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思考 詹尚军

红火

序：回顾与思考
詹尚军
人生七十古来稀，这是一句古话。时代不同了，故有人又说，人生七十才开始，六十几岁还在摇篮中。我八十寿诞的时候，就想到写回忆录的事，并于2014年开笔起了个头，遗憾的是：因琐事不少，难于一气呵成！今年我已是八十七岁的老人了，自知余年不多，未来难测，因此写回忆录的紧迫感与日俱增。
写书的冲动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留给自己看，我这一生，经历堪称起伏多多，既不乏危难坎坷，也颇多成功喜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成败利钝，人生百味，闲时翻阐反思，定能大有裨益，二是留给家人亲朋好友和关心我的人看，因为即使比较接近我的人，也未必完全了解我和我的这个家，浏览这本书，也许能了解一个接近真实的我吧！三是近年来我的一些同龄人、同学、朋友，走的走，病的痛，感慨良多，我已到望九之年，虽然杂事缠身，难于集中精力时间写作，但是另一个声音催促着、警醒着我，不能再拖了．于是下决心排除万难，在2016年把写书的凤愿变为现实。
本书的写作原则是：一是忠于历史忠于事实，对人对已．尽力做到唯物辩证，一分为二，既要如实写出闪光点、成功诀，又不回避倒霉事、伤心处。二是略远详今，突出重点。对少年时代，次要事情简要叙述或一笔带过，对感受深的、对我一生影响大的事情，如读华西协中、参加地下革命活动、教育科研和骑协重大活动等则详细记叙．
在编辑方法上，一是仿编年史体例，按时间顺序展开一生经历；二是图文结合，凡找得到的图片尽可能与文字配合．使二者相得益彰；三是正文之外另辟附录专栏，列出我曾出版的书报影像、重要文选、外界报道评价，以及荣誉证书等。
谨将此书作为给建党95周年及荣县骑协建会13周年建支12周年的献礼．
感谢自贡市荣新集团对本书出版的支持。
欢迎读者对本书提出批评指正。
作于2014年9月
修改定稿于2016年3月
一 求学时代
△简要身世
我们詹姓祖宗原籍湖北孝感，据说明朝末年张献忠“剿四川”“杀人如麻，十室九空”，我的老祖宗随“湖广填四川”的大流，由湖北迁往荣县。生生息息，世代繁衍，到我祖父詹槐先时，乃定居于荣县北门外燕儿窝。
祖父世代务农，拖五儿两女，吃着艰难。他嫁出两女，叫5个儿子各奔前程，自谋生计。我父亲詹元科排行老大，选择进域做小生意，常常天不见亮就去等开城门，到各乡镇做点买卖（对称“赶乡场”）。经过几十年风霜雨雪，奋力打拼，积攒了一份产业．最后才在河街槐花树对门修建了属于自己的平房。
父亲从没进过学堂，但他聪慧过人，全凭自学，竞能粗通之墨，明于事理。他对培养子女读书独具慧眼，舍得花钱。例如他把两个女儿送去成都读到中师毕业，把长子詹名杨供到四川大学经济系毕业。由于过度辛劳，又得了疝气病，求医误送北街同济医院（私人医院），因消毒不严感染而不治身亡。可惜父亲当时年仅50多岁。其时，我们后面三个兄弟，一个才读初中，两个尚读小学。从此，繁重的家务全由母亲郭慧能一人独力支撑。
我的小家由5人组成，1952年我与吕联珊结婚，她是华西大学毕业生，我们育有一女二子，长女幼茵，16岁初中毕业下乡当知青．栽秧打谷、挑粮运物，一件不落，后来成人大专毕业，取得注册会计师和注册税务师资格，属于勤奋学习成材那一种。老二詹楠，西南师范大学成人大学毕业，当过县电大校长和教育局副局长，为人憨厚，广结人缘。老三海潮，大专毕业，先教小学，后到县中药材公司工作，后公司破产，从此自谋生计。
△华英小学
我母亲是位“高产女性”，一生育了子女13个，最后成活6人：四儿两女，即儿子詹名扬、詹名振、詹名抒、詹名挣（后用詹尚军姓名）．女儿詹学渊、詹淑君。詹名扬做过南京济康银行经理，是刘文辉的少将经济高参，后为民盟盟员；十哥詹名振，武汉大学毕业，离休厅级干部，四川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十一哥詹名抒，华西医科大学毕业，脑外科专家：三姐詹学渊，中师毕业后在荣县当了多年小学校长；五姐詹淑君，中师毕业后作过华英女中教师．当过华英小学校长。
我和名抒都读五姐当校长的华英小学，小学时候的我，不懂事、很调皮，比如和几个调皮同学提水桶把水倒入教室，这样的恶作剧很令人讨嫌，论学习，也一般。现在仅对几位女老师印象深些。同学中仅记得胡德君、代志良、谢德辉几个人，这几位老师、同学，新中国成立后都曾见过面，并请几位老师吃过饭。
△华英初中
1941年秋，我入读荣县私立华英初中，这是一所“纯阳观”学校，只收男生。虽说是“洋尾巴”学堂，但没有教会学校那一套如做祷告、唱颂基督耶稣歌曲之类的东西。学校规模不大，占地很小，除教室、狭小的升旗台、附一小操场外，另有不到60平方米的图书室，就没有其他建筑了。
在”华男中”三年，有几件事印象比较深：一件是有时全校学生要去青山体育场参加纪念周集会，当时荣县实行新县制，资阳人黄希廉任县长，他要主持纪念周，读总理（指孙文）遗嘱，然后要训话。第二件是黄县长为施行新县制而大修乡村公路，把城市街道拓宽，最难忘的是他倡导办县运动会，全县各中学都要参加，球类、田径……项目挺多，正儿八经，一届办好几天，同学们高兴得不得了。第三件是学校教育有点“法西斯”，尤其是
有位训育主任，上课带教鞭，他教英文，学生读音有错，啪的一声，教鞭下来了，弄得人人自危。当时学校规定学生要穿童子军服装，我因“发丹”怕冷，下装穿的裤子长了点，无独有偶，一次经过训育处，被这位主任截住，当即用剪刀将好好一条裤子剪成短裤，我伤心极了，认为老师太不通情达理。最后一件是到初中二、三年级时，我开始看报了，那时是抗战时期，报纸纸张很差，薄如蝉翼，稍不留意，就弄烂了。
总起来说，初中三年，我还是懵懂、老好人一个，学习中等，不善交际，没有知心朋友，学校生活留给我的，除了“法西斯”教育，其他都淡忘了。
△成都华西协合高中
1944年夏，我本已考取荣县县立男中高5班，暑假十一哥回荣，要我到成都考读华西协合高中（简称“华西协中”），我听了他的话，取得母亲和大哥的同意，就上成都考入华西协中了。
华西协中的三年，是我人生大转折的三年。
华西坝，新天地。1944年秋，我第一次离开故土荣县到成都。华西坝，这个诱人的新天地，时值抗日战争末期，华西前坝有华西大学、金陵男大、金陵女大、燕京大学、齐鲁大学，人称“五大学”，人文荟萃，好不热闹。从前坝到后坝，公行道两旁整齐挺拔、高耸的杨柳随风摇曳，树上此起彼伏的蝉呜声非常悦耳。华西协中坐落在后坝一片宽阔的平原上，学校与后坝的广播电台、前坝的钟楼成不等边三角形。华西协中校本部由大楼（含大礼堂）、华英、华美、明德三幢宿舍组成，校本部前面还有一般中学难得有的标准足球场。学校后面有牛奶场、小溪流、青春岛以及纵横交错的灌溉渠和稻田。在这里，没有市井的烦嚣，也没有一般城市学校那种狭塞拥堵的感觉，华西协中是那样的开阔、恬静、幽雅，真是一个读书、休闲的好地方。
初历罢课运动。号称成都市中学“民主堡垒”的华西协中，历来学生不像其他中学那样要穿统一的“麻制服”，要剃发成光头。1944年9月，我进校这学期，恰逢换了校长和训育主任，为了与其他学校“接轨”，入校时学校规定要穿麻制服和剃光头．这就惹怒了广大学生。学生们为争穿衣蓄发自由而举行大罢课进行抗议，激进的学生甚至拿起屎罐泼在训育主任寝室的床上，经过两三周的斗争，校方屈服了，训育主任被撵出学校，学生恢复自由穿着服装和蓄头发。这与我初中时童子军裤被剪去一截那件事成强烈反差，使我认识到，学生团结起来力量大，当权者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1944年10月，成都市立中学因学生内部纠纷校方处理不当．而引起学生对校方严重不满，该校校长报告市长余中英，余令警察局长方超率武装警察数百人包围学校，打伤学生数十人．又逮捕囚禁学生数十人。成都市大中学校在新成立的“民主青年协会“领导下，举行了几千人的游行示威请愿和罢课。出于正义，我参加了这次游行示威，沿途随大队高呼“打倒余中英，打倒方超”的口号．还挨了警察的皮鞭打。由于斗争有理有节．最后四川省主席张群答应释放学生，并叫余中英、方超“引咎辞职”。这次斗争以取得完全胜利而告终，“市中事件”是大后方群众运动由低潮转入高潮的转折，对我的启发教育很大。
1947年10月，成都市参议员、律师官箴予因参选“国大代表“落选，他抓住选举中一些行贿舞弊的把柄，向高院提出控诉，要求宣布选举无效。省长邓锡侯咀“诋毁官府”名义对官箴予实行逮捕，此事引发了川大、华大、协中等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请愿斗争。我们协中同学除参加大队伍游行请愿外，另有100余人还单独前往三倒拐成都警备司令部请愿，要求保障人权．释放官箴予。我参加了这次请愿活动。同学们坐在警备司令部门前高呼口号，里面有人发话，威胁说：“同学们回去吧，如果外面哪怕有一个鞭炮的响声，里面的机枪就会开枪扫射。”听到这话，的确有点害怕，但同学们仍然坚持不走。最后严啸虎（警备
司令）亲自出来，他站在吉普车上劝我们回去，说这件事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由于当局怕事态扩大，省政府被迫与成都市各校学生代表谈判，经过唇枪舌剑，据理力争，邓锡侯终于同意立即释放官箴予，从而使这场保障人权的斗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接受新思想，自觉参加进步活动。华西协中不仅有民主自由的传统，而且有良好的学风，这跟它所处的地缘和师资条件息息相关。例如，它是华西大学的附属中学，就有到华大做理化生实验的便利，我在第一学年上生物课就是在华大实验室里上的，看到了被福尔马林浸泡着的十几具男女尸体，这是其他中学办不到的。又如它的师资，百分之百具有大学毕业学历，不少知名教师还是名牌大学毕业生，其中如著名作家马识途等三人来自西南联大、陈翔鹤来自复旦大学，国文教师罗玉君是留法文学博士，卢剑波、卢剑岑解放后都是知名的大学教授，“师高弟子强”。此话一点不假。像我这样一个智力中等、学习一般的人，经过三
年名师教诲，到毕业时居然成绩斐然，进入了班上保送华西大学的名单。
华西前坝有个学生公社，摆放着许多进步书刊，我从高二开始接触了其中一些内容。华西坝还经常有名人讲演，如1946年政协闭幕后，张澜等民主党派领袖曾来前坝广场作报告，华西协中还请进步剧作家应云卫等来校作演讲，学生会经常组织同学看白杨、泰怡、李恩琪主演的话剧，如《北京人》《屈原》《日出》《堂棣花》等。抗日战争后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曾来华西坝演讲，成为当时的轰动新闻，我曾一睹其身影：与此同时，大后方的话剧明星秦怡也曾来华西后坝游玩，这件事成为更加重大的轰动新闻。当时风华正茂的华西协中同学们蜂踊而出，追逐观看这位明星的风采，我也成了追星一族。
与如期随大流参加罢课和游行示威活动不同，由于接触了一些新思想、新理念，这时我也开始有一些半自觉的行动，例如华西协中学生自治会的民主竞选主席，搞得认真严格，正儿八经．这种选举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自治，什么是真正的民主。记得当时我写了一篇歌颂选举的报道，登于成都《华西日报》，可惜现在找不到了，又比如在二学年时我与同班好友颜昆和王长文办了一个名为《三人行》的校内壁报，揭露社会阴暗面。另外，还有两件事很难忘却：一件是1947年．我和王长文认识了华西大学的刘光，他是“民协”成员，动员我们参加民协外围组织《牛津团契》的活动，活动内容是唱进步歌曲，介绍进步书刊等，形式轻
松活泼．我参加了几次获益不小。另一件是1944年冬，日军打到广西河池、南丹，西南战局吃紧，蒋介石发表《告知识青年书》，号召组织十万知识青年参加青年军。大约是十二月份，我的十一哥詹名抒凭一股热情，要去参加远征军，名抒与我同读一校，高我两年级。当时我直觉蒋介石的动员青年参军，是利用知识青年为他当咆灰，以维持他的反动统治，因此，毅然跑到飞机场把名抒拉回校。几十年后反思此事，名抒说，如果他去了远征军，死于野人山的概率大，如幸存下来，可能在国民党军中最多当个连、排长。抗战胜利后，远征军被投入内战打共军，其结局不是投降就是被歼灭，最理想的命运是战场起义。名抒后来成了脑外科专家，一生开脑颅八千多例，救治了很多人的生命，这比去参加远征军的结局、意义要重大得多。我认为，劝阻名抒参加远征军这件事，我是做得对的。
总之，华西协中的三年，是我人生经历的大转折，我看到一个新天地，接受了许多新思想，随着时代脉搏的跳动而行动，懂得了民主自由精神的可贵，由一个非常内向、不问政治、腼腆的初中学生，变成一个开始接触社会、接触政治的知青了！
投身革命
△闭门读书
1947年秋，我高中毕业后，由于接受了新思想一心想参加革命，但找不到投身革命的门路，思想非常苦闷，于是产生了放弃读书、回家等待时机的想法。回家后，随母亲一起到宜宾五姐家小住了几月，然后回到家乡荣县。
回家后，除1948年上学期应邀在城内旭光小学（当时叫中正小学）短期代课外，其余时间都待在家里闭门读书，记得当时从成都带回的书中印象深的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翦伯赞的《中国史纲》、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以及苏联小说《父与子》、《猎人日记》、苏联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我沉浸在书中，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很有点“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味道。
△幸遇刘光
1948年春夏之交某天，在县城公园荷花池的茶桌上，我突然遇到了刘光。刘光是华西大学的学生，我读华西协中时他曾介绍我和王长文、颜昆参加“牛津团契”的活动，在成都时彼此虽然认识，但谈不上很了解、很知心。他随其父刘桂崇到荣县工作（注），由于是在茶馆里，未能深入交谈，但这次见面为我走向革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秘密读书会
此后，刘光经常来上河街我家里，慢慢地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他热情、健谈、文学功底较深，我视他如兄长。他对于我在家攻读马列和进步书籍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表示钦佩和赞赏；同时又劝我广交朋友，团结更多的人一起来读书、追求真理，我乐意接受了他的建议，并与另一位华西大学回乡女士徐玉良取得了联系，通过她，认识了荣男中、荣女中以及一些让会青年．如甘光能、郭德渥、刘茹影、丁淑芳、伍淑华、吕联君、朱哲明等，大家对组织“秘密读书会”取得了共识，同时徐玉良又把她从成都带回的一批书，如《新民主主义论》《土地法大纲》《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肖红小传》等提供给大家传阅。于是，一个由刘光领导，以我为实际负责人的秘密读书会诞生了！
秘密读书会活动比较频繁，活动内容主要是讨论时事政治问题，还有就是朗诵诗歌，地点有时在我家里，大多数时间是在城外的适宜聚集地方，如宽阔的树林下或山坡上。当时解放战争已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济南战役以解放军取得胜利而结束。国民党则加强了对国统区革命、进步力量的镇压，荣县城河街不时可见车窗紧闭的囚车（囚禁进步人士）呼啸而过，形势日趋紧张。当时，秘密读书会起到了团结进步青年，宣传进步、革命思想的作用．
△基督教青年团契
秘密读书会成员最多时不过一二十人，影响毕竟有限，刘光提出．为了扩大进步力量，团结中间力量，最好能找到一个公开、合法、人数较多的团体，我们的人可以打入其中做工作。经过调查研究，最后选定了荣县基督教青年团契这个灰色的宗教团体，作为我们的工作目标。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我们秘密读书会的同志通过正常的选举程序，逐步掌握了团契的领导权；甘光能、伍淑华被选为团契主席，载和朱哲明被选为时事政治报告员。青年团契的活动内容增加了专题讲座、时事报告、宗教内容，如讲《圣经》这类也有一点，不过是点缀而已。当时革命形势迅速发展，青年朋友，不管是在校生或是社会青年，愈来愈关心解放战争的发展变化，对时事政治报告兴趣浓厚，进入团契参加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到1949年上半年，最多时达到200多人，北门礼拜堂里座无虚席，一片热闹繁荣景象。
我们利用青年团契这个合法平台，比较策略地宣传了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国民党军的溃败和大量被歼，以及第二条战线国统区蓬勃发展的反饥饿、反迫害民主运动，使广大参会青年备受鼓舞，同时也引起了中统特务的注意。大约是1949年春季某天，我正要去礼拜堂作时事报告，一个进步学生叫林正贤的，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我：“今天晚上你不要去报告时事了，礼拜堂里已经坐起好几个特务了。”我得此情报后，果断决定暂避其锋，当晚下乡到亲戚处躲避，半月后风声松了，刘光带信叫我回城，我才回家到学校上课。我躲过特务谋害这件事终生难忘，对特务深恶痛绝，也感谢林正贤及时报信使我免于一难。新中国成立
后，附北乡公审枪毙特务头子叶××时，公安局同志要我上台控诉特务罪行，这件事也是我的控诉内容之一。
由于秘密读书会的骨干打入基督教青年团契，使团契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就是使它从一个纯粹的宗教团体，变成了为地下党及地下党外围组织所控制，以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和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消息的阵地，我认为这是披着宗教外衣、实则共产党宣传工具的基督教青年团契的历史功绩。
△从新促会到氏主青年协会
1948年，荣县地下党决定建立党的外围组织和加强统战工作。这年4月9日，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对“反对饥饿，要求平价米”的成都市大中专学生实行镇压，制造了“四·九”血案，并公布了要逮捕的学生骨干黑名单。当时就读华西大学的刘光、林蕴如、徐玉良、蒋德心和四川大学的彭宗萍、西南财院的钟俊，都上了黑名单。经成都市地下党同意，他（她）们转移到荣县工作。刘光随其父刘桂崇到荣县，先作督学，后任教育科长，钟、彭、徐等人也以教中学为掩护，林蕴如则以刘光客人身份住在县政府。刘光等六人为了更好地工作，成立了临时党小组，并与荣县地下党程觉远等人取得联系，决定共同建立新民主主义促进会
（简称“新促会”）作为荣县地下党的外围组织。
关于新促会的事，刘光告诉过我，并曾要我为新促会领导班子开会在乡间寻觅合适地方供其选择，此计划未能实现，后来刘光对我说：“新促会决定，荣县地下党与成都回荣的六位同志进行了分工：荣县地下党主要在乡镇发展新促会成员；成都回来的六位同志则主要在城区发展新促会成员；而且刘光通知我，说我已是‘新促会’成员，并且是城区支会的负责人了。可惜这个支会组织松散，只记得成员有甘光能、吕联君，活动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
1949年秋，刘光随其下台县长父亲回老家仁寿，离开荣县前将我介绍给蒋德心，叫我今后就与蒋联系。8月份，蒋德心告诉我，说他与彭宗萍、钟俊等人已建立一个新的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并要介绍我加入“民协”。记得是八月中、下旬某日，我在蒋德心家里履行了入会手续，主要是举手宣读誓词，进行气节教育，研究组织发展等。此后，我发展了吕联君入会，他归我领导，我们经常传阅宣传品，加《共同
纲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
民主青年协会与秘密读书会、基督教青年团契、新促会最大的不同点是：组织严密、纪律森严。如成员之间都是单线联系．不是单线联系的人，即使彼此认识或估计此人已人民协，街上碰见也要视为路人，不许接触。另外就是学习抓得紧，除前面说到的以外，还学过《将革命进行到底》和蒋德心写的《形势报告》文章等。
民协时期我的主要活动还是在青年中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并选择发展对象。主阵地仍然是在基督教青年团契，还参加了一些茶会活动，主要接触社会青年、小学教师，也有少量工人。
1949年上期，刘光以县府教育科长的职权，安排了几位进步青年任附城四乡中心学校校长或城周围保国民学校校长。纯粹因为刘光的关系，我被安排当了富南乡祖师庙小学的校长，这学期我接待过地下党搞农运的赖民同志，也把读书会中我的高中同学邱常渭聘为教师。此年下学期，由于刘光已同仁寿，我没了后台，就被安排到附北乡中心校当教师。这两个学期的校长、教师生活，最大优越性是有了一个社会职业作掩护，这对民协和团契的工作都大有好处。这期间遇到一次突击检查书报的事。当时的民众教育馆是个特务大本营，其中也有我认识的杨某，某次他突然到附北中心校来，径直往寝室走来翻阕书报，所幸我警惕性
高，桌面上的书报都没有犯禁的东西，算得又躲过一劫。
1949年12月6日上午，国民党军向乐山方向溃逃时，火烧西门车站，就在这天上午，我在望景楼下山坡上，发展了辜达权和朱则民为新盟盟员。中午时分，解放军解放荣县。当天晚上，几个民协同志齐聚我家，庆祝“天亮了”，大家兴奋得不得了，因为今后不用再担惊受怕了，我们几乎彻夜未眠。
12月12日，我以国民教师组织者的身份，动员了几百名小学教师参加了荣县各界人民庆祝解放大会，并被宣布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不久，荣县地下党及少数民协同志，与解放军的党会师于旭光小学楼上，宣布成立统一的新县委，由新斧任书记，荣县地下党负责人，曾参加过党的七大的黄大可任副书记．新斧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参加这一盛会感到十分荣幸，终生难忘。

1949年11月，新民主主义促进会与民主青年协会合并，更名为新民主主义联盟（简称“新盟”）。新中国成立后，新盟还活动了一段时间，以后由全国性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荣县工作委员会所取代．所有“新盟”的会员全部无候补期转为青年团为正式团员。
由著名共产党员马识途、杨超等人于1944年，在成都创建的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协会，被党中央批准，成为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民主青年会（简称“民青”）齐名的全国性三大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之一，其成员享受离休待遇。1994年6月，我参加了在成都市隆重举行的“民协”建立50周年纪念活动，会上见到马识途、杨超、王宇光、彭塞等领导人，会议期间，同志们回顾了“民协”的斗争史，特别是荣县解放前两年的日日夜夜，宛如昨日，倍感亲切，令人终生难忘。

△荣县解放初期
1949年12月6日，荣县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头几个月，我参加了党领导的多项社会工作，主要有：到乡镇宣传征粮的工作，禁用银元使用人民币的工作，青年学园的工作。
征粮宣传由蒋德心领导，参加的人大多是原“新盟”的同志，大约有20余人，当时解放不久，荣县也有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土匪活动，有的匪特到乡镇搞破坏征粮、建政活动。征粮宣传队徒步走了十几个乡镇，都是正面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讲明上公粮的必要性，宣传中还结合街头剧、金钱板、唱歌、扭秧歌等文艺节目，除此之外，还设有一个调研组，专门了解各乡镇学校的政治、社会情况。由于社会秩序还不稳定，征粮宣传队由一地转往另一地宣传时，都有地方武装护送。征粮宣传队大约搞了二十多天．搜集了许多材料上报县委，也为征粮工作的顺利进行起到了扫清障碍的作用。征粮宣传队稍后还在县城大力开展了禁用
银元，使用人民币的宣传活动，效果也很好。
解放初期，荣县开办了几个学习班，一个是培养乡镇干部的地干班，一个是向广大青年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青年学园，再一个是旧乡镇主要干部参加的学习班。我被分配到青年学园工作，还担负了《由猿到人》一书的讲课任务。这个班主要由刘光负责，参加的人很多，还搞得比较活跃。旧乡镇长学习班办在钟鼓楼，实际上是以学习之名对这些人进行政治审查，外面正在开展减租退押，清匪反霸运动，对有严重问题的乡镇长，要抓出去斗争处理，“坛子头捉乌龟”，不怕他逃跑，到学习班很方便就”拿下”了。办这个学习班，一举两得，高明极了。
荣县总工会、教育工会
请教李唐基
1950年6月，中共荣县县委分配我到总工会工作，职务是总工会秘书．县委书记是名义上的总工会主席，组织部长是总工会副主席，他们都不负实际责任，只有我这个实际负责人解决不了的重大问题．才去请示县委书记新斧。
我从未搞过工会工作，怎样开头，一筹莫展，只好请示新斧。新斧对我说．你可到自贡市找李唐基，李是自贡市总工会主席，他在延安搞过工会工作，很内行，向他请教就行了。于是我同王烈生一起到自贡拜见了李唐基，此人个子不高，很热情、诚恳，他告诉我，要先把产业工人组织起来，当前要把对工人的宣传教育工作抓起来，对工人的合理要求要支持，要发现、培养工人干部等等。
从自贡回来，我们首先组建了几个行业工会：纺织工会、煤炭工会、教育工会、邮电工会和店员工会。城区的店员很多，又按行业建立几个分会．适逢川南总工会开会员代表大会，我选了两名煤炭工人周瑞和、郭文钦，与我一起到泸州开会。回来后，借川南工代会的东风，把荣县工会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1951年，荣县组建教育工会，我被选为荣县教育工会主席。
工会的“权威”
解放初期，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工人、店员，参加了工会，尤其是那些在私企里受老板剥削、压迫下的工人和店员，有了参加工会的权利，扬眉吐气之情溢于言表，各级工会在社会上也很有地位，很受人尊敬。
为了解决荣县煤炭的销路问题，县府要我同工商科长一起去自贡找盐商办“外交”，当时工商科长叫宋如邵，我与他去贡井找到大盐商余述怀。宋曾任附东乡乡长，与盐商有来往，我对这些人都不熟悉，只是随宋一起了解一些情况，或者说起个监督作用而已。这次去贡井，我同宋如邵同睡一张大床，“外交”办得成功，解决了荣县煤炭滞销的一些问题，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当时工会还是很有地位的。宋如邵后来在清匪反霸高潮阶段从乡镇干部学习班被捕枪毙，我是群团负责人之一坐在主席台上，亲见了执行情景，想刭不久前在贡井与他抵足而眠的一幕，有点好笑和后怕。
工会权威还表现在，解放初期，城关镇分东城、西城建镇，新建的政府各部门也很缺干部，当时，由总工会推荐了不少店员、工人去工作，有好些人当时或不久后还作r领导，如宁国强作了手工业局长，伍学仑作了商业局长，王烈生作了运输公司经理，朱进如作了副区长，冯士鑫作了西城镇长，还有不少积极分子被提为各级工会干部，如赵文煜、魏乾孝调到总工会工作。在工会的培养下，很多人后来发展不错，如店员翁贵和以后当了检察官、作家。我的一个高中同学王长文，在成都找不到工作，我就写信叫他来荣县，介绍他去一中教书，一年后他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经常与我寄讲义来，可惜这个人在反右中被冤打成右
派，右派改正后回成都省党史办工作，因病不幸英年早逝。
短暂的群团工作
供给制
1950年6月，我到总工会工作，当时实行供给制，蚊帐、服装，伙食以及一些生活用品，都免费由“公家”供给：另外，每个月还发一万多元（旧币，相当于新币1元多）津贴．当时物价便宜，一根长油条3分钱，最好的包子5分钱1个．工、农、青、妇四个群团一个伙食团．在一个甑子舀饭吃，雇用一个炊事员．生活无过高欲求，填饱肚子就觉得不错了。
新斧其人
县委书记新斧，山东大汉，曾在家乡做过地下工作，后为二野团级干部，荣县解放后分配在地方工作。他长于宣传鼓动，讲话声音洪亮、热情奔放。某次在县府礼堂谈到为剿匪而牺牲的工作队干部时，热泪横流，十分感人。由于他曾有白区工作经历，故对荣县地下党系统的同志能够正确对待，均能按才委以重任，如各区（荣县共12个区）的区委书记和区长，大都是下地方的军队干部和地下党同志配对担任领导。县府的县长、秘书、法院院长、税务局长、教育科长、工商科长、民政科长以及四个群团的实际负责人都是地下党或外围组织的同志．由于领导有方、用人得法，荣县工作走在川南前列，例如解放初期荣县虽有小股匪特
为乱，但都在偏远乡镇，不似简阳、资中等地匪特集结几百上千人攻城掠地；二是荣县是川南地区土改的试点县之一，于1952年率先完成任务，这都是与充分发挥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的作用分不开的。
在解放初期，干群关系比较融洽，我亲自经历举三个例子。一是川南区党委第二书记彭涛（12·9运动领导成员之一）到荣指导工作，闲暇无事时，要找干部打扑克，我被找去陪他打了约两个钟头，他是高级干部，毫无架子，说话和气风趣，我们毫无拘束，两点多钟很快就过去了。一件是区党委第一书记、行署主任李大章来荣指导工作，恰逢我去县委向新斧请示工作，在新斧的办公室里，新斧正呈报一份清匪反霸拟处决人员名单，李大章拿起笔看了一下就批了“杀”一个字，我站在旁边，李大章一点也不避讳，印象迄今难忘。再一件是某次到内江工会办事处开会．每县去一个总工会负责人，这个会开了四五天，难得的是地委书
记陈刚亲临会场（只有10多人）听各县市的汇报，并不时插话．从插话中得知他曾在上海随刘少奇做过地下工作。一个地区的一把手，能够拿出几天时间同一般干部（顶多是科级干部吧）开几天会，在今天，恐怕很难找到吧！
新斧的继任者
新斧土改后调内江军分区任政治部主任，后调北京解放军总后勤部任纪委书记，新走后，由组织部长刘×继任县委书记．刘×与新斧作风迥异。例如向他汇报、请示工作时，他常心不茌焉，有时热心于逗自己的孩子玩。他的老婆黄××是附城区区委书记，土改前后贪污了不少“胜利果实”（贵重文物、黄金、银元等），“三反”时受到批判。
由于对刘×印象不佳，加之当时只有根正心红成分好的干部才吃香，能获得较快升迁重用，我家父亲早逝，母亲家庭妇女，虽然自己历史清白，参加革命较早，但是毕竟不是贫下中农出身，感到当个“万金油”干部，既不是自己兴趣所在，也不能一显身手，思之再三乃要求到学校工作，这样，通过组织安排（教育科长范晶如）．我于1952年秋到群力中学教书去了。
又去内江机关工作
此后我还有一段机关工作经历，那是我调荣县中学以后，因为我搞过几年工会工作，叉把我选为校工会主席，而且成了校领导班子的一员。
在荣中任工会主席那几年，我创建了《荣中教工通讯》小报，办起了教职工子女的托儿所．举办了规模很大的欢迎空军拉练部队的跳舞晚会．于是又被选为出席内江地区工会工作积极分子，到地区接受了表彰。
不久，内江专署文教局又看上了我，派人来荣县作了考察，又向荣中和我做工作，要调我去那里工作．大约在1956年秋天，我就到内江文教局当了科员，局领导分配我主要抓中学政治课的教研工作，另外就是“跳乱堂”．搞一些局里的“中心工作”，如什么教育部门的展览会呀、参加地委农村工作队下内江农村一个公社搞整风整社呀、参加地委工作组到荣县搞大炼钢铁工作呀，等等。
到内江．我负责开了几次政治课教学研究会，八县一市重点中学的政治教研组长参加会议，使我熟悉了全区政治课教学骨干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当时在内江工作的人中，我比较熟悉、经常来在的有辜达权和彭仲孚二人，辜是沱江日报农村版编辑，也是从荣县中学调去的，彭是内江师范专科学校的政工干部，也是从荣县某中学调去的。辜达权在报社工作，接近领导，消息灵通，我们在一起经常交流信息。
在荣县支援大炼钢铁，内江地委工作组被分配负责矿山营，营下面有连，我负责一个连的工作，管十几口井。当时墨林场的民工很多．人声鼎沸，为炼铁．漫山遍野遮天蔽日的树林被砍光了，我那个连的伙食团，一天开四餐，似乎什么人都可以去开饭。为了追任务，墨林炼钢的总指挥长王家福（时任县委书记）经常半夜三更把工作组的人叫去开会，记得他说的一句话“我的父母、儿女死了都不担心，我最担心的是完不成地委交给我的任务。”在墨林矿山营，天天要下井爬巷道检查生产，最怕“关猪儿”（岩石陷落阻塞巷道），随时提心吊胆，三个月下来，染了一身风湿病，打了好几盒“罗瓦尔针”才有所好转。
最后一次中心工作是参加地委工作组到农村整社，包一个公社，工作组负责人姓张，是专区医院的党委书记．其中有一段工作是整顿基层干部的作风问题。在工作组会议上，大家都汇报了各自大队干部的种种问题，我那个大队有一个典型案例，就是一个女社员因偷吃了几个萝卜而被干部吊打通阴户致死的事，到后来，“反右倾”运动中，不仅工作队长脱不了手，一些队员如实反映干部作风问题也脱不了手，整材料的倒打一耙，说我那个大队被吊打通阴户的妇女是“四类分子”，说我为四类分子呜冤叫屈，于是降我工资四级，戴上右倾帽子，随下放干部到农村劳动改造。后来邓小平负责搞甄别平反，我才于1962年在内江专署被
平反，恢复工资级别。宣布平反后，我提出申请不在机关工作，仍回学校教书，获准后我于1962年回到荣中。
从短暂的机关工作我反思，一是我未经受住荣誉的诱惑．1952年我本已作出正确选择，从群团出来选择去了学校：而1956年内江文教局调我时就不应当再入“虎穴”，去那个不应该去的地方，一句话说到底，就是工作有点成绩时就飘飘然，经不起人家几句奉承话，叉走人曾经厌恶的地方。二是对当时搞政治运动那一套做法开始深恶痛绝。比如在内江整社，根据调查研究的材料，在领导布置的汇报会上如实反映了，写成上报材料了，为什
么到另一个运动来时就成了“罪证”，更令人气愤的是，为什么要颠倒黑白，把一个中农妇女说成是“四类分子”。而且，难道把“四类分子”妇女吊打通阴户是正确的吗？再就是，芦山反彭巷怀等的右倾（本身就是错的），当时中央规定不反县以下，但在“左”风劲刮的情况下，层层加码，一直反到乡社干部和一般党员．全国被冤处的干部群众达200多万人，尽管搞了甄别平反，但造成的负面影响，却是很长很长时间都难于消失的。．
反思
投身革命这段历史，感慨很深有两点：一是当时由于受革命影响，促使我由一个普通的青年学生走向了革命，参加了几年进步活动和地下工作，对马列主义、对共产党一片赤诚，毫不怀疑，“跟着毛泽东走”指挥着我的言行；二是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结合自己蒙受冤屈的遭遇，对“左”的错误有了切肤之痛，心想好些组织、干部、党员“怎么会这样”，从而对“左”的东西深恶痛绝，认为那些做派与我们投身革命时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但总的来说，对党还是信任的。
注：刘桂崇系当时四川省政府委任的荣县县长。
课堂拼搏
三、课堂拼搏
△多学科教学
1952年夏秋之交，出于自愿和争取，我被分配到私立群力中学教书，开始我的粉笔生涯，如果加上离休后15年的电大等校上课，我这一生，有50多年都是在三尺讲台度过的。
无论干哪一行，兴趣对人都非常重要，有了兴趣，就会去钻研，就会热爱这项事业，就会最终获得成功。兴趣，是我转入教育战线的根本动因之一；另外，我认为，机关群团工作不似教师这个职业自由。当教师，能够更好地将自主性、创造性淋漓尽致的发挥：因此，我喜欢教师这一自由职业。自由自主，这是我转入教育战线的又一个根本动因。从教数十年的实践证明，我对学校工作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
我先后在荣县群力中学（后被接收公办，改名荣县二中）、荣县中学、荣县师范、荣县双石中学、荣县广播电视大学等校任过课，最后在荣县中学离休。
1952年秋到1953年秋，我在群力中学教语文和历史课，担任班主任．当时的校长是陈传贤，武汉大学毕业生，文史功底很好，很受师生欢迎。
1953年秋，我被调到荣县中学工作，荣中大，班级多，还办有师范班，教师众多，人才济济。我上了初、高中历史课、政治课、师范六班的历史教学法，算得是多学科教学，还担任高55级一个班的班主任、政史地政治学习组长、历史教研组长，后来又被选为工会主席，每周授课均在20节课以上。由于年轻、精力旺盛，加之对教书兴趣浓厚，尽管上课多、备课量大，仍一个劲钻研业务，广泛阅读有关教辅和资料，称之玩命工作毫不夸张。记得当时政史地教师为了增强教学直观性，普遍手绘史地教学彩色地图，一张彩图往往需要花费至少七八个钟头时间，甚至十小时以上；我还苦练随堂绘图的基本功，边讲边画，生动形象。这对
提高课堂教学效果起到很好作用。
在荣中，除教学工作外，班主任工作也耗去我很多时间。上世纪50年代，在中学曾试点在高中生中建党，我任高58级3班班主任，积极配合校党支部发展了1名党员李翠霞。那时荣中教学质量也不错，考上名校的学生也不少，如我作班主任那个班的李律庸考上清华大学，邹金德、刘吉土、刘伟钦等考上北京理工大学，邹金德还为我国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立了功（卫星“本振源”部件就是他研发成功的）。
1964午，我们夫妻二人被调往双石中学，我仍然担任校工会主席，教政治、历史课、当班主任，双中条件差之甚远，我们一家五口蜗居在一间十几平方米湿气很重的屋子里。条件虽差，但我们工作仍然认真、卖力，教学水平也逐步有所提高。
△伟大的转折
1976年，我从双石中学调回荣中．恰逢发生了粉碎“四人帮“这件大事，经过两年的徘徊，邓小平上台掌舵，使中国历史发生了伟大的转折。我认为主要功绩有这几方面：第一是端正了国家航向，即由天天讲阶级斗争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是平反冤假错案，改正右派，此事胡耀邦出了大力，功劳至伟。第三，邓小平提出向科学进军，提出中小学评特级教师．指出了向教育科研前进的正确方向。第四，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改行任期制，建立离退休制度，特别肯定革命老干部的丰功伟绩，等等。
△压题高手
说实话，76年以前教书，主要着力点是掌握教材精神，多读教学参考资料，追求课堂教学的效果，使学生愿听、爱听。“文化大革命”中废除高考制度，搞推荐，教师们对教材的钻研、教学法的探讨等就大不如前了。但1976年恢复商考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
恢复高考，就要看学科平均考分，就要看升学率了，这时，我面临两大难题或两大任务：一个是要把当时人们认为教政治课没味道，以为谁都能教的政治课如何讲得引人入胜．使学生愿意听、愿意学；二个是在中、高考中政治课的平均分怎么能够提高，从而相应提高升学率。为此，我下了很大功夫。我深钻了政治课教学大纲规定的各门学科（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的本科生教材，同时运用我所教过的中学语文、历史、地理教学法，甚至英语等方面的知识，与政治课教学融会贯通，互相呼应，从而避免了一般政治教师知识单一、讲课干巴巴、枯燥无味的缺陷，达到使学生喜欢听政治课的目的。另外，我特别重视对高考命题的
分析，冥思苦想，预测每届高考命题，特别是对论述题（高考一般两道题，每题20分）的分析。记得是1981年，那年我压中两道论述题，其中一道是联系实际考查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理论的题（另一题记不得了）。这两题我作为重点题中的两题，给学生进行过重点复习。政治高考下来，学生们高兴极了，高呼“詹老师万岁”。当时我在成都省招办作评分指导委员，研究试题评分细则时，成都、重庆的指导委员认为他们没压着这个重点，要求评分
时适当照顾，会上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由于恢复高考后，荣中政治课考得好，我的工资连提了三级，第一次2%，即100个教师中提2人，各提1级，有我。第二次提40%，即100个教师中有40人提l级，有我。第三次是普遍调高一级也有我。中学实行十级工资制，一、二、三级相当于大学的教授、副教授级。1956年实行此工资制时，我被评为5级，经过三次调薪，我由五级达到二级，在省、市均属于稀缺工资级别了。
在此期间，以我为首的荣中政治教研组还大编应对高考、中考的复习资料和时事政治复习资料，这些资料不仅在荣县各校发售，而且远销周边县市，如乐山市的仁寿、井研，内江市的威远和自贡市的几个区，有两年发行额达到十多万册，我把发书的赢利作为教研组同仁的劳动福利收入，大家欢喜得不得了。时任文教局一把手的女局长也得了“红眼病”，要求“分我一杯羹”，找我去座谈，结果我们妥协，拿出赢利一部分后了事，这就是所谓”不怕官，只怕管”那回事了。
△教育科研教改实验
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大环境下，教师猜题压题成风，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倡素质教育之声不绝于耳，尽管很多学校、行政部门甚至党政领导，口头也讲素质教育，反对智育第一，但作法上仍然是压缩德育、体育，减少课外活动时间，但也有一些学校和老师认真践行教育科研，大力改革课堂教学，认真开展课外活动．从根本上着手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我这个压韪高手也逐步摒弃了应试教育那一套，加入到教育科研和教改试验的行列中来了。
政治课的教学改革，先是从课堂教学改起．一是密切联系社会和学生思想实际进行教学：二是对政治课理论知识进行通俗生动的讲解．使教学形象生动，让知识入耳入脑，内化于心：三是每节课用几分钟由学生宣讲时事要闻，既培养学生关心政治，又使他们有练习口才、提升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四是教师精讲，提供学生思维的时间空间，如留一些时间让学生分小组讨论，使之动口动脑等。教改第二方面是积极开辟第二课堂，搞些课外活动，如政治教研组在课外时间组织学生参加听时事政治专题讲座、扩展知识面，进行一些社会调查活动等。
教育科研很快就取得实际成效，如八十年代学生学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结合社会调查和课外活动，写了许多优秀文章，我曾将一些优文编辑成书，以《获奖哲学小论文集》书名出版(1986年油印版)，还有一些好文章分别获得校、市、省、全国一、二、三等奖，这些文章选入了我主编的《优秀政治小论文选集》一书。此外，我还将我县政治课教师所写教改论文进行编辑，以《十年间》一书出版发行。
三年教改实验结硕果。1983年暑期，为了学习外地教改经验，我和荣县一中教师宋允铭二人外出考察了两个多月，这是我这个“川耗子”首次出夔门．我们以荣县政治联合教研组名义，先后到武汉、上海、南京、天律、北京、呼和浩特、西安、成都等城市与当地中学政治教研组织联系、座谈、交流，开了眼界。回来后，积极开展教育科研和教改实验工作。八大城市访问之行，可以说是荣县政治课教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使荣县政治课教改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1985年，由于四川省教科所的推动，促使我下决心开展了一项政治课教改实验，项目名称叫《中学政治课坚持两个课堂结合，把理论观点转化为能力和觉悟》的实验。为了承担这一重责，我曾到成都市省教科所和有关方面查阅资料，形成教改方案的基本定位和如何开展的大体规划，此项教改实验包括半年预备实验时间和三年正式实验、合计三年半时间。即从1985年上半年到1988年6月止，教改实验主要参加者共计9人，有市、县、校教研领导和行政负责人，我是主研人员。教改实验在两个班（对照班和实验班）进行，实验班每步取得经验，即在全校及全县各校推广。
教改实验三年半，省、市、县、校四级都给予经费的支持，使我在这期间寒暑假可以去外地参加教研教改方面的学习交流，即以北戴河为例，我先后去过三次，都是名牌大学（如北大、北师大）教授主讲，使我获益匪浅。到1989年3月，此项实验通过市、省教科所组织评审，认为该实验取得了成功，完全合乎实际，可以推广。
在三年半教改实验中，我们坚持两个课堂结合，特别是加强了第二课堂的工作，比如我们在县委的帮助下，举行了大型的农村社会调查，我们还组织学生参观考察妇幼保健站、养老院、人民医院、火葬场等，有意识让学生对生老病死作哲学思考，还请击毙“二王”的公安干部到校，与学生举行“人生之路对话会”，通过这些课外活动，使学生体验人为什么活着，人要怎样活着才有价值一我们还把对《课堂改革三分钟》新闻有体会的学生．组成教改实验讲演团，到蜀光中学、自贡三中、富顺晨光中学等校去演讲，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蜀光中学校长李英华先生对我说，我们蜀光政治课薄弱，我们就是要向荣中学习政治课教改经
验，不久，他还带领教师到荣中访问，进行学习交流。
在教改实验取得成功的基础上，适逢国家教委号召评选优秀政治论文，这项工作全国有几万名政治教师参加，我撰写的教学论文“坚持两个课堂结合，培育一代的人”．经过八九次修改，层层上报，由以吴铎教授为评委主任的评委会评审，最后由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亲自审定为一等奖（柳斌只审定六篇一等奖），在西南各省中，仅我这篇获得一等奖。我们一等奖获得者几人被通知亲自到贵阳市领奖。不久，四川省教科所还为此事在1990年4月的《教研简报》第六期上，向全省通报表扬了四川省5名一、二、三等奖的获得者。
就在教育科研和教改实验搞得热火朝天这段时间，有几件事值得记叙一下：一是1986年秋，四川省教科所在荣县召开过一次全省思想政治课教研员培训会，全省各县市的教研员和自贡市教育局、教科所的领导也到会，由我作教改实验教育科研的介绍，荣县党政领导非常重视，县委书记邹国松亲自过问会议准备情况，并在会场、后勤工作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二是省政治教研会成立前后一些年，曾组织过全省知名教研会领导和骨干到各市州对高三复习迎考工作进行指导，我参加过康定(1992年5月)、广元等地的指导工作，各地党政领导都很重视这项工作，市委书记出面接见参会人员。另外还在暑期组织教研教改培训会，例如1987年7月，我们请到北京八中校长、政治课教学知名特级教师陶祖伟到西昌市讲学，对四川省政治课教改也起了推动作用。三是自贡市承担了对开县高三政治教师的帮扶工作，我为这个班上了两天关于政治课教学、教研和教改实验的讲课，受到热烈欢迎。
△各种荣誉接踵而来
1981年，四川省大中招生委员会聘请我为评分指导委员．1986年，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所聘请我为该所特约研究人员（自贡市有三人被聘）。1988年9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詹尚军特级教师荣誉称号，同年国家教委给予詹尚军“全国中、小学德育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同年II月，自贡日报以“他是一只春蚕”为标题，对此进行了报道；1988年l1月15日，自贡市职改办发文，聘请詹尚军为自贡市中学教师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1990年2月，北京师范大学聘请詹尚军为北师大教育实习指导教师，实习生为吕文生，1990年5月，詹尚军出版《新路》一书，此书有上海华东师大党委副书记、著名社会学教授吴铎题词。1992年8
月，由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何郝炬题写书名的《荣县风土与人物》一书，作为乡土教材公开发行5万册。1992年10月，詹尚军推出教改专著《中学政治课教学与改革》一书，仍由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荣县风土与人物》一书，自贡日报于1992年9月27日作了报道。1996年5月的《中国当代教育教研成果》一书作了专门简介。1998年10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专家人才库》一书，对詹尚军作了简介。此
外，我在离休前后约15年，先后被聘请为荣县广播电视大学刑法、公司法、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均本科）等专业的教学主讲或辅导教学工作。此外，在上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初期，我被选为自贡市教育学会连续几届委员，先后被选为县、市、省三级教学研究主要负责人（即市、县思想政治课教研会理事长、四川省思想政治课教研会副理事长）。
取得中学教坛最高荣誉之后，我深感还有系统学习追求新知的必要，在此期间，我还先后读了三个大学的三个专业，一个是北京经济函授大学的经济管理专业，一个是由中国政法大学组织教学，由北京经济函授大学发证的经济法专业，均是二年制学制，1991年我又去华南师大教育系主办的德育理论高级研究班学了一年，该班按硕士研究生课程要求，当时荣县教育局与荣中有两位领导干部报了名交了费，可是他们均因工作关系而未就读，十分可惜。读经济管理和经济法两个专业，对我的电大教学工作大有助益，后来知道，还有不少知名人士曾在这里学习过：如原兰州军区的司令员刘精松上将、铁道部长韩抒滨、天津市委书记
张克昌（这是公布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经历时，才知道他是此校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的）等，都是我没有见过面的同专业同学。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读的这几个专业，我的考试成绩都不错，二三十本书跑过一遍，到需要时翻来看看，很能释疑解惑。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养成广泛阅读习惯是人生一大乐事。世界很多名人醉心读书，不仅事业有成，而且能够增寿．对我们很有启迪作用。
教坛拼搏，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年，我主要有几点感悟：第一，上世纪80年代荣中政治课的教育科研和教改实验是一次货真价实的真教改，它不仅创建了一种学科教育教学的新模式，而且是有血有肉的素质教育，即：不仅使学生获得了知识，提高了考分，而且能力和觉悟都得到了很大提高。这个成果的确来之不易。成功的原因除了省、市、县教研机构和校领导的支持外，主要是全教研组同仁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张旭苏、王翠芳、赵泽森、陈小平等同志的配合，难怪当时的教研组成员、现任荣中校党委副书记的朱阳慧深有感慨地说：“80年代荣中政治课的教改，才是真正的教改。”也难怪当年参加教改实验班和推广班
的不少同学，他（她）们对农村社会调查、参观火葬场作哲学思考，以及到市内几所名校作荣中政治课教改成果演讲反映说，这些活动使他（她）们终生难忘，回昧起来还有很多的感叹。第二，教改难，单科教改更难。近些年各地教改之声、素质教育之声不绝于耳，我在县上也参加过一些有关学习外地教改经验的座谈会，尽管这些学校教改也取得了一定成绩，特别是学生上名校的数量较多，但据我观察，很多学校从根子土看仍然是在应试教育的老路上跑，方法很简单，就是减少课外活动时间，增加课堂学习时间和假期进行补课，加上上面又有升学指标、评比压力，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要进行真正的素质教育，使学生在德智体美
几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的确很难，至于单科的教改，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离休以后
四、离休以后
△发挥余热
1991年，在延长两年工作时间之后，我光荣离休了。此时我已逾“耳顺”[注]，之年，但还像中年人一样，思维敏捷，身板硬朗，精力充沛。
离休后．我仍像在职时一样，继续发挥余热，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工作和教学工作，主要有： (1)继续在电大和政协高考补习班上课，也在离休干部赵香延办的补习班上过课。(2)应荣县政协副主席钟祥仙女士邀请，先后去政协作过几次时事政治报告。(3)在此期间，我曾涉足金融领域，经常同荣中炒股高手张国庆到自贡市西南证券公司炒股。由于缺乏经验，加上贪心重，所买深发展和长虹从几元涨到二十几元都舍不得卖，结果一路下挫回到原点，做了几年证券，仅获小额盈利，就洗手退场了！但经验教训不少。又去看了些理论书籍，认为中国证券市场很不规范，充满投机性，最好别去碰它。2009年5月5日，应荣县
老干局邀请．我为离退休干部作了题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的专题辅导报告，与此相距不久，我又应政协主席赖义生同志邀请，为政协同志作了类似的金融专题报告。(4)在此期间，我于2007年12月还为荣县中学中心组宣讲党的十七大的精神和为荣县中学、荣县一中高三学生上过《政治经济学常识》中有关金融知识方面的大课。(5)此外，我还为荣县旭阳镇各社区的干部、骨干作过有关“两战”[注2]胜利的报告，通过以上这些活动，既督促我去学习新知，又锻炼了我的思维能力，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呵！
注一：出自《论语。为政》： “吾十有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纵心所欲，”
注二：两战，指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
△组建骑协及党支部
在职时，我常骑自行车，离休后就很少骑车了，还准备告别自行车这个“老朋友”。还真巧，2002年夏秋之交，时任自贡市公交公司总经理、我的华西诉中同学王炎明骑车到荣县来，闲谈中涉及骑车的事，他说自贡正组建骑游协会，他劝我离休后可以骑车耍，找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把骑游协会搞起来，王炎明这次来，成了荣县骑协产生的催化剂。
我约了张国民、袁国林等人，取得共识后，决定把骑游协会搞起来。当时自贡市骑游协会掌权的会长是刘真禄先生，王炎明仅是个副会长，我们联系的结果是：荣县成立旭春骑游队，委我为市骑协副会长和旭春队的队长，规定我们发展会员必须由市骑协审批，拉的赞助也要上缴市协会一部分。后来市民政局的同志以“社会团体不宜搞垂直组织关系”相告，支持我们成立荣县骑游协会。于是经过大半年时间的酝酿准备，经荣县民政局这个社团登记机关准予登记，又经荣县文体局这个业务管理机关批复同意，荣县骑游运动协会乃于2003年6月正式宣告成立了。
荣县骑协成立时，只局限于在旭阳镇城区发展会员，成立时会员人数大约50人左右，纯粹是骑自行车。由于荣县丘陵低山多，平坦地形少，其中丘陵约占全县总面积的75%，从公路情况看，坡度也比较大，因此我们因地制宜地发展了助力车队和摩托车队，后来明确提出“以自行车为主，也发展助力车、摩托车，形成多车种的协会。近些年还顺应老龄化形势需要，发展了步游队、三轮车队，队员人数由50人发展到500余人，车队由1支发展到20支，
同时，满足群众需要，在乡镇建立了10支骑游、步游队。
荣县骑协有一批党员，还有些因种种原因，在职时无缘入党的人，都要求骑协建立党支部。在这种情势下，经过我们积极工作，得到当时县委组织部领导的支持，最后经县委领导同意，荣县骑协于2004年6月成立了正规的党支部。这个支部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未转组织关系到骑协支部，但是他（她）们经常参加骑协党支部的活动，过着以骑协为主的“双重组织生活”；另一部分党员则把组织关系转入骑协支部来，再加上建支12年来新发展的党员，这部分党员比前一部分党员不同之处仅仅多一条：在选举领导班子时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这个支部当时直属中共荣县直属机关工委领导，以后划归中共荣县文体广新局委员会领导。
△结识周迅
周迅，我国上世纪80年代骑单车数万公里、边骑车边向沿途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骑游先行者。他曾在解放前作过解放军前线报社的记者，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福州警备司令部副政委。他文化功底厚实，书法功夫很深，尤其执著于推动中国骑游事业的发展，几十年如一日，其敬业精神感人至深。
我有幸结识周迅老先生，是在2004年我参加于浙江丽水的全国第十二届骑游联谊大会上，之后常有信息交流，他于2004年在《闽都骑游》发表《论老年骑游》一文，重点论述了老年骑游的5个特征，对我有所启发。我于2005年9月发表《论老年骑游运动》一文，除重点论述骑游运动的功能作用等外，特别提出以下三点：（1）突出强调安全重于泰山。 (2)提出老年骑游要量力而行。因为老年骑游不是竞赛性骑游，而是休闲式骑游，因而不能鼓励骑得越远越好，越快越好。(3)单人骑游不宜提倡。这三项，尤其是第二、三项，就是针对早期骑游的弊端提出耒的。2005年在河南登封举行的全国第十三届骑游联谊会上，周老告诉我．你的骑游论文很好，把骑游视为一种运动，纳入全民健身运动之中，骑游、骑游活动的提法与骑游运动提法相比，尽管只有两个字之差．但后者内涵更丰富，更科学了，并指出我的论文缺点是篇幅长了些。就在这年登封会的大会讲话中，周迅先生向全国骑游人发出了”学习上海奉贤和四川荣县”的号召，他认为荣县骑协党支部在“先进性教育”中被县委树立为典型值得学习。
周迅认为，他和我是工农与知识分子的有机结合，他很关注、支持荣县骑协的工作。2006年4月，在河南新乡，召开了全国13个骑游组织的联系会上，成立了由周迅倡议的“全国骑游论坛学术委员会”，周迅被推选为主任，詹尚军被推选为首批学术委员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此后，2007、2008、2009年先后在河南栾川、福建屏南、四川荣县举行了论坛学术会，鉴于当时上级规定军队干部不宜参加民间社团作领导工作，因而从栾川会议起
我就被改选为学术委员会主任和学刊《骑游文苹》的主编。一直到2012年，我才辞去论坛职务，担任荣誉主任，2012年4月，我发表了《骑游论坛办会编刊六年感想》一文，对这段历史有较详细的论述，此处就不赘述了。
从2004年丽水会议迄今，我与周迅先生从相识到相知，互相关心，互相支持，可以说是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今年，周迅这个“老八路”已是92岁高龄的老人，还一直关心着全国骑游事业的发展变化，并投入很大精力扶持新秀，参加一些实际工作，其精神真令我感佩，值得后来人认真学习呵！
△荣县骑协成功之道
地处祖国西南较为闭塞的荣县骑协，从2003年建会算起，迄今已有近13午的历史了，通过骑协党政领导班子的奋斗拼搏，锐意进取，不断创新，取得了社会的认可，骑游界的好评，的确来之不易，考其取得成功的原因，我认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条：
有一个独具特色的党支部
前面已经提到，骑协党支部由两部分党员组成，全骑协有90多名党员，其中有很大部分虽然组织关系还在原单位，但他（她）们经常活动在骑协，这些党员过着“双重组织生活”，除此之外，许多地方骑游组织的党支部，都是临时党支部，荣县骑协党支部却是一个正规的党支部，可以发展党员，满足了一些因种种原因在职时无缘入党的同志，在骑协圆了“党员梦”，而且骑协党支部多次获得业务部门党委和县委“先进党支部”、“先锋党支部“的荣誉称号，市、县党委组织部门也曾多次来骑协支部考察和督察，都给予了高度肯定评价。党支部的核心领导作用．这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有一张声名远播的小报
《荣县骑游》报，作为荣县骑协的重要宣传工具，它从2003年骑协成立的第一个月（6月）就创刊了，这张小报有以下几个特点（或优点）：第一，从建会第一个月起，每月出一期，近13年来已出版158期，从未间断。第二，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内刊围绕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局和中心工作鼓与呼，宣传正能量，旁及骑协及党支部的重大活动，有论文、游记、散文、诗歌、外地骑讯等内容。第三，该小报向全国主要骑游组织和市县主要机关、企事业单位发送，起到相互学习、沟通、了解骑协工作的作用。在2015年的全国骑游论坛苏州学术会上，《荣县骑游》报被表彰为“全国十佳骑游报刊”。同时，我们于2015年6月出版了荣
县骑游报12年150期的精装合订本，会员、干部争相购买保存。认为出版合订本意义重大，有了它，查找资料也十分方便。
文化建设硕果累累
在骑游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成绩：第一，荣县骑协围绕骑游热点、难点问题，几乎每年都要召开一次理论研讨会，一般二十余人参加，研究气氛热
烈。第二，从全国骑游论坛学术会议举办7届以来，荣县骑协每届都向会刊“骑游文萃”组织投稿，每期会刊至少发表3篇以上稿子，2015年发了9篇。第三，荣县骑协对论坛学术会议的工作作了重大贡献，除提供优质学术论文外，我本人在担任论坛学术委员会主任和会刊《骑游文萃》主编6年领导工作中。开了3次会议，出了4期专刊，同时坚持学术研究的独立
性，纯洁性，对近些年形成的全国两大骑游组织想插手论坛，影响论坛宗旨的企图敢于说“不”。我经手审辑的5期学术论文不下300篇。第四．我本人先后在骑游报刊发表论文、游记、小品等数十篇。择其要者举例如下：论文如“论老年骑游运动”“关于构建老年骑游学的思考”“试论科学骑游”“论提高骑游组织领导人基本素质的途径”；“对骑游界现状、前景等问题的思考”等：游记有“骑人日记”“八千里路长游随笔”“万里长游漫记““塞班岛游记”“远东俄罗斯游记”等；散文如“生活中处处有哲学”“从纪晓岚答乾隆问谈起”“从林妹妹之死想到的”等等。
有党政领导和企事业单位的大力支持
由于骑协及党支部的努力实干，加上会员党员的积极参与支持，13年来，荣县骑协工作取得了辉煌成绩，这与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举例来说，建立骑协党支部就与县委和组织部分不开，再如这13年来的县委书记、县长、人大和政协领导，再忙也要抽身参加骑协的重要活动，并多次为重要活动（如内刊出版100期、省及全国联谊会、论坛会等）题词或对骑协工作提出表扬（如县委对骑协先进性教育发表彰通报）．还有几次对骑协作资金支持，都是搞好骑协工作的条件。
荣县一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也大力支持荣县骑协的工作，特别是在提供会议场所和资金方面令人感动，如具委党校、县委老干局、国税局都曾无偿提供骑协召开重要会议的场地。又如在骑协成立时，龙都香茗赞助骑协会员服装和资金、荣新集团则长期无偿提供骑协活动场地和资金，星河房产和东汽公司都曾在经济上赞助我们，没有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赞助，要取得如斯成绩也是不可能的。 坚持不断创新，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
13年来，荣县骑协不乏创新之举，除前文已谈到的开创性建立正规党支部、坚持办好独具特色的《荣县骑游》小报，以及后文将要谈到的热火朝天的体育运动会外还有几点值得一提：
一、宣传贯彻荣县骑协的办会16字宗旨，就是强身健心、游乐交友、学习公益、快乐长寿。强身健体，说的是参加骑协可以强健体魄、培育良好心态：游乐交友，说的是邀游四海，乐趣无穷，所到之地广交朋友，享友情之乐；学习公益，说的是参加骑协，不单是骑车旅游，而且还要学习、从事公益活动。快乐长寿，说的是强身健心，游乐交友，学习公益，做好了其必然结果就是快乐长寿。下面对学习公益分别介绍一下。 学习，从建会之始，我们就提出骑协应是一所大学校、会员不仅要学骑车技术，还要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讲文明，我们小报的编辑，最初八人中就有5名中学文、理科特级教师，他们积极为小报写稿，参加培养骑协写作骨干，骑协还单独建立了讲师团，延揽有较高学历和水平的骨干参加，专门对会员、干部进行时事政治教育，如宣讲十六、十七、十八届中央全会精神及当时群众关心的重大时事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均收到良好效果。此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科技的发展，会员出国旅游的需要，我还组织开办了两个短期学习班，一个是2011年下半年的旅游英语学习班，聘请荣中外语教师邓文任教，一次是2011年夏秋的电脑学习班，聘请县电大专业教师任教，反映都很好，此外，我们还结合党支部和理事会的会议、活动，把时政学习、讲师团的宣讲结合起来，都收到很好的效果。因此，我们把荣县骑协称为学习型、创新型的协会，是符合实际的。
公益，这是荣县骑协的传统作法，从建会之初我们就重视公益活动。例如多次慰问孤寡老人、资助病残人员，向过水、鼎新等校贫困儿童捐赠文具书籍，到敬老院、老年公寓为老人表演文艺节目，与县老干局联手到高山镇慰问贫困党员等，更为突出的是，从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到玉树、舟曲、芦山大地震，我们都是闻风而动。立即组织捐款灾区献爱心，累计捐款30000余元，我们骑协多数会员属低收人人群，能做到如此，也算是尽心尽力了。
体育活动热火朝天
荣县骑协这个团体，属于体育社团性质，因此在业务上它挂靠在文体广旅新局．从体育锻炼、体育活动上，它主要抓了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经常性的骑车锻炼。骑协有20支骑游、步游队，除个别以在职为主或农村队以外，一般每周骑车锻炼一至二次，骑车这种活动，是骑协会员经常性的一种体育活动。第二，骑协响应上级号召，强调除有组织的每周骑车活动外，要求每个会员每天运动半小时，现己在不少会员中形成习惯。“生命在于运动”， “中老年要每天动起来”，已成为会员们的信条。第三，骑协每年都要举行一至二次规模很大的春运会或秋、冬季运动会，最多的一次举办了十个比赛项目，初赛时基本上队员全员参加，决赛则在规范的体育场馆举行，如2014年11月骑协的第十届运动会，初赛有500人参加，开幕式在荣县体育馆举行，除骑协各队有400人参加外，来宾也最多，难怪内蒙古骑游学者李友生先生看了有关报道后，给我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中感叹说：“你们的秋运会，其规模之大、项目之多、参赛人数之众，实在令人羡慕。会上有老干局、老体协、民政局、文体广新局领导亲临现场。有邻县骑协负责人到会助兴，使运动会锦上添花。运动会提高了荣县骑协在地方上的知名度，丰富了会员的生活，提高了会员的情趣，成为凝聚会员的重要举措，对全国骑游界也有启示作用。“不难看出，荣县骑协不仅文化建设大放异彩，而且它的体育运动内容丰富，搞得热火朝天，增强了会员的体质，凝聚了人心，也是它的一条成功之道．
几点思考
一、搞骑协为什么上劲？我73岁搞骑协，迄今已十三年，到这一届结束就是十六年了；一个人一生有多少个16年，而且是”纵心所欲“（注一）之年以后的16年。为什么这么上劲，说好听点是”发挥余热”，岂止是“余热”，可以说是“全身心的投入”。这和我一生的工作态度有关，过去这几十年，无论是在群团机关。还是教育战线，我干事都很认真，投入。离休以后，按理人老了。干工作可以适可而止了，但我觉得这十多年的民间社团工作，我比过去更上劲，更努力，为何？用“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注二）可以解释，正因为来日不多，总想在这人生最后一站作点有益于社会和他人的事，这就是我搞骑协比较上劲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有人问我，晚年为何清福不享，却劳神费力去搞一个民间社团？的确，荣县骑协六百多号人，二十几个队，工农兵学商、老妪、老头一大群，文化素质也不高。上海有位热水瓶厂的工会主席曾对我说，你是高级职称，行政级别也不低，去搞一个底层群众组织，太亏了，太不值了，很多人都不会干，你太不容易了！仔细想，这话有一定道理。但我又想，自己是个共产竞员，现在又被大家推选为会长、书记，自己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不能像某些社团头头一样，拉个山头谋私利， “挂羊头卖狗肉”。自己几十年来受了党的长期教育和经历了那么多的事，经验教训一大堆，觉得像骑协这样的民间社团也有搞头，也能锻炼人，十几年来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并对这样的团体产生感情，于是就一个劲地投身其中了！
三、把几百人团结在党的周围，骑协成了社会稳定器和宣传队。骑协有会员600多人，近百位共产党员．23只骑游、步游队伍，每周至少活动一次，骑协有时事政治讲师团，有比较严密的组织机构和明确的办会理念，它不仅是个运动协会，“武化”团体；也是个学术研究协会，“文化”社团，它有一张I3年如一日每月一期的骑游小报，它有一个领导核心——骑协党支部。十几年来骑协系统宣传家乡荣县的山山水水、风土人物，开展有力的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切实围绕大局，服务中心，把几百个会员，近百党员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宣传正能量，奏响主旋律，使骑协的思想政治工作，并不落后于人。难怪多位县委书记、县长
及业务主管部门及社团登记管理机关，市县老干部局多次表彰骑协敦其党支部。在十几年的成长过程中，骑协及其党支部还培养了一大批骨干，能够承担重任，愿意为社会为会员多作奉献。工作中虽有风霜雨雪，但更多的是明媚的阳光，骑协一年更上一层楼，给人希望，给人鼓舞，会员提高了政治素质，骑协稳定社会成效显著，这些，怎不会使骑友们一心向党呢？
四、著名漫画家方成先生说，他之所以健康长寿，在于一个忙我与这位老先生有同感，感同身受。干骑协这十几年，我都是党政工作一肩挑，除本县党政部门，业务主管部门文体广新局及其党委，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民政局、市、县老干部局，老体协等单位有经常性的会议，活动要参加外，还有骑游系统，包括全国、省、市、县不少理论研讨，联谊等活动都要去’，有时一天两三个会无法分身，不去吧，别人会说你架子大，这是外部。从内部看．骑协有四部一处机构设置，重大事情都得过问处理，尤其是支部工作十分繁琐、具体，尽管有些跑腿、细小工作可以找人干，但多数工作还得自己亲自决断，比如，讲师团报告、上党课，抓重大节庆活动等，都得自己谋划，提出初步方案集思广益决策。工作的确多，的确忙。对待忙，我的办法是：一是抓矛盾排队分清主次，逐一解决；二是一个战役一个战役打，打完一个战役休整一下，有劳有逸，劳逸结合，三是良好的心态和生活规律，工作时集中精力，多思索，重点考虑工作方法，如何事半功倍，特别注意劳逸结合，注意适当休息。良好心态则靠长期修炼得来。做到遇事不惊不慌，不大悲大喜，平和心态应对。生活方式上不吸烟，基本不喝酒，不熬夜，定时做事。因此，我能吃得、睡得、走得，头脑清醒，再忙也能应对。当然，毕竟我也是高龄老人了，越往前走，越要注意自我保健。
以上几条思考，也可以说是我的人生感悟和长寿之道。
注一：出自〈论语·为政》：“吾十有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纵心所欲。”
注二：出自曹操《龟领寿》：“神龟虽寿，犹有尽时。龙蛇腾雾，终成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贻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咪志。”
附录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