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 校 忠 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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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父亲王万冰百年诞辰

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旧历七月廿四日），是我们的父亲王万冰诞生一百周年的纪念日。

秋風寄哀思，蓝天舞忠魂。

我父亲诞生于1921年旧历7月24日，于2014年6月15日溘逝，享年93岁。九十三年的生命历程, 无怨无悔的贡献给了中国共产党。恰值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庆之年,父亲与党同生又同庆，注定了他一生一世都是共产党的人。

　　光阴荏苒，百年桑梓。父亲十五岁就参加爱国学运，十六岁扛起大刀长矛成立抗日自卫队，打鬼子，保家乡；十七岁吕梁山里出生入死打游击；二十岁潜伏敌营冒死策反阎锡山旧军顽固派；百团大战中您在腥风血雨中风餐露宿，饿着肚子反扫荡。您为中华民族抗日解放战争英勇奋战，您在战火风云中成长，在艰难困苦中走向成熟。您用不寻常的青春谱写了光辉的人生。所幸您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经历一次又一次枪林弹雨的洗礼，经历一次又一次生死的考验，经历一次次“触及灵魂”的思想磨砺，坚强的走进了二十一世纪，亲身体验了为之追求的美好生活，亲眼看到了伟大的新时代。亲爱的爸爸，迄今您已经仙逝七年了。我们回想起为您九十岁举办的寿宴，那时您一个不落的亲眼看到了自己的血肉亲情，也看到自己的老战友、老同事、老部下、老朋友们的衷心祝福。您为反抗外敌侵略和建立新中国，打了二百多场仗，亲历了十三所军校的筹建开办任务，為人民軍隊，為國防建設付出了畢生精力！您是军校忠魂，吕梁英豪。您鞠躬尽瘁了。亲爱的爸爸，您不用担心妈妈，我们会精心照顾她老人家，大家也都常来看望；您从末谋过面的重孙辈也在快乐幸福的成长。您一定都看到了吧？我们听到了您爽朗的笑声。 我们以此图文追思父亲的革命生涯，祭奠父亲的百年诞辰。

1921年旧历7月24日，父亲出生在山西柳林杨家堰一个农户家庭。其父王海贵从先人手里继承一门炉匠手艺，锯铁锅、补铜壶、打银器。供贴补生活。

父亲七岁时，王海贵便送他到山梁之外的成家庄私塾住读。课程都是背书，《唐诗》《宋词》《三字经》《百家姓》《论语》《诗经》《幼学》等，一概以完整书写和背诵为优。四季轮回，一晃六年，父亲深得先生褒奖，保荐升学进了刘家山乡的龙泉中学插班。这所学校是柳林当地十里八乡内外独一的两级学校。

红军东征 1936年2月红军“东征”。所到之处百姓奔走相告，喜上眉梢。广大乡村布满了红军，都在召开群众集会、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筹款扩红，壮大抗日武装力量；村村成立农协组织、乡里成立苏维埃政府、斗争土豪恶霸、处决地痞流氓等等，声势很大，影响很广，民族大义的思想火花迅速扩散开来。

抗日火种 吕梁山是红军东征时晋绥边区首府和中央后委机关所在地。光是老家附近村县就有一百多人参加了红军。“东渡”“扩红”激发了吕梁百姓的民族情怀。在校读书的青年学生最先接受苏维埃政权新思想，积极投入抗击日寇的宣传活动。当时15岁的父亲，心灵受到极大的冲击，激励出对英雄的无限崇敬。

投身学潮 在民族危难的时刻，抗日救亡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阎锡山被动接受合作抗日主张。刚满十六岁的父亲，在红军的宣传引导下，对民族存亡及阎锡山反动军阀政府有了基本认知，积极参加苏维埃农协组织的集会以及群众宣传运动。追随高年级同学组织的学生运动，闹学潮，赶校长；走出学校宣传抗日，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

西局岔华君庙 西局岔村子不大，却是当地群众运动的热土。“东渡”的红军在这里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牺盟会举办工读班、干训班，先后培养了数千名干部。这地方有个华君庙，每年西北各省都有善男信女来此赶庙会还愿。

1936年7月21日庙会这一天，军阀政权派来暗查进步组织的官员也来到了庙会现场。他们的身份已被中共离石区工委识破，于是以请愿名义发动群众围攻了军阀政权派来的专员，抗议他们消极抗日。我父亲在这次“请愿”中表现奋勇，边鼓动边撵人往上涌，直把那一行官员撵出了西局岔。父亲的表现得到区工委书记的赞许。

弃笔从戎 太原失守后，山西成了华北抗日前线。红军东渡时曾在吕梁山区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也影响带动了一批热血青年，留下了革命的火种。这些宝贵的火种在对日斗争的炮火中，英勇地擎起了抗日救亡的旗帜。此间，父亲在中共离石区工委同志指引下，在薛家坪找到了学潮中的队友，策划组建了自己的抗日武装。筹备之初自卫队的装备仅有大刀和手榴弹十数件，随后区工委又帮助搞到几条步枪，还有两把手枪。几天之后，十多个知识青年和当地热血群众集中到薛家坪小学土坪上，打出“薛家坪农民自卫队”的旗号。这是当地最早的一支抗日武装，薛玉龙担任大队长，指定父亲担任自卫队政工员，时年一十六岁。

守家护院 “薛家坪抗日自卫队”旗帜公开后很快就扩充到三十余人，队伍驻扎在薛家坪小学内。中共河东四区委负担解决自卫队的供给。这一年正是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时候。中共党组织正在时机边抗日边发展党的武装力量，争取更多的人投入革命队伍的行列。薛家坪抗日自卫队，就是在河东区委一路引导中发展起来的。游击队按照部队作风开展军事训练，包括军事常识教育、武器使用训练，同时还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等政治教育。此外，游击队还利用附近集市庙会进行抗日宣传，大造声势，宣传号召各村组织自己的自卫队保护自己的村庄。当附近各村遭到日伪溃兵骚扰时，自卫队就立即出动，制止散兵抢劫，缴获散兵武器弹药，保护群众安全，维护了薛家坪、孟门一带人民群众的生活秩序。随着中共河东区委对自卫队的影响力日渐显著，自卫队的发展便渐渐规范起来，这支没有建制的队伍成了当地最有影响力的抗日武装，也由此，开始了父亲一生的戎马生涯。

晋绥根据地 日军对晋绥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吕梁地区哀鸿遍野。那是我父亲参加革命最初的阶段，天天翻山越岭的四处跑，既要躲鬼子，又要打鬼子，往前跑和往后退都是赌命，是提着脑袋打日本。

迎战日寇 此间日军攻占了离石、柳林、军渡、枣林、碛口。随后在渡口一线炮轰河西我八路军河防阵地，企图西渡黄河，觊觎陕甘宁边区。形势严峻，八路军派出主力部队北上迎战，发动了王老婆山战役。

山墕歼灭战 王老婆山战役中最有名的一场战斗是“山墕歼灭战”，抗日自卫队恰好在王老婆山打游击，便担负策应八路军主力攻打驻守山头瞭望哨所之敌。战斗打响后，枪林弹雨，刀光火影，驻在下段村的另一部分鬼子也赶来加入抵抗。但毕竟是措手不及，抗不住我军勇猛，连续四次猛冲，突破了敌人的阵地杀进了村。自卫队的队员们早就受够了这帮鬼子的烧杀抢虐，又赶上猛虎下山的阵仗，不禁怒火迸发，挥舞着牛耳大刀见一个杀一个，杀得鬼子一片狼嚎。 此战全歼日寇一个中队3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打游击 1938年，中共将晋西北各路自卫队、商团等收编为“中共离石抗日游击队”，我父亲任三大队政工员。整编后部队采用游击战术配合主力杀敌。天当被地做床，哪有鬼子哪就有游击队的身影。是风餐露宿、栉风沐雨的战地生活，遇到机会就干一仗，缴获几杆枪弹就撤，等鬼子集结过去时，人早就无影无踪了。鬼子被折腾美了，咱自己人也累惨了。就这样在敌后三角地区跟鬼子兜圈子，打了好一阵子。也经常清剿八路军战场上逃出来的敌伪散兵，还伺机出击敌人的运输车辆。

游击队员之歌 游击队也会在游击战中安排河西过来的教员上课，讲时事和任务，教唱革命歌曲，游击队之歌就是那时在边区根据地最风行的歌。这支歌是艺术家专为吕梁游击队员创作的，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怀，是父亲游击队生涯的精准写照。

战火的淬炼 游击队的战斗生活非常无序，并不仅是和日本鬼子对抗周旋还要和日伪反动派斗争，也时常在八路，军主力组织的战役中配合作战。在这些战役中，游击队都是打侧翼，打袭扰，打牵制，经历了数十场战争锤炼。

三井伏击战 三井战发生在山西岢岚县三井镇三井村中。1938年3月10日，八路军120师的两个团在村干河北岸，伏击由岢岚县城由五寨方向撤退的日军，歼敌3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其中缴获的“九零”火炮一门现陈列于中国军事博物馆。游击队在此役中清剿溃兵，极大加强了游击队的武器装备。

午城战役 还是在1938年3月，八路军686团、685团和日军第20师团在吕梁山脉中南山腹地的午城镇发生的歼灭战。日本侵略军占领山西临汾后，兵分两路：一路沿同蒲路继续南下，占领风陵渡;另一路西犯大宁，妄图抢占黄河渡口，进犯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于3月17日以一部在大宁以东井沟附近截击日军，当晚又袭击午城镇，共歼敌一百余，主力则在井沟、张庄、佛道里地区设伏。19日上午10时，当前往午城增援之敌骑兵八百余人进入伏击区后，我军即发起猛烈攻击，激战至黄昏，全歼该敌。此战共歼日军一千一百余，毁敌汽车七十九辆，巩固了黄河防线，保卫了陕甘宁边区。

大麦郊战役 此战是在太原战役中发生的。当时我406团在大麦郊一带阻击日军西犯太原，游击队奉命在大宁、吉县一带袭扰、拖延日军前进。由于上级指挥失当，406团没有和日军交火，就奉命撤向永和县了。而日军已分路向大宁、吉县一带进犯。此时八路军第115师奉命出击，406团3营回身打配合。在午城附近山沟里，伏击从黑龙关进犯午城的日军，毙伤日军甚众，并烧毁敌人汽车十数辆，还缴获了大量日军辎重、武器弹药。战后迅速撤出战场。日军受创后，窜入午城杀人放火烧房。并且在城门外焚烧了自己士兵尸体，其中很多都是受伤的日本兵，被投入大火中活活烧死。日军的残忍可见一斑。

向往延安 艰苦的斗争生活里，父亲经常接触“牺盟会”、“战动总会”中的共产党人。受这些共产党人的影响，父亲对延安抗大充满了向往。1938年游击队在碛口整训期间，他向区党工委书记韩昌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韩昌泰听了非常高兴，他说，早就了解你文化好，能吃苦，看来你的志向也很高。他说全国的统一战线，咱山西是发展的最好。你先不必跑那么远去学习，阎锡山在吉县、岚县的民中正在招收学员，开办抗日民主大学。学校是阎锡山创办的，仍按国民党军建制，中共做了许多工作，把许多共产党的干部安插进了这所学校的领导层面，训练内容直接就用延安抗大的，连校训都是一样。你要是去那里边学习，不仅能锻炼提高自己，还能为抗日救亡做更多工作。不久，在韩昌泰同志的安排下，父亲走进岚县抗日民主大学。

民中的寒窗 岚县抗日民主大学名誉校长是阎锡山，实际上主持事务的是行署专员张隽轩，地下党员。校务主任刘墉如也是地下党员。队干部大都是“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来的。岚县民主大学的校舍设在古“文庙”里，有两个队，一大队是军事队，二大队是政治队，另有一个女生队附属政治队。父亲编入二大队。大队渗透了十来位地下党员。指导思想就是军事学“抗大”，政治学“陕公”。

民中军政训练和生活管理都以八路军为榜样，既是紧张活泼的，又是十分艰苦的。同学们都用谷草打地铺，一日三餐莜面山药蛋。很难吃上蔬菜和肉食。每人每月发给2元的零用钱，缺少衣服被褥，数九寒天都穿着草鞋站岗放哨。即使这样，“民中”仍然像一团烈火，活跃着穷乡僻壤文化落后的岚县城

打开了天窗 岚县民中虽然是国民党阎锡山创办，却启蒙了学生们的民族意志，点燃了学生心中抗日救国的火焰。贺龙、关向应、甘泗淇、周士第、张宗逊等许多共产党领导人以及八路军首长，轮换着到民做形势报告或战术报告。刘墉如同志更是经常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际主义教育。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社会科学常识”、“游击战术”、“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以及班排连教练等理论。另外还有文化课。

课外活动也很丰富，以俱乐部为中心，仿照红军时期的“列宁室”，开展唱革命歌曲，学习拉丁化新文字，办墙报等。唱革命歌曲的活动非常激励人心，遇到有同学分配到前线去时，大家齐唱毕业歌来欢送，无人不激动地落泪。尽管当时的生活十分艰苦，但是父亲一点也没觉得苦，他感到一切都很新鲜，就像有一扇天窗被打开了。

共产党人 “民中”的中上层领导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共从延安派来的，他们一面站在统一战线的立场上为抗日培养人才，另一面，则暗中发展中共党员。二大队政治指导员陈化民就是地下党员。韩昌泰给党组织捎带的介绍信写到：王萬冰十七、八岁已经参加过几十场战斗，是个坚定的抗日分子。所以陈化民以党组织的名义暗中对父亲进行引导教育和严格考察。并由陈化民和另一位党员李韦堂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天父亲跟着陈化民在岚县远郊荒野里，秘密履行了仪式。当时条件非常简单，面前摆着一幅手掌大小的党旗和一幅列宁像，父亲神情凝重地举起自己的右手……

潜伏敌营 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不断强化，国民党山西投降派在秋林召开会议，彻底否定团结抗日统一战线方针，主张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秋林会议”是背信弃义亡国灭种的会议。阎锡山给学校派进来大量反共分子，之前公开过身份的共产党员干部有的撤回延安，没有暴露身份的也遭到监视。区委决定转变策略，继续开展地下斗争。同时决定将父亲等学生党员提拔担任助教和队干部。阎锡山下令全校干部到“秋林”集训，妄图将我党干部一网打尽。为了避免损失，区委决定党的干部全部撤出学校，分期分批地回延安。指派父亲带领其他几位未暴露党员身份的同志留下坚持与敌地下斗争，发展抗日力量。

生死的较量 组织上选择我父亲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打入国民党第四专署保安七团三营，做分化瓦解国民党顽固派的工作。虽然我党之前陆续打入保安七团不少共产党员，但唯独七团三营的情况复杂，三营是由一伙反动军官掌控。我们父亲和孙穆两人先后进入到三营，名义上是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任命的政指和工作员，暗中传播抗战思想，发展党的力量。分化瓦解工作相当困难，风险非常大。很多事情都是夜晚以查岗的机会去做的。不久，一些同志的真实身份被反动军官怀疑，暗中监视，还用各种鬼把戏试探我党同志的政治面目。晋西事变发生后，国共合作走到尽头。反动军官们掩饰不住凶残的狞笑，放出口风说用不了几天就把共产党人挨个揪出来毙了。两个阵营随时要面对你死我活的抉择，那几天连睡觉都不敢合眼，攥着顶了膛的手枪一夜不撒手。就在三营反动分子磨刀霍霍之际，忽然接到阎锡山军令，让保安七团阻击从晋西事变中撤退到岚县附近的的抗日新军。箭拨弩张之际，中共在七团建立的党组织决定跟命运赌一把。隐蔽身份的资深中共党员杨松青连夜部署，集合已经策反的一营和五连的连以上干部配合共产党员行动，然后召集全团军官开会。会中，在场的共产党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除了三营反动军官的武装，没有一个来得及掏枪捣蛋。事发太突然，反动军官全懵了。命运的抉择竟是那样惊心动魄，瞬息之间。若不是党组织断然决策，谁知道自己的人生历程会是怎样的一段曲折。

交城歼灭战 1940年2月，顽固派保安团三营被我党策反后收编为总指挥部特务团，父亲在五连任政治指导员。新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产物，从一开始就是由中共山西工委全面策划组建的，部队的人员大都来自民间抗日武装团体，而中共领导的“牺盟会”和“决死队”成员则是新军的核心力量。新军特务团成立后的第一仗就是奉命消灭一个反动派军校。部队连夜赶到那里发现军校已经人走屋空，转身朝太原方向追去。经过一路抢行军，在静乐追上了逃敌并交上火。顽敌都是学军事的，武器也强，但队伍不堪一击。两三个回合就溃逃了。接着就是一路追追打打，一直追到交城口，终将负隅顽抗的顽固派全部歼灭。

风子头攻坚战 这是120师在晋西北反击日军围攻的一场战斗。日军26师团及伪蒙军一部1万余人，由平绥(北平至归绥)、同蒲铁路(大同至风陵渡)和太原至汾阳公路沿线据点出动，分路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围攻。 第26师团1个联队进占宁武、神池后，一股进占保德；一股向五寨、岢岚进攻。另1个联队先后占领偏关、河曲。伪蒙军3000余人占领清水河后，进至偏关与日军会合。同时，日军第109师团一部，由汾阳进占离石，进占黄河东岸的军渡、碛口，并隔河炮击对岸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阵地。当时在晋西北地区有晋绥军傅作义等部4个军，除第35军对进攻日军稍作抵抗外，其余各军均先后撤退。就是在这个局势中，特务团在忻州、神池、五寨、岢岚一带与日寇展开一场又一场破袭战，并配合八路军120师在神池风子头对一股日寇形成合围，有效杀伤了日军有生力量。

普明阻击战 新军特务团奉命转战晋西北苛岚、河曲、五寨一带作战。晋西北是贫困区域，不过也是八路军在抗战之初创建的敌后根据地。中共还建立了晋西北民主政权。正如此，晋西北就成为日军扫荡的重点，对晋西北根据地实行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春麦、秋收都是鬼子扫荡的密集期，战斗极为频繁。“普明阻击战”就是当时代表性战例。日本鬼子占领了静乐、岢岚之后又对普明城发动进攻，驻守普明城的我党地方武装一边抵抗一边组织群众撤离。闻讯赶来的特务团见鬼子攻进了普明城，迅速占领城外南北两个山梁子，并立刻开火决意夺回普明城。地方武装转移群众撤出后，在城外迅速组织了几百副担架和几百人的运输队，配合特务团与敌作战。我父亲带领战士重点围攻敌人一个据点，结果遇到了硬骨头，几个角度都有枪眼，有人靠近就开火。这场夺城之战从天亮打到黄昏，最终鬼子抗不住自动退出了战场。

舍科山防御战 1940年6月初。大同日军2000多人占领了岢岚县城，为了消除插在我根据地中这颗钉子，八路军120师调集五个团的兵力围攻岢岚城。特务团的任务是在苛岚舍科山阻击增援之敌。父亲的连部部署在一个山头高地，连长缺编，他既是指挥员又是指导员。大部队围城几天不克，鬼子的援兵四百余人却打了过来。携带小钢炮向舍科山我方阵地轰炸，接二连三有战士倒在血泊中。父亲带领全连奋勇阻击。敌人冲上来一次被打回去一次，顶住了敌人七次冲锋。完成了阻击牵制日寇掩护部队主攻的任务。战斗虽然打死了不少鬼子，自己人也伤亡惨重。

转移 转移 在那个打游击的年代里，最考验人的不是打仗时有没有胆量，而是看能不能吃苦，脚底板硬不硬。那时候不管是哪样的战斗都要转移，转移是战场的战术，不转移就没法打仗。要转移就要走路，两条腿是那时唯一的“交通工具”，一天走个五六十里路是件很平常的事情，只要不是在打仗，每天都在走，而且都是山路。

火线寻亲 部队虽然只是在晋西北境内打运动战，但黄土高原千山万壑，与家人如隔千山万水是一点不假。一天夜里，父亲受命带着小部人马前去偷袭一股敌人。队伍正在五寨的山林中赶路时，从后面传来口信儿说：“有人找13号”，13号是父亲的代号，他听到传话后便站下来朝队伍后边看，万万没有想到是他的父亲王海贵。父亲又惊讶，又止不住泪水夺眶而出。王海贵一见到他儿子，趔趄着腿都软了，一屁股坐到地上。原来他听传说父亲牺牲了，坐卧不宁，决心亲眼见到或者亲耳听到这事的真假。所以他跑遍了无数山梁沟壑，跑了无数村庄和乡县，大海捞针一样漫山遍野循着有鬼子的地方找队伍，硬是见到了活人。因战事在身，父子相见一面即挥别。

回家祭祖 1942年，我们的奶奶去世，父亲因打仗没能回去，后来趁不打仗时骑马回了一趟吕梁老家。就是画面这个样子。当时是延安整风。后来为此被人误传成王萬冰骑着大洋马，挎着盒子枪，回乡抖威风，干扰地方土改。横生不白之冤，你解释的再清楚，再遇机会又会被人拎出来叫你说清楚。说不清也没人让你说清楚。

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初期，父亲参加了所有的反扫荡战役，经历了大大小小数十次战斗，有的仗是新军接到命令配合主力打侧翼，有的仗是新军遇到战机主动出击。战斗中，最严酷的考验不是杀敌，而是吃苦。经常吃不到饭，靠野菜树叶充饥，栉风沐雨、风餐露宿，天天都是和衣而卧。后半夜出动是战地生活的定律。百团大战重创了日寇的有生力量，但是我们的消耗也很沉重。由于战斗残酷，频繁，物质生活极端困难，致使特务团打得剩下三个连。部队不得不进行精简、整编，特务团编入新军暂一师36团，直接入列八路军“百团大战”。继续采用破击战打击敌人，这也是百团大战的特定战术。目标主要是对敌物资运输重要区域进行频繁、重复性的破袭。第二阶段主要打据点。这个阶段日寇穷凶极恶，疯狂杀戮我军民，36团经历了百团大战开战以来最为艰苦卓绝的时期。无数描写晋西北、吕梁抗日斗争史的故事和电影，全都说的是这两三年反围剿阶段的残酷斗争，亦即“百团大战”时期。父亲在百团大战期间，和日军作战无数次，直接参战的大小战斗多达一百多次，策应作战也有六、七十次。五寨、汶水、交城、静乐、马西坊、岢岚、东村、普明、神池、宁武、析县、兴县、李家湾、蔡家营、临县、白文镇、王狮、离石、方山、柳林、宁化堡、河曲、保德、碛口等晋西北广大地区都留下父亲作战杀敌的足迹。

夜袭五寨城 驻扎在五寨的日本鬼子和伪军经常出来附近乡村杀人放火、祸害百姓。父亲那时是连长兼指导员，部队打破袭来到五寨，决定趁敌不备，奔袭敌人驻守的五寨城东关，敲打一下驻防的日本鬼子。夜晚，全连人马悄悄摸入敌人占据的县城，直奔敌人设在城东关的营房和军需库。五寨县当时是敌人的商业经济中心，城里有一个大赌场，是全县的日伪汉奸和商家巨贾每天聚赌享乐的地方。此外就是东关有个合作社，是日伪军的军需库。很快敌人就发现东关街上忽然冒出这么一大堆人马来，吓得不轻，枪声立刻就响起来。一时间东关街上杀声大作，人们四处叫喊，满天打枪。城里的敌人被突来的枪声吓得够呛，更是盲目地胡乱扫射，枪声中伴着好人坏人的大呼小叫，场面乱成一片。父亲虽然年轻，但是有很多袭击鬼子的战斗经验，他见没有敌人冲出来，就知道敌人心中没底，不敢靠近我们。告诉大家既然这么快就发现了，干脆声势造大点，唬住敌人。一边喊叫乱放枪，一边就由一排的人把军需库的入冬被服抢运出城。这次突袭虽然没有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但是一个连队敢在日寇盘踞几年的县城里东打西打，搅的敌人魂飞魄散，也算是给鬼子提了个醒，杀杀敌人的威风。

走进抗大 1941年六月，父亲被选派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专业是按照军制设定的。父亲报到后分配在七分校教导员大队，学习战地政治工作。七分校驻防于兴县，因日寇扫荡频繁，学员大队的驻地很不稳定，经常转移；生活很艰苦，经常要背粮、背煤，实际课学并不多。凶恶的日本鬼子把“抗大”作为围剿消灭的主要目标，因此“抗大”学员一边学习，一边还要应付鬼子的袭击。和战斗部队一样，枪枝弹药随身带，东游西击的没有固定的营盘。每到一个新地方，首先就是修驻地、磊营灶、背粮、背煤、挖茅厕等。经常是还没打开书本敌人就来袭扰了，只好再行转移，甚至还多次西渡黄河。

一天，学员外出给学校背煤。我们父亲虽然已经身经百战，但仍是队里最年轻的，在路上落在了队伍的后边。说来也巧，就遇到了从后边赶上来的贺龙师长。贺龙又是七分校的校长，多次给大家辅导时局，大家都熟悉他。看见我父亲满脸的汗，便叫住他，将他身上背的煤块卸下来，搭到马背上去，然后跟他一起走。听说我父亲是36团的出身，反扫荡战争全都参加过，贺老总夸说你这小鬼不简单，年龄不大仗没少打。贺老总说，日本鬼子说抗大的学生是八路的宝，宁可用十个士兵的死换一个“抗大”的八路，也在所不惜。看看，很值钱呐。你们是党的宝贵财富。贺老总几句打趣，反令父亲醍醐灌顶。

部下都是“老红军” 1943年开春，我们的父亲回到陕北抗大总校，任四大队指导员。大队里的学员都是老资格的，绝大多数都是从雪山草地中走过来的老同志，职位还都是营教导员级的，并且那时就被尊称“老红军”了，连炊事员都是老红军。这些“老大哥”学员已经三四十岁了。而我父亲那时才二十二岁，是大队里年龄最轻的一个。做这些人的领导，父亲很怵头。那时在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之间本来就有隔阂，既然就是领导，在人家眼里就不再是个孩子，隔阂就自然而生了。所以工作中受了很多委屈，碰了很多钉子。当然最终，父亲还是找到了和老大哥学员们的契合点，逐渐改变了老大哥们的态度，同时也从这些老革命身上学习到了许多优秀品质。

七月里，随着国民党反共高潮的到来，中日战争也进入最残酷的阶段。八路军面对的敌后战场不再是小股游击作战，战斗一场比一场持久和激烈 。“抗大”几乎到了缺衣少粮难以为继的境地，处境艰险，生存遭遇严峻考验。

就连校舍都无法固定，抗大在反扫荡战争中驻地没有定所。

豹子川张家岔 延安整风运动结束后，党中央号召边区军民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战胜鬼子对边区根据地的铁壁合围。这时有一批年轻的军政干部来抗大学习，总校决定七分校恢复重建，选调了十余名骨干教导员充实七分校。1943年初，中央部署抗大七分校由延安开赴至陕甘宁边区华池县，一个叫做豹子川的地方。豹子川张家岔，人烟稀少、林木葱郁，有四十华里长的山川。川中到处是断垣残壁，稀有人烟，遍地长着一人多高的野草，荆棘丛生。只能风餐露宿，艰苦创业来改善生存环境。战地晚会是抗大一个固定的节目。每月都开，自编自演，自制道具。我父亲编写的抗日话剧《昆明之夜》，在边区被好多单位排演，父亲还自己制作京剧衣服，是用旧报纸糊出来的，上面画出剧服的色彩，很有创意。这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自力更生 我父亲是大队指导员，和他的老战友做搭档。学生中间很多都是晋察冀根据地的热血青年，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偷渡”来陕甘宁边区。父亲带领着学员们填坑挖土、打窑洞、建课堂，平操场，开荒种田搞生产，养猪养羊，烧木炭，捻毛线、打手套、织袜子、补衣做鞋、习文练武。冬天自己烧木炭，夏天自己打草鞋，桦树皮当学习纸，子弹壳做钢笔。依靠自力更生，不仅丰衣足食，还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

从1943年到1946年，豹子川彻底变了样。高坡上一排排窑洞是学校的宿舍，平川里建起了一座座课堂和食堂；道路宽阔且通往各个大队的驻地，新校园如同城镇一般。山川中不时传出嘹亮的军号声，青年学员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队列口号走向练兵场。

干部的摇篮 1946年秋，国民党当局发动全面内战，命令部队向全国各解放区大举进攻，掀起了新的反共高潮。边区人民迅速动员起来，“抗大”亦紧急待发准备打仗。父亲带领的学员队奉命开往延安马蹄沟、周家俭一带设防。首长给抗大下达的备战训词是“没把握的仗不许打，只能胜利不能失败，更不能轻易伤亡！你们带的是什么兵你们应该知道！”就像千斤重担！ “抗大”的学员都是中共储备的精兵良将，是费尽周折保存下来的宝贝。

所以，学员队在敌人的枪炮下边学习边转移，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主动发起进攻，尽最大可能的保全着我党我军干部队伍储备的完整性。

日本投降前后，八路军总部及中央机关经常根据专业需要到抗大各分校选调骨干，每一批学生大部分被调往军区、院校、炮兵部队和边区警卫部队。不少的同志还去了电影文艺等宣传岗位以及军委总部，这些人大都为军队建设写下辉煌的业绩。

延安保卫战 1947年3月，抗大更名为西北联防军步校，父亲仍在原位任职。蒋介石嫡系胡宗南以３０万大军从多个方位进攻延安，妄图将我党中央和军委总部驱散而各个击破。当时我军主力部队分布在各个解放区与抗拒投降的日寇做浴血奋战。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和猛烈攻势，党中央做出主动撤出延安的战略部署。西北联政步校驻扎延安，关键时刻使命重大，对进犯之敌首当其冲。在校学员原本都是连排干部，是硬梆梆的战斗骨干，一声令下迎敌而上。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口号的激励下，步校师生将生死置之度外，英勇与敌周旋，伴随在总部机关召之即到的区域。当时敌我力量是１：１０的对比，凶险常即。下有敌军追赶，上有敌机扫射，大小炸弹冷不丁就会在部队前后左右落下来。

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所谓胜利战报，蒙蔽了国内许多人，连我们自己也有人打退堂鼓当逃兵。步校的学员不愧是精兵强将，其中不是“老红军”就是“老八路”，都懂得转移是战略战术，而且跟着毛主席党中央一起走，在运动中“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大小战斗总是不断要打。一度还随总部机关过到黄河对岸晋西北一带。

延安保卫战就是一场运动战，步校的干部战士们就是在保卫党中央的运动战中，野炊、露营、教学、生活和战斗，在战火纷飞中接受锤炼、学习军事。难免有战友、学员倒在血泊中。

伟大的转折 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党中央“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集中西北野战军六个旅的兵力，在延安东向连续打了三次歼灭战，歼敌两万多人，给反动派以严重打击，稳定了西北战局。此间，我军每到一地都会有许多青年报名参军，有时还要收编不肯走的俘虏兵，签收武器装备战利品，部队由少到多，由弱到强，就连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将领，也不断增加在行军的队列中。父亲和战友们跟随党中央转战于陕北，亲身经历和目睹这些胜利，惊叹撤离延安的意义原来这么伟大，就是在改写历史。延安保卫战确定了反围剿战争的胜局。

解放临汾战役 一九四八年初，西北联防军步校东渡黄河移防山西汾西县，配合临汾战役的战斗收尾。当时临汾刚刚被我军解放，秩序混乱，处处是残垣断壁。步校的战斗任务就是打阻截防止溃军逃窜。父亲带队布防暖泉头村，恰与溃军遭遇。溃军就是溃不成军，就象送到嘴边的肥肉，步校一上战场就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俘获敌千余人。几天后部队在临汾向太原的路径上追剿另一股逃窜之敌，在与敌激战过程中，我军伤亡了十余人，而父亲也在这次战斗中不幸挂了彩

血洒战场 我父亲带领的步校战士与另一股敌人遭遇，当即激烈交火。交火间歇，父亲和他的战友侧隐在一面土坎子上，敌人一阵排射后战场一时停止了枪响。良久，父亲看到身边一位战友将头探出观察敌人的动静，连忙将他扳倒，旋踵之间，父亲自身暴露在外。就在这一瞬间，一声枪响，一粒子弹擦过他的脖子，弹头嵌在他颈边的土坎里，迸溅起一片砂砾。枪声之后，一股鲜血在父亲的颈部流淌出来。敌人的子弹贴着父亲脖颈大动脉的边儿穿插而过，上下左右只差半分没有送了命。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原武空干部部长袁敬池给我父亲来电话，说离休后想的最多的就是老领导你呀，要不是你舍命救我，哪能知道国家今天的样子啊……

井沟剿匪 由我军四纵主导的井沟战役，先后进行了十余次战斗，歼敌4200余人，尚有千余人的溃兵窜入井沟川南的一条山沟。主力部队完成了歼敌大部的任务马上转战解放战争的其他战场，剩下战斗收尾的任务交给了联政步校。步校派我父亲和另一位刘同志搭档，与当地晋绥军干校的人联手组成一个百余人的晋绥武工队，进入蒲县大山纵深处，追剿在井沟战役中溃散的蒋匪兵。

开局先打了一个伏击战，敌人被打散后又转而取道蒲县南山逃跑。晋绥武工队判断出敌人的逃窜方向，于是先期抵达席盖村设防，果然敌人遭到了猛烈阻击。此后的战斗煞费周章，声东击西，敲山震虎、伏击、阻击、瓮中捉鳖，什么办法都用了。父亲和刘同志所带的晋绥武工队一直找寻追剿散兵游勇三个月才完成剿匪任务。

母亲从军 临汾战役结束后，联政步校驻扎临汾。就在这个时候，远在晋西北车则坂的母亲由她哥哥领着来了临汾，找到了联政步校。晋西北反围剿时父亲在柳林车则坂一带驻扎过，期间回杨家堰拜祖宗，家里老人给他定下一门亲，对方家就在车则坂，小女名叫月秀，家人说月秀特别崇拜八路军，两家心愿一拍即合，亲事就定下了。找到部队两三天，我母亲就参了军。

解放的礼炮 1949年4月，父亲奉调回延安联防军政治部报到。接到调令后，父亲带上母亲，与其他三位同时接到调令的同志，日行七八十里，徒步五、六日回到了延安。西北联防军政治部驻防大贬沟，侧位是小砭沟，联防军招待所。住下才发现有好多老熟人在这里，有老战友，也有老领导，久别重逢，尽兴相聚。恰好“五一”国际劳动节到了，时局又发生了巨变，联防军政治部正筹备接管西安的工作，联政秘书长杨尚高同志提议说好事成堆了，不如给万冰和月秀同志把喜事也办了。老同志们一齐说好，说西安解放的炮声就是万冰月秀成亲的礼炮。“喜宴”就排在“五一”这天。大伙当下就忙开了，写报告的，腾挪房子的，招待所长冯绍华还杀了一头猪。联防军政治部以组织的名义赠送了彩礼：牙刷两把，肥皂两条。遗憾的是当新房的那间窑洞没有门，只好用一条布簾遮挡了事。虽然简陋，但在战争当中已是十分的隆重。那天我妈妈第一次吃白米饭，第一次吃猪肉炖粉条。此后一辈子，米饭和猪肉炖粉条都是我家“五一”节的固定饭菜，以此纪念那个光辉的日子。

接收西安 西安解放在即，西北五省联政干部部选派干部接管西安。我们的父亲由此踏上没有硝烟的战场。母亲和其他留守人员则参加联防军政治部办的文化速成班，以扫盲和补习时事政治为主要内容。1949年7月，接管西安的“大军”从延安统一开拔，包括父亲在内联政派出九个科团干部，配了一匹乘马驮行李，余下众人一路谈笑，一路歌唱往西安徒步进发。尽管那时还时有敌机低空盘旋和扫射，但是都明白那只是虚张声势，已经无济于事，大家一路欢歌毫不在意。

甄别旧俘 军管会主任是贺老总，父亲报到后即授权去接管国民党绥署二处的甄别工作，那是敌人的特务机关。父亲带领战士立即投入工作，查封未及撤走的档案文卷，并维护环境治安。完成接管后即接手集拢晋绥二处的散兵游勇和旧俘大队，认真审查国名党羁押的旧俘大队。晋绥二处的旧俘大队原是我军干部被敌俘获，这项工作关系人的前途命运，松懈慢待可能会葬送一位赤胆忠心的同志，或者放过一个变节投敌的叛徒。好在父亲经历过大风大浪，明辨是非，加之政策清楚，原则明确，审查工作一丝不苟，十分顺利，接受审查的原我军干部都得到了正确的鉴别和妥善的安置。

重组军校 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太迅猛，城镇接手后到处需要我党的干部，抗大的深远意义充分显示出来。西安接管后，留在临汾的西北军政大学即转移来西安，驻扎长安王曲。父亲和其他几位原军政大学出来的干部又回到了军校。原先驻扎在韩城的西北军大一分校校长方仲儒出任了西安市首任市长，于是一分校就并入军大，暂由我父亲代理，公开向社会招生。大量青年闻讯后踊跃报考军大，加上原有的训练队，学员达到上千人，没有多长时间就扩编为七个队，一千余人。

加速输送干部 当时军大的作用非常重要，接管城市后党和政府亟需大量干部，我父亲把招生情况汇报贺老总并邀老总给新生讲话。没有礼堂，没有扩音器，在操场前放一张桌子和一杯水，贺老总就站在那里给一分校的学员们上了一堂时事课。他说：“我们还有仗要打，还要彻底解放大西北，大西南，新疆和西藏；要解放全中国！需要各方面的人才，需要大批干部到新区工作，到部队去工作”。

1949年底，我们的父亲在战争年代经历的“民主大学”、“抗大七分校”、“抗大总校”、“西北联防军步校”、“西北联大”、“西北军政大学”等六个军校的战地生活画上了句号。

这是父亲在抗大学习和工作期间用过的证章、纪念章。

进发大西南 1950年初，父亲随大部队出发西南。大部队分乘百余辆汽车，不顾蒋军残兵败将的鸣枪恐吓和偷袭骚扰，浩浩荡荡地向南开进。不久，便参加了成都市欢庆胜利的解放军入城仪式。威武昂扬的部队在迎风飘荡的彩旗和震天锣鼓声中雄赳赳地开进了成都市。右图帐篷中走出来的是我父亲。

组建四预总 军委决定在成都组建航空学员第四预科总队，并从全军各部队抽调干部。我父亲奉调筹建，任二大队大队长、党委书记。大队的学员有上千人。四预科总队完成筹建之后，赶上了新疆急需干部。父亲给第一批亲手参加建校的学员作动员，响应党的号召，奋勇支边。学员们都是热血青年，新中国的成立感召了全国人民对党的信赖和尊崇，所以一听说党的召唤，都争相报名，很快的，第一批800名志愿支边者启程西行了。预科总队为边疆输送的新鲜血液，在以后几十年的时代变迁中，为新疆发展发光发热。同时他们又始终把预科总队当做自己踏上革命征程的摇篮，年年都要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相互联络，举办聚会，回忆那段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建校历程。

父亲保存的抗战胜利纪念章及解放太原、西北解放纪念章。

总政深造 1951年，组织上选送父亲到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期哲学班参加理论进修。这是父亲第一次赴京，能够在新中国的首都，党中央的身边，接受党的教育真是无上的光荣和幸运。进修班的生活待遇优厚，又都是由著名学者、领导人讲座、作报告，大家如饥似渴地学习，父亲还担任着班长。学习至秋冬季节，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开展了起来，军队亦在运动之内。从延安整风那时起，父亲就认定了自己该做什么样的人。走上领导岗位以后，他时刻提醒不脱离劳动人民的本色，与周边的同事、战友们亲密合作，与战士群众密切联系。总政治部为了推动运动，将哲学班参加理论进修的这批干部派往驻京各部队帮助“打虎”。父亲被指定为组长，带一个小组进驻了海军后勤部。可是没有几天工夫，命运就颠倒过来。待到全部错误被推翻，冤屈被昭雪，人已颓了一层皮。

组建西南空军 1953年，干部文化训练完成后，父亲奉调西南空军，任命为西南军区空军宣传部长。正值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教育，父亲一连参与组织了好几次师团领导干部的轮训，不仅在政治理论、政策水平上得到大幅度提升，工作方法也升华到理性境界。那时父亲和其他同志都是从陆军调来，对创建空军谁都没有经验，完全是一边学习一边实践一边总结经验。当时的飞机、航材破旧残缺；部队既要参与剿匪平叛的战斗，又要开辟新航线，任务十分紧迫。但是父亲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的作战经验、政治思想工作经验，以及在总政哲学班学得的理论知识，为他适应新的“战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卓有成效地完成了西南空军的初始组建任务。

组建广空指挥部 1954年，国民党反动派不时叫嚣反攻大陆，在美帝的纵容下经常派战机觊觎我沿海军事部署。在这种情势下，建立空防指挥系统便成了当务之急。空军决定组建广州空军指挥所，这在当时是一项机密任务，一切都要求伪装和隐蔽进行。父亲被选派参加了这项任务。这项任务的工作团队模拟为一个连队，指定父亲为指导员，连长是西南空军参谋长欧阳挺。组织上为这趟行动安排了一列货车，那是一列被铁皮包着的闷罐车。当时正值七、八月间，炎热的天气蒸得里边的人汗流浃背，口干舌燥。货车到了长沙大托铺时，才有空军二十三师场站的同志送来几袋子西瓜，这才使大家解了点渴。因为是机密行动，保密工作做得十分隐蔽，父亲他们那趟闷罐车的前后车厢里，装的全都是生猪。

组建广空指挥所的工作相当艰难，从建房到选干，一切都是从头搞起。驻寨部队都是从抗美援朝前线回来的，不少人战绩辉煌。诚如此，有大量艰苦的思想工作要做。

重返军校 1956年7月，父亲奉调空军第九航校。又回到了军校老本行。与以往不同的是，父亲到九航校任职去时，学校已经先期完成了营区建设。教室、宿舍、操场、饭堂等设施一应俱全，还都是苏式的，整齐漂亮；学校建制机构健全、工作有序。因此这段时间给父亲提供了一个“充电”的好时机。父亲趁工作之机抓紧时间学习了飞机发动机、材料力学等航空知识。学生中有外国留学生，在与外国留学生的接触中也使得父亲的眼界开阔了许多。

1956年末，父亲任九航校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那个阶段部队响应国家号召，兴起全民“劳卫制”体育运动，父亲为了发动群众，积极带头参加，在木马、单双杠、跑步等比赛中都达到了指标，并获得了国家颁发的劳卫制等级证书。

组建空工院 中央军委决定在西安组建几所不同军兵种的高等学府，空军的就是工程学院。1960年国庆，父亲赴京受命，军委空军给他颁发了任命书并告知：“空军首长兼任空军工程学院筹建处领导，你是筹建处党委委员，第一位到职的人就代表筹建处的机构。后到同志就拿介绍信找你报到。” 就这，一切从零开始，一切都要自己想办法。

从零开始 首先要有队伍。我父亲采用战争年代的办法，从河南农村征招来二百多名身强体壮的农民，组建了一个工人队，从军训到建设，半军事化管理。这些人都是从自然灾害的苦难中走出来的，对组织上的安排感恩戴德，在随后的营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在遇到急难险重的问题时，父亲都会把工人队当作“灭火队”。

1961年1月，军委撤销了陆军190师的编制，师部机关和一个步兵团拨来空军工程学院作为组建机构的基础。这一年，西北建筑第三公司进场，一鼓作气完成了一大批军官宿舍楼、教学楼、办公楼、以及服务社、食堂等公辅建筑。1964年空工院整体建设初具规模，几座教学楼都交付，教学训练成为学院工作重心，营建、院务全都服务于教学训练。1965年从地方招收了四百多名优秀高中毕业生，全部先送部队锻炼。秋末，空工院营房面积达到了七万多平方米。医院、邮局、锅炉房、澡堂、军人服务社、各单位食堂以及演兵场、游泳池都全部配套成型；进入1966年后，一幢幢办公大楼和教学大楼在山林中巍峨挺立，一座现代军事学府的构想蓝图赫然化作现实。父亲被任命为空军工程学院政治部副主任、院党委委员兼院务部政委，军阶为副军级。

政治运动 1963年，国家开展“五反”运动，学院临时党委决定由我父亲牵头，组成“五反”运动领导小组，父亲任组长。整个运动开展了三个月，有事没事都是高度紧张。父亲深谙人们在政治运动中的精神需求，一面认真贯彻运动实施步骤，一面丰富筹建处的文化生活。在父亲的区别对待智慧协调下，运动结束时，没有出现任何思想纠纷和遗留问题。

四清运动 1964年，国家开展“四清”和“社教”运动。政治运动是头等大事，学院抽调了近六百人分别派往陕西和甘肃。我父亲又是率队出征，先后奔赴陕西、甘肃的五个军工厂开展“四清”运动，五个县的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1965年5月才返回空工院。

文革动乱 1966年爆发文革运动，全国各级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纷纷被群众夺权，改由以红卫兵、工人阶级为领导主体的，以造反派为核心成员的革命委员会发号施令。这年六月，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宣布军队院校属于学校，应该参加“四大”，要把混入军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倒斗臭！”而后，全军所有院校立即响应，军委取消了军队院校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的规定，院党委和党的各级组织顷刻之间瘫痪，刚刚意气风发开步走的空军最高学府，瞬间成了一个空壳子。

遭受迫害 父亲遭受迫害，罪名是对抗中央文革，反对江青同志，反空军党委。父亲对被构陷的罪名以及造成的境遇充满悲愤，他说：可谓备受摧残，死去活来，一家五口散居五个省地。月秀同志因我的牵连身陷干校四年之久。

下放支左 我们的父亲被下放到黑龙江一家国防工业大厂“支左”。 这家万人大厂因“运动”而生产停滞，生活无序，干部全部受到冲击，两派群众对立，工人群龙无首。父亲掩饰住自己的一肚子委屈，坚定的面对新的事物。那段日子父亲住筒子楼里，洗漱、洗衣被都在公用水池，到了冬天水刺骨的冷，生活很清苦。

下放也不混日子 既然安排来的工作是帮助恢复生产，父亲就无所顾虑。他对群众组织采取深入细致的调研，和派性群众谈心，发现干部群众最需要的就是四个字，发号施令，各级、人人都等着，都乐意有人发话。父亲联合其他下放支左的同志以军代表的名义甩开膀子整顿秩序，恢复生产，督促“文革专案组”将查而不实的迅速撤销，以免延误国防工业。找到了切入点，其他一切都顺理成章。以群众生活为着眼点，调动群众组织大联合携手抓生产，促进生产秩序一天天好起来。

1971年秋，突发“9．13”事件，吴法宪被确定为贼船上的人跟着垮台了。拨开乌云见晴天，我父亲长长地抒了一口气，即使没人平反，他也感觉“解放”了。从此，他更强化地投入到工厂的复工生产上。经过父亲和其他同志的辛勤努力，工厂的生产和纪律性愈来愈好；不仅新的管理制度建立了，各个车间工段都恢复了生产。三年时间，一个被派性斗争摧残破败的国防工业大厂，终于回到了井然有序的生产发展轨道上。

再返军校 1973年，军委要求被派在地方单位“支左”的干部全部撤出。由此，一些曾遭遇不白之冤失去职业和职务的干部逐步恢复工作。这年年初，父亲赴京报到。军级岗位需要等待，而因专业人才脱节，飞行员断档，军校需要马上恢复。空军最先复校的是空军预校，级别是师级，但是立刻就可以就任，相等级别的岗位待后调整。父亲欣然接受，他认为自己最熟悉的还是院校。命中注定父亲的任职绝没有舒服事儿。文革中军队院校都被撤销了编制，原来干部中转业的，复员的、调走的，解散的，下放的，还有留守的，家家都留下一群家属子女占着房子自主聊生。营院里的设施设备也经过“文攻武卫”被拆的没了原型。更为艰难的是，校园校舍被外单位瓜分殆尽。被切割成十多个“土围子”，各自为政。一派乱象。

恢复教学训练，面对严峻挑战。“历史遗留”这几个字，成为复校的核心问题，非常麻烦。毋庸置疑，我父亲呕心沥血地做了无数思想工作，委曲求全地拜访一个一个占地单位，占房人家。经过一年的亲力亲为，空军二预校一改十年的落寞。1974年的6月，1000多名来自祖国四面八方、风华正茂的年轻学子，怀揣着飞向蓝天的梦想，来到了复建伊始的二预校。父亲再一次运用他多年艰苦创业积累的经验和智慧，让军号重新响彻校园。

无愧地冲刺 粉碎四人帮终结了文革噩梦，也还给了我们亲爱的父亲一个清白。1977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重建空军政治学校，文件说：空军政治学校隶属军委空军建制，执行军级权限；任命王万冰为校长，即刻赴任，启动重建工作。上海政校是多少江南籍干部梦寐以求的地方，但军委对新建院校提出“要三个月开步走”的要求，任务重如泰山，选人用人十分谨慎。原空军政治学校在文革中遭遇了与二预校相同的撤销命运，学校被糟践的程度比二预校有过之而不及。学校园区划为四个大院，分布在上海五角场环岛四周，从开展“四大”开始混乱，至1969年被撤销停办，迄今已经荒废十几年了。院里树木枯竭，道路泥泞，公辅地带以及球场成了各家的自留地，种瓜种豆；早期建筑墙倒屋破，到处是污泥浊水杂草丛生，食堂周围生活污水积恶成沼，在院内走动都要穿上高腰雨套鞋。学员宿舍和教学营房成了外来户营地，住满了驻沪其他部队的来队家属以及各单位转业外调的干部，只住不管，环境用脏乱差来形容都不尽其状。操场成了外单位的露天仓库，还有大片营地被驻沪友军所占。家属院也是一片萧条，房屋砖瓦斑驳陆离，门前屋后养鸡种菜，四周垃圾如山，蒿草如田。院子里的人员成分复杂，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都早就跟政校不搭界了，还有一些临时住户没人说得清怎么住进来的。严峻，沉重。仅仅收复失地，就费尽心血，殚精竭虑。

1978年2月4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父亲为空军政治学校校长，党委书记。父亲依靠组织的支持，调动班子的集体智慧，反复研究建校策略，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1978年3月15日，空军政治学校举行了复校后的第一期开学典礼。实现了三个月开课的军令状。

谢幕的节目 1983年5月20日，父亲突然被召入京出席空军党委扩大会。在会上，空军传达了军委关于高级干部限龄退出一线职位的指示。同时公布了任免名单，父亲退居二线，转任政校顾问。不久，军内开展整风运动，父亲再出马，受命担任南京军区空军某部整风领导小组组长。指导思想很明确，要全面贯彻整风文件精神，也要大力支持人家的工作。心知肚明。父亲战火中走出来，运动中活下来。最终，平平安安回到家中。1986年正式结束顾问工作，正军级离休。父亲的离休生活幸福、安逸。

军校忠魂 父亲在军队院校工作数十年，不敢妄言桃李满天下，但确有千万师生奉献於祖国的各条战线和无数的城市、乡间。常有音讯联系者也难计其数。由于大家都有尊师爱友的美德，他们常用多种方式表达深情厚意，有的千里迢迢前来探视，有的从异国他乡来信来电祝福；生活在就近的同志更是春夏秋冬来看望嘘寒问暖，或送来鲜果、特产。生活在情深意浓的战友牵挂中，自然也是莫大的幸福！（居中抱膝者为我父亲）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前排右二为我父亲）

亲爱的爸爸，我们心中的英雄，您的人生画卷可歌可泣，您的崇高品德永世传承，您的高尚人格与日月同晖。

纪念王万冰同志诞辰100周年

二○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衔将军、原空军政治学校校长、政委、顾问、正军职离休干部、王万冰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

战争年代，王萬冰在抗日战争中参加各种战斗二百余次，在解放战争中脖颈中弹，经历了生死考验。新中国成立后，王万冰首任西南军区空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第一届总政哲学班学员。此后先后参与数座军队高级院校的建立。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离休，行政十级。

王万冰的革命生涯中，大量足迹镌刻在了军校建设上，为我军培养了无数优秀党政干部，为我军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特殊贡献。特别是在军校基础筹建工作中，秉承了抗大的伟大实践，把抗大精神发扬光大。1974年，遭受四人帮政治诬陷的王万冰恢复工作，一前一后主持了空军第二预校和空军政治学校的整建制复校重建工作（两所军校在文革中遭到毁灭性破坏，都被军委撤销、解散）。毋庸置疑，两所院校的恢复重建都交出了优异的答卷。兹将军委总政直工部的悼文作为王萬冰碑志铭，镌刻于后人心中：

王万冰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他勇敢顽强、勇于战斗、刻苦学习、勤奋工作；他识大体、顾大局、不计名利地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情注国防，勤勉敬业，办事公道，作风正派，严于律己，团结同志；他生活简朴，廉洁奉公，先人后己，严格教育子女；他实事求是，联系群众，襟怀坦荡，光明磊落。王万冰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使军队失去了一位好干部，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好战友。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王万冰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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