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浪桃李春风尽（四—7）

醉墨轩主

墨浪桃李春风尽（四—7）

——写在母校双林中学裁撤之后

沈晓龙

之四：春风桃李旧闻录（NO.7）

（七）

人不可中断自己的历史，除非你能真正进入别人的历史。

母校双林中学中断了自己的历史，有人说它是凤凰涅槃，重获新生。这完全是自作多情、自欺欺人的胡说，还不如说它是被迫进入别人的历史，但能否真正进入别人的历史，在当下这个健忘的社会，还真是不好说。

我出生的小村子，名叫谢村寺兜，它是因寺而得名。村西南有寺，名“福田寺”，村中小河南北向，到村北形成一个断头兜浜，故名“寺兜”。

福田寺，名声可谓久远。《乌程县志》载，菰城东五十里，頔塘南岸谢村有福田寺，乃晋谢灵运故宅也。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改扩建，香火极盛。唐昭宗大顺年间（890—891）改今名。明代，为湖州二十七教寺之一。庙宇除大殿、经堂外有99间，僧人130多名，占地约1公顷，庙产田地100多亩。今寺兜村西有水田几十亩，名“和尚圲”，可资证明。寺庙历史上多次毁损，几度重修。至“文化大革命”时彻底被毁（我小学读书的“谢村完小”，即为在其原址拆建而成），仅剩僧人一名，最后还俗落户谢村西村，成为孤身“五保户”。我小时候还见过他，那时大家都叫他“老和尚”，无人知其法号，更不知他的俗名。2012年始，谢村及四周村民申请在原址复建，先后住持释演法、释仁慧出力最巨，今已颇成规模。

小村寺兜，和双林中学最早的直接联系，大约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那时周连江老师还非常年轻，他是工农兵大学生，杭大外语系毕业，大概刚刚分配到双中工作吧。一年秋收冬种时节，他带了近二十名学生到村里来“支农学农”，时间大约一星期，住宿在兜底生产队的蚕房里，吃饭在我沈家长道地东头“三癞痢”家的灶间里。因为“三癞痢”水林老伯会厨艺，小队长“细阿毛”便安排他为镇上来的师生煮饭烧菜，他在自家灶间里忙的这几天，当然也算他工分。

记忆中，当时那些学生好像比我大不了几岁，男生多，女生少，无论出工收工，吃饭休息，他们都是一片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样子，我祖母说我们村里来了一大群喜鹊。至于他们的姓名、年龄、年级、班级等，我和烧饭的“三癞痢”一样，不曾打听，也无须留意，所以至今想来，记忆的碎片里几乎为零。但对那位带队的年轻老师，我的印象还是特别深刻的，因为周连江老师一向瘦瘦高高，文弱书生的气质非常明显。而且巧的是，78年6月，我到双林区中心小学（原庆同小学）参加统一中考，我所在试场的监考老师其中一人就是他，当时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尽管周老师当时根本不可能认识我，我却好像在一个新环境里碰上了老熟人，颇为激动了一阵子。

当时，试场里另一位监考的男老师同样年轻，也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样子。考试中间，我无意中看到，他在填写完试卷袋（当时试卷、答卷为一张）上的内容后，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一枚大拇指指甲大小的圆形带盖图章，像拧螺帽似地旋开盖子，在封袋上盖印，以此代替签名。这一细节，当时让我大觉新奇，今天回想，仍历历在目。这位盖章的小伙子，便是陈国强老师。

之后，我入双中读书，他俩都先后成了我的老师——周连江老师，教过我英语；陈国强老师，教过我体育。再之后，我回母校工作，我们又成了亦师亦友的同事。短暂的人生中，若说人与人之间有缘分，这大概就叫缘分吧。

说起我的小村和母校最早的间接关系，应该说到我们村里最早的两位双林知青——孙凤善和尤发荣。

大概在我记事之前，知青孙凤善、尤发荣，好象就已经在村南港西姜家道地的知青平房里，住了好几年了。听村里大人们说，他俩是最早下放到我们村的知青，来时可能最多20岁左右。

知青孙凤善，双林中学59届初中、61届首届高中毕业生。其人身材中等，相貌平平，最大特征是眼睛高度近视，洋酒瓶底厚的眼镜一刻不能离。村里大人小孩都爱叫他“四眼睛”或“四眼睛田鸡”。幼小的我，那时对“四眼睛”能理解，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始终不明白大家为什么要叫他“田鸡”。有一年的冬天，一个雾气很重的早晨，我看见孙凤善站在姜家道地的小河边吃粥，晨雾和粥的蒸气很快模糊了他的眼镜，他大概有点看不见手中的碗了，于是只得摘下眼镜来。这时，我才十分清楚地发现，他的两只眼睛鼓鼓地突在外面，异乎常人，确实有点像田鸡。

我记忆中的孙凤善，好像一直是生产队里的会计。他写的阿拉伯数字随意、轻松而又潇洒，比他的长相漂亮得多。他除了在生产队会计室里飞快地拨打算盘外，很多时候是坐在村北的树阴下，给社员家里出的猪羊肥过秤，然后换算成工分。每有这样的机会，还穿着开裆裤的我，总喜欢在旁边盯着他，看他那一圈圈的眼镜，还有他随手写出的一串串阿拉伯数字。见我在边上待得久了，孙凤善常常会抽空教我写上几个“1、2、3……”，或是一把抓住我，一边摸着我的裤裆，一边装出严重意外的表情，说：“呀——不好了，你的‘小鸡鸡’不在了！你把它掉哪里了？快去找，晚了可就装不上去了！”起先几次，我还真的会低下头去查证自己的裤裆，之后，我自然不再上他的当，但他似乎还是很喜欢和我开这个过时失效了的玩笑，乐此不疲。

孙凤善下放到我们村最早，上调走却是最晚的一个，不知是什么原因。家庭成分？抑或是没有门路靠山？也或许是不善逢迎拍马？都有可能，反正是，61年一个双林中学首届高中毕业生，当时不说凤毛麟角，却也是农村非常稀缺的知识人才。但他下放以后，似乎被遗忘了，历次招工、提干、工农兵大学生、赤脚民办教师……样样均没有他的份。而他虽年近四十，但他“英明”的母亲，据说始终坚持不让他在农村找对象成家。大概在我小学快毕业时吧，他总算上调回去了，听说是到双林粮油厂当了工人，听说很快便饥不择食地找个对象，草草成了家。

后来，我到镇上读书，曾在街上碰见过他一次。他怀里抱着一个幼儿，很容易引人猜想是他的孙辈。他慢吞吞地在马路上走着，旁边紧挨着一个横阔扁大的女人，年龄似乎比他还大。老远望去，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可他走过我面前时，厚厚的镜片里是一片漠然——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许多年过去了，那个常被他抓住摸裤裆的小男孩，如今已长得比他高了，他怎么可能还认得出？当时，我真的非常想有礼貌地迎上去叫他一声“孙叔叔”或“孙会计”，可不知为什么，我终究没有那样做。也许，面对失意的故人、失忆的旧友，惟有如此的默不作声，方能免去彼此尴尬，这反倒是一种尊重吧。

知青尤发荣，校史名册里我暂时查不到其姓名，想来，他至少初中应该是念过的，莫非他当年读的是双林西栅的民办中学？这尚有待求证。

尤发荣和孙凤善完全不同，不同有三：其一，他有扎根农村的觉悟，早早地就娶了邻村的一位姑娘，在生产队分给他的房子里成了家，立了户；其二，他上调做工人时间早，当孙凤善还在记工分秤猪羊肥时，他早已在湖州钢铁厂的高炉前铲煤炼钢了；其三，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神情不严自威，我们村中小孩见他都有点怕。

可就是这个让我见了就害怕的尤发荣，在我离家读书后，有一次在路上碰到我母亲，竟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看你儿子，有官人相，将来一定有出息。”尽管此话，目前已被充分证明，实乃一句善意的谎言，但当时不知让我母亲高兴了多久，因为这话毕竟不是从我外婆嘴里说出。

尤发荣虽然人进了国营厂当工人，但家还安在我们村。我清楚记得，他是我们村里最早拥有自行车的人，那时一到休息日，他就骑着他那辆高大锃亮的“永久”，“叮呤呤叮呤呤”地回到村里来，自行车把上挂着村里人难得一见的鱼肉蔬菜、罐头饼干。若是夏天，他的车把上还会多挂一只大西瓜，或一个热水瓶——里面装着厂里发的棒冰、冷饮。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怯怯地，眼红嘴馋地，看着他从我们身边骑过，便开始嫉恨起他的胖儿子来，发誓以后再不跟他儿子一起玩。

尤发荣生活的改变，是在他儿子长大也进了钢铁厂做工人之后。此时的国营钢铁厂已很有点“王小二过年”的味道，先是拖欠工人工资，再是让工人大批下岗。结果，就在既要给儿子买房子，又要给儿子讨娘子的非常时期，身患糖尿病多年的尤发荣下岗了。他只得自谋生路，回到村里，在西村寺桥头摆个摊，修起了自行车。不久，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他唯一的儿子暴病而亡。一夜之间，尤发荣的头发几乎全白了。再之后，他自身严重的糖尿病导致他双目失明，其它并发症也接二连三亮起红灯，不几年，他也毫无意外地匆匆离世了。

命运如此无常，它根本不讲道理，也难于解释。这时，村里的老人便开始溯诸迷信，他们说尤发荣家的不幸，根源在其宅基地风水不好，说他家由知青平房改建而成的私房，占了先前此地一绝户人家的地基。

阿弥陀佛！行文至此，我惟有虔诚祈祷，但愿这是居心良善之人出于同情的信口雌黄。

（2021、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