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记忆

柳暗花明

我出生于冬月二十三，据妈妈说，呱呱落地时，正是隆冬的早晨太阳升起。接生的奶奶说，孩子日出时出生的，就叫娜仁高娃吧。叫着，叫着，就直呼高娃了，上学后前面又加了姓氏，叫田高娃。“高娃”蒙语的意思是美丽，我虽不是美丽出众，但也端庄标致。我懵懂记忆中，我五岁的时候，是妈妈领着我和大弟弟从呼伦贝尔回来，爷爷赶着牛车接回来的，从此我就成了巴嘎呼萨人。据奶奶说巴嘎呼萨、伊和呼萨最初是留长胡子的兄弟俩居住的地方，哥哥住的是东头称伊和呼萨，弟弟住的是西头称巴嘎呼萨。是不是真的，没有文字考证，但从蒙语的语音推断，很有可能。巴嘎呼萨村东面、西面、北面地势较高，是典型的沙坨地貌，南面是西辽河冲积平原。西辽河弯弯地流过村前。河岸长着沙柳，种着庄稼。村子里住着几十户人家，其中姓田、包、金的人家多。村里与我同龄的人有十几个，同在一个屋檐下长大的两个姑姑，还有漂亮的少华姑、满荣姑、老丫姑，还有同辈的春香、葡萄、芙蓉、………还有调皮陶气的男生。

春天，春风刮起来了，村前的小河融化了，布谷鸟“布谷、布谷……”叫着，村里的榆树上挂满了绿绿的榆树钱，村西北的小学院子里梨花开得如白雪，似白云，非常美。大人们开始开犁播种了，猫了一冬的孩子们纷纷走出屋，爬树上搂榆树钱，拿铁锹挖红根儿，酸巴溜，男孩子追跳兔……女孩子用粘泥捏各种各样的东西，弄得小手背都是裂开口子的。68年的春天，我九岁了，已是入学年龄了，那时都是春季入学。因家里穷，连仅用一尺二寸花布缝制的书包都没有，更不用说买书包了。妈妈用带补丁的一块布给我包了两个作业本，两根儿铅笔，送我去上学。教我的是殷扎布老师，学蒙语阿额义，不到半年，文革开始，学校停课了，老师也走了。69年接着上学，学汉语了。记忆中的春天是那样欣欣向荣，萌芽着我求知的欲望。

夏天，村里的大人们是起早贪黑地铲地，生产队的食堂也开了，高粱米饭，炖豆腐。乡村的田野郁郁葱葱，坨子上的桑树结满了桑椹，黑中带红，吃上几粒，酸中带甜，吃得嘴巴黑了，小脸也上彩了，个个像大花猫。村学校放学早，放学归来后邀上几位同伴割猪菜。带上口袋、割菜刀、菜筐，牵着毛驴去去河滩或庄稼地的垄埂上，先把毛驴拴好，开始割，割了一堆就装口袋，然后再割再装，把口袋装满了驮在驴背上，就兴高采烈地回家了。夕阳暖暖地照射着村子，村子里已是炊烟袅袅。大人们劳作一天也收工了，最热闹的小河边，村里的大人小孩都到河里洗澡，洗去汗水和尘土，洗去一天的疲惫。晚上，家家拢起一堆青蒿，点上拢烟驱蚊，大人们东家西家坐在一起唠农事，我有时为了乘凉爬到房顶上躺着，夏日里气压低，好像天空就在咫尺之间，无数颗星星一闪一闪的，是那么明亮。遥望着天上的银河、星星，想像哪颗星是织女，哪颗星是牛郎。牛郎织女的故事是从七斤老师（大名是布日古德，曾经是甘旗卡二中的校长）哪儿得知的。七斤老师经常来我家，与父亲谈三国谈水浒………那时的我在旁边听着，特别渴望读书学知识。

秋天，高粱红，谷子黄，庄稼都成熟了，人们披星戴月地忙于秋收，学校也放农忙假，裴淑华、朱得山两位老师领着我们排成队去田里，帮助大人捡大田里遗漏的玉米棒、高粱穗……。

东北的冬天很漫长，忙碌完秋天，冬天农活就比较少了。但奶奶和妈妈每天忙着缝棉衣棉鞋。我和小姑在旁边玩过家家。记忆中最深刻的是69年的冬天，生产队天天开批判大会，每次的批判会都让我心惊胆战，怕爸爸被揪去批斗。那一年新鲜事也不少，什么知青啊，贫宣队啊，跳忠字舞啊，饭前背毛主席语录啊……最让我暖心的是从远方来了五爷一家人，而且姑姑、叔叔与我年龄差不多，他们能歌善舞，知道很多我所不知的东西。冬天里最幸福的时候，一个是杀猪吃猪肉，吃香喷喷的血肠。还有是过大年，吃饺子，玩灯茏，贴年画和对联。杀年猪，过大年，是我童年最难忘的最丰盛的饕餮，成为一种心中最美好的情结。

说到童年，竟然找不到一张照片，那时没有手机拍照，留下了的照片也很少，说到照片就数村里五姑等十七位女生的合影印象最深，长长的，粗粗的辫子，自然的美，美的清心纯洁。童年时光很短暂，留下了乡村孩子的苦与乐。五十多年了，童年生活中的那些人，那些事让我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