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回忆录《“复课闹革命”与“上山下乡运动”》

云鹰

知青回忆录《“复课闹革命”与“上山下乡运动”》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通知下达后，各地的形势发展大多是一波三折，一些地方的大、中学生，依旧滞留在校外，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纠集在一起，以致武斗升级，流血事件层出不穷。

原因是1967年7月22日，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口号，对武斗升级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许多学校遭到破坏，秩序本己开始稳定下来的学校，重新陷于混乱状态。为此，中共中央于于9月23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在外地串联的学生以及其它人员，立即无条件全部返回原地、原单位。此举最终使迁延一年之久，己完全处在“无政府”状态的红卫兵大串连销声匿迹。

中学普遍复课后，一个严峻的问题很快突显出来:“文革”爆发不久，所有大专院校就停止了招生，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初中生毕业生升入高中的工作同时中断，使毕业生的升学道路完全堵塞。另一方面，“文革”引发的大动乱，造成1967年生产大幅度滑坡，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减少9.6%(其中工业产值减少13.8%)。各地工矿企业大多苦于派性争斗，生产步履维艰，接纳新工人入厂的工作尚无从谈起。这样，中学毕业生就业之路也变得异常狭窄了。当时全国中学积压的66、67两届初、高中毕业生多达402万人，大批毕业生分配无门，终日无所事事，成为学校恢复教学和招收新生的障碍。

1967年10月22日，教育部在关于复课闹革命情况的材料中，将毕业生分配作为解决的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指出: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而今年毕业和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涉及教师和教舍问题，还需要解决这些学生是一批毕业出去，还是分批毕业的问题。

尽管毕业生分配问题迫在眉睫，但全国许多地方还为严重的动乱所困扰，一些地区因不断的武斗处在失控或半失控的状态。当许多地方还没建立起革命委员会的情况下，像中学毕业生分配这样一个涉及面很广，需要不同地区和单位的协同合作，自上而下周密计划、布置的工作还不可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在12月15日有关教改问题的批示中，要求大、中、小学继续将“教育革命”作为学校工作的中心，复课闹革命，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进入1968年，解决中学生毕业分配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积压在校的毕业生除66、67两届，又加上68届的598万人，三届毕业生(以后习惯称“老三届”)共达1000万人。

如此众多的毕业生积压在校，他们的出路何在？以后若干年里，高中和大学停止招生，升学道路被完全堵死。而整个国民机又呈现继续衰退的形式，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在上年已经下降9.6%的基础上，再降4.2%，只相当于1966年的86.2%。在这种令人沮丧的形式下，对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单位而言，招收新职工根本提不上议事日程。“老三届”毕业生实际上已成为城镇的剩余劳动力。于是，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上下运动开始崭露它的头脚。

文革初毛曾严厉谴责教育部门，批评学校解放17年以来培养的学生都是一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修正主义“苗子”。

当我们到“广阔天地”参加农村实际生产、生活后才明白毛的批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记得刚到生产队第二天，一早，天龙队的梁新华同学便早早起来，去帮房东挑水，当他挑着一担水桶换肩时，不是从肩膀上互换，而是双手举着扁担换肩，因双手支撑不住水桶的重量，水桶突然掉到地上……

结果，水没挑回来，反倒摔坏了房东的一担水桶。一时间，成为知青下放农村后的一件天大的笑话。

1968年是文革的第三个年头，m在文革前设想的赶下Lⅰ的目标已经达到。但由于文革的严重破坏，1968年整个国民经济仍处于衰退状态，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又下降4.2%，绝大多数工矿和企业也无法招收新工人，同时，招生考试制度又被废除，造成近800万的66~68届初、高中毕业生(俗称“老三届”)大量积压在城镇，他们的安置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烫手的“山芋”。当时，还是毛泽东头脑“灵泛”，就把出路寄托到农村去，抛出一个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方案，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难题。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按语中，转引了毛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和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于是，在全国很快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到这时，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大部分都自觉或不自觉的响应这一号召，离开生养自己的城市到偏远的地域“上山下乡”，红卫兵运动在一片“上山下乡”的呼喊声中悄悄消失了……

不过，在那场上山下乡运动中，有少数高干子弟通过父母的关系，躲到部队去了(参军)；也有极少数“老三届”在文革初己招工进了工厂；再就是少数人凭政策可以免除下乡，当时，国家有一条政策:凡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肺病、肾病及肢体残废……等疾病的知知青年，可以凭医院的证明免除下农村。后来，他们一般就由街道居委会安置在区办、街办等集体小厂；另外，有极个别学生因家庭状况比较、，就干脆滞留在城里，靠父母工资生活。一句话，只有以上这部分人才躲过那埸上山下乡运动。

1968年10月，为解决滞留在校应届学生的出路，中央又发了一个通知，提到了“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具体到湖南则变为:“面向农村、面向农场、面向工矿、面向基层。”

当年，各地区知识青年下放还是有区别的，像上海、北京、天津、杭州、南京、武汉、重庆，成都、昆明等大中城市的中学生，主要以兵团的形式，集体下放到边疆地区，如东北的北大荒，内蒙古大草原，新疆军垦农场及陕北的黄土高原，西南的云贵高原，云南的西双版纳等边远地区。这些都被称为“兵团知青”。他们那里的生存环境之恶劣，劳动强度之大，知青所受迫害之深，可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从那些地方返城的“兵团知青”写的一些纪实性的《回忆录》，多多少少对当年知青所受的迫害有所揭露，从中，我们也许可窥视到一些骇人听闻的黑幕与真相。

相比他们，湖南的知青可要比他们幸运多了，原因是我们省的知青绝大部分都是以学校为单位，集体下放省内的部分公社、农场和渔场。人们称之为“插队知青”。相比“兵团知青”，“插队知青”的生产环境远远没有“兵团知青”那样恶劣，行动也比较自由。还有极少数知青没有跟同学一起插队，而是选择投亲靠友~回到父母的老家落户，他们所受待遇就更好一些。

1968年的秋天，长沙市各中学接到上级指示，通知在校学生返回学校“复课闹革命”，等待分配。当时，我们班大多数同学都回到了学校(只有伍兴国、刘庆元由父母出面己招工了，以及家在郊区农村的郭毛利、谭建忠、甘四凯、黄罗农等同学仅仅报道后就回家了)

复课期间，我们班还发生了一件十分可笑的小插曲：几位早已在初一、初二留级的同学(记得有符秋平、宋正光、胡绍初……等几人)，“气昂昂”跑到我们班，说他们也要“造反”了，因为他们是受旧学校“迫害”留级的。现在，是到了应该给他们“平反昭雪”的时候了。当时，符秋平同学站在讲台上，一把鼻子一把泪的控诉旧学校对他的“迫害”……

那时，再回到学校到我们，早已不是几年前那个天真无邪、亲密无间的纯真学生了。经历文革血与火战斗的“洗礼”，同学们因观点不同，早已生分了许多。那时，我们班早已分裂成壁垒森严、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别了:以向启福、何绵林、刘震寰、胡雄伟、谭建忠、刘伯亮、周晓光……等持造反观点为一方，站在教室这一边；以彭亮山、李德军……等保守观点为另一方，站在教室的另一边。那一段时间，为了论证自己是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革命者”，双方经常争得耳红面赤，睁着两只眼睛恨不得我吃了你，我吃了你。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几乎要拳脚相加了……

放学回家，也是以“观点”划线，同观点走到一起，与其他同学己形同路人。

但不久，学校进入分配安置阶段，同学们的活动也转向寻找自己的出路去了。

最初，学校公布的分配名单上，本人是分配到某国营农场。但是，当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后，方案改为一刀切，只有下放农村一个方案了。

当毛的指示刚一发表，就如同十二级地震，在中国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家庭，都感觉到它的震撼。那一时间，六中的同学天天都来到学校，聚积在操场，三三两两谈论的话题，都是关于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之事。有几位消息灵通的同学，也不知道从哪个渠道打听到我们下乡的地方是湘北某个邻近洞庭湖，生活条件艰苦贫瘠的丘陵地区。

不久，学校贴出通告：所有在校学生都应无条件响应毛的号召：申请插队落户。为尽快搞好分配安置工作，限定我们在年底前办理好户口和党团组织等相关迁移手续。

当时，同学们以关系较为密切的“小圈子”，向学校申报了本“小圈子”的名单，如原《红中会》、《红造会》、《井冈山》等造反观点几十名学生，向学校提出他们下亦同一个大队的要求。学校也批准了我们下放同一个大队的要求。

1968年12月26日，我到户口管辖的都正街派出所办好了户口迁移手续，第二天就交到学校办公室。

不久，学校贴出通知：要求已报名的学生打点好行李，于1969年1月4日一早，带好行李到学校。那天，学校己安排汽车送我们到插队的地方。

云鹰

2021.8.10再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