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高考前后，（与老邻居老同学老朋友们分享）

和平

一、前言：

   我的高考，已经过去了四十四年，现在用当年的日记和大脑中残存的记忆来还原那段经历，以资纪念。

四十四年前开始的那两次高考（1977年12月9日和1978年7月20日）发生在7个半月的时间内，这在中国的高考史上绝无仅有，在那7个半月的时间里，我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幸运儿，经历了人生道路中的最大拐点而彻底改变了命运。

在那个小道消息满天飞的1977年8、9月份，社会上就一直在传一件事：大学要恢复“普考”了！尽管广播和报纸都还没有报道这方面的消息，但我看见兴隆巷的知青们陆续从农村赶回城里来复习功课，再后来，那些想回城复习功课的知青都回不来了，因为当地农村不放人了。

在那段时间里，我不但听到了要恢复“普考”的风声，还看到了邻居们都在积极备考，我心里虽然也有些激动，但自己仍不敢抱有希望，因为我的身份是“病残知青”，在那个年代，社会的大环境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下农村就是光荣，不去农村就是可耻！所以“病残知青”在社会上会受到一定的歧视，以至于在退休前，我都一直不愿向别人提及自己“病残知青”的过往史，而只把自己说成是“多留一”。

1977年10月21日上午，我在用自已安装的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时，听到了：大学在今年第四季度招生；使风传很久的“普考”成真，大家复习功课的干劲就更大了，有些在单位上班的正式职工都开始请假回家复习功课了，因为，谁都不想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11月19日上午徐小钦（他是高度近视病残知青）来告诉我说：“病残知青”不能参加高考，他已经看到文件了，他是团员，又经常去“朝天门街革委”活动，所以，他的消息会来得快一点。 

      11月20日听说当天的“重庆日报”已经登出“病残知青”不能参加高考的消息，我想确认一下，就到解放碑去买报纸，结果报纸卖完了，回来顺便去到王川（中学同学高度近视的病残知青）家（新华路285号，已消失）玩，当谈及此事，王川母亲也说：真是太不公平了！面对不利消息的传来，我仍一如既往地复习功课，此后，再也没听说“病残知青”不能参加高考的事情了，应该是邓小平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精神占了上风。

11月23日，我去街道登记参加高考。

11月24日，复习数学。

11月25日得到消息，明天在“罗汉寺”（见下图）报名高考：

　　11月26日9：30我去到“罗汉寺”，只见1966年就被毁灭清空的“罗汉寺”，现在已贴满了各色大纸，走近一看却是各大学在四川省的招生名额，用于方便考生根据自己可能的水平去选择报考的学校，因为，报名时就需要在“高考登记表”中填入自己的三个高考自愿（这就是：考前填报自愿）。

我先去问工作人员如何报名高考，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报名条件是你要具备高中及其同等学历，初中学历报名需要提交学历证明。我问她：那我如何来证明自己具有高中同等学历呢？她说要看看我的高中作业本（我在家自学做题时并没有在正规的作业本上抄题做题，因为一方面是成本高，另一方面是嫌麻烦），我就回家拿了高中数理化笔记各一本去给她看，现场工作人员传看以后，他们又找来一位年纪稍大姓田的女老师来问我问题，记得她问我的是高中数学中的“数列”，这些东西我早已烂熟于心，自然对答如流，问完问题后，时间已过12点，他们要下班了，让我下午再去。

下午到了“罗汉寺”，“田老师”见到我后，就拿出“眉山试题”当场考问我，除了其中的“微分方程”我没有学过外（注：“微分方程”早已超出了高中范围），其余我全答对了。这时，他们谁也没有意见了，工作人员当即就写了个学历证明，让我和李书记（可能是招生点的书记）去对面“朝天门街革委”（图中箭头所指那栋圆房子，网络图片）盖章:

然后，我又去到新华路300号本段居民代表“张天志”（平时大家都叫她“张代表”，她一直担任“朝天门一段”的主任代表，下面是她20年后，即：1998年的影像）：

家中请她签字，最后才将这个证明交到“罗汉寺”报名点，他们收下证明后，就给了我一张“高考登记表”，当我填好自愿上交后（填的什么学校已不记得了，因为当年找工作心切，只记得是填的三个普通学校），已是下午五点钟了。

12月8日，段上通知参加高考的考生7:40到卫生站（位于新华路，大约在25中下去几十米的道路左侧）集合，我们到达卫生站后，由“张代表”带领本段的考生们到“罗汉寺”排队领“准考证”，工作人员在发“准考证”前交代了半天注意事项。

　　下午我就和邻居考生徐小钦（兴隆巷11号）、李军（兴隆巷37号，“多留一”）一起排队进入26中（位于望龙门街道的二府衙一侧，已消失）：

去看考场，没注意到陈慧宜（兴隆巷6号，我家楼下，“多留一”）什么时候去的，我现在只记得当年在兴隆巷地段上就是我们4人报名高考，除我以外，他们都是高中毕业生）。

二、第一次高考（由各省市自行出题高考，我们用的是四川试卷）：

12月9日，8:50到达第七考场重庆市第26中学校，上午考语文，主要内容是写“一个青年矿工的变化”读后感。下午2:30考数学。

12月10日，上午考政治，下午考物理化学（是在一张试卷上的）。

1978年1月3日，通知我明天到街革委登记“体检表”。

1月4日，上午8:30到“朝天门街革委”开会并登记“体检表”，在“体检表”中的“过往病史”栏内，我填上了“心动过速”。

1月7日，到“朝天门街革委”开会，并交了一元钱的“体检费”，通知下午1点集合体检，后来又改为12:30集合，中饭后我去“朝天门街革委”集合，由工作人员带到位于临江门的“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仍在原地，即现在的“重医附二院”）门诊部体检，其他项目顺利通过，不知是不是我在“过往病史”栏内填了“心动过速”引起的麻烦，检查我的医生听了一下我的心脏后，她没有立即作出决定，而是请了另一个医生来听，那个医生听了后直摇头，然后，我的医生小声问我：为什么不吃点镇静药！（从来没有想过要吃药）我看着她没有回答，只见看她轻轻摇了一下头，然后无奈地在 “体检表”中填入：心率100/分，血压：146/90，当我起身离开时，我看见她转身对其他医生说：他太可惜了，就是身体差了点！后来带队工作人员告诉我去交一元钱的心电图费，当我在医院做完心电图时，已是下午5点钟了。

在兴隆巷地段上报名高考的四名考生后来的情况如下：

2月6日陈慧宜收到“四川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2月22日下午，她哭着离开把她从小带大、尚在病中的婆婆，去成都报到。

徐小钦高考后，没有得到体检通知，于3月16日去到“木制品公司”报到上班了。

3月28日李军收到“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走读生录取通知书”，于4月5日去“建院”报到了。

我（兴隆巷6号）知道不会收到高校录取通知书，从2月份就已经开始继续复习功课，准备下一次高考了。

本次高考落幕后，大部分知青陆续回到农村，小部分知青继续留在城里复习，准备迎接下一次高考。

1978年4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教育部决定当年高考在上一年各省命题的基础上，由全国统一命题，夏季再次招生，加试外语，物理、化学不再合并而是分开考，考生年龄一般不超过25岁。为了指导各类考生复习应考，教育部还组织编写了《一九七八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通知”要求，“各单位根据生产、工作情况，为考生创造必要的条件，积极热情地组织和支持考生进行复习”。刚开始“复习大纲”不好买，各单位就自己翻印，别人也给我找来一本（见下图，后来，怕翻印的有误，我到新华书店花一角钱又买了一本），有了“复习大纲”使我的复习就有了方向：

可以说：上次高考复习大家都有点盲目，现在按照“复习大纲”的要求来复习，效率就高多了，因为，我觉得只有大量做题才能锻炼自己对各类公式定理的理解能力，所以，我从市中区图书馆（位于原国民政府外交部旧址内，现在只保留了两栋主楼，属文物）和别人手里借来了各种数理化老书和习题集（主要是66年前的习题集），每天在家就是：大量做题和背诵各种定理、公式和分子式，以至于连日记都没有时间记了，到5月份我就可以默画出“化学元素周期表”了……。

三、第二次高考（这也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全国统一考试）

什么时候报的名和领的准考证，我已经记不得了：

考场设在（我的母校）重庆市第25中（位于长江索道一侧，现在是：鼓楼学校）：

　　7月19日，下午看考场，我的考点是25中主楼靠近平房那端的一层第二间，窗户朝向操场一侧，也是我七年前上过课的那间教室（可能大部分中学同学也记不得了）。

     7月20日，上午考政治，

下午物理

      7月21日，上午考数学，

下午考化学，在考化学时，我就是先把“化学元素周期表”默写在一张草稿纸上来方便做题时查用，当我把化学试卷都做完了并在开始进行检查时，我感觉有个监考老师走到我的桌旁停下来，应该也是在看我的试卷，我没有在意，继续着自己的检查，我检查了几遍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十多分钟后，她又转了过来，站在我的旁边，用食指很快地对着我的试卷指了一下，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去检查，一看，我这才发现有一个元素的分子量居然写错了，赶紧将它改了过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要这么帮我？也许是她一直在观察我，她肯定是发现我在各科考试中做题都很快，她在发现了我的一个小问题后，就顺便帮了我一把！在此，我遥祝她好运常在，好人有好报！

7月22日，上午考语文，今年的语文试卷也没有出现命题作文（简直让我大喜过望），而只是要求缩写一篇文章“速度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作文从小学起一直就是我的弱项。

下午考英语（英语为选考科目，不记入总分）

尽管我单词记得很多，但语法不熟悉，我还是去参加了考试。

8月22日通知去“朝天门街革委”拿高考分数：

看到这次高考得了351分（外语不记分），真的有点让我有点喜出望外！（那是因为之前听说别人最多的也就是2百多分了）

9月3日由朝天门街革委集合去位于重庆道门口的“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位于道门口，原来的门诊部现已重建为住房，原住院部扩大重建为医院）门诊部体检（还碰到 “王川”），体检顺利通过。

9月4日到位于大同路口的“区招办”（设在“聋哑学校”，原址已消失）填报志愿，到了“区招办”，看到这里张贴了“重庆市高考上线分数及人数”：

和各大专院学在四川省的招生名额时，我将这些信息用红笔一一记录在带去的报纸上（下图），以便自己择校时参考。

当年规定：一个考生可以填报三所学校，同一所学校可以填报两个志愿。

我看到“西安交通大学”在四川招100人，对我来说：人数比较多，那么命中的可能性就较大，其中还有我喜欢的“电器”专业，我就将“西安交通大学”和“电器”专业填为自己的第一志愿，“半导体器件”填为同一学校的第二志愿。

在填好自愿并上交后，就是回家等录取通知书了，因为，自家的成份不好，当年读大学可不是一件小事，会不会政审也不知道，因此，我即使考得上，也未必会被学校录取，如果这次不被录取，我这辈子将与大学无缘，因为，这是我的最后一次高考，今年我就25岁了，明年将受高考年龄限制而不能参考，所以，对于我来说：等录取通知书的过程，无疑就是一个忍受煎熬的过程……。

9月26日前后，邮局就在陆续发放高考录取通知书了，这几天更加难挨，无心看书学习，只有去看电影来打发时间。

9月29日下午我去“东方红电影院”（以前的“和平电影院”，后来又叫“国泰电影院”）看3点钟开演的电影“夏伯阳”，看完电影近5点钟了，到家才知道 “西安交通大学”的“新生录取通知书”下午就已送达，我马上出门赶车3趟车（1号电车：解放碑-两路口，3路电车：两路口-杨家坪，26路汽车：杨家坪-渝钢村）到大渡口渝钢村去告诉了父母。

随录取通知书寄来的还有“西安交通大学新生入学须知”：

和多张“西安交通大学新生行李签”：

　　9月30日，上午我把录取通知书送去大渡口给父母看，下午，在程吉强（我的小学同学和好朋友）母亲的帮助下，我到邮电医院补牙两颗（因为，口腔医院补牙的人实在太多）。

10月1日，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10月2日上午父母带我先去“火车票预售点”购买了5日的（重庆至北京）“十次特快列车”（经停西安，因为，当年没有重庆到西安的直达火车），然后父母再带我去买衣裤；我又去位于“精益眼镜”旁的“新艺照相馆”（现已消失）洗了照片四张（入学要求交三张）：

下午，去照相馆与王川、郭平和马强合影，又与徐小钦和程吉建合影，因为，这些邻居和同学都是我的好朋友：

　　10月3日下午在弟弟和云强的帮助下，将行李搬到“道门口”乘12路公交车去火车站托运行李：一包被子衣服和一只木箱共两件。

10月4日上午，收拾随身携带的行李，对于我这个从未出过远门的人来说，西安真的有点远，眼看明天就要远离从小把我带大的外婆和熟悉的环境，心中难免有些伤感，只好去看电影来消磨时间，下午，徐小钦收到“重庆大学马列主义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后，又喊我去合影：

　　徐小钦还建议在照片上提词“而今迈步从头越”，以示从今以后我们俩就开启了新的人生。

10月5日继续收拾东西，晚饭后，与兴隆巷的父老告别，送我的人有：外婆和小孃孃、刘启淞（小姨爹）、刘康（表弟）、弟弟、云强（弟弟下农村的邻居）、李亚平（邻居好朋友）、马国庆（邻居好朋友）、马强（中学同学好朋友）、谭真（我的小妹妹）、黄正立（邻居好朋友）、李亚非（邻居好朋友）和徐小钦（邻居好朋友），一行人将我送到兴隆巷口后，外婆看到朝夕相处并从小带大的我，一个人就要离家远行了，她很舍不得，忍不住伤心落泪，我一时也想不起用什么话来安慰她，就对她说：我又不是下农村！随后，外婆含泪嘱咐我一路注意安全，到了学校就发封电报回来报平安；与外婆和小孃孃在兴隆巷口分别后，我看见她们一直目送着我们直到离开视线。大家将我送到重庆剧场斜对面的15路（循环车）起点站，因李亚非和徐小钦有事，我们就在汽车站告别了，这样，送我去重庆菜元坝火车站的人是：刘启淞、刘康、弟弟、云强、李亚平、马国庆、马强、谭真、黄正立，共计9人，我们10人乘15路到两路口站，再换乘缆车下到菜元坝，当我们在火车站候车时，郭平（中小学同学好朋友，病残知青）也赶过来了，这样，送我上火车的就达到了10人，乘客提前30分钟开始进站，我随身携带了一床被子（这是学校对新生的要求）和一个挎包进站上车并与大家告别，晚8点08分火车准点发车。

　　10月6日22点32火车准点到达西安火车站，出站后，我在车站广场很顺利地找到挂有横幅的“西安交通大学新生接待站”，看到那里已经站了几个新生了，在冷风中又等了半个多小时后，我们4、5个新生和两个工作人员就上了一辆三轮车，大家蹲坐在三轮车的后车箱（第一次坐三轮车）的行李上，三轮车在西安夜间平直无人的大街上，吐着粗气摇到学校（1978年地图中的粗绿线）：

三轮车进了校门，就开着大灯，先左拐，然后右拐，一直开上去（见图中黄线）：

工作人员将我送到电机系食堂的路边（下图横向箭头所指）：

此时，已近夜间12点了，但电机系食堂还灯火通明，当我报上姓名后，就有工作人员从行李堆里把我的行李找出来，我看到一个留有络腮胡并感觉年纪较大的人，我以为他是学校的搬运工，我就喊了一声：老师傅，你帮我看一下我的宿舍在那里？他查了一下告诉我：四舍209！我问：能不能帮我把行李搬到宿舍里去？他同意了。然后，就有两个工作人员将我和行李一起送到四舍209号房间，食堂后面就是四舍（上图中竖向箭头所指），上一层楼的楼梯口正对的房间就是209号房间，我看见209号房门当中张贴了一张写有七个新生姓名的大纸，其中就有我（下图为同宿舍七人）：

209号房间内共有四张上下铺床，三张新铁床，一张是老木床，三张铁床还剩一个上铺，木床上铺堆了几样行李，下铺放了一口大木箱，我问了一下木床还没有人住，我就选择睡木床的下铺了，看见铁床上铺有个同学没睡，我请他下来帮我把木床上那个大木箱先推上木床上铺放好，然后，打开带去的被子等物品，简单洗了一下就休息了。

　　上图就是我睡觉的木床，桌上是我带去的木箱。后来才知道：帮我推大木箱的是“张谦”同学（下图右），那个大木箱就是他的：

　　帮我搬运行李上楼的那个络腮胡子，就是室友“尉亮”同学：

　 后来他才告诉我，当晚他看到我和他住同一宿舍，才愿意帮我把行李搬上楼！

　10月7日，看了学校早已张贴好了的新生办事流程和那些路标，所以上午很快就办理好了：新生注册、上户口和转移粮食关系，然后，我就迫不急待地坐车到西安钟楼，找到邮局发了个电报给外婆（因为，第一次来西安，我只能到西安最热闹的地方去找邮局）下图箭头所指建筑：

　　10月14日，文化考试，上午考数学，下午考物理，这个应该是学校对新生进行的摸底考试（我估计这种考试是源于工农兵大学生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

10月18日发校徽：

10月19日新生体检（人太多，是在机械系的教室里分批进行的）。

10月24日发学生证：

　　至此，时隔七年后，我又重新回到了学堂，这种感觉真的不是一般的好！

西安交大在四川招收的100名同学，我们班上就占了3人（下图右2除外）：

三、结束语：

我知道：我能考上大学，并不是我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别人没有学，我在学，时间一长，差距就出来了；如果真的要说我有什么长处，那就是：为了不虚度光阴，我要求自己每天必须要自学一到两个小时而无论寒暑（实景，拍摄于1976年，窗外的房子是重庆煤管局）：

　　我的学习动机十分单纯，学习数学是：兴趣和不想荒废时间；学习英语是：想看懂英语书报；报考大学是想：找个工作。

其实，最最关键的还在于：从1971年到1978年的七年时间里，（我从小就在外婆家）外婆没有向我提出过任何要求，父母也没有向我提出过什么要求，这简直就是无为而治的典范！所以，我要真心感谢外婆！真心感谢父母！感谢他们给我了一个十分宽松的环境，使我的思想可以自由飞翔，使我的双手可以做任何喜欢做的事情。经过这七年的自学：我的数学已学到高等数学第一册，我的英语单词已背诵了6千余个，还让我获得了较强的自学能力。在动手方面：学会了维修和安装半导体收音机，自己设计并制作了一台9管超外差半导体收音机（含：本振、混频、三级中放、两级低放和推挽功放），会修5灯电子管收音机，还为自己制作了一台3灯电子管放大器，平时经常帮邻居修理收音机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电工维修（都是帮忙）。在娱乐方面：会下常见的棋类，会打各种“扑克”、“川牌”（长牌）和“麻将”，在“围棋”和“象棋”方面的进步还要大一些。这七年打下的自学和娱乐基础，让我终身受用，最后我要感谢我儿时的邻居、朋友、同学和玩伴，因为，我在你们那里学到的东西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