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中行查账发现周总理一笔30年前巨额存款，调查结果令人唏嘘落泪

姚业民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总理带着对祖国无尽的眷恋在北京病逝，享年78岁。

周总理病逝后，邓颖超在病房旁的会客厅向来医院的中央领导同志公开了周总理的遗嘱，共三点：

邓颖超还说：“撒掉骨灰是恩来向党中央提出的最后一个请求。”

但是，邓颖超话音刚落，中央领导同志就明确表示反对，最终大家形成一致意见：周总理遗体告别仪式要举行，追悼会也要召开。

关于骨灰是否保留，请毛主席批示后再做决定。经过毛主席批示，党中央为周总理举行了高规格葬礼，但邓颖超尊重了周总理的遗嘱，他的寿衣都是旧衣服，骨灰盒也是最便宜的那种。

当周总理骨灰撒掉后，这个骨灰盒被邓颖超一直保留着，后来她去世也是用这个骨灰盒。全世界难得一见！

周总理一生清廉，为新中国的建设呕心沥血，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奉献了一辈子。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离去后，骨灰撒向祖国大地；他没有子女也没有财产，却有十里长街，百万群众挥泪送别！

据统计结果，周总理的工资是400.8元，邓颖超的工资是347.5元。

从1958年到1976年，两人工资总收入161442.0元。周总理对工资支出有明确规定：凡是银行里工资积蓄够5000元，又没有什么额外需要支出，就交党费。

从支出情况来看，周总理补助亲属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当周总理病逝后，他和邓颖超在银行里的总存款5709元。

1997年，中国银行进行内部审计查账，却发现了周总理一笔1.2万英镑的30年前的存款！

这笔钱是1967年7月8日以周总理的名义存入中国银行的，这着实让人震惊。如果按照当时汇率计算，1.2万英镑折合成人民币约82308元。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在当时都是一笔巨款。一个疑问产生了，这1.2万英镑为何以周总理的名义存入中国银行呢？

上级要求中国银行彻查此事，弄清楚这笔存款是周总理私人存款，还是另有他用。

谁也没想到，这笔巨额存款的背后竟有一段催人泪下的故事。

故事从二战的英国开始。1940年，德军对英国伦敦开始了长达10个月的轰炸。一个叫多利的22岁英国女孩所在公司被迫停业了，为了生活下去，她来到跟原公司在同一栋的中国银行伦敦分行银行求职。

当时伦敦分行是中国银行在欧洲的最重要分行之一，除了负责英国本行业务外，还管辖着整个欧洲与非洲的分行的业务。

多利因工作经验丰富，很快被聘用，担任银行柜台出纳。

多利从报纸上得知中国人民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战，加上自己国家也遭到纳粹德国的轰炸，她感同身受。

然而，1944年冬天多利却闯了一个“大祸”。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战的关键时刻，中国红字会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柜台设了募捐箱。

多利后来回忆时说：“我们那时在柜台上放着两只箱子来募集捐款。一个是蒋介石的爱人设立的，一个是红十字会的。

我把蒋介石夫人的那只募捐箱放到了柜台底下，因为我不相信他们，我可以肯定那里的钱都得装进那些官员的腰包。

我把红十会的那只募捐箱留在了柜台上面。”

多利这是好心之举，可却激怒了负责募捐人员，他以多利私藏募捐箱要求银行领导开除她。

银行领导知道多利是冤枉的，可他迫于压力准备同意。就在这时，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员工刘本昆站了出来。

刘本昆正义感很强，他原来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工作，1943年被派到伦敦分行工作。

出色的业绩让他很快得到领导的重视，在刘本昆的帮助下，多利被银行留了下来。

多利大为感动，而刘本昆也被多利的善良多吸引，两人很快坠入爱河。

1949年，多利和刘本昆在伦敦结为夫妇。婚后两人相敬如宾，多利还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刘道蕊。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了中国银行，当年12月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由上海迁至北京。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在周总理的直接指示下，中国银行率先成立总管理处。

总管理处要成立后，立即电报各海外分行，要求工作人员立即冻结资产等待接收，而当时伦敦分行的接收工作异常复杂。

据中国银行当年员工汤秉昆回忆，当时中国银行伦敦分行里两股势力在进行激烈斗争，一派属于大陆，另一派属台湾当局。

伦敦分行领导倾向台湾当局，他不但不愿意接受中行新总管处的领导，还准备把分行内的外汇转移到台湾。

刘本昆等人一方面联合其他4名员工组成5人起义小组，准备对抗银行领导；另一方面，刘本昆给北京发电报，表示跟人民政府站一起。

刘本昆还在口述中提到这样做的原因，“我国人民的革命节节胜利，蒋介石反动政权不断败退的情况下，保卫当时伦敦中行持有的我国人民的财产便成为了一个紧要的任务。

楼、郭、周、席和我五个人不止一次地就这个问题在楼的家中开会讨论处理的办法，我们一直在做努力，好在大家都没有放弃。”

汤秉昆也提到，“当时他们有5个人的起义小组，几个人商量后毅然给北京发电报，表示坚持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

在起义小组的努力下，大家成功保护了外汇。起义胜利结束后，刘本昆被任命为襄理（相当于副经理）。

随着英国经济恢复，伦敦分行业务蒸蒸日上，刘本昆和妻子刘道蕊的收入也节节攀升，两人在伦敦闹市区购买了公寓，出门还有小汽车代步。

自1943年来伦敦工作后，刘本昆一直没机会回国，他渴望回国看看，最好能参与建设新中国，即便放弃伦敦的优越生活。

资料显示，英国于1950年1月6日承认新中国，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

1954年6月17日，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但直到1972年3月13日才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工作之余，刘本昆就带着妻子到中国驻伦敦办事处，在那里看了很多关于中国的电影、新闻等。

当时中国百废待兴，老百姓生活艰难，很多人因粮食短缺营养不良，这让刘本昆悲伤落泪。

刘本昆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到祖国去，可如何跟妻子刘道蕊说这件事，要知道当时中英没有建交。如果带着妻子回国，她的国籍怎么办？

刘本昆夜不能寐，在妻子多次询问下他吐露了心声，希望能回到祖国。

刘道蕊是一名英国人，她非常清楚当中国的生活水平远不及英国，可她却非常支持丈夫的决定。

不仅如此，刘道蕊还决定放弃英国国籍，跟刘本昆回到中国，并加入中国国籍，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刘道蕊后来在给他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刘道蕊加入中国国籍的时间是1957年秋，当时她跟刘本昆还在伦敦。

妻子加入了中国国籍，刘本昆第一时间向中国总部提出申请，要回到祖国效力。

总部领导从大局考虑，建议他在伦敦分行继续工作一段时候。

刘本昆没有灰心，工作之余继续朝总部申请，最终于1967年获得允许。

那一刻，刘本昆热泪盈眶，他立即把伦敦房产等财产便宜处理。

当年6月的一天，周总理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来信：

除了这封信外，还附带一张1.2万英镑的汇票。

这笔捐款就是刘本昆所捐，周总理接到这笔款项后，立即做出批示：这是个人存款，国家不能收。

尽快查明捐款人，将捐款退回去。很遗憾，当时正值特殊时期，始终无法找到捐款人的身份。

1.2万英镑是一笔巨款，负责调查捐款人的工作人员调查失败后，就以周总理的名义将这笔捐款存入中国银行。

未曾想，这笔钱一下子就存了30年。

回国后，刘本昆的工作并没有想象中顺利，夫妇俩生活相对艰难，但两人无怨无悔。

特殊时期结束后，刘本昆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际部副总经理，妻子刘道蕊则主要负责培训银行的新进员工。

“严格要求自己，对工作一丝不苟”，这是刘道蕊同事对她的评价。

刘道蕊还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最终于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时间来到1997年，刘本昆和刘道蕊夫妇已经退休快10年了。

两人都没有想到，因中国银行发现了一笔30年前的存款让他们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

经过调查，证实这笔1.2万英镑的存款就是当年两人捐给国家的。

从1967年到1997年，整整过去了30年时间，当年意气风发的夫妇，如今都已经到了耄耋之年。

如果把1.2万英镑折合成人民币，再加上利息，在1997年相当于467000元。

这绝对是一笔巨款。中国银行将这笔捐款的身份确认后，向上级汇报，得到的批示是：找到刘本昆和刘道蕊夫妇，按照周总理当年的批示，将捐款加上利息退给他们。

事实上，刘本昆和刘道蕊夫妇退休后生活并不好，两人依靠微薄的退休金生活。

刘本昆身体也不好，经常需要住院吃药。这笔钱确实能解决燃眉之急，可两位老人坚决不愿意收回30年的捐款，最终他们将这笔退款捐给了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领导也不同意，两位老人已经奉献了一辈子。

刘道蕊始终不愿意收回捐款，她跟领导说：“这样，我提议这笔款就以我丈夫的名义建立一个基金会，用来表彰银行的优秀员工。”就这样，中国银行领导勉强同意了。

1998年，刘本昆病逝。2013年3月，刘道蕊走完了一生。

美国著名政治家基辛格在著作《论中国》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认为中国最大的幸运，是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中国总是被他们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

很多人看到基辛格这段话，感动得热泪盈眶。其实，鲁迅先生早就对中国人有过一针见血地评价：

刘本昆夫妇的一生是坎坷而又幸福的，这笔存款见证着他们的爱情，也见证着他们的爱国热情。

谨以此文致敬刘本昆和刘道蕊夫妇，他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