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香一瓣忆母校

陈国俊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已是“文革”中期。1972年暑假后，16岁的我进入了省丹中。能进这所当时被丹阳人誉为“最高学府”的学校，倒不是因为我的成绩特别优秀，而是文革期间已取消了高中入学考试，我因地利而被划片招生入校。 由此始，我与母校结下了一辈子难忘的情缘。 校园 记得刚进学校时，新校园、新师生、新生活，一切新鲜。 且说校园。朝南的大门比较简陋，就是砖砌的两个门柱，两扇对开的钢管框架铁丝网门。进门一条大道，是为中轴。东侧小山头是气象山，上有地理苑，地球仪、星座图、测风仪、百叶窗，那会儿的感觉是满满的科学范；还有美术室、钢琴房，被孤陋寡闻的我叹为艺术殿堂。 山坡下道路旁是一条橱窗长廊，各学科的“学习园地”在此争奇斗奥，各展其妙，是学生课余最爱围观流连的地方。 西侧的葱茏园圃是植物园，树挺花娇、含英咀华，许多秀木奇葩令我眼界大开。不仅如此，园圃深处还藏嘉山蕴秀水，山名“笔架”水名“砚池”，拱桥亭阁，鸟语花香。这一路寓教于景，我如刘姥姥之进大观园，喜不自胜。 　　再往前行，气象山北、植物园东，是一个广场。平时为教工球场，一场场篮球排球大赛在工余时刻频频上演，像那些能飞身上篮、鱼跃救球的“健将”如魏铭亚之类，便成了学生心中的偶像；重大喜庆之日，便是全校师生集会之所，节假庆典、大型会议、文娱表演皆在此举行。 广场之东是六幢两层的“苏联楼”，除了最西北的一幢为教师办公楼外，其余皆为教学楼，高中三幢初中二幢。当时的小小县城，楼房极少，能有如此门高窗轩的密集楼群，真是蔚为壮观了。想想日后就要在这等楼中读书，心中不是一般的得意。后来发现，每到毕业之时，师生都会齐集广场，以教学楼为背景，留下一张珍藏终身的毕业合影。 广场北面与楼房之西的交界处，是一面长约20多米的黑板报。每逢板报出新之际，师生们在此会情不自禁地留步驻足，学校新闻、师生美文、竞赛喜讯、校园花絮……，还有那隽秀的板书、巧妙的排版和精美的插图，令人长伫其前，久久不忍离去。那些担任黑板报编辑、书写和插图的学生，更是一脸神气，自豪无比。到了八十年代，即使暑假也有人不断关注，因为省丹中学子高考金榜题名的最新信息会在此公布。 让省丹中师生自豪的还有黑板报和教学楼北面的运动场，一溜排十余片篮球场和当年全县“唯二”的标准田径场（还有一处在县体育场），这在我们眼里真是了不得的高大上。每年一度的学校运动会和全县中学生运动会都会在此隆重举办，鸣枪声、呐喊声、欢呼声和广播声，不仅营造了学校的高光形象，还膨胀了我们学生小小的虚荣心。 　　运动场的西面是“生活区”。中间有一大片菜园，我曾好奇地深入腹地探寻过，发现边缘临近围墙处还有鸡棚猪舍，一位身材偏矮、五十岁左右的男人正在埋头劳作。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位“走资派”，名叫吴椿。文革后吴椿成了省丹中校长，在他的引领之下学校业绩辉煌、声誉日隆，奋力跻身于首批省重点中学之列。后来吴校长去高校担任过领导，最终在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的岗位上卸任。 　　菜园的北面是宿舍，一排排带院子的平房，虽然低矮还算整齐。文革期间没有寄宿生，住的都是教职工和家属，锅碗瓢盆、老少一堂，很有些烟火气息。学校食堂在校园的最西面，面积大约有上千平方米，当时真是觉得好大呀！食堂正门上有“膳厅”两个大红字，我们初来乍到，见识又浅陋，大概猜到“膳”和吃饭有关，但不知道读音是啥，秀才不识字，只读半边音，居然也蒙对了。食堂之北的一排平房，是烧开水的“老虎灶”，还有当年省丹中人难以忘怀的“澡堂”，丹阳话叫“温堂”。由于烧水不易，澡堂每周开两次，男女轮换，人满为患。 难能可贵的是，虽是小小县城中学，文革前就有了图书馆和校办厂。在砚池之畔，林木扶疏之处，藏书万卷的图书馆和已有若干机床的小工厂比邻而设。我不仅在图书馆借书，还在小工厂里学过“工”呢！ 这些年学校面貌焕然一新，校园建筑和设施早已不可同日而语。“苏联楼”、大菜园早已被新厦大楼所取代，运动场中橙色塑胶跑道醒目，恒温游泳馆拔地而起。 　　旧时的校园大多只能在记忆中寻觅了，但有一座建筑伴着一棵古老的梓树，依然默踞于校园深处，那就是“大成殿”——一座飞檐翘角的古典建筑，早年丹阳文庙的主殿。在上世纪70年代末，大成殿被改造成了“电化教室”。省丹中对学校的教育理念有一个极简概括：“大成教育”——人皆能大成之谓也。如今，大成殿与笔架山、砚池水，就像从久远岁月中走来的三位沧桑老者，只有他们还能见证丹阳文庙和省丹中的前世今生。 老师 我们读书时，高一年级有12个班，按照文革建制，年级和班级各以连、排命名。那时的年级负责老师被称为“连长”，明明是班长的学生被古怪地叫作“排长”。我还依稀记得，开学初先由连长傅祥新老师对全年级学生作广播讲话，每个排（班级）在教室听完广播后，再由既不是连长也不是排长的班主任讲话。不过这种军队建制不久便无声无息改变了，也不知何时还原成年级和班级了。 学校的老师多是全县久负盛名的大咖，例如数学组就有因各擅专长的老师被叫作“某代数”、“某三角”之类。至于会说能写的，则被称之为“某铁嘴”、“一支笔”等。 　　我到学校的第一堂课是何鸿文老师上的语文。那时的何老师三十多岁，净白面孔，黑框眼镜，普通话算是南方人中说得比较标准的，语调恰如其分的抑扬顿挫，语速恰到好处的不疾不徐，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文静儒雅。但我觉得何老师的肤色太白了，似乎有点不同寻常。后来才知道，他是刚刚从“学习班”里出来，此前一直作为“516嫌疑分子”（注）被关受审呢！那个时期，“516分子”是个神秘而又沉重的罪名，受审者一定是精神和肉体备受摧残，即使出了“学习班”也该是丢魂落魄、神情憔悴才是。可何老师除了“白”外，不仅一切与常人无异，还有着招牌式的微笑，自然欢悦若从心底流出。那时候的语文教材多是领袖文章、批判文稿、新闻报道之类，何老师常常油印一些美文作为补充教材，为我们这些饱受文革疾风暴雨裹挟的少年，打开了一扇真善美的窗口，知道除了“斗争哲学”之外，还有人间温情山河壮美；除了炎夏酷热寒冬肃杀，还有春之缤纷和秋的绚烂；除了风雷霹雳，还有风清月朗……由此，我那朦胧的心底萌生出一些美好优雅的向往。在那特定的时期，选教这些“资产阶级”情调的文章是明显的“逆潮流而动”，尤其是“516”嫌疑洗刷未净的何老师，该是承担着什么样的风险呢？ 如今我已走向老年，回想起来是何老师让我喜欢上了语文，并在潜意识里埋下了一颗从事教育的种子。后来何老师担任了教务处主任，并成为省丹中的第一位特级教师。1982年2月，我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毕业生回母校当了一名教师，并有幸成了何老师的徒弟。老师不仅是我教学上的楷模，更是我精神上仰赖的长者，教学中碰上难题去请教，生活中遇到烦恼去倾诉，成长中有了困惑去求援……如今老师常居加拿大，谋面虽然不易，但在微信中我依然可以领略老师创意叠出的青春挥洒…… 　　与何老师同为常熟人的袁伦昌老师，是我高二时的语文老师。最初袁老师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典型的“夫子”：南京大学高材生，两只酒瓶底般的眼镜片似乎浓缩了他多年的苦学，尽管满腹经纶，言谈举止温文尔雅，却略带与年龄不太相称的拘谨。课堂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每每诵读课文到得意之处时，便有了沉浸式的语调悠长，甚而情不自禁地摇头晃脑，与他平日里的谨小慎微、不苟言笑判若两人。由于担任了语文课代表，我与袁老师有了更多的接触。一次袁老师忽然兴起，就“而”字写了一篇小趣文。四五百字的短文，从“而是”、“而且”、“故而”等现代常用义说起，再作金文、篆文和楷书的字形演变分析，最后探幽入微、追根溯源，在呵呵一笑中得出了“而”字的本义——“多么像一部仙风飘逸的大胡子啊！”这一幕距今将近五十年了，但袁老师手捋下颚如梳胡须的动作和笑容可掬的情态还恍如昨日。 记得是暑假中的一个大热天，作为“副班主任”的袁老师来我家家访，由于我是他的课代表，袁老师又让我带路，访问了周边几家同学。也许是袁老师平时缺少社交，碰到家长又显出了他本能的拘谨，家长见到了有大学问的老师，更是恭敬加惶恐。磕磕巴巴交流了些家校情况后，袁老师说：孩子潜力大，大人要耐心。家长说：小鬼不听话，老师尽管打！平心而论，对话并不精彩，交流也不感人，但让家长和学生都铭记着的是，胖胖的袁老师在烈日熏烤下的步履踉跄，落座后的气喘吁吁，深度眼镜后谦和而又真诚的目光。路上袁老师告诉我，暑假期间他要把所教两个班的同学家走访一遍，认识了这么多家长、了解了这么多情况，他真的很开心。可我真的很为他担心：这么个大热的天，这么个文弱胖子，可别中暑啊！ 后来，我回母校当教师后，与袁老师左右相处，朝夕受教，更深领略了老师的博学和谦逊、敬业与淡泊。我每当遇教学难题时，常常会想到袁老师，不仅是与他同室办公，更是因为从他那儿一定能得到令我心悦诚服的指导，还有那让我感到如沐春风般的谦和友善。当我接任袁老师的教研组长时，他找我作了一次长谈，不是褒扬我的成绩，而是指出我的缺点，冷峻尖锐、直击命门，全然没有了以往“夫子”的委婉含蓄。虽然对袁老师的话风不太适应，但却让我醍醐灌顶，不太好受但很服气，心中溢满了敬重。此后，袁老师对我这位新任组长全力维护和鼎立支持，教研组也被评为丹阳市、镇江市的先进教研组。我想，这正是袁老师待人以礼而守其正的知识分子风骨吧。 　　王治衡老师是南京人，曾教过我半学期数学。那时，王老师跟何鸿文老师一样，也是刚刚从“516学习班”中“释放”出来。第一次上课，我就从王老师清癯而略带微笑的脸上，读出了自信和刚毅，然后那铿锵的语调、激扬的身姿，以及他用语言和板书演绎出的一幕幕动人的情景，一下子把我们拉入了一个令人向往的数学王国。当年的教材极其粗陋，王老师自编自印了若干讲义。我记得仅“解方程”就有几十页，用的是16开米黄色纸张，我们把它钉成了一本册子。由于喜欢王老师的课，我花了几天时间争分夺秒地把这本“方程题”给解完了，每解完一题便是一次心花怒放，这过程到今天还记忆犹新。只是当时有点拘谨，也没好意思到王老师哪儿去报喜邀功，但好歹也被有些小伙伴们誉为“方程王”。 当我成了王老师的同事后，总是对王老师有一种仰望的感觉，这不仅是因为王老师荣任了副校长，更是因为他的激情、敬业和正直坦荡。那时正是改革开放之初，王老师参与学校发展规划的制定，主管教学教研和青年教师培养。他天资聪颖的才情、长期被压抑的热情、理想主义的激情，在那个火红的年代被点燃了。旭日初升的校园中，我常见他匆匆疾走的身影；师生结对的培训班中，我聆听着他慷慨动容的报告；教学观摩会里，我品味着他入木三分的点评……王老师一直体弱多病，我心底不由惊叹：这么羸弱的身躯中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能量呢？后来，王老师因为身体原因辞任了副校长职务，到丹阳市教育局教研室当了主任，级别上属“降格”了，可王老师云水襟怀，对名利从不介意，而是着眼于全市教学质量和教师水平的提高，躬耕劳作，直至退休。即使退休后，王老师还依然以病弱之躯勤学不已，笔耕不辍，多年教育成果与做人心得化成了满纸书香，传世流芳。今年初，我有幸得到了王老师刚出版的《父亲的礼物》，捧读老师新作，昔日老师的音容笑貌之外，又浮现起王老师的花开无声、云起绽霞的晚年形象。 　　还有一位，虽然不是我的授业之师，却对我的事业和人生有着潜移默化的引领。我大学毕业分配到省丹中后上班的第一天，是个大雪过后天气阴寒的日子。校园中，老师们陆陆续续向会议室——电化教室走去。省丹中毕竟是县城中学，即使是教师也大多衣着质朴，身着冬装的人们不仅显得有些臃肿，甚至还颇为土气。这时我发现走在前面的几位女教师中，有一位老师三十上下年纪，面容娟秀，体型、衣着和发型都有点与众不同，精神、雅致、得体，不是抢眼而是耐看。很快就知道了这位是陈建华老师，上海人，还是我同一大学音乐系的学长。 在省丹中期间，有两次与建华老师的合作至今不忘。一次是学校搞课程改革，建华老师领衔开了一门美育课程。当时有一种狭隘的美育观，认为美育就是音乐、美术老师的事情。音乐是建华老师的本行，音乐以美化人自不待言，可她“志存高远”，鼓动了若干中青年教师一起来“美”，我就是被鼓动起来的一分子。当然，我有些顾虑且一时不知如何入手，在建华老师的激励和建议下，我选择以中国古典诗词为切入口，师生互动，品诗悟美，赏诗悦情，果然得到学生欢迎，先在两个班试点，继而推广到全年级。后来，学校受委托举办丹阳市党政干部集训班，我将课程浓缩作了一次讲座，居然也颇受好评。在此基础上，我把这次学科美育的尝试写成了一篇论文，很快发表在省级教育刊物上。 还有一次是镇江市举办中学生演讲大赛，为不落俗套，建华老师与我商讨后，组织指导了四位学生围绕“何为师生之爱”开展辩论式演讲。当时我还有点忐忑，这样的内容和形式会不会得到认可。结果比赛大获好评，由于不同于所有其他个人参赛，评委会专设了一项“特别奖”，授予我们这个独辟蹊径的演讲团队。不久，在时任学校团委书记的建华老师的鼓动和谋划下，我鼓起勇气参加了镇江市首届十佳青年的评选并最终当选。 　　后来建华老师根据组织安排，先后在宣传部和大型企业任领导，全都干得风生水起，无不令我倾慕和敬佩。虽然建华老师长不了我几岁，但她的稳重务实而又开拓创新、追求卓越而又风轻云淡的精神作风，不觉中也成了我做事为人的准则。后来我还获得了全国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并成为当年镇江市最年轻的特级教师。直到今天，我和建华老师还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人生的后半程中看花开花落，望云卷云舒。 　　回望过往，省丹中这块沃土，省丹中师生这个优秀的群体，馈赠了我多么珍贵的礼物啊！ 班主任 当年我们高中是两年制。文革乱世，教育在时代的风雨里起伏飘摇。我记得1973年邓小平复出，于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学校狠抓教育质量，勤奋学习成为一时风尚；不久又是“四人帮”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动员学生“上山下乡”搞下放，人心涣散。日常教学以学工学农为主，不是去工厂就是去农村。班级也不断重组，一会儿围绕质量按成绩分快慢班，一会又配合“下放”按地域分班，班主任走马灯似地不停调换。第一年的班主任就换了四任，第二年的下学期才算基本稳定。 　　这时期我的班主任是秦汉光老师，当年只有三十多岁，风华正茂，风度翩翩。一口带有常州腔的普通话，对丹阳这江南小城的学生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尽管这时学校已经饱受文革乱象的影响，教师尊严不断受到冲击，学生对老师出言不逊，甚至动手动脚的现象再次出现。作为班主任的秦老师常常处于骤然临之的起哄、无故加之的辱骂之中。可在我眼里，秦老师就是一位彬彬君子，不惊、不惧、不怒，课堂中他依然精心教学，让好学者折服；课余时与学生谈笑风生，让“捣蛋鬼”愧疚。学农时，秦老师特别善于与乡村干部沟通，与当地农民交流，与班级同学共情，把十天左右的驻村劳作、学习、生活和娱乐安排得妥妥帖帖，学生们（当时全是县城的孩子）虽然住谷仓、睡地铺、收麦打场，却个个如同过节一般快乐，全然忘了环境之差、农活之苦。其他班的同学纷纷传颂，个个羡慕我们有个好班主任。现在我们这拨学生都已过了花甲之年，可这段乱世的班级记忆将永远珍藏在我们的心底，时时回味那个时代特殊的师生之情。这些年来，我们每次都把与秦老师的小聚当做节日一般来期待，叙旧话新，心语洞见，其乐融融。 　　我在省丹中也担任过2年的班主任。一次是1982年，我刚刚到学校任教半年。学校“教改”设了两个男生班，被戏称为“和尚班”，我担任其中之一的班主任。由于刚入教门，虽然也有一腔热情，却毫无经验，自然乏善可陈。一年之后“和尚班”解散，我的班主任生涯也就暂告一段落。尽管如此，我却由此浅尝了班主任的艰辛，也感受到了班主任的乐趣，初探到学生那五彩缤纷的心灵世界。第二次是1986年，我从毕业班轮回到高一，担任了高一（2）班的班主任。暑假期间，学校组织了班主任研讨班，资深班主任秦汉光、黄凌云、朱忠芬等老师的经验介绍让我这个“菜鸟”获益匪浅。这次我算是有备而来，先是深入研究了新生档案，对着照片熟悉学生的相关情况。新生报到那天，我见到每一位学生时，除了能脱口报出姓甚名谁，还能说出来自哪个乡镇哪所学校，或是数学特别棒，或是作文得过奖，或是唱歌有特长等，初次见面便如同家人一般熟悉。50多位少男少女初来乍到，我的这份“见面礼”让他们既意外又开心。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头，面对这批淳朴聪明而又勤奋懂事的孩子，我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啊！师生之间是那样的纯粹、干净，没有丝毫的功利之心，就像当年学生的我，和我崇敬的所有老师一样。学习上孩子们个个不用扬鞭自奋蹄，根本无需我操心；学校开展的政治、体育、文艺活动和竞赛，我们班样样奋勇争先，即使与高二高三年级竞争也往往夺魁折桂；每天晨练，天色未明的操场上只要听到最整齐的步伐声，围观的班主任都会低声地说：高一（2）班的来了！就在这一年，全校唯一的“江苏省先进班集体”花落我班。让我开心的还有许多似乎不值一提的小事，诸如：有时周末乡村孩子不回家，晚饭后就会三五成群地到我的“蜗居”里谈天说地话家常；有时孩子身体不适，悄悄让我送上一份“病号饭”——煮碗菜面加点肉丝；有的家长送来一篮鸡蛋，我会每天煮一枚给他的孩子；过年了，孩子从家养的鱼塘中捞两条鱼送过来，便会当场烧好与他共进午餐；有的孩子一时用钱窘迫，会怯怯地跟我低声说“陈老师，能给两块钱吗？”——开学第一天我就承诺：有急需找陈老师。一年后，学校安排我接任教研组长，按惯例让我卸任了班主任，这平凡的三百多个日夜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在我却是一生中最具光彩的、经常咂摸的“高光时刻”。 农场 在我与学生共度的有限生涯中，还有一件令我“惊心动魄”的事情。那时，高中学生在校三年期间会有一次去学校农场实践的经历。农场不小，大约有百来亩吧，具体数字记不清了。那是地处全州乡的一片坡岗地，大概因为土地贫瘠且非旱即涝不受人待见，不知怎的就落入了学校名下。反正也不指望有多好的收成，学校便将此地作为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无非想让孩子们感受一下乡村生活，体会一点农民辛劳，磨砺一下吃苦耐劳的意志。农场有一位专职人员，是学校工友李学平，常年独自一人在农场养鸡养猪，日曝风刷，满脸棕黑但两眼炯炯，被学生称为“非洲人”。1991年初夏，我和李金海老师带学生去农场实践。虽然大多是农村孩子，但这样的少男少女“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日子也是不可多得，再加上年轻的金海老师才华横溢、生性幽默，同学们劳作虽苦但还是很开心的。谁想一场“灾难”正在悄然逼近。下午时分，老天渐渐阴暗起来，不久风起云涌，浓云压顶，天空瞬间黑了下来，一场大雨即将来了，我和金海老师立马招呼正在田中忙碌的孩子回宿舍。很快，大雨倾盆而下，田野一片迷蒙。正当我们暗自庆幸免遭雨淋时，忽然觉得有哪里不对，一种不祥的预感爬上了心头：宿舍建在农场的低洼处，周边丘岗，这栋房子有如处于锅底。我和金海老师带了两位身高体健的男生出宿舍观察了一番，雨势丝毫未减，门前的水位不断上涨，高处的水正在奔涌而下。我们商量了一番，决定立即撤离。这群少年霎时都成了汉子：女生先撤，小个子先撤；地形复杂，沟坎处站岗，体大力强者护卫。方案既定，立即实施。正在危急之时，教务处倪福明副主任赶来了，又有两位男老师也赶来了，那位“非洲人”也赶来了，我们顿时信心倍增，按计划有条不紊地撤出了洼地，孩子们终于转危为安了。我还清楚地记得，最后我和金海老师撤离时，水已及胸了。不到一刻钟，当我们站在岗坡上回望时，已是汪洋一片，宿舍被大水团团围定，唯有屋顶还在雨水中飘摇。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不久前郑州发生的水灾忽然浮现在我脑中，似乎一道寒气掠过了我的脊背。那个雨天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学校农场也早已撤销，那万幸的遭遇却成为我们师生记忆中永远抹不去的一幕，尤其那些临危从容、先人后己的少年更是永远定格在我的内心深处。 　　1993年暑假后，我告别了亲爱的母校，调任镇江市教育局工作。算起来，我在省丹中学习和任教前后有将近14年时光。时光如飞，蓦然回首，我离开省丹中已经28年了，我母校的山水草木历历在目，我母校的领导同事恍然在侧，我亲爱的同学桃李芬芳，我灵魂的一缕会永留母校！ 　　80年前，母校从抗战时期的重庆青木关带着硝烟走来，当年的国立社教学院附中如今已是声名远播的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综合办学水平稳居江苏省重点中学的第一方阵。值此母校八十华诞之际，有太多让我感动感激和感恩的人与事涌上了心头，碎笔琐忆，虽挂一漏万，亦乃学子心香一瓣。 祝母校青春常在！ 20210812