嘻哈，年龄比我大十二岁，也属猪，名字记不得了，只晓得邻居不管大小都用杭州话叫他“牛猪”，整天和我们玩在一起，还喜欢集邮，工作后没功夫了，就把邮册大部分给了姓朱的隔壁小邻居，我也拿到了另外的一小部分。三儿子个性完全不一样，言语不多，聪明，读书成绩很好，比我大八九岁，不懂的作业问他总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老四最小是个姑娘，比我大个四五岁，个性很好。文革开始后，老二是个逍遥派，不上班时整天不是在看书听收音机，就是和我们吹牛，玩耍。老三在单位里参加了红暴派。记得曾经有一次把他家对面墙上有省联总落款的大字标语用石灰水抹去后自己重新刷上标语，好象是“用红色暴动打倒什么什么”一段话。亏的家里没对立派的人，因为我们弄堂里就有夫妻分别参加对立的派别而弄到离婚的。</p><p class="ql-block">本人印象最深的派别武斗在一个夏天的晚上。不是六七年就是六八年。那天晚上，延安路上胜利剧院演出革命样板戏，父亲带我去看，什么戏已不记得了，只记得戏散场后，刚走到延安路上，就听到城北靠红太阳广场附近传来哒哒哒的一连串机枪声，人群中有人传言好象是杭钢的造反派不知和那一派打起来了，快躲！也不知真假，只见从浙江医科大学（现红楼城建展览馆）处向北人车稀少，一些人都往路边躲避。父亲见此，拉着我的手赶紧斜穿过马路，紧赶几步右转入庆春街，身后还有零星枪声传来，大约过了十来分钟，快到众安桥浙江日报馆时才听不到枪声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