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望：照片中的妈妈

二月之兰

第一部分 母亲的家庭与少年时代

1、我的妈妈庄进辉，1917年3月17日生于河北南宫县崔庄温屯，7岁在家乡上小学，1927年春10岁时，离开家乡到天津上高小。这是妈妈到天津后与她父亲庄子毅的第一张合影。当时外祖父在天津的南开中学任教。



2、1927年，妈妈10岁时第一次到照相馆照相，表情是怯生生的。

妈妈说，刚到天津上学，很被同学看不起，因为说话有家乡口音，被叫做“小侉子”。老感觉别人看不起自己，立志要好好念书，将来做大事，让人看得起。



3、1927年我外祖父庄子毅在天津南开中学任教时。

我的外祖父是中国最早接受现代教育的人之中的一员。他1892年出生河北南宫县崔庄温屯的一个地主家庭，家族中兄弟7人，他排行第二，从小被家里送去上学，希望他毕业后谋个一官半职，从权力方面保护家族的利益。

高中毕业他来到北平，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史地系，1919年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学教育工作。他曾经在天津南开中学、天津河北女子师范、直隶省立第三师范（滦县）任教，后来转做学校的管理工作，曾任直隶三师的教导主任、南宫中学校长、山东烟台志孚中学创始校长，他在志孚中学的任职时间长达7年。他渴望成为教育家，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



4、1929年在天津，母亲、外祖父与南宫同乡合影。

外祖父庄子毅（二排左5）、母亲庄进辉（二排左6）、同乡齐剑农（二排左2）、齐含珍（二排左4）、路桂慰（前排左1）。这些人是外祖父一辈子的挚友。

 

5、1930年，母亲刚刚上中学时。她的母校是位于天津的河北女子师范学校，她在那里一直从初中读到大学。

母亲从小热爱文学写作，常常写一点东西在报刊上发表，憧憬着成为一名作家。说到写作的动力，妈妈开玩笑说，虽然是独生女，可是外祖父对她很严格，只给基本生活费。那时候她正在长身体，学校的伙食吃不饱，常常感觉肚子饿。写一点文章发表，可以赚取微薄的稿费，到街上买吃的。有一回外祖父就看到她在街上买包子吃。

 

6、20世纪30年代，天津河北女子师范的校门（网络照片）。



7、1936年天津，母亲是河北女子师范的学生。

妈妈的性格开朗热情，又多才多艺：她喜欢写作，散文、小品经常在报刊上发表；她喜欢唱歌，声音嘹亮而婉转，几十年后还能用英语唱《红河谷》和《铃儿响叮当》，妈妈唱黎锦晖的《小小画家》充满了俏皮，教音乐的老师非常喜欢她，中学毕业时曾经推荐她去学声乐；她喜欢运动，擅长打排球和游泳，她排球发球是一绝，常常是一球直接得分，让对方喘不过气来，因此作为天津女排队员参加了1935年10月的全国运动会，到上海去打比赛。

妈妈还是热心肠的社会活动家，参加各种呼吁抗日的演讲，排演进步剧目。几十年后，我父亲担任了北京文化方面的管理工作，有一年春节曹禺先生来家里回访我父亲，恰好他不在家，是妈妈接待的。她对曹禺先生说：万（原名万家宝）先生您好！抗战前我在河北女师读书，是您的学生（1934年9月曹禺曾经在河北女师任教），我们还排演过您的话剧《雷雨》呢。说得曹禺先生又惊又喜。

我妈妈当年是河北女师的活跃分子，连她的低年级同学于兰（著名电影演员）都知道她的大名。

 

8、20世纪30年代，母亲中学时期，在校园中。颇有点意气风发的意思。 

9、20世纪30年代母亲在校园中。俯身在学校的草坪，留下浪漫的身影。 



10、20世纪30年代中期，天津，母亲庄进辉与外祖母庄许氏合影。

通常姥姥都是在南宫老家生活，照顾家里的老人，偶尔也会到天津看望丈夫和独生女儿。她的娘家在农村开了一家小杂货店，算是比较富裕的人家。养成了她勤快而温和的性格，只可惜她没有上过学，不识字。

 

11、20世纪30年代中期，母亲在烟台的大海里游泳。

那时候外祖父庄子毅在山东烟台志孚中学担任校长，妈妈每年暑假到烟台度假。



12、1931年4月26日，天津，与同乡友人合影。外祖父庄子毅（二排左2）、母亲庄进辉（二排左4）和同乡友人齐剑农（二排左3）、齐含珍（前排左2）等合影。

20世纪30年代是我外祖父最意气风发的时候。1930年，他在山东军阀刘珍年（同乡）的盛情邀请下离开家乡南宫，辞去南宫中学校长一职赴烟台，白手起家创办烟台私立芝罘中学（1933年更名为志孚中学，现在的烟台一中），担任初始校长。这所学校诞生于1931年9月28日。他办学正规，治教严谨，立校训“公诚勤毅”，沿用至今；他聘请的教职员都是水平高且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大学毕业生，学生纪律之严格、文化水平之高在烟台市所有中学里居于首位。 

他曾聘请刘宪曾、曹囿民等中共地下党员为学校教员，使志孚中学深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抗战初期在学生李丙令的组织下，志孚中学成为烟台“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发源地，一大批爱国学生由抗日救国投身革命，“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大部分民先队员走上了抗日第一线，有20余名队员到达了延安，另外有8名民先队员在抗日战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一时期志孚中学的爱国学生中还涌现出两个开国将军——李丙令（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政委）和华楠（解放军报社长、总政副主任）。

我外交部大使孙盛渭也是这些爱国抗日学生中的一员，是从志孚中学走上抗日前线的。他1933年考入志孚中学，在开学典礼上，校长庄子毅说：“我校是在日寇侵略的炮火中诞生的。‘九·二八’是我们的校庆日，但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九·一八’的奇耻大辱！我们不是一般的学校，我们是抗战的大本营！”这热血沸腾的话语是庄子毅校长留给学生最深刻的印象。 



13、1954年外祖父庄子毅在河北南宫县。

新中国成立后，外祖父应老朋友的邀请，和继外祖母马孟津到山东泰安一中教书。外祖父教地理，马教语文。20世纪60年代退休后，他们回到老家南宫县城居住生活。为了落叶归根，他们捐了8万元人民币，当时是巨款，在南宫轰动一时。

外祖父曾经是南宫县的风云人物，1928年他从天津回到家乡，担任南宫中学校长，进行了大力度的改革，广纳贤士，不分政见，启用了一批文化程度高、思想进步的青年教师担任教员，包括中共地下党刘宪曾、张一麟，培养了许多爱国进步人士，被视为南宫的著名教育家、开明士绅。他于1978年在南宫县城去世，活了86岁。

还想要另外提一笔的是，外祖父早年是一个立志改造中国的热血青年，曾经参加早期的国民党，在家乡号召百姓反封建，废除妇女的缠足陋习，提倡民主与教育。他能够以学识和人品取人，并不排斥异党，所以他所任校长的河北南宫中学、山东烟台志孚中学都成为共产党最活跃的地方，走出几十位著名的共产党人。但是由于他曾经是国民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他受到批判，我母亲也在土改时期被要求与她的富农家庭划清界限，与外祖父断绝了关系。一直到了1955年，母亲才经过党组织批准，与外祖父恢复了联系。他老人家特意从山东泰安到北京来看我们。他当年叱咤风云的英姿早已经不见，我只看到一个羸弱矮小的老人，拘谨而小心翼翼的样子。

回顾外祖父的一生，他的本质是爱国、民主，以教育立命的旧式知识分子，他也因为在教书育人方面的努力与奉献而被后人纪念。2009年南宫中学建校百年的时候，学校的党委书记曾经专程到北京寻找我和我姐姐，希望我们作为庄校长的后代参加校庆；现在的山东烟台一中（原志孚中学）的校史中，也清楚记录着创始校长庄子毅的名字和功绩。在现今的各类百科上能够查到庄子毅的名字，算是对这位爱国教育家的纪念与缅怀吧。

 

14、外祖母庄许氏20世纪60年代在北京。

“文革”前外祖母庄许氏在北京和我们家一起生活。她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性格温和，干净又勤快。小时候我们最喜欢吃外祖母做的猪肉韭菜凉粉馅儿包子。

外祖母是善良之人。30年代末外祖父与她离婚，另娶志孚中学语文教师马孟津为妻，她仍然住在庄家侍候老人，这是封建时代的忠贞，叫做“离婚不离家”。后来她孤身一人，来到北京与女儿一家共同生活。“文革”中被驱除回老家。

她生于1889年，卒于1983年，享年94岁。她是在老家南宫崔庄温屯去世的。

15、我还有一个小姨叫庄木兰，生于1947年，是在昆明被外祖父庄子毅及继外祖母马孟津抱养的孤儿，他们没有亲生的孩子。

小姨庄木兰一直跟着养父母生活，回到南宫县后，娶了一个上门女婿，生了一个女儿是先天性残疾，又准备要一个孩子，却在生孩子的时候难产而死。死的时候才三十多岁。

 

第二部分  青葱年代，为抗日投身革命（1938-1954）

非常遗憾，妈妈青年时代的重要经历却缺少了照片。我只能以文字来叙述。下面的文字来自我母亲“文革”中的交代材料，是一个简要的提纲，但是母亲的亲笔。

 

“13岁到19岁（1930--1936年），中学时代。当时正值“9.18事变”、“何梅协定”签订，国内有许多大事发生。“9.18”后，日本占领东北、冀东，成为伪自治区。十九路军蔡廷锴抗战，热河、察哈尔告急，我们抵制日货，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除了上正课之外，还看课外的进步书籍，如鲁迅的书，高尔基的书，对现实不满，不愿当亡国奴。我参加了1935年的“12.9”运动，但是未参加进步组织。

1936年--1937年，我上大学一年级，主要是补课，拟考北大，幻想当文学家。

1938年3月初，听说南宫县城来了八路军，我到县城里见到老同学焦其树等人，参加了县妇救会。

1938年3月- 8月，在南宫县妇救会、战委会，任宣传部长，担任《动员周报》的助理编辑。

1938年5月入党，介绍人白皎月、刘北斗（妇救会、战委会的组织部长）；

1938年8月- 11月，在南宫县抗日县政府工作，任第三科科员，担任《动员周报》主编。

1938年11月- 1943年秋，在冀南文协、冀南文总工作，负责编辑《抗战知识》、小学课本、《新文艺》、《救国堂》等。

1943年11月去太行山整风学习。在审干阶段，1944年春，曾提出我可能有政治问题，逼供信下，我先承认，不久又翻案。1944年底甄别清楚，结论是：无政治问题。

1945年5月- 8月，在冀鲁豫平原分局宣传部编审科任干事。

1945年8月- 1947年底，在冀南新华书店任编辑工作，负责编辑《工农兵》半月刊。

1947年底参加整党。整党之前，我退还衣物往家乡，不掩护自己家族的富农分子、地主分子。整党中，我只进行一般性的思想检查，与地富家庭划清思想界线。整党后参加了本地区（威县）的土改工作团。

1948年8月- 1949年6月，在冀南区党委宣传部编审科任编辑，负责编辑《工农兵》半月刊。”

 

我母亲大学肄业参加了抗日战争，来到抗日前线的冀南根据地。她在当年算是根据地数得着的大知识分子，会写文章，会唱抗日歌曲，一首“我的家在松花江上”“五月的鲜花”唱得全场热血沸腾，多少青年就扛枪参军打日本鬼子去了。她写文章编小曲，宣传抗日，《抗战知识》、小学课本、《新文艺》、《救国堂》《工农兵》等成为根据地最受欢迎的读物。



16、这是1945年8月- 1947年底，母亲在冀南新华书店任编辑工作期间的照片。当时冀南新华书店的办公场所就是在这样的老百姓家。

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我的母亲退去铅华，成为一个质朴的革命者。她将自己的作家梦转变为做一名好编辑的现实行动，

17、1948年在冀南根据地的威县，我们家的第一张合影。爸爸妈妈、姐姐和我，我和姐姐短短的头发，像两个小男孩。看妈妈的笑容多么欢快明朗。

妈妈是冀南根据地有名的才女，聪慧又热情，不仅文章写得好，而且“写得一笔风流字”——妈妈的柳体字写得漂亮又洒脱，在冀南根据地是出了名的，当时区党委呈送中央的报告，都是由妈妈用漂亮的小楷写好，由专人送往延安的。



18、我父母的许多同学朋友，在投身抗日参加革命队伍之后，都发生了这种从衣着到心灵的变化。

照片说明：

左上，李宝光阿姨和女儿

右上，赵起扬叔叔和李正一阿姨

中间，罗梦槐阿姨和严叔叔

左下，张会清叔叔和王阿姨

右下，魏震伯伯及儿子。



19、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6月，冀南区党委宣传部的一张合影。在第一排的右3穿深色衣服的就是我妈妈，她身前站立的小孩就是我。我生于1946年，那时候已经3岁了。妈妈左边的是宣传部部长薛迅阿姨，一个女强人和她的女儿露露。我的父亲在第二排左2，戴眼镜的胖子。真喜欢我妈妈的笑容，明朗的笑容，富有魅力的笑容。不知道我姐姐上哪儿去了？

记得父母曾经说过，那时候根据地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管理，所有人一律管吃管穿，但是不发工资，只是按当时小米的价格发一点津贴，级别差距就体现在这一点津贴上。

这一时期，我妈妈在冀南区党委宣传部编审科任编辑，负责编辑《工农兵》半月刊。那本杂志每个月发行5万多份，发行量在当时是很可观的。



20、1949年7月，我妈妈被选为华北地区的代表，参加了在北平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21、母亲在1949年。



22、1949年在河北省府保定的全家合影。

1949年9月，我们家进城了，到了河北保定。那时候共产党取得了在全中国的胜利，党中央把冀南、冀中和冀东三个根据地合并在一起，成立河北省，省府就在离北京不远的保定市。我父亲到河北省委宣传部工作，我妈妈到河北省文联编辑部工作，任副部长，负责编辑《河北文艺》期刊。



23、1953年我家住在北京鼓楼南的后圆恩寺胡同，那时候我刚刚上小学，我姐姐比我大两岁半，她上四年级了。

1951年3月，我的父母从河北省委调到北京，到位于鼓楼南的后圆恩寺胡同的华北局宣传部工作。我妈妈在宣传部文艺处，担任副处长，处长是诗人阮章竟。妈妈的工作是协助处长负责处内的行政工作，业务上负责审查文艺作品和戏剧作品，管理华北地区作家。他们那个处人才荟萃，不是作家就是画家。这一段时间妈妈工作心情舒畅，视野更加开阔。



24、妈妈是中国作家协会的第一批会员，那时候她为儿童写了两本小人书，配图的是画家古一舟。



25、1954年华北局撤销之前。华北局宣传部文艺处合影。

前排左起：于翔阿姨、庄进辉（我妈妈）、王贤敏阿姨；

后排左起：XXX、阮章竟、任桂林、王波云。

1951年3月- -1954年，我妈妈在

中共中央华北局文艺处工作。由于发生“高饶事件”，全国的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六个大区突然间都被撤销了。自此之后，妈妈离开文艺部门，转到全国总工会工作。

 

第三部分 中年，辉煌与灾难（1954——1969）

1954年夏，华北大区撤销，干部们重新分配工作。原本我母亲分配到对外文委，可是她坚决拒绝了，立志到工人中去，自动要求到了中华全国总工会，那里正需要知识分子干部。

全国总工会属于中办系统，新中国建立初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因为新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领导者。而且我党解放前在白区的工作，很重要的就是在产业工人中间开展工作，故有“毛主席到安源”著名油画的诞生，也广泛流传着刘少奇在湖南安源发动煤矿工人大罢工的革命故事。

1954年，正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总工会最辉煌的岁月，刘少奇担任名誉主席，主持实际工作的是赖若愚主席，全总的干部配备强大，特别设有国际部，开展与苏联的合作，学习苏联的经验，学习从工厂建设、工人培训到共产党掌权后的工会工作应该如何开展，全总请来许多苏联专家对中国的工会干部进行培训。20世纪90年代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当时就在全总国际部担任俄语翻译；全总的妇女工作部也很忙碌，常常要参加国际上的妇女会议、女工会议，女工部的部长是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她看上我母亲能说会写，英文也略知一二，满心希望我母亲到女工部去，可是我妈妈执意到了全国电业工会（后来更名为全国水利电力工会），作了电业工会的宣传部长。

母亲从中国电业工会宣传部长、秘书长，一直到1964年担任中国水电工会副主席，度过了一段辉煌岁月。

到全总不久，1955年10月，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会举办，我母亲率领电业系统代表队参加，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女领队，据说当时场面还有些小的轰动。而且，电业工会队的女子篮球获得了全国第一名，男子篮球队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在之后的一段时间，我妈妈的主要工作就是率队在全国各地打比赛，然后还打到国外去了！1956年，母亲率领电业工会的男女篮球队到朝鲜进行友好访问，和那些年轻队员结下友谊。1964年，妈妈又随全总女工部杨之华部长到东欧出席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的会议，妈妈的能力与才华得到充分施展。

 

26、1954年，妈妈（左4）到全国总工会工作，担任中国电业工会宣传部长。从此开始了接触工厂、工人，维护工人权益的工作，经常到全国各地出差。

按照母亲的级别，她乘火车可以坐软卧，可是她坚持和年轻同志一起坐硬卧，在旅途中谈心，相互了解。

记得当时的全国总工会大楼在西长街上，是一栋爬满绿色爬山虎的三层小楼，斜对面就是新华门。



27、1955年，妈妈在电业工会的楼前(前排右1）



28、1955年10月，妈妈（第二排右6）率领电业工会的体育队到全国打比赛，在长春。



 29、1956年的妈妈。



  30、1956年，母亲(右2）率领全国总工会电业工会体育代表队访问朝鲜，进行友好比赛，在车站受到热烈欢迎。



31、各种接见、合影（右5是我妈妈）



32、中国电业体育代表团在朝鲜各地访问（右4是我妈妈）。



    33、女子篮球队在比赛中。



  34、朝鲜副委员长隆重接见（我妈妈在前排右4）。

35、中国电业体育代表队在朝鲜的大海边合影（右5是我妈妈）。



36、在之后的日子里，女篮队长费特和男篮队长曹平结为夫妻，一对俊男靓女。



 37、20世纪60年代，在办公楼前，接待东南亚来宾的合影（前排右1）



38、妈妈是一个非常善良富有爱心的人。

讲几件小事：因为工作繁忙，全总曾经在珠市口西的甘井胡同分配给妈妈宿舍，我们的左邻右舍都是全总的职工。当时全总的干部许多是从全国劳动模范中选拔出来的，人很质朴，但是生活比较困难，一家五六个孩子，老婆不工作，一到月底经常是捉襟见肘，揭不开锅。妈妈总是默默地帮助他们，把家里的粮食给他们送一些，把我们姐妹的衣服给他们的孩子穿。

1959-1962年我在北京师大女附中上初中，班上的同学大多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孩子，也有少数工人和城市贫民的孩子。我的同桌家就住在天桥棚户区，生活比较困难，家里5个孩子，她是老大，家里的粮票、油票都由她管着，她还要管着弟弟妹妹，每天放学后要买菜做饭。记得有一天她上学迟到了，而且一直埋头趴在桌子上，无精打采。询问之下才知道，她不小心把家里的粮票弄丢了，十几斤粮票呐！在困难时期，粮票比钱还重要，丢了粮票全家人就要饿肚子。我回家跟我妈妈说了，第二天妈妈让我拿了家里的粮票送给我的同桌，解了她家的燃眉之急。

还有一件难忘的事。我的一位同学与我是很好的朋友，聪慧而多才多艺，功课很好，不幸她的父亲在初二的时候突患心肌梗塞去世，她们家没有了经济来源。报考高中的时候，她报了中等技术学校，因为那个学校管吃管住。可是开学报到的时候需要交报到费、学费，是一笔不少的钱。她该怎么办？我妈妈知道了，拿出30元钱让我给那位同学送去。后来这位同学经过努力成为一家大型国企的中层管理人员，她说那笔钱她一直珍藏着，心里牢记这份雪中送炭的温暖。还说，我妈妈用行动做了最早的“希望工程”。

妈妈一直是我们家精神与情感的支柱，维系着全家的对外交往和联系。我母亲是独生女，亲戚比较少，她把我父亲那边的亲人当自己的亲人。老家的叔叔、姑姑经常来北京看望奶奶（“文革”前奶奶、姥姥都跟我们家一起生活），都是住在家里，一住就是十天半个月，和妈妈亲亲热热的，比跟我父亲还熟络。我同父异母的哥哥高中毕业到北京工作，住在家里，老家的大姐也常来北京住在家里。母亲的表姐妹家有我的一个表哥，考上大学后交学费有些困难，也是我妈妈供给他上大学的。父母一个老战友的儿子小家庭遇到了巨大困难，不好告诉自己父亲，妈妈知道后立刻拿出一笔巨款给他，解决了困难。

妈妈有才华又有人品，她的老领导张磐石（《人民日报》第一任社长，中宣部副部长）夸赞我妈妈是“百里挑一的好同志”。



 39、出差到东北，妈妈（左1）与抚顺电厂党委书记魏敏（中间）、贺之（右）在大伙房水库。 



40、妈妈（前排右3）1965年参加“四清”在抚顺电厂。



41、1965年在北京，妈妈（二排左1）陪同水电部部长刘澜波（二排右4）等领导一起观看演出。 



42、1966年，“文革”前我家的最后一张合影。此后家破人亡。



“文革”是一场社会性灾难，它使我们幸福和睦的家庭遭遇家破人亡，失去了家庭的精神与情感支柱——最亲爱的妈妈。

1966年“文化大革命”从天而降，使整个国家陷入动荡和毁灭之中。我的父亲因为在北京市又从事文化方面的管理工作，所以首当其冲受到冲击。但是偏偏此时我妈妈又被任命为驻北京清河毛纺厂工作队的队长去“救火”。我母亲曾经请辞，认为考虑到我父亲当时的处境，她并不适合担任这样的工作。但是当时中央向全总要人，全总已经提不出合适的人选，认为我母亲仅仅是全总的中层干部，作风民主，群众关系好，应当可以胜任。但是，一个月的“救火”却带来无尽的灾难——接连不休的批斗，弄得她身心俱疲，又担心我父亲的处境，整日忧心忡忡，以致患上了癌症。1967年夏手术，术后正在恢复期间，单位的造反派追到医院，威胁医生：“她是黑帮的老婆，不要让她拿养病躲避政治运动”，从此医院不再敢给妈妈开病假条。妈妈只好坚持坐公交车去上班，一站地都走不下来，走走停停，疼得捂住肚子，蹲在地上喘气。不久病情复发，最终丢掉了生命。

 

43、1968年，我母亲在患病手术后，在南长街的家中。背后是故宫的西华门。我们在南长街14号的家住了近30年（1959-1986），那个地方在南长街北口，靠近故宫的西华门和中南海东门，我家的东面窗户下是故宫的筒子河，可以隔着河与西华门相望。



44、1968年，妈妈在康复中。这是母亲在人世间的最后留影。 



我的母亲病逝于1969年5月4日，终年52岁。至今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如今，我们只能在照片中怀念母亲，回忆与母亲的点点滴滴。那些年，那些事，虽然细小，却无比温暖，那是母亲人格与人性的力量，那是她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