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指春秋 花儿向阳开 张钿 / 回忆录（4）

张 钿

　　世上的花，有千种万种，五彩缤纷，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但我喜欢的花却只有一种，就是葵花。向日葵，它明朗而鲜艳，热情而倔强。向日葵是向阳而开的花，开起来就像阳光般灿烂。它时时围绕太阳转，对太阳有着浓浓的爱。

我们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朵朵葵花向太阳，我们永远向着共产党。在文革时期，我们向往的两件大事，一是到北京去见毛主席。二是到革命圣地延安朝拜，看看毛主席曾经领导指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地方。

我们向往北京。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1966年8月至11月），73岁的毛主席曾八次接见红卫兵，总数达1200万人。1966年我们班的同学大都是15岁，是邯郸一中初中二年 级 初64乙班的学生。我们班45个同学，百分之七十先后到北京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他老人家跨越几代人，与我们青少年红卫兵携手，以期推动历史进步。

李荣、王卫国等同学受到毛主席接见较早，他们都是在8月31日，是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被接见，但不在一起。王卫国被安排在长安街上接见。为了减少入场时的拥堵，头天晚上他就被解放军的军车拉到西单的一个小学校（北京实验二小）住进了大教室，早晨起床，排队步行走到长安街上坐在两侧，毛主席乘敞篷吉普车从长安街通过。李荣不知道毛主席要接见红卫兵。她下午在一个大学看大字报时，听北京的学生说当天晚上毛主席还要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他们几个立即向天安门广场方向跑去。经过一道又一道岗的盘查，终于挤到了最前边。这时她们看到毛主席正在天安门向广场的红卫兵挥手喊着”红卫兵万岁”。他们当时激动万分热泪盈眶，嘴里不停的喊着*****，他老人家的高大形象和面容清晰的映入眼帘，铭记在心。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后毛主席又乘敞篷车绕广场一周近距离和广大红卫兵见面。那天王卫国、李荣等同学高呼*****嗓子都喊哑了，他们对毛主席的敬仰那是出自内心的。

我也曾幸运地见到了毛主席。由于当时我父亲是四中校长，我属于”走资派“子女，没有参加红卫兵的资格。本不该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我，竟然幸运的于第八次（最后一次）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说来话长，不得不连起回忆文革的过程和我们的经历。

　　毛主席发动文革，初衷就是发动群众对党和政府进行批判、监督和吐故纳新。希望一方面避免欧美多党竟选的资产阶级民主，另一方面又能克服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政治，设想用体制外周期性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七八年又来一次），来较正单一政党长期执政的弊端。

毛主席的召唤在我们正值青春期的中学生那里得到最热烈响应。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指导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我们这一代人随即投入了大字报、大辩论，造反、串联。

　　1966年5月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解放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汹涌而来。

6月8日，我们邯郸一中高三甲班杨昆山、闫学铮、张冬喜等8名学生贴出邯郸市第一张大字报《从北大看邯郸一中》。当日，一中400多名学生贴出大字报支持。一中靠近操场的平房的墙上成了大字报的海洋，震惊了邯郸市。接着，市委往一中派出工作组，支持部分同学贴出了反击大字报，批判6月8日学生所写的大字报。

那几天，操场上人头攒动，情绪激昂的学生，如潮水汹涌澎湃地涌来。

8月1日~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8月5日，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至此，邯郸市各个中学和各中专、师范学校都纷纷成立了红卫兵组织。

那时，毛主席在我们心中已经树立了绝对权威，我们对毛主席的崇拜达到了顶点。广播里听到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我们群情激昂，振臂高呼”誓死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接着，“造反有理”的口号风靡全国，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

各级党政机关瘫痪了，各种秩序瓦解了，各种权威扫地了。

我们在斗争中也开始冲破各种思想束缚和禁固，逐步形成了敢想敢干的性格特征。

学校最初成立红卫兵组织时，能参加红卫兵组织的都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子女。因为当时到处在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这种极左思潮压得我抬不起头来。我不仅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组织，首批外出乘车串联也轮不着我们。我们成了”黑五类”子女，成了社会的边缘人。

说我属于“黑五类”，我不服气。凭什么说我父亲是走资派，我父亲曾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县政府为党工作。凭什么不让我们参加红卫兵，我与我班另外两个与我一样家庭有问题的”走资派”子弟陈风生、任世其商量，决定自己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起名叫“风雷激”战斗团。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战斗团”：全团共有我们3个15岁的学生，没有团长、副团长，三人平等都是团员。为了得到认可，我们专门到市公安局备了案，还正式刻了“邯郸市风雷激战斗团”的大公章，做了一面大团旗和几个红卫兵袖章。我们这个团从来也没有发展团员的打算，只图我们也参加了组织，当上了“红卫兵”。尽管人家正规的红卫兵组织不理睬我们，但我们自认为是参加了红卫兵。

　　全国的红卫兵早就开始乘车串联了。我们班已有两批正规红卫兵到湖北湖南高校串联抄写大字报，交流文革经验。开始，我们不敢外出串联，不敢擅自行动。后来看到谁也管不了谁，胆子逐渐就大了：不用谁批准，我们有了组织，自己开信盖章，乘车到武汉、长沙串联。到武汉大学抄大字报，到湖南第一师范交流造反经验，还趁机到韶山瞻仰了毛主席故居。

　　回到邯郸，从北京传来了毛主席又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从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开始，毛主席已先后六次接见红卫兵。没有人会批准”黑五类”子女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我心里不是滋味，但也不敢说什么。徘徊中我在等待，徘徊中我在思考。终于有一天，我自己下了决心：不用谁批准，我自己批准我去北京见毛主席。我悄悄地写了一封介绍信，瞒着那两个团员，偷偷盖上了“风雷激战斗团”的大红章，独自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我真的要去见毛主席！

　　到了北京在红卫兵接待总站登记后，我被安排在北京石油学院，住进了地下室，那里有许多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我被编进了2排，每个排都由解放军叔叔担任排长。为了见到毛主席，我哪里都不敢去，足足等了八、九天。

11月25日，毛主席要接见红卫兵，可我激动地等到天黑也没戏，这次又轮不到我们了。听说当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红卫兵乘大卡车从长安街通过。我多么羡慕人家呀。正在丧气时，突然接到通知，26日，毛主席继续接见红卫兵，我们住在石油学院的红卫兵要被接见。11月25日和26日两天的接见，都属于第八次，我们高兴的彻夜难眠。后来得知，这是文革中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如果我不是擅自决定来京，就会造成终生的遗憾。

　　26日凌晨4点起床列队，解放军排长训话，反复强调遵守纪律服从管理。“红卫兵小将们，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请大家自觉地掏兜，把身上的小刀、钢笔等硬东西交给排里统一保管”。

出发了，排长带领大家步行，一直走到长安街电报大楼前面，在长安街上列队坐等。十里长街，南北两侧红卫兵闪出了一条通道，我在长安街北侧。真幸运，我沾了个子矮的光。除第一排是解放军组成的人墙外，我是红卫兵的第一排。我的后面黑压压的一片，足有20多排。看来，今天毛主席是乘车从长安街通过，我在第一排，会看得很清，我十分高兴。

　　那天的天气真好，蓝蓝的天空飘着白云。

时间是那么漫长，我们从早晨坐等至中午，饿了，吃的是排长发的两个面包；解手，到路边临时围起来的布帐那里排队，然后回到原地等候，还不知道毛主席的车什么时候到来。

终于等到了下午1点30分，十里长街两侧路灯杆上的扩音器里传来了清脆悦耳的《东方红》乐曲声。大家知道，这是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车队从天安门城门开出来了。人群开始噪动起来。前排的解放军纷纷扭过头来命令前几排的红卫兵臂挽臂坐好，不许站起来。半小时过去了，仍然看不到车队过来。

突然，两辆满载解放军通讯兵的大卡车并排缓缓驶来。车上的解放军人人背着报话机，背后伸着长长的天线。

一辆广播车单排驶来，江青威武地站在广播车上。

毛主席率领的检阅车队开过来了。毛主席身穿绿军装站在敞篷吉普车上，他老人家红光满面，右手不停地向我们招手。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个个激动的热泪盈眶。我挥袖擦了一把泪眼，睁大眼看着毛主席高大的身影。啊，毛主席就在我身旁，离我很近，就有五六米远。我激动地高喊着*****的口号。

欢呼，跳越。激动的红卫兵狂热地喊着*****，声浪如同潮汐，排山倒海。

前排的解放军扭头训斥红卫兵:“臂挽臂，不许站起来！”他们的声音被淹没了。除了前五六排被解放军看得死死的臂挽臂互相制约着没有站起来，后面的红卫兵都蹦起来，狂热地喊着*****。

毛主席专车之后，每排是两辆吉普车。林彪、刘少奇、邓小平、朱德等中央领导分乘敞篷吉普车通过。现在回想起来真有意思，毛主席已经是第八次接见红卫兵，这是最后一次接见，却仍然把将要打倒的人带在身边，其实是在向他们展示自己的威信和实力。

车队渐渐的远去了，红卫兵们还在喊叫、跳跃，他们已经不知道，他们的鞋子早就被踩丢了。后来我看到满世界都是踩丢的鞋子，工作人员开着卡车来收拾这些鞋子。

我站在长安街上，激动的泪水仍然挂在脸上。

我眺望着远行的车队，沉浸在幸福感之中。我如愿以偿地见到了毛主席，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