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今天讲讲文革中的成分问题。</p><p class="ql-block">文革前期，政治、社会秩序大乱，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被批斗，还有原先成分不好被戴了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子女也被株连受到冲击。如果某人成分不好，轻则受尽白眼被歧视，重则连累家庭吃苦头。</p><p class="ql-block">小学读书时有一位住宋浇造巷的姓金同学，长的端正人也聪明，平时也不调皮捣蛋，还喜欢描描画画，尤其是鸽子画的特别象，有时老师在讲台上课，他却老是低下头在纸上偷偷用铅笔画画。但同学们都不怎么和他在一起玩，原因就是他奶奶的成分是地主，同学们背后偷偷叫作地主婆。其实他奶奶和妈妈，我在他家石库门前叫他出来时都见过，也是慈眉善目，和一般人没啥不一样。有一次，金同学又在课堂上偷偷画画，这次画的是领袖像，画的不象，有点不美观。课间休息时，有同学看见报告给老师，结果上课一开始就被老师叫到讲台上作检讨。反正印象中，后来很多同学都成为了红小兵，而他依然不是。总之文革时期家庭成分一直影响着他，他的性格也从活泼好动渐渐变成沉默寡言。金同学读高中时从瑞金中学转到了杭十中，我十七班，他十三班，又成了同学。后来工作后还曾在党校一起学习过。他文笔比较好，在轴承厂党办做笔杆子，偶尔在报刊上也发点豆腐干，可惜的是五、六年前得了癌症，英年早逝了。</p><p class="ql-block">我七七年夏天高中毕业，那时就业形势严峻，找不到工作单位上班。在家待了两三个月，我去了直大方伯的杭州塑料包装制品厂做临时工，这包装厂是小营街道企业，四五十人，职工大部分是五六十岁的大伯大妈，也有十来位和我年龄差不多大小做临时工的小伙子大姑娘。厂里有几位师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是现在华日集团的董事长陈励君姐弟俩，姐姐当时是厂里的会计，戴着一幅眼境，看人笑咪咪，说话轻言细语，气质象极了学校里的老师，大家都叫她陈会计，我们每个月的工资都是她和出纳亲手发给我们的。她的弟弟叫陈福祥，比我大个二三岁吧，当年在厂里做电工，我们都叫他小陈师傅，常在一起说说笑笑闹着玩，后来也成了华日的副总。当年姐弟俩屈居小厂也是没办法，因为家族中不少都在海外经商办企业，因为有“海外关系”，所以劳动就业就被“另册”了。二是厂里骑三轮车送货的潘师傅，平时送货为主，有空也干干杂活，帮助守守传达室什么的。潘师傅皮肤黑黑的，身子壮实，大约四十来岁，直性子，也很健谈，但却是个“右派”。他跟我们聊天时说起过，他是个孤儿，解放前在教会孤儿院长大，学了点文化，没想到解放后工作了，在大鸣大放中按着自己性子说了不少不合事宜的话，从此被戴了帽子，成为五类分子，后来工作也丢了，经人介绍才来到这街道企业上班。听的出他对眼下工作还是满意的，但对过往的经历却是一腔的委屈、埋怨。三是厂里有个跑采购的赵师傅，戴个圆眼镜，一个白白净净、文质彬彬的小老头，听人介绍说以前是浙大的教授，也是个右派。赵师傅因为工作原因，不常见，见了也是不论年长年幼，永远是笑呵呵的，一副好脾气。我家住盐桥边，赵师傅住在菜市桥旁，隔的不远。后来他女儿毕业没工作，也进厂干临时工。赵师傅不象潘师傅那样心直口快，平时没听到有什么埋怨的话。直到有一天传来好消息，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后，中央在邓公主持下给全国所有的“右派分子”统一摘了帽子，恢复了名誉。不久，赵师傅双喜临门，接到通知，要回浙大去干老本行，当教授去了。我们听了都为他高兴。</p><p class="ql-block">我父亲有一位年龄相仿的朋友姓陈，解放前十来岁时曾和父亲一起结伴流浪，一同在上海睡过马路。解放后陈伯伯凭着自身努力，从一名理发师考进了浙江省民政厅工作，是父亲朋友中最有出息的。为人豪爽，敢怒敢言，大小朋友一大串。反右运动来临时，被人揪了小辫子，戴上了帽子，被人羡艳的饭碗也丢了，只得重做剃头匠。陈伯伯起先在浣纱路一个石库门楼道口和另一位师傅一起给人剃头，他的顾客基本上是年轻人，相对那个时代来说比较新潮又不出格，年轻人一律呼他“小伯”，在当时杭州理发界别具一格。后来七十年代搬到油局桥边的司马渡巷，一众年轻人如同追星般又跑此来专门找“小伯”理发。搞的边上两位男女师傅常常空椅等人，陈伯伯的身后永远有人排队等着。大约与赵师傅返回浙大教书的同时，陈伯伯也落实了政策，回到省民政厅工作，后来我还受父亲之托去环城西路省民政厅看陈伯伯，当时在优抚处工作，还是那个剃头匠脾气，豪爽而随和，把我当平辈一般聊了好长时间的天。</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