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有痕——我的知青往事（十）

文道六十

美篇平台上有关下乡知青的文章和图片犹如繁星般丰富多彩，参与话题的人数之众、涉猎区域之广、记录事件之泛、时间跨度之长皆令人瞩目。我作为全国1700多万城镇下乡知青之一，是那场浩大运动的亲历者，那些个劳其筋骨、晒其体肤、起五更搭黄昏、面朝黄土背朝天、与天斗与地斗的日复一日，那种身心俱疲、前途渺茫、无助无望的苦涩岁月，像一抹橡皮涂擦后留下的模糊印迹留置在脑海里，经年难忘。日出而作日落不息的日日夜夜，我不想拾人牙慧流水账般的再去描述它，只想把自己记忆深刻的几件往事简要记述，一事一议，独立成篇，参与话题一叙。 十、心系农场，情绝挚友75年9月我离开农场招工到县农业局，当了一名农业技术员。 局人事部门往各公社农技站分派人员时，为了更好的磨练自己，经得起组织的考验，我主动要求去最偏远、最艰苦的地方，农业局就把我分到了位于县城最远的东南角、距县城五十多华里、被当地老百姓称为“鸡叫听三县”的一个新建的公社里。 说是一个人民公社，其实就一排刚建成的瓦顶平房，旁边两间草房是临时伙房，没有餐厅，公社人员吃饭就端着碗到办公室里吃。平房前面一个大空场子也没院墙，更别说大门了。 公社距县城五十多华里的路程，有三十多里土路，不通电不通车不通自来水。整个公社没有一辆汽车，书记下乡工作全靠11号（两条腿的戏称）；夜晚办公靠每人配备的一盏罩子灯和定量的煤油。那排平房除了中间一个大办公室外，其余房间均是办公兼居室，书记每人一间，其他干部两人一间，一排平房拥挤着这个公社的几十名干部。 我们农技站四个人（就我一个女生），一位是家住附近村子的站长，三位是我们刚招进的知青。农技站没分一间房，站长给我仨布置工作时，就在大办公室里。我们三人工作分散在不同的生产大队，平日里与村里的农民同吃住同劳动。 公社唯一的女干部是妇联主任，她家也住在附近，但还是分了一个房间。 妇联主任出身于抗战时期的小八路，识不了多少字，能认不能写的文化水平。其时她已年近五十，还在公社下面的生产大队驻队参加整党运动（抽调到整党工作组）。 我的到来，很快成了妇联主任得力的“御用文人”，整日里像她的专职秘书一样，跟着她下队开会、调研、记录（和大队干部谈话）、整理材料等等。她的房间自然也成了我的临时住所。由于我不是党员，虽然是公社最年轻的笔杆子，也只能是整党工作组的编外组员。每次开会作为列席代表，没有发言权，只是旁听。负责记录、整理、编写、上报工作进度等事项。 此时刚离开农场，人走了，我的心还怀恋着农场的生活。好在农技站和农场业务上同属县农业局，所以和农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与崔云（见第八篇记述）的姐妹情，与其保持的通信往来，更让我感觉并没有走出农场这个家。 那个时代有关知青回城就业的国家政策是：必须劳动锻炼满两年才能招工招生，或者送往国家需要的地方。这时我们下乡已两年半了，农场的同学们陆陆续续被推荐到工作岗位和大中专院校，连同我们那批招工进农业局的11人，农场知青走了一大半之多。到75年年底，剩余的已不足20人了。崔云的信中，经常谈到其余知青的情况，我常常以为仍然和他们在一起。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却如晴天霹雷般炸碎了我与崔云及知青的和谐关系，颠覆了我对人性善恶的认知，断送了我和农场知青的友情往来！ 那是1976年的初秋季节。一天下午，在大队部办公室，我正在列席参加大队整党工作会议，被人从屋里叫出来。到院里一看，公社管姓公安助理和两名穿制服的警察正等着我。 管助理这人平日里活泼不足严肃有余，我的工作和他没有交集，除了相互打个招呼，几乎没说过什么话，总觉得他威风凛凛的。 突然出现的这个阵势，吓得我浑身发抖，恐惧到了极点。 他们三人带我往稍微隐蔽的地方站了站，管助理也不介绍那俩警察有何贵干，直接开腔问道：听说最近你传播了“总理遗言”？“是的……”我颤抖着声音，胆怯的答道。“那是反革命谣言你知道不？”说到这里，我已明白了他们的用意——追查反革命谣言来了！惊恐之下，情不自禁，“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哭声引来了几名群众围观，警察也不赶撵，只顾给我谈话。他们语调倒是不高，但态度却很强硬，你一言我一语的说，现在全国都在追查，形势很严峻，今天追到你这儿了，知道你不是根源，你从哪儿得的消息呀？……我稍微冷静了一下，顾不上围观群众的嘲笑，嚎啕着喊：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我是进步青年，我是入党积极分子……我做梦也没想到那是谣言…… 警察们奔波了大半天很是疲惫，又看着我吓坏的样子，一时半会儿也提供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便低声慢语的动员我，先把平时写的日记啦笔记啦抄录的东西啦等等都交出来……最后撂下两句话：三天的考虑时间，必须供出谣言的来历！否则，自毁前程，后果自担！……又一次日记被查（参见第五篇），又是文字惹的祸！我在心里狠狠的骂自己手贱爱抄抄写写，又自责眼瞎交友不慎…… 怎么说交友不慎呢？因为祸端的起因我心里一清二楚：唯一的可能就是我的农场好友崔云！ 一个月前，我给崔云的一封信中，讨论了晚年时期的主席给总理的那首诗（也称总理遗言）： 诉衷情当年忠贞为国愁，何曾怕断头。而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何知宝黛入神州！（传抄作品，个别字词有异） 是崔云告发了我吗？应该吧。因为我只给崔云写信谈了这首诗，没有给第二个人说过，同时在信中强调说这是手抄本，没有公开发表，注意保密等等。但又感觉，以我对崔云的了解，她的人品不会干出陷害朋友的缺德之事。可是，又实在想象不出消息怎么跑到公安部门的！除了她没有二人呐。看来真是人心不古呀！越是关系深，害人就越狠。这世上还有谁可以相信？还有好人吗？…… 那天秋高气爽微风和煦，我感到的却是透彻脊骨的寒凉……！是喜好抄写腰斩了我人生的希望之路，是好友的出卖断送了我光明的政治前程，我便在心中暗发毒誓：后半生一定要与文字绝缘！ 从此我与日记告别，与好友决裂，同时切断了和农场知青有关的一切联系。再说这首诗的来历。那是我一个多月前进城办事，借宿在县城工作的舅舅那里。舅舅在这个县农机修造厂担任总工程师，有一间寝办合一的居室。晚上在这样灯光明亮的单间里，如果再有一本香书伴读，那将是多么美好的“艳遇”！可是那个年代能找到一本可看的书太难了。在舅舅的办公室里，我扒来扒去，只在抽屉里发现了手抄的那首诗，一时喜出望外！爱不释手的读了几遍，赶紧拿出笔找张纸抄了下来。带回公社后，又给崔云写信进行了探讨。结果，就有了上述的飞来横祸。 三天的时间很短，用邮局通信（一封信邮到城里要四、五天，电话又极不方便）已来不及告诉我舅舅，只好托人捎信给舅舅说了这个猝不及防的坏消息；三天的时间很长，被禁足的日子、迫使写检查交代问题的时光度秒如年！…… 三天过后，我在人民公社的地位一落千丈，由一名争取入党的进步青年判若两人的成了散布谣言的可疑对象！ 失望、绝望的情绪包裹着我，心烦意乱，整夜的失眠，噩梦缠绕，仿佛置身囚笼，随时都有获罪入刑的牢狱之灾降临！ 可是几天过去了，两周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一切平静如常，我仍然被信任的做着整党工作组编外组员的工作，公社书记依然肯定和鼓励着我的努力！…… 公社书记每人配备一盏这样的罩子灯办公 整党工作结束，抽调到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工作队全体成员在公社排房前合影（前排中间为本人） 后来我知道了，对我的追查来自于那年清明节期间发生的天安门广场事件（简称四五运动，1978年11月平反）的影响；我还知道了，诗词是我舅舅是从他的一个大专同学（在大城市工作）那里摘抄的，追到那城市时形势已发生反转，查抓活动被定性为压制革命群众运动的性质，不再继续。但对于我所处的小县城，其时却因消息滞后、孤陋寡闻，加之执行中的过度排查，导致了我在闭塞的农村白蒙冤枉深受其害。 也许公社书记间接的知道了事情的结局，才没有对我另眼看待。可我，却没有人告知这一切的一切，背着“可疑分子”的黑锅，心情抑郁的度过了那段灰暗的日子。直到打倒四人帮之后的1977年深秋，听说中断了十年的高考要恢复了，我压抑的情绪才得以释放。 恢复高考的消息，像一根救命稻草，又如一针强心剂注入身体，让我振作起来，重拾信心，紧紧的抓住这一契机，集中精力迎接备考。…… 考试完毕填报志愿了，我却惊魂未定，想起曾经发过的毒誓，有意避开了心仪已久的文科专业，在大学本科一栏，违心的填报了省内两所不起眼的院校和中国农业大学三个志愿，选择了农林、气象、数学（师范）等少人问津的志向。其余大中专六栏（77级志愿书只有九栏）全部空白。在最后的是否同意调剂院校或专业一栏里，毫不犹豫的填上了“同意”俩字，为的就是让自己远离伤痛之地，尽快走出心灵的阴霾。1978年春节前夕，我被东北的一所全国重点院校录取（志愿未填的工科院校），成为四人帮倒台后的首批大学生之一。同年三月份，带着一颗伤痕累累的心，我终于远走高飞，彻底的离开了下乡的农场和其所在的县城。…… 知青下乡两周年，场领导和班组知青、职工合影（一）前排中间两位职工是军嫂，二排中间三位是场正副党委书记和场长，其余为女知青 知青下乡两周年，场领导和班组知青、职工合影（二）前排右一至右四为职工（其中两位是军嫂） 　　 后续——误会解谜再见到崔云和农场当年的知青，已是六年之后的八十年代。 时年我大学毕业已在省城安家立业。回第二故乡探亲之际，几位昔日知青好友探得消息与我小聚，崔云寻得一单聊时机，一脸迷茫的问及我多年失联的原因，埋怨我随地位而变了心，我俩才知道这里面有一场天大的误会！告发我传播总理遗言的不是崔云，而是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75年秋我招工走后，我俩的寝室就是崔云一个人住了。76年春末那封探讨诗词的信，崔云看后，随手（展开着）放在了窗户下面的办公桌上。 中午她到食堂排队打饭的当儿，被农场一个姓贾的技术员，打饭路过崔云寝室门口看到，随即不打招呼进屋，拿着信件把那首诗誊抄在农场的黑板报上（崔云居室的屋山墙）。 之后的几天，他又用蜡笔刻写油印，散发给场里剩余的知青人手一份，号召大家诵读学习。很快这首诗词便流传到了场外的小县城内。 这种偷偷摸摸的阴暗行为，崔云并没有责备老贾，毕竟在当时书籍极度缺乏、青年人求知无门的年代，助力他们学习知识无可厚非。但当被作为谣言追查时，这位老贾的表现却更不地道，令人不齿！无论是其主动举报还是被迫反映，事后都应该告知崔云一声，可是他却自认为人不知鬼不觉、天衣无缝的将我直接提供给了县公安局！事后还佯装若无其事的样子，把两头不见面的我和崔云都蒙在了鼓里，以至于两位挚友心生间隙长达数年之久。…… 谜团解开了，立刻冰消雪融，我和崔云旧好重续，深厚的友情一直保持到终老！ 这段跌宕沉浮的经历，让我不胜感慨：世上有多少永远无缘解释的误会，有多少永远无处伸张的冤屈！无疑我是幸运的，在适宜的年华里，得到了消除误会的机会，挽回了本不该损失的友情！还让我重拾舞文弄墨的喜好，在有生之年，撰写我与知青朋友的美好篇章。 离开农场多年，还是想回来看看今年的收成咋样？几位知青在当年劳动过的麦田里 回到场部，老工人还能认出当年的知青，甚至叫得出名字。看的我眼睛湿润了 老工人亲切的邀请知青到自家做客 下乡20周年纪念日，农场知青在当年修建的大坝前面合影 下乡30周年纪念日，农场知青相聚合影 2010年部分知青的聚会 下乡43周年纪念日，农场知青相聚合影 别了，我的知青岁月，我的知青朋友，过往已刻在了骨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